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之所以对大学的学术精神进行追问，确实是因为当今中国大学之学术精神出现了混沌、偏误和自我丢失，尽管探讨学术精神的意义不止是为了扭转颓势和挽救局面——如果学术精神的意义只是为了在出现问题以后解决之，那么关于学术精神探求的历史就不会与大学产生发展的历史一样久远而绵延不绝。作为中世纪欧洲贡献给世界的三大文明之一——大学的诞生，带给人们的惊喜并不是象牙之塔的建筑实体，而是在于它奉献给人类文明发展所需要的人才与知识，正是这种伟大的贡献使之西方大学得以延续，而始终保持着它旺盛生命力的是其两大支柱——大学自治(大学独立)精神与学术自由精神，在这种学术精神的引领下，大学一步一步地走向了现代性。

大学独立精神的回归：从形而上学到经验历史

董云川沈云都

首先，我们需要就论题本身进行检讨：这个论坛牵涉到的主要概念称为“大学的学术精神”。于是，我们有必要先围绕这个概念并对之本身进行厘清，继而才能为后续的议论提供一个可靠的支点。虽然这个命题似乎很“学术”，但其实我们很容易掉进陷阱里去。原因是，当我们界定所谓“大学的学术精神”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成为柏拉图的注脚，或者说，是在拥抱形而上学。

我们假设存在一个不受历史条件限定的、超验的“学术精神”，那么，当前的使命就是把这个“理念”拓写或临摹下来，使之具有一种当然的“对”和“真”的品质，并用它来指导和规划我们的大学建设。

具体来说，比如学者的“独立精神”。人们一直把它当作“大学学术精神”的重要部分而加以表彰和鼓吹，并且它的确也符合我们对学者的文化想象：笃信真理，拒绝违心，富贵不移。不可否认，对于作为个体的学者而言，这确实是人品和学品的高风亮节。但是，我们的错误在于，我们正在通过语言的运用，通过概念表述的方法，不自觉地把一个多面的“人”，抽象为、简化为或者说符号化为某一项单纯的“品格”。这样，作为纯粹形式的“独立精神”就被无限地凸显了出来，使之成为一个孤悬在精神天界当中的“理念”。也就是说，它被认为是超越了历史的条件性。反过来，学者们还要纷纷用这个“理念”来厘定和评估自身——这种“放之四海”的办法，这恰恰是形而上学的办法。

形而上学的方法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倾向于把整个思考全部建立在概念的表述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它的历史反思之上。所以形而上学一直没有办法摆脱唯实论的阴影，只不过我们并不能时时警惕到它罢了。

正是由于学者或学术的“独立精神”被以形而上学的，或者说背弃历史条件性的方式加以解读。所以理论和实践才会陷入两难的境地：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大学中人日益深沉地投身于实惠的政治和功利的经济(人们视之为思凡下界的仙女一样不知自爱)；另一方面，“独立”这个命题本身面临追究，因为坚持学术应该“独立”的人越来越找不到有效的办法来实现和维持这种独立。

我们今天探讨学术精神的回归，决不是简单地把现实拉回到某一个概念或理念那里——如果回得去，我们早回去了，也就没有今天的议论了。况且，如果这个来自虚幻世界的理想从来没有整体地、历史地在中国大学中过和扎根过，那么又谈何“回归”呢?

因此，我们需要首先正视历史设定的前提条件，承认“独立精神”只是在历史的客观进展需要它的时候才被提出；而不是沿袭黑格尔的套路，认为是由“独立精神”这个逻辑先在的理念，外化出了大学这个物质的躯壳一只有陷入了后一种理论的圈套，对概念(理念)的执迷才可能被认为是在“回归”。

那么，大学学术精神，具体地说，就是“独立精神”。其历史的前提条件究竟在哪里?

我们知道，今天意义上的大学，作为一个文化组织，或者说一个体制，孕育于中世纪的欧洲，但是从精神上讲，它是现代化的产物。作为一个以外在的文书证据(大学文凭)而不是内在的知识修养为教育承诺的常设性知识机构，最早的大学，如巴黎大学和博洛尼亚大学，便是神学知识体系的一部分。

当城市复兴以后。世俗知识开始崛起。神学特别是经院哲学，与现代自然科学一样，是凭借精湛的逻辑工具来搭建自身的知识大厦，只不过经院哲学的逻辑推演的基础不是感官的经验，而是圣经中的某一句话，例如从“愚人心中没有上帝”，推论出“不要知道你不该知道的。因为你已经知道了你应该知道的”，等等；而自然科学的一切逻辑推演都以经验为前提和出发点，且并不预先承认经典和权威，这就是怀疑。撇开两个知识体系在方法论上的公婆之争，经院哲学追求古典的优雅旨趣和经文的微言大义，俨然思想王国中的贵族；而自然科学则预想经验的可知性为一切人类所平等分享，以及外在世界对一切人的同等的可改造性、可干预性，可以被看作是认识论上的朴素的平民主义。

所以近代大学的转向，实质上是一个世俗化的过程。这种世俗化首先需要给出一个从神学体系里脱离出来的正当性，那就是“学术独立”。

这个问题很重要。大学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崇尚“学术独立”，或者说，大学的历史要比“学术独立”早很多。另一方面，“学术独立”最终也没有历史地实现(如果形而上地理解“学术独立”的话)：世俗知识功利的、技术性的、实用的科学工具主义，按照哈贝马斯的见解，成了继神学而起的又一种意识形态。这种用技术改变外部世界的社会要求。成了大学学术起跳的撑杆，即“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10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因此，“学术独立”的理想。对于大学而言，既不是时间先在的，也不是逻辑先在的，仅仅是为了从神学知识体系的天罗地网中杀开一条血路，使大学要求致力于获得独立思考的权利。而所有这一切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投入世俗知识的怀抱。

因此，大学为独立而战的真正战果，却不是获得独立本身。这好比离婚的目的不是为了守寡，而是为了改嫁。

今天的大学，尤其是多数功成名就的大学，恰恰以最人世的方式，深度地参与着当今世界分秒必争日夜不停的周转运承。世界上最重要的高新工业企业直接向大学的实验室投资，材料学家的科研成就为相关产业的寡头创造着令人眩目的财富，教授当选部长，而部长卸任后又来到大学当起了教授……大学已经成为现代世界整体逻辑的一环。世俗知识(理性)的胜利宣告了一个新的统一世界和统一知识体系(现代性)在知识上和价值上重新整编大千世界万事万物的勃勃雄心：“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学及其学者对纷繁扰攘的凡尘世界的深度介入非但不是什么失格的事情，甚至相反恰恰是当代知识分子的使命和本分。既然大学理应是理性体系和世俗知识的一个环节，是现代性的一个部分，那么大学与其他社会部类的紧密连动，就理所当然。正是在这一点上，象牙塔的存在才受到质疑。

那么，我们到底还需不需要学术的“独立精神”呢?答案是：需要!空前急切地需要!!

只要我们不是形而上学地看待独立精神，它就不会要求我们离开世俗。也就不会强迫我们背弃近代大学和近代知识

的世俗化的历史真义：介入现实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讲，“独立”之落空，一则是源自行政等非学术力量对学术的挤压，二则是根源于我们对“独立”的误解。

一所崇高的学府与一个生意兴隆的职业技术培训中心的区别在于，前者永远具有对现状进行彻底反思的禀赋。哪怕每一所大学都无可避免地被统一的理性(现代性)在知识上和体制上收编，但大学始终没有停止过艰苦的反躬自省。在中外不同历史阶段上出现的各种逆社会风潮而动的理性批判运动就是例证。后续的社会进步也不断地检验证实了这一点；许多的怀疑和反叛被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其价值。哪怕在当时当地充满了震惊和失望，西方大学中人还是精彩地指出，那些在他们看来早就习以为常的大学教育规范，以及它背后的、整个国家的文教体制，其实暗含着一系列错误和残暴。

大学就应该永远保持对一切被习俗所认可的价值进行怀疑的勇气，哪怕这个价值是大学本身存在和运行的基础，甚至是所谓“现代性”这个目前现实生活的基础。

这就意味着，大学必须一方面存在于现代化的整体精神和整体体制之中，另一方面又必须最终跳出现代化的无边翼幅，站在现代化之外和之上，来思考并清算现代化本身的处境。而这，正是学术之可谓“独立”的地方。

体制的力量在于，它能够让人“日用而不知”。所以。“认识你自己”将会被认为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学者总是被经验的局限性所裹挟。现代性追求理性秩序的统一性，或者说，致力于以统一的方式来理解(解释)这个世界。其结果是我们所可以经历的现实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包括知识和教育，如前所说，都成为了现代性的一个环节。这样一来，一个现代人。他的生活经验当然就是统一的、连成一片和款曲相合的，同时也必然是局限的。

而恰恰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才尤其需要为这个逻辑统一和体制统一的生活世界提供一个精神上的对手，迫使它时时警觉和匡正自身的方向，并从一个外在的“客位视角”来观察自身。也就是说，至大无外、包罗一切的现代性，必须有一个无法包罗之处。德尔菲神庙的迷团就像是专门为现代性所准备的：学者要认识自己，就必须处于自己的客位；但是，大学及其学者有没有可能外置于自己的客位呢?完全有可能!只要大学有独立精神。

我们已经说过，大学是现代性生活世界的一个环节，是现代知识和文教体系的一部分，所以它必须投身于这个世界的一系列整体连动当中。或者说，投身于一个世俗功利的整体“目的”当中，从财富积累，到行政运行，凡此种种。大学又从来不是仅仅为世俗功利的一座机床或一个技师培训中心，但是，当它往往在最辉煌卓绝的时候则会受到怀疑。也就是说，它将处于统一世界的“客位”之上。这种深刻的自相矛盾，决定了大学正可以充当现代性统一世界观看自身样貌的一只眼睛。

这就进一步证明了，我们对“大学独立精神”的误解，来自我们形而上学的表述方式。那种眼见世事滔滔却依然闭门谢客的、理念的“独立”，既不是历史的事实，更不是历史的出路。

大学不仅应该是现代化技术性和功利性自我周转的一部分，而且即使当它充当一个独立的“他者”，用客位的批判视野来观察和检审现代性本身的时候，也仍然是立足于为这个现代化统一世界匡正觉识。从这个意义上讲，“独立”最终是一种参与，而且是彻底积极的参与!

所以无论如何，大学的独立精神并不意味着它对生活领域的拒绝，而我们今天谈论大学精神的回归，恰恰不应该是这个精神自身的什么回归，而是我们对这个精神的理解方式的回归——从形而上学的迷信回到经验历史的本相。

无条件地追求知识与真理

刘铁芳

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在我们的思想语境中好像是首要的问题。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之争，以及在我们的知识谱系上显现出来的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绝对优位性，并不全是建立在知识的立场上，实际上隐含着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对知识的改造。

我们生活在一个知识的世界之中，但呈现在我们眼前的知识并不一定是知识本身，而往往是经过了诸种改造变形的知识。知识怎么被改造的?知识怎么进入个人个体?我们如何看到真正的知识以及真正分享人类的知识?知识与真理不会必然地呈现在每个人的精神生活之中，往往会打上各种意识形态的烙印。这其中，有政治意识形态，也有其他的社会意识形态。利益诉求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利益至上的时候，利益本身就是一种主宰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对于我们眼睛的遮蔽同样也是非常厉害的。在这个意义上而言，我们要回到亚里士多德讲的求知是你生活的本性，这就意味着我们以生活着的本性来求知，敞开我们求知的本性。无条件地追求知识与真理。

为什么要“追求知识与真理”，而且是“无条件”的呢?首先知识与真理不会自动地显现，必须要靠人自身去求得，对每一代人和每个人而言，追求知识与真理都是一个不可替代的过程。这意味着我们每一代人，每一个人都需要不断地回到最初的知识与真理及其基本问题中去诚心地求得。不是有人把知识放在那里，我们就可以现成地简单接受过来，知识与真理必须转换成每个人心智的开启。换言之，任何一代人，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简单地重复前人的知识与真理，而必须把自己重新还原到追求知识与真理的过程中去，并凭借对知识与真理的追求敞开自我的心智。

其次，为什么要“无条件”地追求知识与真理?因为一旦是有条件的，那么真理就会降格，对知识与真理的追求也就会成为我们的工具。这样，知识与真理就被异化，异化成为给我们提供一种时俗的利益扩展的工具，如知识异化成为权利与权威，确切地说。是权利与权威的帮凶。一旦把自己不是作为追求的过程。而摆出知识与真理的代言人，那么知识与真理就成了权力、权威的帮凶。知识与真理就不再保持自身的开放性，个体也不再是通过对知识的追求来获得心智的卓越，而是为了扩展自己在世俗生活的权利与力量，从而赢得世俗的利益。当然，这种利益有可能是个人的，也有可能是小群体的。

承认大学要无条件追求知识的时候，其实就是要承认精神生活的独立性。也就是不管外在环境如何，都要保持对知识与真理的无条件追求，来保持心灵对世俗的超越，保持精神生活和精神生命的独立性。陈寅恪在王国维的挽词中写到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实际上是表明了作为一种大学人的姿态。也就是以自由的思想来成就独立的精神。独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目标。那么反过来，独立之精神又成为自由之思想的条件，自由的思想来成就独立的精神，独立之精神又成为自由之思想的条件来促进自由思想。惟有自由之思想和独立之精神才能促进心智的昌明和精神的发展，才能扩展民族的心智空间。而一旦失去了学问之于社会的相对独立性，对知识与真理的追求就会掩盖在对功名与利禄的追逐之中。这样，我们可能获得了物质世界的昌明。但我们的心智空间则有可能极大地被遮蔽，这必将导致对一个民族和社会长远发展失去其内在的引导性。

在这个意义上而言，保卫大学，保卫大学的学术独立是一个社会健全发展的保障。

自由与寂寞

高晓清

很多学者埋怨中国的学术自由，说是自由不够或简直就是没有学术自由，于是没有原创。没有核心技术创新，没有诺贝尔奖获得者，产生不了学术大师。总之，中国学术地位的落后，均是由学术自由缺乏体制保障而使学术主体没有自由而导致的。这种观点，在中国颇为流行，似乎有了学术自由的体制，就可以保证学术的正常运行。

可事实并不是这样。如果说，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还存在着许多涉及到意识形态的敏感话题而不能触及的话，那么自然科学的研究领域却具备比较常态的自由空间。学者可以自由地探讨生物技术、空间物理、理论化学，对这些内容的学术研究，政府不但不干涉，反而极其鼓励。还有，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有时不需要太多经费成本投入就可以进行开发的，就是软件程序与电脑芯片。其成果的出现，可能也不是靠制度化的学术自由保障出来的，否则，就不会出现“武汉男孩”设计出“熊猫烧香”的病毒来攻击我们的电脑数据库了。“武汉男孩”不是学术体制内的学者，尚能设计出创新性软件程序，那么学术体制内的学者们，有什么理由怀疑学术创新的环境呢?

确实，学者应该具有学术自由的权利，学术自由为学者的学术创新提供环境保障。“没有学术自由，就没有科学创造。一方面，只有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下，一个人的心智才情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另一方面，只有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下，那些有志向的人才能真正获得质疑既有科学与真理的权利，才能通过对既有科学与真理的不断‘证伪使人类一步一步接近科学与真理，通过知识寻求解放。”

可是，自由更是一种境界，一种精神，只有那些达到自由境界，具备自由精神的人，才能理解自由，把握自由。对自由的驾驭，需要学者具备一种精神，那就是与个人德性有关的、抵制外在功利诱惑和去除自己内心障碍的精神，一种“惟真理”与“惟学术”的精神。

这种精神，不是专业知识与技能训练的结果，而是在特定文化历史背景下生成的个人的内在修为。正如雅斯贝尔斯在《大学的理想》一文中所谈到的。真理是学术的最高目标：“大学作为追求真理的机构，只忠诚于真理，而不论其所产生的智力或社会的后果如何；只服从真理的标准，而拒绝服从任何权威。”这一名言，被中西方学者广泛用来说明大学的精神和学者的理念。

要“惟真理与惟学术”，要“抵制外在功利诱惑和去除自己内心障碍”，就要能坚守寂寞。在任何时候，学术自由的精神，都是一种能抵抗内外干扰、心存定念、潜心学术、坚守寂寞的精神。一个多世纪以前，将大学定位于纯学术研究机构的著名自由主义思想家威廉·冯·洪堡，为纯学术研究确立了两大原则：寂寞的原则与自由的原则。在他看来，寂寞与自由是不可分的，寂寞是从事学问的重要条件，大学的教师和学生应甘于寂寞，不为任何俗务所干扰，完全潜心于科学。而这种寂寞的精神，正是摆脱外来干扰的自由的精神：从事学术研究的教师不受“外在”的管束及社会种种利益的牵制，而服从科学的内在要求。自由自在地进行科学的探索。

寂寞的精神曾为许多思想家所追求。雅斯贝尔斯对学术的寂寞所进行的描述几近赞美：“本真的科学研究工作是一种贵族(指精神贵族)事业。只有极少数人甘愿寂寞地选择了它。”这种精神贵族与精神附庸的区别在于：“前者会昼夜不停地思考并为此形消体瘦，后者则要求工作与自由时间分开。”当代德国哲学家马卡尔德极力歌颂学者寻求寂寞的能力，在1983年的一场题为“为寂寞能力辩护”的演讲中。认为学术活动的理想状态是“学者寻求，也需要寂寞，没有寂寞，就没有学术”。他甚至将寂寞看成是学术自由的制度化的防火墙：寂寞“是学术必要的制度性条件，是认知易爆物的绝缘层。寂寞是必要的，作为象牙的象牙塔，作为思考的防爆层”。

没有坚守寂寞的精神，就没有陈景润震撼世界的《表大偶数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简称“1+2”)之论文?!那可是1966年。是轰轰烈烈的文革刚启动之时，多么热闹的外部环境啊!没有坚守寂寞的精神，同样不可能有产生中国神农传说——袁隆平院士杂交水稻技术的最初成功，出现在外部环境更为热闹的文革中期。在嘈杂的尘世中保持内心的安宁，便是学者难能可贵的坚守寂寞的精神。

可以说，几乎所有的创造性思想都是在寂寞之中诞生的，学者如果希望能做出他人所未能之事。忍受难耐的寂寞是不可缺少的能力。而有所创新正是自由的标志。

体现自由品质的寂寞精神。大多是与追求学术和真理相随相伴的，体现的是学者的学术进取品格；寂寞精神，有时也是一种“有所不为”的精神，体现的是学者的学术诚实风骨。2 000多年前的孔子最赞赏中庸之道，但他知道“中庸之道”过分难为，就提出了狂者和狷者的概念。《论语·子路》中有云：“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这里，孔子将人分为狂者和狷者。“狂者有点类似我们今天所说的理想主义者，事事追求完美；狷者与积极进取相反，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事不该做，对于不该做的坚决不做，这就是有所不为，洁身自好。在儒者看来，第一等标准是从容中道的君子，其次是积极进取的狂者。君子的底线是狷者。”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不少狷者，人们所熟知的陈寅恪、钱锺书就是受旧教育熏染较深的或多或少具有狷者人格的知识分子。他们在自己的领域内深拓。知道什么不能为，所以在那些领域他们不为也无为。

狷者的寂寞精神，至少在于他们知耻，懂得真学问的重要性，所以他们如果不够发奋，不够有建树，就不轻易去拉关系、找后门来发表自己的低水平论文，因为这样会损失他们的名誉；他们会控制自己，不会明明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且对自然科学一无所知，却为了金钱的缘故而去申报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他们至少不会用假发票去报课题经费!知耻与控制自己的能力，放弃不正当所得的能力，乃是学者的一种起码自律，是学术职业的基本要求。

中国学术体制内的学者难以进行学术创新，缺少的不仅是有所为的进取寂寞精神，而且也是缺少无所为的诚实寂寞精神。面对政府出台的各种鼓励学术创新的政策。面对“某某基金申报”、“某某课题申报”，一些知名或不够知名的学者，酝酿的往往是如何针对指南选取一个容易到手的课题，全然不顾自己对这个课题是否真的具有研究兴趣，是否真的是个人的好奇心所在(对好奇心的满足，乃是探索的源动力)；一旦课题进入评审阶段，这些学者着急的是如何才能找到评委名单，如何才能与评委联系上，联系上以后想尽千方百计说服评委给自己的课题投票或给高分，将学术公平与学术尊严全然抛在脑后(拉学术关系的人显然是对那些不拉关系的人的不公平、不尊重；其实也是对评委的不公平与不尊重，因为你在试图左右他的学术判断)。“跑项目”、“跑课题”成为中国学术界一度繁荣盛况的“特色”。这种繁荣，与学术所需的寂寞在本质上是背道而驰的。

如果说前面这些不寂寞，是出于不得已的原因(如为了完成学校的任务、评职称，甚至是为了得到一笔课题经费)，这些

原因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这些知名或不够知名的学者在通过“千辛万苦”获得课题经费以后，拿到这些课题经费后所做的事，就令人费解了。

应该说，一个学者在通过了课题申请，并获得了足够的经费后，他的学术自由的外在体制实际上已经得到了保障，因为他研究的内容是政府许可的，他的经费是个人申报的(当然也许还有不太够的情况)。这时候，应该是恪守寂寞。进行真正学术研究的时候了。但是，学者们又为出成果而奔忙了。于是，尽管“理论的繁荣跃然纸上”，“中国人写出来的论文和所谓著作。在数量上足以比肩于数千年文库的总和”，但是。正如董云川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所有成果中，有思想、有影响、有突破的著述却凤毛麟角。他以管理科学研究为例说明了中国学术研究的现状：“管理研究的现状大多并不指向管理现实的改良，而仅仅是为了满足课题、项目、评奖和晋级的需要。因此，严肃的管理科学变成了轰轰烈烈的立项运动，重申报不重孵化已成为普遍现象。谁也没有耐心和机会去选一所或多所高校来进行管理体制改革的周期漫长的全过程试验。”

所以，中国学人所缺少的，不是外在的自由。而是体现自由品质的内在寂寞。

论学者的独立人格

刘旭

“学术”是知识精华的总称，人类只要脱离野蛮与蒙昧的时代，学术便承担起了传承文明、传播文化与智慧的神圣使命，由此，学术本身就具有了凛凛尊严。然而，学术尊严的维护，需要学者的学术人格做保障。

学者的学术人格，是在学术与政治、经济等各种社会关系中体现出来的。在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上，现实生活中的大学学者总是要受到包括政治规范在内的社会规范的制约。这是个体的现实生存状态。而学者的学术人格则是指那些把学术作为自我的生存方式，并通过学术研究来实现自己的生存意义和价值的精神状态。学术人格关涉到学者对于人的基本理解、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注、对于自己生存意义的定位。学者的这种学术人格可能和政治规范一致，但也可能不一致。当不一致时，学者就有必要凭着自己的学术良知在政治与学术中做出选择。古今中外历史上，多少知识分子因为学术与政治的冲突而遭受了不测之命运。二战前后美国著名的麦卡锡运动，使得全美笼罩在一片反共清共的政治恐怖之中，许多作家与作品受到严重清查。美国共产党领袖威廉·福斯特、左翼作家白劳德、史沫特莱等75位作家的书籍全被列为禁书，甚至连著名历史学家小阿瑟·史莱辛格和幽默作家马克·吐温的作品也被列入“危险书籍”之列。在“麦卡锡主义”最猖獗的时期，美国国务院、国防部、重要的国防工厂、美国之音、美国政府印刷局等要害部门都未能逃脱麦卡锡非美活动调查小组委员会的清查。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给学者带来的灾难，更是空前绝后。在这样的特殊政治时期，学者是选择与政治抗争还是与政治为伍，这就检验了学者的学术人格是否独立、学术精神是真是假。

要坚信的是，在权威与真理的较量中，最终胜利的必然是真理。尽管有时对真理的坚持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哥白尼、伽俐略等早期科学家，在宗教的抗争中牺牲了个人的生命，但却以其独立的人格成就了科学的启蒙，促进了人类由迷信迈向科学的伟大进步。后来，在科学发展到日益成为人类生产和日常生活的重要方式的时候，西方宗教终于承认了所谓“宗教与科学的一致性”。而上面所提到美国麦卡锡主义和中国文化大革命，也在人们的理性觉醒中变得臭名昭著。上世纪30年代末，德国的剧作家布莱希特和匈牙利的文学理论家卢卡契进行过一场举世瞩目的文学论争，这场论争是围绕着表现主义和现实主义进行的，但充满了政治意味。卢卡契从人民性和政治性的角度，把表现主义斥之为“充满着这一时期的所有的反动偏见”，认为“作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组织的人民阵线必须对于这种反现实主义的堕落现象进行尖锐批判”。而布莱希特却针锋相对，批判卢卡契“以一种可怕的制度之爱，把一些艺术流派放进某些已经放有若干政治党派的抽屉里”，是“用简单的公式来处理有生命的艺术”。这表明，以政治的规范要求学术规范，是学术精神所不能接受的。这便是学术的独立精神。

所以，学者独立的学术人格，首先就是指的学者的学术活动独立于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不受政治权力、宗教权威等权力因素的限制、桎梏，从事学术活动不受禁区局限，自由宣讲个人对研究领域的独立见解。对大学学者而言，大学的独立特权是通过不屈不挠的斗争而争取到的。中世纪欧洲的大学，没有哪一所不曾经历过争取独立的斗争。无数师生在争取大学独立和学术独立的过程中流血甚至牺牲。关于大学是如何在斗争中获得种种特权的，学者雅克·勒戈夫(Jacques LeGoff)在《中世纪的知识分子》一书中描述到：“首先靠他们的团结和坚定；同时他们威胁要采用并真的采用了罢课和分离出去的危险武器。”珍惜、保护、维持了发扬这份来之不易的独立，是大学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西方的大学确实一直在这么做，近代史上将这一优良传统发挥到极致的学者是19世纪初德国的洪堡。这位著名的人文主义教育家在他创办的柏林大学中，确立并践行了以“大学独立与学术自由”的重大原则。由此，学术自由，学术独立，不仅成为西方大学的学术理念，也成为大学学者进一步明确自己学术人格的一盏明灯。在这种理念中，大学以学术追求和真理探索为使命，学者服从真理与科学，而不是服从任何政治和宗教。于是，“独立自治，开放，容忍，自由探索，追求真理，秉持理想，以及在执守这些传统理念与作为变革前沿之间保持张力，这些因素终于成为了现代大学的基本特质”。

然而，中国学术从来都不够独立，它过于依附权力。中国的学者更是将自己的学术命运与政治命运紧密结合。早在商代以前，学术就基本上成了官学，尽管中国学术在春秋战国时期经历了一个百花灿烂的昌盛时期，但其官学劣根性在儒家法家变迁历史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法家学者李斯杀害自己的同门师兄弟韩非子，其实也有其儒家渊源：李斯和韩非子都是儒家大师荀子的学生。中国学术不但来源于官学，而且在流传过程中也无不渗透了官学的性质，中国传统的显学几乎都依赖当时的政权。在这方面，法家和儒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秦始皇焚书坑儒，使法家学术在当时得以发展；汉代董仲“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学术政策，确立了儒学的权威地位。其他的诸子百家却因为没有依赖于当时政权而逐渐灰飞烟灭。有人因此反思：儒学权威地位确立以后，“中国的历史其实就是一个学术压制的历史，在儒学的强力压制下，中国其他的学科几乎很难发展”。并进一步推断：“儒学依附于专制的政权是中国学术发展在几千年来缓慢的最大历史原因。”

中国的传统学者沿着“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恪守“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金科玉律，一直以服务政治为己任，知识分子从来不曾作为一个整体谋求过价值追求的独立。北京大学是中国大学的一面旗帜，是中国近代大学的先驱，蔡元培时期北大的独立精神历来为中国知识分子所称道和骄傲。但与体现大学特质的独立精神比较起来，北大的独立其实非

常有限。除了五四运动前期以及其他少数几个时期有过独立的精神探索，其他的时期却鲜有独立人格非常突出的学者。北大尚且如此，其他大学更是相距遥远。

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学者学术人格的独立性还体现在：他是否能够以“学术为业”，自觉抵御各种功利诱惑。“在学术领域，只有纯粹献身于事业的人，才有‘人格可言，不仅学术领域如此，我们倘不知，哪位伟大的艺术家没有献身自己的事业，而是干别的名堂。谈到艺术，纵然像歌德那样的大家，当他冒昧地想把自己的生活当成艺术作品时，在人格上也受到了报复。谁要是怀疑这点，那么为了以身试法，他只好再当一次歌德。”以学术为业，意味着高度专注。“只有全神贯注，才能把一个人提高到他准备献身的事业高度，给他以事业的尊严。”市场经济是一柄双刃剑，它积极的一面是能够激发人们的独立意识、竞争意识与自由意识，但它也有着消极的一面，那就是唤起人们内心深处隐秘的权利欲和金钱欲。有些人披着专家、教授、博导等外衣，到处“讲座”、“评审”，私下里却干着“抄袭剽窃”、“钱学交易”、“官学交易”、“项目交易”、“项目资金贪赃”等学术腐败的勾当。更为不幸的是，中国的这种学术腐败好似习惯化了，学术活动中没有交易反成了一种不正常。这种状态下，学者有何独立学术人格可言!但愿最近教育部下达的《教育部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能尽快规范学者的学术行为，提升学者的学术人格!

学术精神回归的根本路径：学术制度重建

刘德华

我国自古以来就不乏追求独立自由、求真创新的知识分子。近代多灾多难的历史进程中学术精神更是如黑夜中的明灯引领中华民族的儿女救亡图存，即使在文革毁灭性的文化灾难中，也仍有社会良心未灭的学者高擎学术精神的旗帜迎面凛冽刺骨的寒风。他们以自身的道德品行和高尚的人格精神以及对社稷负责的态度定格在历史的长河中，成了中华民族的脊梁，令人景仰。尽管社会经济发展给学术研究提供了越来越好的经济条件，学术成果迅速增加，但令人遗憾的是学术含量并没有同步增加。尽管学术政策环境的宽松给了学者越来越多自由的空间，学者们的话语权得到了加强，但是护卫社会正义的声音并没有增大；尽管学术队伍人数的壮大增加了学术的人气指数，但学者们坚持真理的勇气却并没有得到提升；不可否认，尽管当下仍有不乏具有学术精神的操守者，但是学术精神的整体性不强也是人人都可以感受到的事实。

当下学术精神的失落表现为学术良心和社会良心的迷失和缺位。学术良心涉及学术活动过程和学术成果的发表与承认，表现为学术失范和学术不端。学术失范主要是指学术研究及成果发表中存在的违背学术规范与学术伦理的学术偏差，如一稿多投、低水平重复、粗制滥造等；学术不端主要是指学术从业人员有意识地进行学术违法违规行为，如抄袭剽窃、实验作假、伪注等。社会良心涉及学术领域之外的社会责任问题，权学交易、钱学交易、色学交易等都是社会良心迷失的表现。应该说抄袭剽窃等只是癣疥之患，只是学术败类的一些

“偷鸡摸狗”的勾当，危害性较小，揭发容易，证实不难，因此想要解决，需要的只是决心。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也极为简单，也就是国际通行的：一旦举报属实，就可以把违规者踢出学术界。但是社会良心的缺失乃是我国学术界的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也是学术精神失落的重要表征。权力的越界，金钱的引诱，从左右两个方面在强劲地撕扯着学术活动与学术共同体。很明显的案例是，大学本该是探索真理、传承文明、培养人才之所，但现在的大学，越来越像个“衙门”，越来越像个“公司”，惟独不太像大学本身。不少政府行政要员热衷于到名牌大学兼任教授、博导，还有不少官员到名牌大学轻而易举地获得博士学位；总裁、老板越来越像“学者”，一手交钱，一手获取学位，甚至到名牌大学“讲学”；学者利用学术声望和学术权力为既得利益者辩护而忘记社会正义。总之，学术精神的缺失首先是个学术良心问题，但又不仅仅是学术良心问题，更是一个社会良心、社会责任问题。

学术精神失落引发的学术危机，其危害并不仅仅在于学术自身的堕落，而是在于它还会产生“蝴蝶效用”，危害整个社会生活。早在2001年，就有学者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惊呼“学术腐败将毁灭科教兴国的梦想”。学术前辈熊十力(1885-1968)也很早意识到学术精神失落的严重危机。曾提出“欲救中国，必须先救学术”的思想。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是社会有机系统的大脑神经中枢，学术精神的失落意味着“社会良心”的死亡。在十分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在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的现实环境里，有商人欺诈、唯利是图的现象不可怕；在政治制度缺乏民主机制的官场上，有官员贪污腐败、不讲道德操守也不可怕；在社会缺乏公平正义机制的日常生活中，有民众投机取巧、缺乏诚信同样不可怕。可怕的是学术精神的失落与学者自甘堕落的精神状态，更可怕的是不知道自身在堕落而忌讳医治最终病入膏肓，或者明知学术精神失落的危害，明知学术界的腐败，却还在遮遮掩掩，还在言说他国也有学术腐败，还在论说百分之多少是好的，不愿承认学术腐败的蔓延与严重性。

要追寻失落的学术精神，唤醒学术良知，自然需要探究学术精神“病变”的原因。人们的归因大致包括：市场经济制度；社会道德价值观念；学者自身的素质；学术管理与评价制度。应该说，学术精神的失落确实与这些社会因素有关。以管理经济活动的方式管理学术研究活动，以评价商品的价值标准去评价学术成果，把学术研究视为商品生产，把科研成果量化，忽视了科研活动自身的特点，在社会价值观鱼龙混杂的环境里，要求所有的学者洁身自好也不现实，学者也是人，有人性的弱点，但是，最重要的学术病理原因还是学术制度的落后与紊乱。我认为市场经济制度、社会道德生活和学者自身的素质尽管与学术精神的失落有关，但是并不是最主要的病因。欧美国家实施市场经济制度数百年，他们的学术精神不但没有失落，反而焕发出越来越强的生命活力。在社会的道德生活中，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本来应该具有高洁的道德品行，对社会“病毒”具有更强的免疫力和抵抗力。现在如果反过来说，学术界被社会污染了，作为社会良心的学术人士受到了社会不良生活的影响而丧失学术精神，这种分析只能说是本末倒置。应该说根本的原因是学术制度，好的学术制度能够抑制学者人性的弱点，使学者们的学术精神得到强化，而不良的学术制度往往放大学者的人性弱点，即使具有学术精神的学者也可能会逐渐失去学术上的追求。

面对学术精神失落引发的危机，学术界内外都在思考摆脱危机、重建学术精神的路向。在互联网上，一些具有正义感的学者在不断披露学术界的腐败现象，有的高校在悄悄地开展学术道德教育活动，中国科学院还成立了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2006年中国留学生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成立了“中国科学与学术诚信基金会”，还有学者在研究蔡元培主政的北京大学和抗日烽火中诞生的西南联大所具有学术精神时，希望从

中有所启示……所有这一切的努力无疑都有助于学术精神的回归。最近几年中，一些学术腐败案件被媒体披露，有的违规者还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惩处，但是，我总认为，依靠道德自律或采取杀鸡儆猴的处罚方式尽管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却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学术精神的重建问题，根本之途还是要依靠学术制度的建设。

学术制度包括科研课题的评审、学术职称的评定、学术成果的评奖、学位的授予以及学术人员在社会生活中的兼职(如广告形象代言、对物品的权威鉴定等)等方面。学术制度的创建既要有“破”的一面，也要有“立”的一面。就“破”的方面而言。中国目前学术单位的学术委员会制度反映了计划经济时代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利的干扰和压抑，应该及时废除。以高校为例。高校学科比较多，要来自不同学科的专家在一两天之内处理数十人的职称评定、上百人的学位论文评审，对他们的研究成果进行鉴定，要文科教授给理科申请者投票，或者要理科教授给文科申请者投票，是十分不严肃的事情，也是十分荒谬的学术行为。此外，有些只有讲师、副教授资格的学校院系负责人给副教授、教授的评定投票同样也是滑稽可笑的。作为单位领导如果不是相关学科的学者就不应该参与投票，最具有投票资格的人应该是全国范围内这个学科领域的知名学者。学术职称评定、学位授予应该由学科领域的专家定夺。因此，这种学术委员会制度应该及早废除。

现在各学术单位并不缺乏相应的规章。缺乏的是法律的严谨与严肃。因此学术制度的建设首先应该考虑颁布学术工作规范的法律文件。目前学术界内部的规程是“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合一，有的学术权威在学术活动中既是运动员同时也是裁判员。众所周知，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例如有的科研课题自己立项、自己招标、自己评标、自己中标、自己决算、自己验收。这样的课题评审机制无法避免学术腐败。其次学术活动应该有舆论监督层面的制度。等学术事件有了定论之后才公布于媒体，这并非舆论监督。真正的舆论监督应该是在学术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媒体让大众及时地了解事件的各个方面。再次要有惩处违规者的机制。国家法律层面的惩处和学术界内部的惩处都是必要的。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的一个博士后研究人员达西(John RolandDarsee)伪造试验数据的证据，1981年春被三个同事发现。哈佛大学马上收回了给他的聘书。1988年，弗拉兹尔(ShervertFrazier)涉嫌剽窃，哈佛大学果断地迫使这名教授退休。贝尔实验室的舍恩(Jan Hendrik Schon)2002年春天被人发现他的试验结果根本重复不出来。调查组发现他的试验结果多数是伪造的或经过篡改。贝尔实验室在调查结束后马上把他解雇，而德国的一个世界著名的研究机构获悉后也撤销了给他的聘书。舍恩的母校——德国康斯坦斯大学宣布，褫夺1998年授予他的博士学位。该大学所在的德国巴符州有一部《大学法》规定：获得学位后的“不体面行为”也可成为褫夺学位的依据。评议小组参照了美国方面的调查结果后认定，舍恩已不配该大学的博士头衔。

建立学术制度不仅是学术精神回归的根本路径，也是学术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前提。正如在强调自由的国家重视依法治国一样，我国学术界若要改变学术精神萎缩的状态就必须重视做好学术制度建设工作。创新学术制度，重建学术精神不仅是我国学术良心生存的基础，也是社会良心存活的环境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