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雯雯

(西藏民族大学 文学院，陕西 咸阳 712082)



从选本形态论曾国藩《十八家诗钞》的诗学观念
——以分类体例和诗歌评点为中心

汪雯雯

(西藏民族大学 文学院，陕西 咸阳 712082)

[摘要]《十八家诗钞》的编纂成书过程与曾国藩诗歌创作历程、诗歌阅读积累以及指导诸弟、子侄诗歌学习的主旨内容是一脉相承的。《十八家诗钞》选人与选诗集中体现了曾国藩卓越的选家识力和审美眼光，推进了十八家诗歌的经典化历程。《十八家诗钞》分体编录的体例，方便学诗者翻阅取则，以自身质性选择擅长的诗歌体式进行针对性的揣摩创作，为后学诗歌创作提供了取法典范和轨式路径。《十八家诗钞》在“气势”“情韵”“趣味”“识度”四种诗学范畴的基础上合并“机神”“趣味”为“机趣”，同时增设“工律”评点诗歌，最终形成较为全面、富有层次的诗学批评维度，具有重要的诗学意义。

[关键词]《十八家诗钞》；分体编录；诗学轨式；评点；诗学意义

曾国藩(1811-1872)是晚清诗文大家。在古文领域，曾国藩继承桐城派方苞、姚鼐而自立风格，创立晚清古文的“湘乡派”，成为湖湘文化的重要代表，赢得了“桐城派中兴明主”的称号。既因曾氏隶属桐城支脉，历来学者研究多侧重于“文”论，相较而言，曾国藩的诗学研究却处于相对遮蔽的状态。曾国藩编纂的诗歌选集《十八家诗钞》，虽多被用以论证其诗学思想，而对选集本身，如编选目的、入选标准、编次体例等方面却关注较少。因此，由《十八家诗钞》的编选情况观照曾国藩的诗学思想和审美标准，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拟从《十八家诗钞》的编纂目的、选诗标准、分类体例以及诗歌评点四个选本形态层面来挖掘其所蕴含的诗学思想。

一成书过程与选本编纂目的

《十八家诗钞》中十八家为魏晋南北朝的曹植、阮籍、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朓六家，唐代的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韩愈、自居易、李商隐、杜牧八家，宋代的苏轼、黄庭坚、陆游三家，金代元好问一家。诗集共28卷，选古、近体诗共6 599首。《诗钞》所录作者“名下有事迹介绍，诗题下有解题，或解诗旨，或考诗名。诗后有双行细字解析，偶有文字校雠或训诂”[1]323。诗歌评点止于谢朓。

在曾国藩的日记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这本选集的编纂情况。曾国藩在同治六年(1867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中写道：“余在京抄成十八家诗。”[2]1454由此可知，选本大致编纂于咸丰二年(1852年)之前，但这并不是最终的完成时间。同治七年六月的曾国藩日记中记载到：“夜，分气势、识度、情韵、机趣、工律五者，选钞各体诗；将曹、阮二家选毕。”[2]1524这是日记中最后一次提到《十八家诗钞》，此说明《十八家诗钞》的编选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历经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按现在流传的选集来看，曾氏最终没有按照自己所设定的，对所选诗歌进行完整批识(这种标识，选集中所见乃止于谢朓)，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曾国藩在《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中回顾自己的诗文创作历程，说：“少时天分不甚低，厥后日与鄙庸者处，全无所闻，窍被茅塞久矣。及乙未到京，始有志学诗古文并作字之法。”[3]56由此可见，曾氏是在道光十五年进京后才渐渐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曾氏热心于创作，以至于声称“古文各体诗，自觉有进境，将来此事当有成就，恨当世无韩愈、王安石一流人与我相质证”[3]80。如果说道光年间的曾国藩仍醉心于诗文创作，那么，咸丰以后，则更多以编纂诗文选本的形式进一步阐释其文学主张和诗学理念。成书于咸丰十年(1860年)的《经史百家杂钞》，以类括体，在姚鼐《古文辞类纂》的编纂体例基础上，将所选之文分著述、告语、记载三门，三门下细分论著、词赋、序跋、诏令、奏议、书牍、哀祭、传志、叙记、典志、杂记十一类。词赋之属和哀祭之属中，仅收录少量诗歌，且这些诗歌都来自《诗经》。曾氏“余抄纂此编，每类必以六经冠其端”[4]的理念说明进入《经史百家杂钞》的诗，乃是以文体之源的形式存在。为了突出选本性质和《诗经》地位，所选诗歌主要以农事、战争、祭祀等为主，多重实际功用而对诗歌本身的审美特性关注较少。同样开始编纂于咸丰年间的《十八家诗钞》，作为专门的诗歌选本，正可补益《经史百家杂钞》之不足。选集本身作为曾氏诗学主张的直接呈现，也与其诗歌创作相匹配，从而全面地体现曾氏在诗歌批评方面的建树。

此外，关于《十八家诗钞》的编纂目的，我们还可以从《曾国藩日记》中寻根探源。同治元年三月十七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余既钞封十八家之诗，虽存他乐不请之怀，未免足己自封之陋。”[2]731曾氏编纂《十八家诗钞》，与其诗歌创作一样，源自个人爱好，同时又彰显出自己的喜好趣味。读陶诗，“于陶公瘦词微旨，尽得解释，欣悦无已”[5]178；又“夜诵杜韩七古颇多，似有会于古人沉郁顿挫之义”；“放翁七言绝句，实能道得空旷胸怀出”[2]579……“每夜分辄取古人名篇高声朗诵，用以自娱”[3]809，以此可见，曾氏编纂《十八家诗钞》颇有自得之乐。

另一方面，作为中国传统的士大夫代表，重视家学的曾国藩十分重视培养诸弟及子侄的文学修养。在流传下来的曾国藩语录当中，就有大量关于治学之道的阐述，从中我们也能读到与诗歌学习创作相关的内容。如给儿子纪泽的家信中，曾国藩就指导儿子诗歌创作要取法古人：“尔七古诗，气清而词亦稳，余阅之忻慰。凡作诗，最宜讲究声调。余所选钞五古九家，七古六家，声调皆极铿铿，耐人百读不厌。……尔欲作五古七古，须熟读五古七古各数十篇。”[3]418又如：“尔诗一首阅过发回。尔诗笔远胜于文笔，以后宜常常为之。……余所选十八家诗，凡十厚册，在家中，此次可交来丁带至营中。”[3]809在这些地方，曾氏乃是直接阐明自己以《十八家诗钞》为家学选本，指导诸弟、子侄诗歌学习及创作的良苦用心。

二选诗标准与诗歌审美典范

魏晋南北朝至金代，是中国五七言诗歌发展、成熟的重要阶段，曾国藩选取各个阶段的大家以代表各时期诗歌发展的主要成就，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诗家诗作的经典化进程。

以入选五古为例，曹子建固不待言，“辞采华茂，骨气奇高，情兼雅怨，体被文质”[6]的艺术风格使之成为建安时期最有成就的诗人；阮嗣宗进一步确立了五言诗的体制，其诗歌中寄托遥深的比兴象征手法的运用开拓了五言诗的表现功能；陶渊明继汉魏之后，成功开辟了“豪华落尽见真淳”这一新的美学境界，贺贻孙《诗筏》云：“论者为五言诗平远一派，自苏、李、《十九首》后，当推陶彭泽为传灯之祖。”[7]再如南朝宋之鲍照，在诗歌创作上独具探索精神与创造性，其以刚健酣畅的笔力，对后世诗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清代何焯曾在《义门读书记》中言：“诗至明远。发露无余。李杜韩白皆出此也。”[8]在入选的诗人当中，五古数量最多的当推李白，高棅《唐诗品汇》将李白五古列入“正宗”，并给出了相当高的评价：“李翰林天才纵逸，轶荡人群，上薄曹、刘，下凌沈、鲍。其乐府古调，若使储光羲、王昌龄失步，高适、岑参绝倒，况其下乎？”[9]47杜甫作为诗歌的“集大成者”，其五古不能不备一体，曾氏对于杜甫的五言古诗也尤为偏爱：“杜诗五古，爱其句法瘦劲，变化通于古文造句之法，憾吾能知之而苦于不能为之耳。”[2]1719韩愈在前人的基础上，又为五古带来了雄奇高古的艺术境界。事实上，中唐以降，五古逐渐落入衰境。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说：“中唐以后，诗人皆求工于七律，而古体不甚精诣。”[10]这是较为确切的评说。高棅在《五言古诗叙目·接武》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翱翔乎大历、贞元之间，其篇什讽咏不减盛时。然而近体颇繁，古声渐远，不过略见一二，与时唱和而已。”[9]50曾氏五古的选取止于中唐，正可说明他对这些观点的认同。

毋庸置疑，入选的十八位诗人也是曾国藩欣赏和喜爱的。曾国藩早期诗歌创作，大体五七言古诗学杜甫、韩愈、苏轼，五七言律诗学杜甫、黄庭坚，多偏重于宋诗格调，一度成为“宋诗派”(“宋诗派”主以杜甫、韩愈、苏轼、黄庭坚为宗)的代表人物。在诗文创作上，曾氏首推“义理”，“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3]49，“义理非一日所可办，则不得不求于字句。至于雕饰字句，则巧言取悦，作伪日拙，所谓修辞立诚者，荡然失其本旨矣”[2]131。对“义理”的推重可以看出曾氏早期重经世之用的诗文主张，而在《十八家诗钞》的编选过程中，曾国藩却能突破宋诗藩篱，以较为广阔的视野，对代表各类诗歌体式的各时代大家兼收并蓄。

在具体诗家作品选录上《十八家诗钞》秉持严苛选录标准，以诗歌创作的艺术成就高下筛选。曹丕《典论·论文》有云：“文非一体，鲜能备善。”[11]68一般来说，一个诗人擅长的诗歌体式多集中于一种或数种，很难做到众体兼备。在所选的十八家当中，惟杜甫各体皆备，可见，曾国藩在选诗上赋予杜甫“诗圣”之承前启后之集大成者的诗歌史地位。其余均只选录代表该诗人主要成就的一种或几种诗体。如选录李白五言古诗3卷，七言古诗1卷，却不录其七律。苏轼、黄庭坚、陆游三家不取其五古，而王维、孟浩然仅录其五律，元好问仅录其七律，入选标准可谓十分严苛。我们在承认诗歌风格的多样性同时，也不能否认风格作为艺术的总貌，本身也有高下之分，严苛的选诗标准正说明了曾国藩的审美品位是相当高的。

钱穆先生对《十八家诗钞》的兼收并蓄和重点突出作了恰如其分的说明：“湘乡曾文正在中国诗人中只选了十八家。而在这十八家里边，还有几个人不曾完全选。即如陆放翁诗，他删选得很好。若读诗只照着如《唐诗别裁》之类去读，又爱看人家批语，这字好，这句好，这样最多领略了些作诗的技巧，但永远读不到诗的最高境界去。曾文正的《十八家诗钞》，正因他一家一家整集钞下，不加挑选，能这样去读诗，趣味才大，意境才高。这是学诗一大诀窍。”[12]钱穆先生的这种认可正契合曾国藩一贯以来的学诗之法。在其自序当中，曾氏在论及《十八家诗钞》时主张：“五古拟专读陶潜、谢朓两家；七古拟专读韩愈苏轼两家；五律专读杜甫，七律专读黄庭坚，七绝专读陆游。以一二家为主，而他家则参观互证，庶几用志不纷。”[2]731在曾氏看来，以一两家为主体，加以别家参照互证，则可在学诗上取事半功倍之效。

三分体编录与诗歌创作门径

《十八家诗钞》按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七绝各诗体分编，分体后再以诗人时代先后为序，建构起层次分明、流变清晰的选本序目。

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七言绝句这五种诗歌体式，是当时士人读诗、学诗的主流。《十八家诗钞》分体编录历代名家诗作，一方面便捷于学诗者翻阅取则，另一方面也为他们的诗歌创作提供了取法门径。

尔(作者按：曾纪泽)之才思，能古雅而不能雄骏，大约宜作五言，而不宜作七言。……尔要读古诗，汉魏六朝，取余所选曹、阮、陶、谢、鲍、谢六家，专心读之，必与尔性质相近。至于开拓心胸，扩充气魄，穷极变态，则非唐之李杜韩白、宋金之苏黄陆元八家，不足以尽天下古今之奇观。尔之质性，虽与八家者不相近，而要不可不将此八人之集悉心研究一番，实《六经》外之巨制，文字中之尤物也。[3]809

才思笔力，人各有异。曾国藩以为曾纪泽才思古雅，故而擅长五言诗创作。故在诗歌阅读对象取向上，曹植、阮籍、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朓六家古诗与其性质相近，适宜细读。但若拘泥于六家之内，则又失之偏颇。唐之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宋元之苏轼、黄庭坚、陆游、元好问八家诗作，读之足以开拓心胸、扩充气魄，尽天下古今之奇观，虽与自身质性不相匹近，亦要悉心研究，从中获益。

学诗从《中州集》入亦好。然吾意读总集，不如读专集。此事人人意见各殊，嗜好不同。吾之嗜好于五古则喜读《文选》，于七古则喜读昌黎集，于五律则喜读杜集，七律亦最喜杜诗，而苦不能步趋，故兼读元遗山集。吾作诗最短于七律，他体皆有心得。惜京都无与畅语耳。尔要学诗，先须看一家集，不要东翻西阅；先须学一体，不可各体同学，盖明一体则皆明也。[3]66

吾教诸弟学诗无别法，但须看一家之专集，不可读选本，以汩没性灵．至要至要。吾于五七古学杜、韩，五七律学杜，此二家无一字不细看。外此则古诗学苏、黄，律诗学义山，此三家亦无一字不看，五家之外，则用功浅矣。[3]108

虽学诗门径，因人而异，然对于经典诗作的阅读揣摩，却是诸家创作入门的必经之路。曾国藩在与其诸弟、子侄的家书中反复谈及诗歌阅读问题,分享自己阅读到的故事或者背诵自己喜欢的诗词、谈自己读书的体会等等[13]。学习诗歌，最先须从某一诗人作品阅读起，且选本不如专集，阅读时仔细揣摩，不可东翻西阅。在具体的诗歌体式中，五言古诗可读《文选》，七言古诗读韩昌黎集，五言律诗读杜甫诗集，七言律诗读杜甫诗集，兼读元好问诗集。

在具体诗歌创作过程中，不可各体齐学，而应择其一体，最终到达“明”一体而“明”众体。大体而言，五七言古学杜甫、韩愈，五七言律诗学杜甫，二家诗集应细读。除此之外，则古诗可学苏轼、黄庭坚，律诗可学李商隐。每种诗歌体式都有相对应的诗人作品作为创作典范供以学习揣摩。

学诗者根据自己的才思质性，选择擅长匹配的诗歌体式所对应的作家作品阅读揣摩，细心研读专家。在具体诗歌创作中讲求方法门径，即专攻一体，以求一体之明而众体皆明，提高自身的诗歌创作水平。可见，曾国藩将十八家诗分体抄录，不仅是曾氏读诗、作诗的心得体会直接呈现，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以此本指导诸弟、子侄等后学诗歌创作的编纂宗旨。

四诗歌评点与选本诗学观念

诚如鲁迅先生所言：“凡是对于文术，自有主张的作家，他所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张的手段，倒并不在文心，文则，诗品，诗话，而在出选本。”[14]曾国藩通过选录诗人诗作、评点注释寄寓诗学思想。

曾氏十分重视诗歌的个性风貌，认为“凡大家名家之作，必有一种面貌，一种神态，与他人迥不相同”[3]1292。曾氏曾一度受姚鼐的阴柔阳刚说的影响。曾国藩在姚鼐将文章分为阴柔、阳刚两大类型的基础上，参照北宋哲学家邵雍的“四象”之说，以阴阳四象示文章之美。他曾在给儿子的书信中开出一张《文章各得阴阳之美表》，将诗文类型作了更为细致的划分。在这个表格中，曾氏将“阳刚”分为“太阳”和“少阴”；“阴柔”分为“少阳”和“太阴”，并以“气势”“情韵”“趣味”“识度”四者属之。将李白、韩愈之诗归于“气势”门下；杜甫、李商隐诗歌归于“情韵”类；苏轼、韩愈之诗共属“趣味”类；陶渊明诗归于“识度”类。事实上，通过曾氏对《十八家诗钞》中曹植、阮籍、谢灵运、鲍照、谢朓等人的诗所作的划分和评点，我们可以看出他并不是以一种风格囊括某一诗人的所有诗歌。如入选的曹植五古，《箜篌引》《名都篇》《美女篇》《白马篇》归于“气势”类，《吁嗟篇》《七哀诗》《赠王粲》《赠白马王彪七首》等一系列风格凄婉的赠诗乃归于“情韵”类，抒发思念家乡、不得见用之慨的《杂诗六首》归于“识度”类。将阳刚阴柔两分法细化为四分法，并以“雄”“直”“怪”“丽”“茹”“远”“洁”“适”八者作具体阐释，突出了诗人与作品的内在品格和独特面貌。从诗歌品评和审美的角度看，“辨别他们风格的差异比找出他们彼此的共性，困难更大，意义也更大”[15]。

如前所述，《十八家诗钞》的编选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曾氏“气势”“情韵”“趣味”“识度”的“四象”之说也逐渐完善。在同治七年四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中，曾氏记载到：“余昔年抄古文，分气势、识度、情韵、趣味为四属，拟再抄古近诗，亦分为四属，而别增一机神之属。机者，无心遇之，偶然触之。……神者，人功与天机相凑泊，如卜筮之有繇辞，如《左传》诸史之有童谣，如佛书之有偈语，其义在于可解不可解之间。古人有所托讽，如阮嗣宗之类，或故作神话以乱其辞。唐人如太白之豪，少陵之雄，龙标之逸，昌谷之奇，及元、白、张、王之乐府，亦往往多神到机到之语。即宋世名家之诗，亦皆人巧极而天工错，径路绝而风云通。盖必可与言机，可与用神，而后极诗之能事。余抄诗，拟增此一种，与古文微有异同。”[2]1497曾氏在这里所说的“机神”，从创作主体的角度来看，“无心遇之，偶然触之”，十分接近古人所说的“灵感”。陆机在《文赋》中将其称为“应感”和“天机”，并对“灵感”的创造性和突发性作了阐释：“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11]77而曾国藩所谓的“机神”固然有不可把握的因素，但也强调创作主体本身的素养和积累，强调“神者”乃“人功与天机相凑泊”的产物。此外，曾氏还从接受主体的角度，指出有些文学作品，接受者不能完全得其旨意。这种介乎“可解不可解之间”的原因，既有作品本身的“神到机到之语”，又有创作者以托讽比兴等手法有意为之的因素。事实上，曾国藩对“比兴之体”颇为推崇，曾将其列为五言古诗最高境之一。曾国藩对“机神”的认定，与“气势”“情韵”“趣味”“识度”的“四象”之说相较，不仅着眼于诗歌的艺术风格，更关注诗歌的创作过程。因此，也更为接近诗歌创作的真实。

同治七年六月，曾国藩在日记中最后一次提到《十八家诗钞》，其将“机神”与“趣味”合并为“机趣”，又增添“工律”一项。至此，最终形成了曾氏以“气势”“识度”“情韵”“机趣”“工律”来品评诗歌的诗学理论范畴。诗歌本身就是语言的艺术，语言形式是诗歌的外在呈现，是情感表现的载体。具体在诗歌创作中，则表现为创作者对用字、句法、篇法以及诗歌韵律等的探求。在曾氏已经完成的分类中，谢灵运的诗歌是最符合工律的，共有17首五言古诗以“工律”标注，谢朓次之，共9首。南北朝时期，潘岳、谢灵运等十分追求语言的形式美，并创作出了许多对偶工整、声韵对称和谐的诗句。如谢灵运的“乱流趋正绝，孤屿媚中川。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登江中孤屿》)、“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石壁精舍还湖中作》)以及《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等，都颇为精工。齐永明中，谢朓与沈约、王融共创“永明体”，并身体力行，将平仄四声运用于诗歌创作，形成了圆美流转的诗风，也为唐代律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至于其他的诗人诗作，虽然曾国藩没能完成谢朓之后的作品分类，但我们还是能够通过其日记作一些旁观和佐证。曾氏对杜甫诗歌推崇备至，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在于杜诗的句法，在阅杜诗五古时，曾云“爱其句法瘦劲，变化通于古人造句之法”[5]180，感叹“古人妙处，只是造句之法变幻无穷，故终身无一复句，犹之《毛诗》无相袭之调也”[2]1691，这些地方都表现出对杜甫诗歌句法所体现出的创造性的高度认同。

如前所述，诗歌的工律除了讲求结构形式的精巧，还应包括声律音调的和谐。《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论及《十八家诗钞》，称“此书选编原为便于家塾诵读，故所选皆宗于正，实为诵读之善本”[1]323。事实上，曾氏对诗歌的声调向来颇为讲究，他认为“凡作诗最宜讲求声调”，又云：“古人云，‘新诗改罢自长吟’，又云‘锻诗来就且长吟’，可见古人惨淡经营之时，亦纯在声调上下工夫。”[3]418在编选《十八家诗钞》时，他将声调作为考察诗歌的一个重要因素，“所选钞五古九家，七古六家，声调皆极铿锵”[3]418。此外，他自身也十分热衷于诗文的吟诵，“温苏诗，朗诵颇久，有声出金石之乐；因思古人文章所以与天地不敝者，实赖气以昌之，声以永之。故读书不能求之声气二者之间，徒糟粕耳”[2]698，主张因声求气，从而到达诗人的情感世界，同时获得自我的精神满足。“诗成自读之，亦自觉琅琅可诵，引出一种兴会来。”[3]418吟诵既是抵达他人诗歌意境和情感的重要方式，也是体认自我、抒发自我，从而带来精神愉悦的重要手段。由重在体察作品风格的“气势”“情韵”“识度”，到对作品创作主体状态进行观照的“机趣”，最后到以“工律”来搭建作品与鉴赏者之间的桥梁，曾国藩形成了富有层次且较为全面的诗歌批评维度。

由《十八家诗钞》的选编情况和《曾国藩日记》的部分诗学内容，我们还能看出曾氏对冲淡诗风的偏好倾向。曾氏曾谓“以诗言之，必先有豁达光明之识，而后有恬淡冲融之趣。如李白、韩退之、杜牧之则豁达处多，陶渊明、孟浩然、白香山则冲淡处多”[3]959，认为豁达的胸襟乃是恬淡冲融心境的前提。他“阅陶诗全部，取其闲适者记出，将抄一册，合之杜、韦、白、苏、陆五家之闲适诗，纂成一集，以备朝夕讽诵，洗涤名利争胜之心”[5]178。他还说：“五言诗，若能学到陶潜、谢朓一种冲淡之味和谐之音，亦天下之至乐，人间之奇福也。”[3]849诗歌是内在心绪的呈现，在这里，曾国藩不惟表现出对恬淡高远诗风的欣赏，更怀有对冲融自适的人生境界的向往之意。“余所好者，尤在陶之五古，杜之五律，陆之七绝。以为人生具此高淡襟怀，虽南面王不以易其乐也。”[3]1333从中可以看出，曾国藩选编《十八家诗钞》，一方面得古人养气知言的内在工夫，而另一方面，对冲淡诗风的偏好倾向又传达出身处功利场中，曾氏借诗歌乃至文学寻求精神慰藉的内在旨归。

综上，《十八家诗钞》的编纂成书并非一蹴而就，而与曾国藩诗歌创作历程和诗歌阅读积累一脉相承。曾国藩抄录十八家诗歌成集，一方面通过选本形式寄寓诗学思想，同时也为指导诸弟、子侄的诗歌创作提供了明确的取法对象和经典范式。曾国藩以诗歌体式分类抄录，选录诗歌发展史上各时期代表大家经典作品成集，建构起层次分明、流变清晰的选本序目。《十八家诗钞》选体、选人与选诗集，不求众体兼备，重点突出，体现了曾国藩卓越的诗学眼光和选家识力；在尊重诗歌发展历史事实上，推进十八家诗歌的经典化历程，又关注现实，选录诸体皆为当下诗歌创作的主流，并分体编录，便捷于后学诗歌阅读，为其创作提供一条明确有效的学习门径。因曾氏事务繁忙，《十八家诗钞》诗歌评点并未贯穿始终，但结合曾国藩日记、家书等文献记载，也可见曾氏诗学批评观念。曾氏将姚鼐“阳刚”“阴柔”两种风格细分为四，以“太阳”“少阴”“少阳”“太阴”对应“气势”“情韵”“趣味”“识度”四种诗学范畴，以此评点诸家诗作；后又合并“机神”“趣味”为“机趣”，同时增设“工律”一种，最终形成较为全面、富有层次的诗学批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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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吴承学.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206.

(责任编校：李传熹)

Zeng Guofan′s Poetry Criticism: A Study on the Form of Collected Poems of Eighteen Chinese Poets, With a Focus on His Classification Style and Appreciation of the Poems

WANGWen-wen

(School of Liberal Arts, Xizang Minzu University, Xianyang 712082, China)

Abstract:When he was compiling Collected Poems of Eighteen Chinese Poets, Zeng Guofan was also composing, reading, and recommending to his family members poems of similar style with the works by the eighteen poetic geniuses. Zeng Guofan showed his discerning and aesthetic appreciation of Chinese poetry in this book, making it a classic. The collected poems were catalogued according to their style, and readers find it convenient as they find immediately the poems whose style they are interested in and eager to imitate. In this way this poem collection serves as a good model for learners to follow. Before the Collected Poems of Eighteen Chinese Poets, Zeng used to appreciate poems by dividing them into four types that featured respectively power, emotion, amusement, and insight. With the Collected Poems, Zeng added two more dimensions for poetry appreciation: "poetic form and meter", and "inspirational amusement", a combination of "inspiration" and "amusement". All these lead to a comprehensive and richly layered dimension of Zeng Guofan′s poetry criticism.

Key words：CollectedPoemsofEighteenChinesePoets；stylistic classification；role model for poetry composition；poetry criticism；poetic significance

[收稿日期]2016-01-1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明清之际经世视域中的文学思想演进研究”(12CZW012)；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7批面上资助项目“明清总集分体与分类研究”(2015M572185)。

[作者简介]汪雯雯(1989—)，女，安徽歙县人，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诗歌文献整理与诗学批评。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0712(2016)02-00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