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重大疫情中，由于新闻发布和受众欲知之间存在一定的信息差，这给负面网络舆情的滋生提供了一定的土壤，各种舆情事件往往突发频发，与此同时，在传播过程中，传播内容简单化、标签化;意见表达多元化、情绪化等问题凸显。正常的舆论引导工作受到很大的冲击。如果不能及时疏解和引导舆情，还会导致网络话语失衡、舆论场域割裂、公众认知偏差等问题。这将严重的削弱政府话语权的影响力，甚至加剧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本文以重大疫情中负面网络舆论的特点作为切入口，通过分析负面网络舆论的影响，来寻找重大疫情中舆论引导的难点和堵点。进而结合发现的问题提出应对策略。以期为重大疫情中的舆情应对提供更好地解决思路和解决方案。

关键词：重大疫情;网络舆论;舆论引导;应对策略

重大疫情具有传播速度快、波及范围广、防控难度大、群众关注度高等特点。相较于一般舆情事件，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应对，往往更易于形成负面网络舆论。负面舆论的出现增加了舆论场域的杂音噪音，任由其扩散蔓延，最终会跨界演变成为复杂的社会问题，这严重地威胁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和社会稳定。因此在重大疫情中如何更加有效地疏解和应对各种负面网络舆论，将成为新形势下政府维护自身公信力，提高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重要环节。

一、重大疫情中负面网络舆论的特点

1.舆情热点突发、频发。在重大疫情中，受众出于对自身生命健康和卫生安全的考虑，对基本情况、事件进展、政府措施、防控手段等信息有较大需求。但与此同时，媒体对于事件进展的新闻采写、信息核对、深度报道需要一定的时间。受众的欲知和官方的告知在此基础上就会形成巨大的信息差。任何有关于事件发展情况的信息都会被聚焦和放大，伴随而来的便是舆情热点的突发频发问题。

2.传播内容简单化、标签化。目前各类智能化移动终端已经普及。受众受信渠道也逐渐从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转变。在重大疫情中，不少信息发布主体，为了博取眼球，赚取关注度和点击量，会对传播内容进行加工。删减事件细节、突出奇趣内容、简化新闻标题、概念化标签化传播的方式大行其道。同时，这类信息便于随手转发，一旦进入朋友圈等二次传播领域，就会呈现加速扩散和蔓延之势。

3.意见表达多元化、情绪化。重大疫情波及范围较广，其本身就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加上开放的网络空间构建出便捷的表达渠道，各个领域的受众都可以相对自由的发表自己的意见，整个网络舆论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但与此相伴生的是，不少受众从众心理作祟，对事件发展变化又缺乏基本的辨别能力，比较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甚至是敌对势力的蛊惑，一旦出现负面舆论，容易随声附和，形成情绪化的表达。

二、重大疫情中负面网络舆论的影响

1.导致网络话语的失衡，削弱政府话语权影响力。随着新媒体的出现，话语表达多元化、去中心化的趋势凸显。而在重大疫情中，负面舆论借助网络平台大行其道。对以政府为主导的官方话语体系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一是削弱了政府话语的主导力，较低的传播门槛，匿名化的意见表达带来的是网民对于话语权的激烈争夺。话语权力偏离，极大的降低了公众对于主流话语的认同度。二是削弱了政府话语的凝聚力，一方面网络空间虚拟性、匿名性的特点加剧了虚假信息和谣言的传播风险，道德失范、唯利是图、信息失序的问题频发。另一方面，境外势力和敌对势力借助突发事件出现的混乱状态，散播和渗透各种价值观念，这些都对正常的官方话语凝聚带来的不利影响。

2.形成割裂的舆论场域，加大舆论引导工作难度。随着移动互联网和新媒体的逐渐普及，不同的受众开始寻找和依附于不同的受众圈层，其对于所在圈层本身充满信任，而对于圈层之外的信源则采取敌视、排斥的态度。在重大疫情中，可以看到国内国际、网上网下、体制内外出现了一系列相对独立的舆论场域，形成了多个话语的集结场和交锋地。同一个新闻事件、同一个舆论热点在不同的舆论场域中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态，甚至出现截然不同、完全相反的舆论观点，舆论场域的割裂现象显现。相较于过去单一场域的引导工作来说。政府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精力去进行舆论引导，这无疑是加大了舆论引导的工作难度。

3.造成公众认知的偏差，加剧意识形态领域风险。互联网已经成为了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主战场。与官方理性、客观的消息陈述和舆论引导不同，负面舆论在互联网平台上更多地呈现出迎合偏好、强化偏见、煽动情感等“后真相时代”特征。不少受众由于缺乏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很容易就被负面舆论当中的情感因素所打动，而忽视事實本身。同时，负面舆论更多地关注事件发展的局部，习惯将关注点聚焦在事件发展的部分环节当中，造成受众关注点的迁移和偏离，不少受众由于缺乏整体思维，会过度关注事件的局部和无关细节，而忽视事件发展的前因后果，造成部分真实，整体失实的认知假象。如不及时加以引导，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将会成倍增加。

三、重大疫情中应对负面网络舆论的策略

1.加快媒体融合发展，适应传播环境变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信息革命成果，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做大做强主流舆论”。因此，加快媒体融合发展，适应传播环境变化成为当前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一是要加快传统媒体的融合发展步伐，传统媒体特别是党报党刊需要吸收新媒体传播形式新颖、表现形式多样、体验观感丰富的特点，加大对于各类疫情数据的采集与整理，并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传播管理技术，针对性的为受众提供高质量的信息投送服务。二是要具备一体化发展理念，媒体融合发展并不是简单的进行技术叠加，而是需要从更宏观的角度和更深邃的层次去理解媒体融合的重要意义。树立一体化发展理念就是要在保证传统媒体强大的品牌知名度、内容生产力、资源调动能力、媒体运营能力等的优势基础上，在开放互动、跨界协作、技术创新、共享发展上持续发力，保证在重大疫情中不缺位、不失声，牢牢掌握舆论引导的话语权、主动权。

2.疏解打通舆论场域，营造良好舆论生态

在重大疫情中疏解打通舆论场域一是要寻找价值共鸣，变对立为合力。面对公众对于事件发展的质疑和监督，要能够换位思考，及时了解群众所知所想、所期所盼。让群众有说话的平台、申诉的渠道，真正做到直面问题，回应关切。只有这样才能把舆论引导锻造形成网络统一战线的强大精神武器。二是要重构场域生态，变共鸣为共振，各个舆论场域之间并不是天生对立、不可调解的关系。特别是在面对涉及公共安全、生命健康的重大疫情時，不同舆论场域之间表现出强烈的共振效应。此时应大力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报道目前正在做出的努力、针对性的说明目前阶段存在的困难和解决方案。让公众了解党和政府正在做什么、为什么这样做、未来还需要做什么。同时加大典型人物、典型事迹的正面宣传力度，不断汇聚全国各族人民不畏艰险、战胜困难的向心力。只有这样才能使共鸣之力幻化为共振之举。

3.发掘培养意见领袖，提升舆论引导效能

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当中知名博主、网络大V等网络意见领袖表现活跃。他们在网络评论、引导劝服、批评监督等方面拥有特殊的影响力。实际上，网络意见领袖和粉丝群体形成了合作共生的“精英—草根”利益联合体。他们本身拥有一定的知识和把关技能，能够概括、影响、引导、传达粉丝群体的思想观点和利益诉求。因此，发掘和培养网络意见领袖对于提升舆论引导能力有着重要作用。一是要准确识别网络意见领袖，可以通过平台活跃度、关注度、点击量、推送率等技术指标寻找在重大疫情中较为活跃、影响力较大的意见领袖，也可以通过环境监测的方式即时发掘在单个议题中具有突出影响的意见领袖。二是要注重与网络意见领袖的互动，可以通过主动设置议题、建立有效沟通机制、选择恰当的话语表达方式等方法，与意见领袖产生良性互动，在意见领袖合理表达诉求的同时保证舆论始终处于健康、良性发展的状态。

4.完善监测预警体制，建立长效应对机制

在重大疫情中，信息流量往往突然出现井喷式的增长，仅仅依靠传统的舆情监测方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当前的舆论引导需求。因此及时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完善舆情监测预警体制迫在眉睫。具体来说，一是综合运用各种信息技术手段，对舆情进行分级分类，对于已经出现尚未演变的负面舆情，要及时观察，积极介入，防止事件恶化。对于纯粹以宣泄情绪、无端谩骂、无理取闹为主舆情事件，要及时运用信息技术手段进行屏蔽和过滤。对于已经形成的重大舆情事件，要及时收集归纳舆论场域内的主要观点、利益诉求，及时将民众意见反馈至相关机构进行处理，防止事态失控。二是对舆情热点事件及时跟踪，要综合运用各种信息技术手段对舆情发生、发展、迭代、演进的全过程进行跟踪和记录。保证整个舆情事件的引导始终处于可调可控的状态。三是建立长效应对机制，创设数据库并建立相应的应急机制和方案。一旦出现涉疫相关舆情，则可以在第一时间为制定应急调处机制和危机管理方案提供数据支撑。

总之，我们要正视重大疫情中负面网络舆论带来的新挑战，要能够不断转换思路、调整策略、更新手段，与时俱进的做好负面舆论的疏解和引导工作。

参考文献：

[1]童兵.习近平关于媒体融合发展论述的要义及实施进程[J].当代传播，2020（02）：4-10

[2]鲁艳敏.新融合 新生态[J].传媒，2020（03）：8

[3]张奎禄.基于数据和云架构的全媒体节目生产平台[J].天津科技，2020.47（01）：68-71

[4]韩育森、张明.浅论新媒体如何突出“新”字[J].数字传媒研究，2020.37（01）：19-20

[5]谢新洲、杜智涛.网络意见领袖舆论引导能力的评判体系研究——基于灰色统计与层次分析法的模型构建[J].图书情报工作，2013.57（15）：20-26

作者简介：

张舵（1988--）男，陕西潼关人，助教，研究方向：公共管理、新媒体与社会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