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超良，王向文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教育科学研究所，湖南 娄底 417000)



罗辀重的生活课程及实践之探析

刘超良，王向文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教育科学研究所，湖南 娄底 417000)

[摘要]我国近代教育家罗辀重以生活教育为理念，为造就“千千万万新式农人”，开展职业准备的教育。为此，罗辀重建构“常识”“常能”的生活课程体系，开展“在做上学，在做上教”的教学实践，采取“施教不限于校内，教学不限于课中”的教学组织，生活教育的成效显著。回顾罗辀重生活教育改革的思想和实践，当今的教育改革或可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

[关键词]罗辀重；生活课程；实践；乡村教育改革

罗辀重(1889-1950)，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县胜岩乡白鹭湾(今娄星区西阳乡白鹭村)，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的学生，与胡适、陶行知同学，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被时人誉为“教育之神”的爱国教育家。罗辀重主持陶龛学校，埋首乡村教育改革30年，以“血性”校训、“群德体智美”五育并重、无分数教学、旬日教学制、学校家庭化等办学特色而闻名海内外。

“在校之目的是教育，希望从生活里得到教育，在教育中充实生活。”“以求生活之长进，之更为丰富，更有意义，预备为人类谋幸福，为社会服务。”(《陶龛旬报》1938年2月18日)这是罗辀重对生活与教育的关系及生活教育目的的理解。从生活教育的目的出发，罗辀重阐述了生活课程观，构建了生活课程体系，并开展生活课程的教学实践。

一现实与理想：罗辀重生活课程观的由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列强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政治压迫与经济掠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得到了一个短暂的“黄金时期”。然而，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政局动荡，军阀混战，匪患遍地，水旱灾害频发，农业生产水平低下，且因1920年代末世界经济危机的深度影响，以出口农产品和工业原料为特点的小农经济面临深渊。在当时中国的广大农村，农民不能温饱，医疗、教育和文化落后，身体孱弱，陋习盛行，公德不修。在这样的背景下，救济农村、改造农村是当时的时代潮流。为救亡图存，为拯救农村平民于水火，广大知识分子积极投身于乡村建设的运动中。

罗辀重认为乡村贫穷是中国衰弱之根，1920年留美归国后便主持陶龛学校，实施乡村教育改革，致力于通过教育改变乡村贫穷落后的面貌。罗辀重指出：“一切社会的改革，应以教育改革为基础。”(《陶龛旬报》1947年12月18日)他开展乡村教育改革30年，理想是造就“千千万万的新式农人”(《陶龛旬报》1939年12月28日)。

杜威认为：“教育既然是一种社会过程，学校便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形式”，“教育是生活的过程。”[1]在杜威实用主义教育观中，“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理念强调教育具有生活的意义。在杜威看来，教育既是生活的本身也是生活的需要，教育使人适应生活，充实人的生活，更新人的生活。作为杜威的学生，罗辀重从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吸纳了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观的一些主张，注重教育与生活的关系。

当时中国的教育存在着许多弊端，集中表现在教育脱离社会生活。对此，罗辀重认为：“文凭何足凭？证书何足证？文凭之谜不穿，教育之路不通；证书资格之束缚不解，学术思想之发展无望。”(《陶龛旬报》1943年7月18日)罗辀重在其乡村教育改革中指出：“我们觉得小学毕业的儿童，既大多数无入普通中学之必要和可能；而年龄尚幼，不能直接就业。这中间必须有一种准备教育以补救之。在一个青年就业之前，实在有很多的常识常能，是必须要学好或养成的。”(《陶龛旬报》1947年1月28日)乡村教育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整个国民的力量，增强他们的生产力、组织力、政治力、社会力、知识力、生活力”，造就“千千万万的新式农人”。

罗辀重将杜威的“生活教育”思想加以改造，实施乡村教育改革。为改变乡村面貌，别人办中小学以“准备升学”为目标，而他以“准备就业”为目标。对此，陶龛学校从生活教育出发，实施职业准备的教育。罗辀重构建“新式农人”所必备的“常识”“常能”的课程体系，形成了生活课程价值观。

二“常识”“常能”：罗辀重的生活课程体系

为造就“千千万万新式农人”，罗辀重开展“职业准备教育”。为此，他在课程体系上进行生活化改革。

罗辀重认为，中小学课程的设置应该与儿童的生活和心理发展相适应。他指出，当时“各书肆所出教科书，多是闭门造车，与现实生活隔离，程度深浅，更漫无标准”(《陶龛旬报》1940年3月28日)。有的教科书内容生硬难懂，根本不适合儿童，而“儿童脑筋发育未全，把坚硬的东西塞进去，非徒无益，而且有害”(《陶龛旬报》1940年3月28日)。他要求各科教师从生活中选取适合儿童的材料作为生活课程的内容。罗辀重主持陶龛学校的生活课程体系由日常生活课程和战时生活课程构成。

陶龛学校不仅注重对学生进行基础知识的教学，更强调教给学生以“新式农人”所必备的“常识”“常能”。陶龛学校开设的社会科学科目，重在教给学生政治、文学、英语等方面的知识，还特别注重习字；在自然科学方面，注重教给学生“各种真确而又实用的技能，叫他们活用知识”，“在乡村中，就应用方面说，则珠算实较笔算为重要，故该校极注意珠算之指导与练习”[2]。在工艺教学方面，教学生做信封、扎花灯、编竹篱笆、线装课本、烧炉火等。此外，陶龛学校还以“职业陶冶”为目标组织30多个活动小组，如珠算、应用文、木工、化工、雕刻、印刷、乐器、照相、园艺、理发、烹饪、缝纫等，开展与当时乡村实际生活需要相适应的教学活动。“学生打破班界，各就志愿学习，这样兴趣特别增强；在校即养成一点常能，他日出校就业，自然就比较顺利。”[3]在抗战时期，罗辀重提倡“从生活里得到教育，在教育中充实生活”(《陶龛旬报》1938年1月28日)。陶龛学校打破一切普通中学之成规，实施一种战时生活之教育。至于课程方面，废除教室上课的形式，设置活动课程，大体可分为食、衣、住、行、乐、育6个方面。如食：自办伙食、种稻、种菜、养猪、养鱼；如衣：纺纱、织布、缝纫、做鞋、织袜、打草鞋、制防毒面具、造纱布药棉；如住：盖屋、筑墙、挖壕、建地下室；如行：修路、造艇、交通利器使用法；如乐：演剧、歌咏；如育：医药常识、急救法、团体操练等。这些课程直接来自农村的生产和生活，也适应农村的生产和生活。陶龛学校在生活中教育学生，并服务于农村的生产和生活。

还有，在以抗战为中心的教育方面，陶龛学校的训育实施军事训练和军事管理，强调生活规律化，要求绝对服从真理(知其所以然而服从，不是盲目服从)。在知识教学方面，把民族抗战的基本认识、战时常识及和抗战有关的技术加以充分的灌输，并研究如何增强抗战的力量，如何增加战时生产，如何改进战时科学，如何引起国际同情，如何组训民众，如何服务军人、伤兵、难民等。

罗辀重从日常生活和战时生活两个方面构建生活课程体系，不仅注重对学生进行知识教学，更重视联系乡村生活实际以活动的方式开展教学，既让学生学习生活知识，也培养学生的生活能力。

三在做上学，在做上教：罗辀重生活课程的教学实践

对生活课程的教学实践，罗辀重要求：“在做上学，在做上教；用理论指导实践，在实践上诊验理论，充实理论；从动的方面获得静的知识，从做的过程找出有效经验；在实际生活中去求一切教育的机会。”(《陶龛旬报》1938年1月28日)生活课程之教学实践，陶龛学校将理论与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学问与劳动相结合，学用一致。以现实生活需要为目标，对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罗辀重鼓励师生进行集体研究，大胆试验。试验成功与否，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都能获得课程实践的经验。

罗辀重认为课程是生成性的、开放的，以过程或活动形态存在着。“一切重在做，重在实践。”(《陶龛旬报》1938年1月28日)陶龛学校的生活课程不搞课堂教学，而是“需要某种学科时即教学某种学科”，师生在集体生活中互相学习，共同研讨，一起实践，而“导师并不教书，只做实际工作的指导者、推动者”(《陶龛旬报》1938年1月28日)。

陶龛学校对生活课程的教学组织，罗辀重要求“施教不限于校内，教学不限于课中”(《陶龛学校聘约》)，以多种组织形式开展教学活动。罗辀重认为：“‘求学’是寻求真实的学问。” “真实的学问”既包括书本知识，也包括非书本知识的各种社会实践知识和能力。求学“本不限于向学校求”，“不过，学校却是专为求学而设的，它除求学而外，没有别用”，所以它必须有“便于求学的一切设备，如博物馆、实验室、图书馆、阅览室、农场、工作场、运动场等”。这些设施都是学生“求学的好地方”。求学除了在学校求，还可以“向有学问的人求，向实验室求，向大自然求，向工厂农场求；也向书本求，但只限于‘用书’而不死读”(《陶龛旬报》1947年12月8日)。陶龛学校的教师不教死书，学生不读死书，而是既将教学活动从课堂内延伸到课堂外，也将教学活动从校内扩展到校外；既学书本知识，也学书本外的知识；既从学校中学习基本的技能，也在社会活动中发展多种能力[4]。

特别是陶龛学校开办的农村实验中学班“废除上课形式，随时随地可以施教，连校舍都不一定在哪里”。“虽然没有上课形式，而实际上是随时在上课，随地在上课。多设讲座、座谈会、研究会等。在集体生活中互相学习，互相督促，互相批评。”(《陶龛旬报》1938年2月8日)为让学生获得一技之长，教学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学生直接参加生产劳动，学以致用，同时注重培养学生吃苦耐劳和为公牺牲的精神。

陶龛学校开展的生活课程教学实践，有明确的生活教育目标，规范的生活课程体系，多形式地组织教学，因时制宜，因事制宜，因材施教，不仅使学生获得生活所需要的知识，也让学生得到了生活所需要的能力。

作为中国近代教育家，罗辀重致力于乡村教育改革，不仅重视小学的基础教育，也重视农村的中等职业教育，成绩斐然。罗辀重受到美国教育家杜威“生活教育”和同时代其他教育家的生活教育观念的影响，积极开展生活教育改革的实践[5]。无论是小学基础教育，还是中等职业教育，陶龛学校都注重为生活准备的课程价值，将二者置于生活教育之中，强调学生从小就应该获得生活必备的知识和能力，也为了造就“千千万万新式农人”，建构“常识”“常能”的课程体系，开展“在做上学，在做上教”的教学实践，采取“施教不限于校内，教学不限于课中”的教学组织，生活教育的成效显著。面对当前我国的教育改革，回顾罗辀重生活教育改革的思想和实践，我们或可从中发掘出可资借鉴的生活教育思想和改革经验。

参考文献：

[1]杜威.我的教育信条[M].赵祥麟,王承绪,编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4.

[2]佚名.一个乡村小学的写真[J].湖南教育月刊,1937.

[3]佚名.陶龛学校受教育厅嘉奖[N].湘乡民报,1931-02-12.

[4]佘国纲.罗辀重文集[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35.

[5]佘国纲.教育之神罗辀重[M].香港:新风出版社,2000:22.

(责任编校：彭巍颐)

On Luo Zhouzhong′s Idea and Practice of Life Education

LIUChao-liang,WANGXiang-wen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ciences, Hunan University of Humaniti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oudi 417000, China)

Abstract:Chinese modern educator Luo Zhouzhong promoted the idea of life education by providing pre-vocational education for peasants to prepare them for new life as a modern peasant. He developed a life curriculum which proved fruitful. It focused on "common sense" and "practical ability", so teaching and learning could be completed in the process of doing. With this curriculum system, education was no longer confined to a classroom. To reform the present-day education, educators therefore can draw on Luo Zhouzhong′s experience of developing life education in rural areas.

Key words：Luo Zhouzhong; life curriculum; practice; rural education reform

[收稿日期]2016-02-26.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罗辀重的教学思想研究”(XJK015BLL001)。

[作者简介]刘超良(1965—)，男，湖南邵东人，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教育学原理、德育原理；王向文(1974—)，男，湖南新化人，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教育史。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0712(2016)02-003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