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欣悦 王猛

[摘 要]全球化时代，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暴发与蔓延，多层次、立体化、全方位的协同应对机制已成必然。通过对参与2020年海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8家中国社会组织进行深度访谈，借助扎根理论与多案例研究方法，试图构建社会组织参与海外疫情防控的影响因素解释框架。研究发现，使命目标、外界心理意识、国际需求、场域压力、组织禀赋和支持性网络是影响中国社会组织参与海外抗疫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中国社会组织 海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影响因素 扎根理论

[中图分类号]D63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9596（2021）110005-1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振兴的困境与机制”（批准号：20BKS010）。

近年来，我国社会组织通过融入“一带一路”倡议，在回应国际关切、凝聚沿线国家地区民心、传递中国声音与经验、提升中国国家形象与话语权方面“大显身手”，其发展机遇与前景呈现一片向好的局面。

2020年春，在我国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得到初步遏制之时，全球范围的疫情扩散开始进入白热化阶段。面对发展速度快、不确定性极大、程度极其严重的疫情，国外的相关社会组织均发挥着自身的作用。例如，Mercy Corps在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响应中，通过撬动市场资源促进经济复苏，提供基本生活资源与设立新冠韧性基金（COVID-19 Resilience Fund）等做法，帮助1700万人抗疫，全球的抗疫工作覆盖了3700万人口。在东亚地区，日本难民救助会（简称“AAR”）与国际保健合作市民会（简称“SHARE”）均积极投身于海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并形成了海外抗疫实践的宝贵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流行性疾病不分国界和种族，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国际社会只有共同应对，才能战而胜之”[1]。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疫情防控国际合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推动中国社会力量在国际疫情防控中发挥建设性作用，以中国红十字会为代表的社会团体、基金会和志愿服务组织在加强疫情防控国际合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组织物资捐赠缓解了有需要国家的燃眉之急，提供人员支持彰显了中外人民的天涯比邻情谊，分享技术经验表明了共同抵御人类灾难的决心。我国社会组织的积极作为，为全球疫情防控贡献了有责任、有担当的“中国力量”[2]。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组织在数量增长方面可谓“井喷式”发展。20世纪50年代，全国性社会团体只有44个;截至2021年9月30日，全国登记的社会组织已逾90万个[3]。然而，不可忽略的是，与基数如此之大的社会组织总体相比，成功走出国门并参与此次海外疫情防控的社会组织却寥寥无几。那么，阻碍它们参与海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困境与影响因素有哪些？如何多维度、多层次支持社会组织参与海外抗疫援助、投身全球治理，都值得探索与思考。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以我国社会组织参与海外疫情防控的实践为研究对象，基于深度访谈得到的一手资料，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法与多案例研究法，分析参与海外疫情防控的社会组织样本，以探索构建我国社会组织参与海外疫情防控的影响因素模型，以期助推我国社会组织更好地走出国门，传播中国智慧、书写中国故事。

一、文献回顾

在分析我国社会组织参与海外疫情防控的影响因素之前，首先需要回顾以往的研究文献。然而，从现有文献来看，与此直接相关的学术成果较少，大多数研究集中于影响中国社会组织国际化、“走出去”以及社会组织参与国内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因素与障碍两大维度。

（一）影响中国社会组织国际化、“走出去”的因素与障碍

王名认为，民间组织同样是国际社会重要的参与和治理的力量，而民间组织在国际交往和治理中有时还具有政府不具备的优势[4]。

在有关中国社会组织国际化的困境与影响因素方面，黄浩明等从管理模式、法律政策、社会组织自身、专业人才和社会氛围与认知方面，较为全面地指出了影响我国社会组织国际化的因素，并提出我国社会组织国际化的路径、合作模式[5-6]。刘锋在上述研究成果基础上提出，路径与平台也影响着我国社会组织的国际化进程[7]。王晓萍等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阐述了影响我国社会组织国际化的因素，并将其分别归纳为宏观法律政策欠缺、中观媒介舆论态度消极、微观社会组织自身能力低下三大影响因素[8]。此外，社会组织在开展海外活动时，统筹管理机制也处于混乱局面[9]。同样，王名提出，我国社会组织“走出去”面临理念、人才、资金以及集体行动机制缺乏等障碍[10]。杨义凤从价值观、支持体系和NGO组织能力三方面提出了中国NGO国际化的挑战，其中，支持体系主要包括资金支持、政策支持与同行间的学习互动机制[11]。

（二）影响中国社会组织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因素与障碍

以非营利组织或第三部门为核心的社会力量参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具有难以替代的优势，但其本身也克服不了松散性、自发性、約束弱和问责难等缺陷[12]。王君等指出，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时期，社会公共服务突出的供需矛盾与恶劣的组织生存环境构成了社会组织的两大外部参与困境[13]。通过观察分析我国社会组织参与湖北省疫情防控的实践，有学者认为社会组织在参与过程中存在制度保障体系不完善、协作联动机制缺乏、组织自身能力低下、信息共享不足等问题[14]。孔卫拿等在分析社会组织参与疫情防控的逻辑与体系后，发现其在参与过程中还面临造血能力不强、运行机制不畅、科技支撑不足等困境[15]。

（三）文献述评

综而观之，已有文献阐明了我国社会组织国际化、“走出去”所面临的困境，以及社会组织参与国内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代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困难与缺陷。然而，我国社会组织在全球化浪潮与“一带一路”倡议大背景下，其参与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代表的海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已是必然，其参与的意义何在？阻碍因素为何？如何破解困境？原有理论研究显然已不足以指导解释。因此，有必要对这一空白领域进行补充，并建构一个解释性框架，而扎根理论能够揭示众多现象背后所囊括的复杂社会关系和动力结构[16]，有利于建构一种科学性、系统性与综合性的理论模型，是适合研究我国社会组织参与海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方法。鉴于此，本文以8家中国社会组织参与海外抗疫的抗疫实践为研究对象，借助多案例探索式研究法，利用扎根理论方法对其参与过程进行剖析与梳理，从而为我国社会组织未来参与各类海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参考和借鉴。

二、研究设计

本文采用质性研究，其数据基础是非数字资料（包括文字、视觉材料等），质性数据分析是用非数理计算或统计方式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多基于对文字的逻辑判断[17]。

（一）研究方法

扎根理论适用于公共管理研究中因素识别、过程解读、复杂情况和新生事物类研究[18]。对于我国社会组织参与海外新冠肺炎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因素而言，目前还没有成熟的变量范畴和理论假设，需要进行探索性研究。为此，本文选择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扎根理论方法的基本研究逻辑是通过前期理论抽样选取一定样本，并深入案例情景中做研究笔记、搜集研究数据，再对原始定性材料进行分析和归纳，使之概念化和范畴化，进而通过不断比较，进一步提炼，并在概念、范畴之间建立联系，最终形成解释性理论框架。

此外，本文也运用了多案例研究法，主要基于以下理由：一是案例研究适合处理“怎么样”和“为什么”等更富有解释性的问题;二是多案例的探索性研究能够进一步提升研究的信度水平。

（二）案例样本选择

通过关键词检索网页以及相关门户网站的资料数据可知，截至2021年3月，参与海外抗疫的社会组织以基金会为主。因此，依据理论抽样，本文从参与此次海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基金会中抽取了8家，并将其分别标记为C1-C8。案例样本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三）数据资料收集

为确保得到真实的一手资料，我们通过开展两场“中国NGO参与海外抗疫座谈会”，与8位基金会负责人进行了一对一的深度访谈，每次访谈时间约为2小时，访谈时，我们征得受访者同意后对访谈进行了录音，并在访谈结束后对录音资料进行整理，最终得到共2万余字的访谈记录。随机选择3/4的访谈记录（6份访谈记录）进行编码分析和模型建构，另外1/4的访谈记录（2份访谈记录）则留作理论饱和度检验。

三、研究数据分析及模型构建

（一）開放式编码

开放性编码是将资料分解、检视、比较、概念化和范畴化的过程[19]。在这一阶段，我们需要对原始访谈资料逐字逐句仔细阅读，并进行编码、标签、登录，进而从原始资料中得到初始概念、发现概念范畴。为了减少研究者个人的偏见，我们尽量从受访者的原话中发掘初始概念，最终得到170余个原始语句及相应的初始概念。由于初始概念较为庞杂，且存在重复和交叉，为此，进一步对初始概念进行范畴化。在进行范畴化时，我们剔除了重复频率小于2次的初始概念，表2为初始概念和若干范畴。

（二）主轴编码

在主轴编码阶段，概念与类属之间的关系将更为明确，核心与重要的概念也会浮现出来，为获得理论构念提供框架[20]。主轴编码（关联式登录）的任务是发现范畴之间的潜在逻辑联系主范畴及其次范畴。本文根据不同范畴在概念层次上的相互关系和逻辑次序对其进行归类，对44个开放性范畴进行主轴编码，共归纳出6个主范畴。各主范畴、次范畴及其对应的开放性范畴如表3所示。

（三）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也称核心式登录，是指从主范畴中挖掘核心范畴，系统建立核心范畴与主范畴、其他范畴之间的联结关系，并能形成一条完整的故事线索。本文确定的核心范畴是“中国社会组织参与海外疫情防控的影响因素”，围绕这一核心范畴，形成了使命目标、国际需求、场域压力、组织禀赋、支持性网络和外界心理意识等6个主范畴构成的框架体系。其中，使命目标是内因，主要是指组织的使命以及组织的发展目标，将直接影响组织是否参与海外疫情防控，本文将其界定为前置因素。而国际需求、场域压力、外界心理意识3个意识认知层面的情境因素则构成了参与行为的驱动强化或驱动抑制因素，会影响前置因素与行为之间的方向与强度。组织禀赋、支持性网络作为组织参与海外疫情防控的前提和基础，在与参与意愿共同作用的情形下促进组织参与行为的发生。在对这6个主范畴进行统合分析后，总结出联结机理，如表4所示。这说明中国社会组织参与海外疫情防控是一个多因素复合作用的行为，社会组织最终是否参与海外疫情防控属于情境条件下的结果。因此，中国社会组织参与海外疫情防控的影响因素模型可以总结为“意愿—情境—行为整合模型”（如图1所示）。

（四）理论饱和度检验

理论饱和度检验是指在不获取额外数据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某一个范畴特征，以作为停止采样的鉴定标准（Fassinger et al.，2005）。本文用另外1/4的访谈记录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结果显示，模型中的范畴已经发展得非常丰富，对于影响中国社会组织参与海外疫情防控的6个主范畴，均没有发现形成新的重要范畴和关系，6个主范畴内部也没有发现新的构成因子。由此可以认为，上述“意愿—情境—行为整合模型”是理论饱和的。

四、模型阐述

从基于扎根理论分析得出的上述模型发现，影响中国社会组织参与海外疫情防控的主要因素包括使命目标、国际需求、场域压力、组织禀赋、支持性网络以及外界心理意识。但具体影响因素对参与海外疫情防控行为的作用机制、影响路径不同，具体阐述如下。

（一）正向驱动因素与弹性驱动因素：使命目标与外界心理意识

组织使命“明确了一个组织在社会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中所要扮演的角色以及承担的责任”[21]。因不同的使命与目标将使社会组织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和行为模式，直接影响社会组织参与海外疫情防控的可能性高低。中国社会组织参与海外疫情防控的使命目标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

第一，中国社会组织认识到参与海外疫情防控是组织的社会责任。对于社会组织而言，其社会责任通常是供给公共利益，如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安全、增进社会福祉等。但在我国愈加走近国际舞台中央的背景下，其解决全球性问题、参与国际治理也是社会责任的体现之一。案例C4便体现了基金会“发挥企业的社会责任心”“希望能帮助海外其他国家抗疫”的责任与价值观。可见，正是由于中国社会组织认识到驰援海外抗疫是自身的社会责任，内在驱动力与动机由此形成，组织进行海外抗疫的决策才能快速作出。

第二，中国社会组织的目标意识构成组织是否参与海外抗疫的又一内在动因。组织目标为组织发展指明了方向，从而也为组织的活动确定了发展路线。在非常态情境下，为了更好促进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从组织自身的角度来审视中国社会组织，我们发现拓展组织的海外业务、助推组织“走出去”、打响组织知名度是其追求的首要目标。在访谈过程中，大部分基金会负责人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了“拓展海外业务”“打造组织品牌和知名度”“争取海外市场”等发展目标。

“外界心理意识”主要指政府和社会成员的心理意识。就前者而言，主要是指政府态度，包括政府政策通知、新闻公告、官方发言人言论等是政府部门发布的重要信息，能有效解释政府行为，体现政府态度。就后者而言，主要体现为民间对此行为的反响是正向居多抑或负面居多。在互联网极其普及的今天，这些来自民间的讯息都可以在网络空间被捕捉。正是由于这类心理意识与态度倾向不易预测，因而本文将其归结为“弹性驱动因素”，可能产生推动作用，也可能产生阻碍作用。

大多数意欲参与海外疫情防控的社会组织都面临一个问题：政府到底鼓励不鼓励？例如，在案例C5中，基金会负责人曾表示“我们摸不着我们该不该，也不敢自主行动”①。案例C2中，基金会负责人也谈到了我国政府对驰援海外的社会组织施加影响的做法：“选择受助国的时候，几乎都是倾向性的建议。国际抗疫不能单从公益角度来回答，公益、政府、商业等其实拆分不开。”②可见，对于大多数社会组织而言，政府的态度倾向决定着其参与可能性的高低。

此外，社会成员的心理意识也是中国社会组织是否参与海外抗疫必须考虑的另一因素。对于我国社会组织而言，社会成员的反响与评价是正向抑或消极，无异于“强心剂”与“泄气阀”的区别。在案例C2与案例C5中，相关负责人曾谈到，“虽然在支援海外抗疫的前期，民众的态度倾向不明朗，但我们在捐赠后还是获得了国内社会的一致好评”③。综上可见，我国社会组织是否参与海外疫情防控会受到来自政府与社会民众的外界心理意识的影响，这也从侧面解释了案例C6中基金会负责人为何认为其参与海外抗疫会面临“一些政治风险与社会风险”④。

（二）无形驱动因素：国际需求与场域压力

国际需求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受助国对医疗物资、人力、专业知识方面的需求;二是大多数受助国作为整体在抗疫方面的需求，它们在防控疫情方面存在的缺漏和不足正是其对外部支持性力量的需求所在。在我国，除官方机构参与对外抗疫援助外，社会组织等民间力量也是不可忽视的力量。从深圳国际公益学院案例中心发布的抗疫案例可知，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抗疫主要从设立抗疫专项基金、利用优势资源精准支援疫情前哨、以“互联网+医疗”构建在线抗疫新模式、发起支援抗疫联合行动，形成抗疫涟漪效应等方面展开[22]。例如，案例C2中，该基金会基于自身专业技术优势向海外捐赠了核酸实验室、核酸检验试剂盒等，“耗材类产品是第一批捐赠内容，因为试剂盒是子弹，核酸检测实验室相当于军工厂”⑤。

在场域压力方面，国内外许多NGO与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对其他同类型社会组织及时“作出行动”形成了一股倒逼之力。例如，英国国际救助儿童会在疫情暴发之时启动了“保护下一代：新冠疫情全球响应计划”;牛津政策管理有限公司（OPM）于疫情发生后，依托其自身优势，积极开发旨在帮助中低收入国家政府制定疫情应对决策的指导性工具等。与此同时，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简称“红基会”）设立了抗疫国际人道援助基金，通过网络众筹和企业定向筹集活动的方式，接收社会各界捐赠，以驰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较严重的国家。可见，在此次驰援海外抗疫过程中，中国社会组织会受到来自国内外同行的群体压力，它们通过自身“示范”作用对其他尚未参与的社会组织起到“带领”与“暗示施压”的作用。

参与海外抗疫这一行为的最终达成不仅有同行示范的推动，还包括外部舆论号召这一强化因素的拉动。外部舆论号召的主体主要包括我国相关政府部门、新闻媒介、受助国家政府以及海外华人华侨群体。案例C7中，该基金会为响应“中联部发函号召共同抗疫”和“社会民众呼吁”这一要求，便决定参加海外抗疫。可见，外部舆论号召对中国社会组织的参与行为形成了“拉力”，将中国社会组织“拉”进驰援海外的社会组织共同体中。在同行示范的“推动”与国际需求和外部舆论号召的“拉动”这一互动过程中，我国社会组织参与海外抗疫救援逐步成为必然事实。

（三）有形驱动因素：组织禀赋与社会支持网络

组织禀赋与社会支持网络是我国社会组织深度、有效参与海外抗疫的重要保障与基础性条件，组织的一切活动与决定均会基于这些方面的考量。首先，组织禀赋就是“一组有助于或能使一个组织完成其使命的属性”[23]。也有学者提出，社会组织的组织能力主要由6个维度组成，即财务能力、人力资源能力、组织技术能力、行政能力、政治能力和网络能力[24]。在本文中，组织禀赋主要体现为组织的资金资源、科技支撑力量和专业知识。

资金资源主要是指社会组织拥有的各类物质资源、财政资源等。在访谈过程中发现，各基金会均不同程度地充分发挥了自身的资源优势，有的甚至调动了组织的所有资源。案例C2中，该基金会主要捐赠了各类医疗科技资源，如核酸检测试剂盒、防疫物资、实验室等;案例C6中，该基金会除捐赠医疗物资外，还会捐赠生活物资等。

科技支撑力量主要是指在抗疫过程中组织所利用与依靠的各种信息技术手段与平台。在互联网时代，信息与技术的触角伸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此次驰援海外抗疫也不例外。案例C5中，基金会利用iPad、腾讯会议全功能视频系统，搭建微信讨论平台，上线了together英文平台、整合医典等4款产品。这些基金会在开展海外抗疫时均不约而同地立足組织所具备的资源禀赋、借助科技手段，以争取实现抗疫救援的最大效能。

专业知识主要指针对病毒传播与消杀以及人员救治护理等方面所需的知识经验。由于海外疫情大规模暴发的时间晚于国内，因此，前期参与过国内疫情防控的社会组织也已积累较多国内实践经验，在参与海外疫情防控时也有例可循。案例C4中，基金会负责人便谈道：“我们基金会将国内疫情救援实践总结成了2本手册，手册内容以基金会在武汉疫情援助过程中对方舱医院和另一家医院的建设支援经验总结为主”⑥。此外，一些专职从事灾害救援的基金会也利用其专业优势积极参与海外抗疫，案例C6中，该基金会为专门从事紧急救灾类的社会组织，在决定参与海外抗疫时，认为“执行救灾属于基金会业务范围，因此没有经过理事会就决定参与”⑦。

对社会支持的研究可追溯到19世纪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此后，社会支持与源于社会交换的社会网络理论结合，形成社会支持网络这一细分领域[25]。既有研究范式包括结构与类型两类。其中，结构测度包含网络规模、关系强度与紧密度等[26]。网络规模越大，提供支持的网络成员的数量越大，越有利于提供社会支持[27]。关系强度方面，Granovetter认为弱关系主要起到传递信息的作用[28]，紧密度越高的网络越有利于交流和协调，能够使成员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29]。但是在类型方面，共识度比较高的一种分类法是将社会支持网络分为物质支持、精神支持、工具性支持和信息支持[30]。本文认为，中国社会组织参与海外抗疫的社会支持网络主要包括物质支持、工具支持与人员支持三大类。

首先，物质支持主要包括外部组织资源网络、基础设施等。其中，外部组织资源网络是最常见也是最主要的物质支持之一，大多数中国社会组织开展海外抗疫都离不开这一类型的社会支持。案例C7中，其便会“与国内的其他小NGO合作”，以互相交流援助经验，利用组织内外资源，实现联合抗疫;案例C4中，该基金会开展了跨界合作，积极寻求与驻华领事馆、国外公益组织和华人商会合作;除外部组织资源网络外，物质支持还包括资金支持、海外所设基础设施等，案例C2中，该基金会便得到了另一家基金会的资金支持，才得以迅速开展海外抗疫;案例C6中，其在海外设有项目办公室并以此为基点开展了救援工作，援助工作因而取得了良好成效。

一般而言，工具支持是指提供帮助与服务以解决问题。本文所指的工具支持主要是指援助国与受助国为协助物资、人员等顺利到达所采取的一系列协助、解决问题的行动。案例C7中，基金会负责人便谈到，“这些（受助）国家会提供一些帮助。比如说当需要向当地派人的时候，这些国家会派包机来支持我们”⑧。案例C3中，正是由于本国相关政府部门与受助国“提前打好了招呼”，该基金会在进入当地实施援助时便“顺利得多”⑨。

人员支持既包括组织内部的人员支持，也包括外部的人员支持。社会组织参与海外抗疫不仅要有效调配组织内部的人力资源，还要将外部可利用的人力资源“盘活”，以助力组织打通海外抗疫的“最后一公里”。案例C4中，基金会负责人提到了“主要还是靠身后企业的驻外员工。通过他们收集物资在当地分发的照片以及当地抗疫缺少哪些东西”⑩。再如，案例C6中，基金会不仅充分调动了组织内部员工的积极性，还动员当地华人华侨参与，为援助工作的有效开展奠定了坚实的人力基础。

五、结论与讨论

中國社会组织积极参与海外疫情防控实践，凸显了这一治理主体在参与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责任担当与作用，这可能也是未来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领域之一。然而，学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我国社会组织“走出去”、国际化等宏观方面，微观视角的案例研究却寥寥无几。因此，需要对现有参与海外疫情防控的社会组织案例进行分析，归纳具有较强解释力的影响因素，进而反推影响我国社会组织参与海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障碍性因素。

本文运用多案例研究思路，并结合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分析了中国社会组织参与海外新冠肺炎疫情的案例，发现

使命目标、国际需求、场域压力、组织禀赋、支持性网络、外界心理意识等

因素会影响它们参与海外疫情防控的行为。在此基础上，还探索构建了意愿—情境—行为整合模型。本文认为，对于不具备上述影响因素的社会组织而言，其参与海外疫情防控时可能面临较高的壁垒，为降低这些社会组织参与海外疫情防控的壁垒，使其今后能够更好地参与海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文提出以下几方面建议。

第一，社会组织应当明确自身的使命目标。作为慈善理念的传播践行者、政府管理的协作者和全球治理的参与者，我国社会组织从成立之初起便应当明确自身的使命——以国内为基点，逐步向世界传播中国治理智慧。

第二，塑造场域压力，推动社会组织参与海外救援与全球治理。社会组织所面临的场域压力既来源于同行，也来源于本国政府的政策与舆论号召。我国一些规模较大、发展较为成熟的社会组织应当积极投身于海外抗疫救援，以做好表率与示范。同时，本国政府也可以通过官方号召与政策引导、物质激励、制度保障等方式型塑场域压力，推动社会组织踊跃参与全球突发事件，助力我国社会组织“走出去”，参与海外救援。

第三，不断提升组织自身专业能力，适应现代科技社会的发展需求。社会组织若想成功参与海外抗疫，不仅需要参与的责任感与热情，还需要组织禀赋的支撑。对于专职从事公共卫生事件救援的中国社会组织而言，应加强救援能力、资源汲取整合能力、外部协调沟通能力以及总结学习能力建设。同样，在“风险社会”中，社会组织还应提升对科学技术的掌控能力，以通过科技手段赋能行动，逐步实现决策科学理性化、行动高效智能化、救援对象精准化，助力海外抗疫救援行动圆满、高质量完成。

第四，搭建形态丰富的支持性合作网络，提升有效执行抗疫救援行动的可能性和可行性。首先，在政府的号召推动下成立行业支持型平台组织，以在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社会组织之间搭建沟通桥梁，提供服务与资源的对接共享;其次，应寻求与本国同类型社会组织的积极合作，推动国内救援资源实现充分整合，构建国内救援的公益生态链，使不同参与主体可以基于自身资源禀赋和专业特长从不同维度参与海外抗疫，由此形成一个去中心化和分布式的一体公益生态链。最后，社会组织还应具有国际眼光，积极争取国际官方机构、当地政府部门的支持与背书，以提升参与海外抗疫的合法性和有效性。通过构建上述形态多样的援助体系，既可以实现联合抗疫，还能提升我国社会组织在应对突发事件时的响应能力以及参与全球治理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注释

①访谈TX公益慈善基金会，访谈日期：2021年3月18日。

②访谈MM基金会负责人，访谈日期：2021年3月18日。

③访谈ZE慈善基金会相关负责人，访谈日期：2021年3月18日。

④访谈AD基金会秘书长，访谈日期：2021年3月25日。

⑤访谈MM基金会秘书长，访谈日期：2021年3月18日。

⑥访谈ZE慈善基金会相关负责人，访谈日期：2021年3月18日。

⑦访谈AD公益基金会相关负责人，访谈日期：2021年3月25日。

⑧访谈ZGFP基金会国际发展部相关工作人员，访谈日期：2021年3月25日。

⑨访谈XYG慈善基金会相关负责人，访谈日期：2021年3月18日。

⑩访谈ZE慈善基金会相关负责人，访谈日期：2021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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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nese Social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ing in Overseas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based on Overseas COVID-19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ractices

Wang Xinyue，Wang Meng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Qingdao University，Qingdao，Shandong 266100，China）

[Abstract]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in the face of the outbreak and spread of majo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a multi-level， three-dimensional， and all-round coordinated response mechanism has become inevitable.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8 Chinese social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ing i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overseas COVID-19 epidemic in 2020， with Grounded Theory and multi-case research methods， an attempt was made to construct an interpretation framework for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ing i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overseas COVID-19. It’s found that mission goals， external psychological awareness， international needs， field pressure， organizational endowments， and supportive networks ar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Chinese social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ion in overseas anti-epidemic.

[Key words]Chinese social organization; overseas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influencing factors; Grounded The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