徐美辉

摘要：贺绿汀是一位杰出的音乐教育家。其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高标准和严要求的专业人才观。他期望音乐学生有理想、有抱负、有事业心，做一个有为的新中国的青年；应该鼓起勇气建设崭新的中国音乐；要把握现代中国的时代脉搏，以成熟的技巧，热烈的情绪，反映伟大的时代，从而担负起创造新中国音乐的使命。他认为只有团结和依靠有真才实学并事业心强的教师才能办好音乐教育，好的师资是办好学校的关键所在，没有高水平的教师，就没有高质量的教育。二是建立系统和完整的高等音乐教育体制。为保证教学的高质量，多出人才，出好人才，要建立起囊括大学、中学、小学“一条龙”的音乐专业教育新体制；并重视民族音乐的教育和建设；特别要重视音乐科学研究工作；还要注重音乐教育的提高与普及平衡发展。

关键词：贺绿汀；音乐教育；思想；实践

中图分类号：G40-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124(2009)03-0112-05

湘籍音乐家贺绿汀不仅是当代中国杰出的音乐作曲家、音乐理论家和音乐活动家，更是一位杰出的音乐教育家。他从1922年开始从事音乐教育，到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担任中国最早音乐学府——上海音乐学院院长，有70余年的音乐教育生涯。他从教小学、中学、大学到办音乐学院，全心全意、孜孜不倦地培养了数以千计的音乐人才，为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贺绿汀既有在旧中国、革命根据地从事音乐教育的切身体会，又有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从事音乐教育的丰富实践，同时还有多次到国外进行音乐教育考察比较的经验以为借鉴，可以说他的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是融会贯通中外古今并有所创见的。概而言之，贺绿汀的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主要体现在如下两大方面：

一、高标准和严要求的专业人才观

贺绿汀对音乐专业人才的培养、保护、应用有着高标准和严要求。

首先，在对从事音乐专业学生的培养方面：早在1934年，贺绿汀就期望音乐学生要有理想、有抱负、有事业心，做一个“有为的新中国的青年”，应该“鼓起勇气来建设崭新的中国音乐!”要“把握住现代中国的时代精神的脉搏，以成熟的技巧，热烈的情绪，反映我们伟大的时代，去担负起创造新中国音乐的使命。”新中国诞生前夕，贺绿汀提出音乐学院的办学方针就是“培养出一批杰出的音乐理论家、作曲家以及其他的音乐专家，为建设新的中国音乐文化准备人才。”建国后他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便要求培养的音乐专门人才是既有一定高度的政治理论水平与丰富的生活体验以及音乐知识，而又掌握一定高度的艺术技巧。在经过十几年的办学实践后，贺绿汀按照高等音乐院校既教学又科研的双重任务，系统地提出了各系各专业“保持大学规格”的要求。例如，对声乐专业，他认为要过发声、技术、语言、民族音乐语言与民族风格、思想感情等“五关”，这“五关”不仅包含了专业技能的训练和艺术修养，而且包含了广博知识素养和思想水平，以及熟悉人民生活、对待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等多方面的要求。当1956年民族音乐系建立时，他提出的标准和要求是：“要培养出建设我国新的民族音乐研究、创作、演出等各方面的骨干，而不是培养一般的搜集、整理工作者或一般的乐队队员。”“该系学生的水平必须高于其他系，才能站得住脚。对新的音乐文化事业才可能有所贡献。”㈨对民族音乐系的音乐理论专业，他提出应“培养一批对我国音乐文化的建设起指导作用的干部”，“既要起无产阶级文化战士的作用，又要有冷静、科学的头脑，能正确地分析研究一切音乐遗产与新的创作”；对民族器乐专业，他提出培养“能独奏兼创作的独奏演员与教师”；对作曲专业，他要求掌握科学的音乐技术理论、民族音乐语言、马克思主义和文艺理论，有正确的创作思想，解决为谁服务以及创作中的群众观点和民族化，有丰富的生活体验和创作技巧，等等。

实践证明，音乐专门人才水平越高，就越能更好地满足人民的需要，推进音乐事业的发展，贡献也就越大。因此，贺绿汀指出：“新的人才的培养不是数量问题而是质量问题。”为此，他始终坚持在专业上的高标准、严要求和广博的知识修养，敢于提出提高音乐专业水平的各种措施和办法，敢于同歪曲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等关系的“左”倾思想作斗争。如，有一种看法认为声乐专业要过“五关”，不能体现“政治第一”的精神，而主张以“政治第一”、“业务第二”的模式，把培养音乐专门人才的要求“拉平”，采取只“提高思想”，实际上降低专业水平的办法，贺绿汀对之表示坚决反对。他认为音乐学院培养出来的学生，在专业上一定要有规格，专业水平的高低，要看是否真正经过专业上的严格训练，是否真正掌握专业上的基本技术、技能，基本知识、修养，一定要努力掌握真才实学。又红又专是辩证统一的，“专不等于红。但红一定要专。”贺绿汀根据音乐艺术规律，指出音乐是最需要技术锻炼的艺术，技术之有无与技术之高下在音乐艺术中有重要作用，“技术愈高愈熟练就愈能表达音乐的内容，但是技术本身并不能算是音乐。”他认为：“在最初学习技术的时候，就应该同时培养学生研究与理解乐曲的能力与兴趣，熟悉每一首学习过的乐曲的风格与感情。同时在一般文化与政治知识方面，也应该有充分的修养，这样才有可能培养全面的、真正的人民音乐家。”建国后，学生参加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提高政治思想水平，他认为很有必要，但专业上的训练提高，达不到应有的规格要求，是不能毕业的。学院建国初有一段时间，学生由于参加土改、三反五反、文艺整风、思想改造等运动，几乎有一年没有上专业课，当时贺绿汀很耽心学生在专业训练上的损失，于是他坚决要求采取措施，决定让全院学生延长一年学籍，把应学的专业课补上，使学生在毕业时仍然达到应有的专业水平。这种对国家培养音乐专门人才的极为负责和对青年学生出自肺腑的爱护措施，被实践证明是十分正确的。上海音乐学院建国后之所以能够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有较高水平的音乐专门人才，遍布全国各地，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其中不少人在国际上为国家争得荣誉，主要是由于在校培养过程中，坚持了在专业上的高标准、严要求和广博的知识修养，使学生不仅具有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而且具有经过严格训练的较高专业水平，从而能够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中发挥积极作用。

其次，在对从事音乐专业教学的教师的选择和使用方面：贺绿汀认为只有团结和依靠有真才实学并事业心强的教师才能办好音乐教育，好的师资是办好学校的关键所在，没有高水平的教师，就没有高质量的教育。于是，贺绿汀对专业音乐教师极尽爱护和保护之责。新中国建立以后，专业音乐教育界走过一条曲折而反复的道路，在处理同知识分子、教师、专家的关系上。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往往把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混为一谈，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甚至颠倒黑白，把正确的当成毒草。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常常被无情的政治运动所破坏和打乱。1955年的肃反运动时，就曾把某些有

思想作风问题的教师，当反革命来打，无中生有地揪所谓“反革命傲慢集团”，使肃反扩大化，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当时担任院长的贺绿汀对此极力反对和抵制，并在运动后期作了大量消除隐患的工作，特别是对明显搞错了的教师进行了甄别平反，使一批专业师资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但1957年反右派运动一来，又继续了错误的做法，不仅把学术问题当政治问题，而且把青年教师受某些思想影响，也统统当作右派来抓，扩大了打击面。其后，1958年的“拔白旗”，1959年的“反右倾机会主义”，以及1962年后的“抓阶级斗争”等，矛头都是对准知识分子、教师和专家的，造成了党同知识分子、教师和专家之间的关系紧张化，贺绿汀也被贴上了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言人”的标签，严重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虽然1956年和1961年，周恩来、陈毅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曾经极大地鼓舞了教师的革命热情和积极性，但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没有能得到贯彻，到了十年内乱更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绝大部分教师、专家被作为“牛鬼蛇神”、“反动权威”、“反革命”而遭到残酷迫害，有不少人甚至被迫害致死，贺绿汀更是深受其害，自身难保，也就无法保护别人了。

爱惜、珍视和敬重音乐专业人才，这是贺绿汀对待音乐学院的教师、专家和知识分子的基本态度。他从不割断历史，认为只要对中国音乐文化做过有益的工作，就应肯定其历史功绩，新中国的音乐文化绝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在前人创造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爱国的知识分子对我国文化的进步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应当尊重他们的劳动。即使是解放前的音乐院人才，“虽然是在旧社会中成长起来的，毕竟对中国音乐文化是有贡献的”，也应当在生活上给与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

建国后的上海音乐学院百废待兴，贺绿汀在主持上海音乐学院工作时，从国内外聘请世界一流的音乐家到上海音乐学院任教。在音乐人才极度贫乏的旧中国，他反对把当时规模很小的音乐院作为“古典主义的学院派”来“打倒”，但愿音乐院“扩充若干倍”，并且“聘请世界第一流的作曲家、演奏家和歌唱家作教授，尽量培植中国新的音乐人才，那才能使中国音乐界前途无量!”这一主张，直到新中国成立，在他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以后，才付诸实践。

贺绿汀在几十年的办学实践中，一贯坚决依靠并团结教师办学。调动全体教师的积极性，充分信任和敢于让他们担任重要的教学和管理骨干。他曾多方奔走，广纳群贤，千方百计聘请了在国内外有声望的著名音乐家担任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和各系系主任，逐渐形成了一支阵容较强的音乐教师队伍。这支队伍中的成员有的是建国前音乐院毕业留校任教多年或在建国前后从国外留学回国的老专家(其中不少是贺绿汀亲自联系聘请回国任教的)；有的是在建国前就一直同情、支持民主活动有真才实学的进步人士；有的是在建国后毕业留校新培养出来的一代新人。他们都经过了多年的音乐熏陶，受过严格的音乐技术训练，学习勤奋，热爱社会主义音乐事业，把振兴中华民族的音乐艺术事业作为终身奋斗的目标；他们绝大多数治学态度严谨，专业上有创新精神，学术上有独到见解，其中很多教师有突出的艺术成就，曾经培养了大批优秀学生，在国内外都有一定的影响。

上海音乐学院在“文革”中受灾深重，但粉碎“四人帮”后不到几年，教学质量提高很快，并在一些专业上有迅猛进展，究其原因：与老院长贺绿汀重返岗位，学院政局稳定，安定团结，广大教师抢抓时光、发奋有为、爱岗敬业、教书育人不无关系。贺绿汀说上海音乐学院今后还要不断提高教师的水平，扩大教师队伍，尊重他们的劳动，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关心他们政治上的成长，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困难，真正依靠他们办好社会主义的音乐教育事业。

二、建立系统和完整的高等音乐教育体制

贺绿汀从事音乐教育工作70余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音乐教育实践家，而且他的音乐教育实践活动始终贯穿和体现了他的音乐教育思想，形成了系统的办学理念。

其一，建立音乐教育新体制。为保证音乐教育的高质量，多出人才，出好人才，贺绿汀建立起了囊括大学、中学、小学“一条龙”的音乐专业教育新体制。这是我国专业音乐教育体制上的一项创举。

音乐是一门专业性、技艺性很强的艺术，学生必须从幼年起就开始接受严格的训练，“这是客观生理条件所决定的”，“根据生理条件，儿童在6岁到16岁是学习音乐技术的黄金时期，过了这个时期，技术学习进步就慢了。”高级音乐专门人才的培养，必须重视从小选苗，打好基础。因此，“音乐专业学校必须有自己的音乐小学、中学，大学一般应招收专业音乐中学毕业生。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真正有国际水平的音乐专门人才。”只有办好音乐小学和音乐中学，大学才有巩固的基础和后备力量，音乐学院的水平才能有更大的提高。“要使所有专业人员具有高水平，就必须有严格的长期专业培养。没有这样的专业人才，就不可能建设高水平的社会主义音乐文化。”贺绿汀在办学实践中，不断摸索，创造经验，早在1950年他就开办音乐“少年班”，以后在此基础上，办起音乐附中和附小，这样就逐步形成了大、中、小“一条龙”的音乐教育体制，即三年制的专业音乐小学，六年制的音乐中学和五年制的音乐学院，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业余音乐教育，即附中、附小办的课余班和音乐院办的业余部(夜大学)以及社会上的业余音乐教育和普通音乐教育，使专业音乐教育和业余音乐教育及普通音乐教育结合起来。这样就使大、中、小配套成龙，专业、业余互相衔接的完整体制，对发展我国音乐艺术事业，培养音乐专门人才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专业音乐的高等教育形成大、中、小“一条龙”，不仅体现在学制上的连贯，而且还体现在教学内容上的密切联系和统一领导，使教学大纲、教材、教法、进度、考核等各方面，都通盘规划，并合理安排学生的专业倾向和发展方向，使提高教学质量和水平有了组织上的保证。尽管在这方面还需要通过进一步的实践，才能使音乐教育体制更为完善，使教材、教学方法更为有机地连贯，但这样做是符合培养高水平的音乐专门人才需要的。这一点已为上海音乐学院培养出大批音乐人才并在国内外享有一定声誉的教育实际所证实，上海音乐学院绝大多数毕业生都在全国艺术院校和文艺团体中担任音乐骨干，而其中不少全国知名的中、青年音乐家都曾在附中、附小打下了坚实的专业基础。因此可以说，“一条龙”的音乐教育体制既为多出人才、早出人才、出好人才提供了良好条件，也为培养优秀音乐人才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人们还记得上海音乐学院曾经在1965年举行过空前未有的“五代同台”的革命历史歌曲演唱会，就充分体现了大、中、小和老、中、青、少、儿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建设与发展社会主义音乐教育的繁荣局面。在我们今天为建设“三个文明”，振兴中华，培养出类拔萃的音乐专门人才时，更需要这样的繁荣局面。总之。“一条龙”的教育体制，不仅符合音乐艺术发展的自身规律，实现了人才培养

的连贯性，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专业音乐发展道路，而且对于推动我国的专业音乐教育进程和社会音乐普及工作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其二，重视民族音乐的教育和建设。贺绿汀非常重视民族音乐的教育和建设，他认为中国“各地民间所蕴藏的民间音乐之丰富，是世界上任何别的国家难以与之相比的”。为了适应广大人民群众的审美需求，贺绿汀认识到民族的才永远是大众的，专业音乐教育必须走出彻底西洋化音乐教学体系的音乐学院象牙塔，吸收民族音乐的精华，中国音乐才能傲立世界音乐之林。他不尚空谈，不虚张声势、故作姿态，而是脚踏实地地实践着他的理论主张，在更高的思想、艺术境界中研究探索。

建国后，贺绿汀对上海音乐学院的民族音乐教育和建设，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为了培养学生热爱民族、民间音乐的感情，在建国初期，他亲自教授全院师生唱民歌，并规定学生每天背唱一首，使当时整个校园学唱民歌蔚然成风；为了使广大师生认识学习民族、民间音乐的意义，他又亲自介绍、讲解学习民间音乐的切身体会和创作经验；为了把民族、民间音乐作为学生的基本功之一来训练，他还亲自四处奔走聘请了多位民间艺人来校任教；为了对民族、民间音乐进行系统的汇集、整理和科学研究工作，1953年他更建立了民族音乐研究室。上述这些措施，对我国民族音乐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和影响。1956年，贺绿汀根据我国音乐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在上音创建了民族音乐系，设立了民族音乐理论、民族乐队指导(后改为民族作曲)、民族器乐等三个专业，在我国高等音乐教育的进程中走出了一条广阔的道路，使我国民族音乐在高等音乐教育领域占有了重要地位，为培养我们自己的民族音乐人才队伍，建设我们自己的民族音乐文化。走我们自己的民族音乐发展道路，创造了有利条件，其意义十分深远。

贺绿汀指出：“中国音乐在各特殊民族音乐中确实是足以代表东方民族色彩的最出色的民族音乐。这是亟待我们来发掘的一个宝藏，我们尽可以利用西洋一切作曲的技巧，创造出新的中国民族音乐而能在世界乐坛上放一异彩。”又说：“摆在我们面前的严重任务是要继承我们祖先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巨大而复杂的民族音乐遗产，要加以整理发展，创造出无愧于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新的中国民族音乐文化。因此，他要求我们的音乐学习“除了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和文艺理论以外。一定还要学习外国古典音乐发展的经验，掌握进步的科学的音乐技术与理论，这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复杂的学习任务与学习过程。”贺绿汀一贯主张借鉴西洋音乐在音乐科学技术上的成就，“参考他们的经验与规律来摸索我们自己的规律，建设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创造我们自己的现代音乐文化，发扬我们民族所特有的民族风格，”“对外国的东西，凡属用得着的都应吸收，加以消化、改造，为我所用。”

贺绿汀认为民族音乐系各专业的建立，“一方面要借鉴西洋的现代技术理论，另—方面要从自己的民族传统，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建设我国自己民族的社会主义的音乐文化。为我国的劳动人民服务，而不是可以硬搬外国的来代替的”。为了培养出建设我国新的民族音乐研究、创作、演出各方面的骨干，他具体提出要抓住这一重大课题：保证新生质量和课程设置、教学计划这“两个关键”；打好民族、民间音乐的感性知识和掌握多种民族乐器演奏的“两个基础”。

贺绿汀在他多年的音乐教育、创作活动中，深深体验到我国有几千年悠久的音乐文化和浩如烟海的民族、民间音乐宝藏，如何进一步发扬民族、民间音乐的优良传统并把我国民族音乐提高到世界先进水平，在世界音乐宝库中放射出灿烂的光辉，这就要求高等音乐院校培养出来的民族音乐专门人才，必须有扎实的民族音乐基础，严格的专业技术训练，努力达到较高水平的“两个一瓶醋”。正如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指出的那样：“中国的和外国的，两边都要学好。半瓶醋是不行的，要使两个半瓶醋变成两个一瓶醋。”上海音乐学院在解放后所以能产生像小提琴独、协奏曲《夏夜》、《梁山伯与祝英台》和丝弦五重奏等这样一类新创作和民族器乐演奏形式，既具有艺术技巧和独创性，又富于强烈的民族风格和特色，为中外人士所盛赞，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在解放后培养的新一代音乐人才中不少人能够按照“两个一瓶醋”的要求，把中国的和外国的两边都学好，进行了长期、艰苦的努力所致。

贺绿汀竭尽全部精力，重视中国音乐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关心和处理上海音乐学院办学各方面的工作，特别是还亲自领导民族、民间音乐抢救工作，直接同全国一些老艺人取得联系，抢救濒临失传的民间音乐宝贵资料，请他们来上海音乐学院录音、录像，按照科学办法，高标准地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以进一步充实、加强、提高音乐学院的民族、民间音乐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不止是为上海音乐学院，更是为中国的音乐事业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音乐财富。

其三，特别重视音乐的科学研究工作。贺绿汀把音乐科学研究工作，提到高等音乐院校根本任务的高度，这在1963年的《关于音乐教育的一封信》中，已鲜明地提了出来。自建国初期始，他就十分重视音乐科学研究，曾在上海音乐学院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如建立民族音乐研究室，加强了民族、民间音乐的研究和理论建设工作；建立音乐编译室，加强了对外国现代音乐技术理论的借鉴和研究工作，出版了大量音乐理论书籍；建立了乐器制作研究室，加强了对提琴等乐器的制造和研究工作，提高了我国乐器制作的质量和水平；加强了音乐教学和艺术实践的密切结合，提高表演艺术的研究工作，等等。这对建设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的民族音乐文化，培养较高水平的音乐专门人才，都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室在1954年建立后，采集、录制、整理了大量民歌、器乐、戏曲、曲艺、歌舞等音乐资料，储存了一些全国少有的中国音乐史料，对许多民族、民间音乐资料进行了分析研究，写出了一批研究中国音乐的论文和演奏艺术的成果，不仅为本院民族音乐各专业的教材建设打下了基础；而且对弘扬我国民族音乐传统，发展我国现代音乐创作，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和影响。

为了正确借鉴外国现代音乐技术理论，上海音乐学院自1950年开始，就建立了我国第一个音乐编译室，经过多年的努力，有计划地翻译介绍了大量外国现代音乐理论著作，出版了几十本音乐理论、音乐技术、音乐家传记、音乐字典等书籍；并在全国各音乐书刊、杂志发表了大量译文；编译了大量外文音乐资料；还结合各音乐专业教学编译了很多教材资料。不仅如此，编译室人员，还担当了各国来华著名专家、音乐家讲学、交流等翻译工作，为培养新一代青年作出了积极贡献。

贺绿汀在借鉴外国现代音乐技术理论问题上。根据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精神，在许多文章中作了系统阐述，强调“学习西洋音乐科学技术的目的，是为了发展我们自己的现代音乐文化，因之首先要考虑西洋音乐科学技术中国化的问题。”

上海音乐学院从1950年开始就建立我国第一个乐器制

作研究室，通过这一研究工作，为全国各地培养出一批提琴等乐器制造的专门人才。目前全国各地提琴乐器制造的技术骨干，有不少出自上海音乐学院的乐器制作研究室和乐器工厂。粉碎“四人帮”后，上海音乐学院之所以能有条件在管弦系大胆开设提琴制造专业，发挥有真才实学的小提琴老演奏家和制造专家谭抒真副院长的作用，培养下一代，这与贺绿汀重视音乐学科建设和研究的教育理念是分不开的，也是由多年艰苦奋斗的实践所奠定的基础和结果。

为使高等音乐院校提高和发展我国自己的音乐表演艺术，使音乐教学更好地与艺术实践、创作、科研密切结合起来，上海音乐学院最早在1950年就建立以贺绿汀、周小燕为团长的“音乐工作团”，后又建立“上音实验乐团”，为教学和实践搭建了很好的平台。

其四，重视音乐教育的提高与普及平衡发展。贺绿汀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体会到要办好高等音乐教育，必须兼顾音乐普及工作。因此，他非常重视提高与普及的密切结合，早在1949年6月，他在《音乐艺术中现存诸问题的商榷》一文中，就提出“普及与提高两方面都不够”的观点，指出办好全国为数极少的高等音乐学府是必要的，“提高音乐工作干部的水平最为迫切”；但“真正要作到普及的话”，“职业剧团只能作示范演出与宣传工作，最主要的是要县区乡各级干部亲自筹划，把它作为整个农村文化教育事业的一部分。动员乡村中小学教师、民间艺人与农民中的秧歌活动分子这种人结合起来，普遍组织业余剧团。”“假如有一个这样的音乐学校能经常调集他们作一年或半年专门的业务学习，那对普及与提高两方面都可以起很大的作用。”

上海音乐学院从1949年开始，办起了建国后第一届与本科同时招生的“音教班”，通过招考和单位推荐的办法进入学院学习一年。一年一期，连续办了三期。此后从办“训练班”逐步发展为两年或三年制的“干部进修班”，除十年内乱期间外，从未间断过。至今全国各地艺术院校、文艺团体、部队歌舞团等，从领导干部到骨干演员，有不少都曾在上海音乐学院干部进修班学习过，他们对全国各地音乐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提高与普及的密切结合，还体现在对少数民族文艺干部的培养工作上。上海音乐学院同样进行了多年的实践，在贺绿汀老院长的支持、倡导下，从1956年开始举办了少数民族班。当时受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托，根据少数民族文化建设和音乐事业发展的需要，按照少数民族学员的特点办班，摸索了既保留少数民族音乐的艺术特色，又提高他们专业水平的宝贵经验。培养了许多少数民族音乐专门人才，学员毕业、结业后。回到少数民族地区，绝大多数成了该地区的文艺骨干演员、骨干教师和领导干部，如才旦卓玛、何纪光、热比亚、阿旺、莫尔吉胡等一批少数民族学员，对少数民族地区文化艺术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起了积极推进作用。

贺绿汀对于在办好专业音乐教育的同时兼顾业余与普通音乐教育工作，还有许多设想和建议，他指出：“应根据客观实际情况和需要，对发展我国音乐文化，作出全面和长远规划，确定师资培养目标和使用范围。”主张通过学校音乐教育和社会音乐教育以及开展各种比赛活动，真正使普通音乐教育、业余音乐教育和专业音乐教育三者紧密结合起来。

贺绿汀从事音乐教育70余年，是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专业高等音乐学院院长时间最长的一位音乐教育大家。纵观他音乐教育的一生，有着丰富的办学经验、领导工作经验和大量的理论研究著述，为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奉献出了他光辉的一生。他的音乐教育思想是我国教育科学宝库中一份宝贵的财富，在重视复兴民族传统文化，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对于专业音乐教育、普通音乐教育和社会音乐教育的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