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楠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52)



《桃花扇》清代王萦绪改写本述评

王亚楠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52)

[摘要]《桃花扇》有清人王萦绪改写本，今有抄本传世，藏于山东省图书馆，为海内孤本。该抄本卷首、卷末分别有王萦绪所撰《序言》、《题辞》、《删改缘由》和《跋语》。王萦绪憎恶历史人物左良玉，而崇敬史可法，故他主要依此情感倾向和褒贬立场删改原剧，在改本中加强了对左良玉的批判和否定，而维护史可法的正面形象。这些删改既涉及一些重要的情节关目，又涉及一些细微之处。王萦绪对原剧的改写带有较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是《桃花扇》接受史上罕有而特殊的个例。

[关键词]清代；王萦绪；改写本；《桃花扇》；述评

孔尚任的《桃花扇》作为古代戏曲经典，流传广远，至今仍活跃在戏曲舞台上。这部剧作曾被多种声腔剧种和艺术形式搬演、改编。在其问世不久、尚未刊刻之前，即有孔之友人顾彩将之改编为《南桃花扇》，后曾被搬上舞台，但未能流传后世。《南桃花扇》广为人知，而《桃花扇》的另一清代改编本则罕有人知，这便是王萦绪改本。此改本今有清抄本存世，藏于山东省图书馆，为海内孤本，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本文主要以笔者对该改本寓目所得，对之给予简要介绍，并就有关改写的一些问题做一初步探讨。

一《桃花扇》王萦绪改本叙录

王萦绪(1713-1784)，字希仁，号成祉，又号天馥、五莲山人，别号莲峰，山东诸城人。乾隆元年(1736年)恩科举人，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进士。其后候选知县，归乡教授于私塾。10年后，选授四川忠州酆都县知县。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升署石砫直隶厅同知，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八月卸职。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卒于成都行馆。王萦绪不仅勤于政事，而且平生研求经籍，好学深思，撰有著述多种。

山东省图书馆所藏王萦绪改本《桃花扇》，共一函四册。函套签条上题“桃花扇传奇 甲辰六月抄成，共肆本”，下钤阴文“燕山堂印”。此抄本中“宁”字皆避讳改字，应是避清宣宗道光帝旻宁名讳，因此“甲辰”应即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抄本即抄成于本年。抄本中还有多处钤印文字曰“少怀之印”“单少怀印”“燕山堂钞书印”等，因此抄书之人或指使抄书之人应即单少怀，其人生平不详。抄本内容为：卷首依次为小引、凡例、原剧目录、题辞(田雯、陈于王、王苹、唐肇、朱永龄、宋荦、吴陈琰、王特选等撰)，王萦绪撰《序言》《题辞》《删改缘由》和改本目录；卷末依次为考据(其中无名氏《樵史》作22段，较原剧删去2段)、本末、小识、跋语(黄元治、刘中柱、陈四如、刘凡、叶藩和王萦绪等撰)和吴穆《<桃花扇>后序》。上本首页署“云亭山人编、五莲山人重订”。

改本共40出，分上、下两本，每本各20出，较原剧删去第9出《抚兵》、第14出《阻奸》、第18出《争位》和第19出《和战》，并将原剧第31出《草檄》改题《犯阙》、第34出《截矶》改题《调镇》。抄写者又将此40出分为4卷，每册1卷，第1-4册封面分别题有：“桃花扇卷一”“桃花扇卷二”“桃花扇卷三”“桃花扇卷四”。卷1由《先声》至《却奁》，凡8出；卷2由《闹榭》至《闲话》，凡12出；卷3由《孤吟》至《会狱》，凡12出；卷4由《调镇》至《余韵》，凡8出。

王萦绪所撰《序言》、《题辞》、《删改缘由》和《跋语》，对于我们了解他的戏曲思想和他对《桃花扇》的评价具有重要意义，故依次征引如下。改本《序言》：

古乐有音有诗，翕纯皦绎，正乐音也；雅颂得所，正乐诗也。古乐失传，律吕分寸，诸儒聚讼，而黄钟之管，终未克合。元音姑无论已，考《诗》三百篇，有美有刺，正变贞淫，并垂为教，俾学者咏歌往复，而感发惩创。好善恶恶之心，有油然动于不自知者，故曰“兴于诗”也。后世变为词曲，以合九宫之谱，诚祖《诗》之义而为。即之不能如古乐之感人深而入人切，亦差足有补于世教尔。

且夫夫妇者，人伦之始也。《易》曰：“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上下礼义有所错。”《诗》首二南，关雎鹊巢，此物此志也。故后世传奇之例，皆以生旦脚色为主，老、末、净、丑，间杂成章。计数百年来，传世者不下数百种，而脍炙人口，莫如元人王实甫之《西厢记》。夫公子狂荡，仕女淫奔，且始乱终弃，是父母国人皆贱之者。《会真记》已为淫辞，实甫乃以雕龙绣虎之笔，播之声歌。后学爱其文词，家传户诵，几同圣经贤传之不朽。至衍于场上，正人君子去之惟恐不速，而庸耳俗目乐而忘倦，啧啧羡美，口虽不言，心皆有欲效其事而不能而不得者。伤风败化之害，伊于胡底。呜呼！古乐纳人于正，而此反引人于邪，则实甫固填词之文宗，实甫实名教之罪人哉！然则将删生旦男女于不用，而别谱实善实恶之迹，以为法戒乎？既与传奇之体不合，且恐人不乐闻，曲未终而昏然欲卧者多矣，尚何教化之有？！

窃尝遍览传奇，择其宜古宜今，而差有补于世教者，惟《桃花扇》一书。《桃花扇》者，云亭山人孔氏东塘撰也。东塘曲阜圣裔，学博才高，偶有感于前明南渡后一岁之兴亡，乃以商邱名士侯朝宗、金陵名妓李香君为线，而一岁中君臣政事、始终存亡，皆自此一线串成。开场所谓“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实事实人，有凭有据”者也。

今试与《西厢记》比而论之，其针线之密，联络之巧，离合擒纵之飘忽，曲折变换之奇横，固已驾乎其上，即四十齣词曲之妙，直与为异曲同工，是皆文人词客目所共睹者。而侯朝宗、李香君之贞笃，史阁部、黄靖南之忠烈，陈定生、吴次尾之持正不阿，张瑶星以及蓝田叔、蔡益所、苏昆生、柳敬亭、丁继之、卞玉京辈之高蹈远引，皆足以感发而为法者也。弘光帝之昏淫无道，马士英、阮大铖之奸邪误国，高杰之恃勇丧身，左良玉之要君犯阙，二刘、田雄之卖主求荣，皆足以惩创而为戒者也。读者反复玩味，好善恶恶之心，当亦油然动于不自知，矧被之管弦，加以优孟之摩拟乎！较彼以狂荡淫奔、引人于邪者，不且有薰莸之殊哉！孟子曰：“今之乐，犹古之乐也。”惟此庶足以当之。则谓先圣正古乐于前，而东塘正今乐于后也，无不可。[1]

末署“乾隆丁酉岁除东武五莲山人王萦绪序于二所亭”。乾隆丁酉即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二所亭”，为王萦绪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十二月所建，他时任石砫厅同知。此亭为王萦绪“公余读书”之处，取《礼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之意[2]522-523。从《序言》中可见，王萦绪秉持传统的“诗教”观，以之衡量诗词曲的价值意义，思想较为保守和正统。他所以批评王实甫《西厢记》者为此，所以褒扬孔尚任《桃花扇》者为此，肯定《桃花扇》对诸多人物角色性情和行事的表现和记叙亦为此。

《题辞》凡4首：

江山半壁待谁裁，阃外轻抛社稷才。可惜煤山闻变后，陪京琐钥任人开。(崇祯甲申，史公现任南枢，马、阮迎立福藩，公不预禁。)

逆藩(左良玉)奸党(马士英、阮大铖)乱如麻，廿四桥动纛影斜。擒虎马嘶江岸近，薰风还唱后庭花。

秣陵春色促干戈，骚客传奇事不讹。扇底桃花揉已碎，江山依旧夕阳多。

南渡兴亡才一年，贞淫忠佞两纷然。词人汇入宫南谱，宛是家传雅颂篇。[3]

《跋语》：

国朝诗词，以康熙为盛；康熙间诗词，以吾乡为盛。渔洋、云亭两家著作也，《精华录》已家传户诵、冠冕南北；《桃花扇》虽亦流传于世，究不及李笠翁巴人下里之曲到处扮演。岂文字之显晦，亦有数耶？抑乏后学之表彰耶？所待于知音者。琅邪王萦绪跋。[4]

王萦绪改本《桃花扇》的清抄本中保留了原剧的部分眉批和总批，字体、墨色与剧作正文相同。此外，清抄本中还有数十条新增的眉批、出批和少量的夹批，皆为朱笔草书。郑志良先生认为这些新增的朱批应该也是王萦绪所作，但未提供任何证据。鉴于此本为抄本，新增批语的字体和墨色与剧作正文、原有批语存在很大差别，抄者也未说明新增批语出自王萦绪之手，因此笔者更应倾向于推断这些新增批语出自抄写者或下令抄写者之手。关于王萦绪改本所用的底本，郑志良先生推断其为康熙刻本或西园刻本的可能性较大[5]412-413。

二王萦绪删改《桃花扇》的缘由和意图

王萦绪在改本卷首又列有《删改缘由》5则，较详细地阐述了进行改写的原因。兹将全文引录于下：

一、左良玉不学无术、养贼遗患，且养兵害民，法所当诛。即侯朝宗《壮悔堂集》内《左宁南侯传》，亦暇瑜双写，不为之讳。云亭称美良玉，与史阁部、黄靖南并论，未免过誉失实，有乖千秋公论。至“移兵就粮”一案，下文《修札》、《投辕》，原为阮胡架祸、侯生辞院张本；又加《抚兵》于前，止为良玉掩饰，而去题太远，非云亭《凡例》“龙不离珠”之法也，故删《抚兵》。

一、考福藩“三大罪、五不可立”之议，出自周、雷二公，故后遭极祸。若史公亦同此见，公现任本兵，岂肯随人迎立？！且书札入马、阮之手，设朝之后，岂不肯与周、雷二公同论，而犹令其以阁部督师乎？！故删《阻奸》。

一、“争位”、“和战”，皆南渡实事，却与侯生不相干涉；即强扯侯生于其中，亦与“桃花扇”不相干涉，且损阁部之威、减靖南之色，浪费笔墨何为！故删《争位》、《和战》。

一、《闹榭》删中副曲白一段，《投辕》改一曲、删二曲，改前半说白；《哭主》易左为史、改白，并添一曲、改一曲；《拒媒》删后副曲白一段，《移防》删三曲、改二曲，并改说白；《媚座》、《守楼》改入上本，《草檄》改名《犯阙》、《截矶》改名《调镇》，二折说白，亦有删改，《余韵》删《问苍天》一段，皆详注缘由本齣下。

一、原文四十齣，上下本首尾各加一齣，计四十四齣。今删四齣，上下本各十八齣，共三十六齣，准一岁周天之数也，加首尾四齣，仍为四十齣。[6]

从中可见，王萦绪对原剧进行删改的缘由主要是不满于孔尚任在剧中对历史人物的“不实”描写和塑造，这主要涉及到两个人物，即左良玉和史可法。他认为原剧对于左、史二人的“不实”描写和塑造的倾向正好相反。

王萦绪在改本序言中将左良玉与弘光帝、马、阮、高杰、二刘和田雄并列，批评左良玉“要君犯阙”，又在题辞中将其与马阮“奸党”并论，并称之为“逆藩”。由此可见，他对真实历史人物左良玉的行迹极为不满，因而认为孔尚任在原剧中对左良玉的行为叙写和形象塑造有美化之嫌。王萦绪在《删改缘由》第4则中所提及的对多出曲白的具体删改，多数都与他对左良玉的憎恶有关。出于对左良玉的憎恶和否定，他对《桃花扇》中涉及左良玉的情节关目或细微之处，都进行了删改。其中原剧少数地方本身仅是平实叙写，并未体现出对左良玉的肯定，也遭到删改。针对和涉及左良玉的改动，主要集中在第10出《修札》、第31出《草檄》(改本作《犯阙》)、第34出《截矶》(改本作《调镇》)、第40出《入道》和续40出《余韵》。如原剧第10出(王萦绪改本改作第9出)《修札》中，杨龙友有一句说白，道：“兄还不知么？左良玉领兵东下，要抢南京，且有窥伺北京之意。”王萦绪改为：“兄还不知么？左良玉因兵多粮少，要领军东下，就食南京，远近人心惊慌。”[7]但这一改动并不成功。原剧谓左良玉“有窥伺北京之意”，就此而言，左良玉其实“罪恶”更大。原剧第31出《草檄》(王萦绪改本为第27出《犯阙》)写苏昆生前前往左良玉军营，求左良玉搭救陷于狱中的侯方域。此出写左良玉留督抚袁继咸和巡按黄澍先在教场饮酒，而后一同回营，所以后来左良玉要传檄讨马阮时，请袁继咸代修参本，又请黄澍起草檄文。因为王萦绪憎恶左良玉，认为左良玉此举是出于个人私欲的要君逆行，并非正义之举，所以将主张传檄讨马阮、率军东下之事全部推在左良玉一人身上，只写了左良玉传令中军赴黄澍行台、请他起草檄文，也没有提及袁继咸。相应地，在王萦绪改本第30出《调镇》(原剧中为第34出《截矶》)中，也没有提及袁继咸和黄澍与左良玉会师湖口，只写了左良玉一支兵马。以王萦绪对于左良玉的态度，原剧第40出《入道》中张瑶星宣示诸人报应，说左良玉上升成仙、被上帝封为飞天使者的情节自然也必须要删去。原剧续40出《余韵》中苏昆生提及他殡殓左良玉，柳敬亭提及他托蓝瑛画左良玉影像，请钱谦益题赞，不时对画祭拜，也在必删之列。

不过，孔尚任在原剧中对左良玉并非没有批评。如第9出《抚兵》写因饥兵讨饷，左良玉无奈，向他们许诺东下南京就粮。此出眉批云：“坐观成败，是宁南罪案”；“乱兵迫胁，不得不为。此言遂为千古口实，可不慎哉！”[8]第33出《会狱》中，孔尚任借吴应箕之口评价左良玉“不学无术”，眉批评道：“‘不学无术’四字，断倒宁南。”[9]而孔尚任在《本末》中对批语的总体评价是“忖度予心，百不失一”，上引关于左良玉的数条当然也在其内。而且，剧中“养贼遗患”的并不是左良玉，而是黄得功。第37出《劫宝》写弘光帝寻到黄得功军帐，不料很快又被二刘劫走，献与清廷。出批对此评道：“明朝亡国，争此一时。所倚者，四镇也。高已自去杀戮，二刘今为叛贼；黄则养贼在家，贩帝而去，《春秋》之责，黄能免乎？”[10]

史可法在扬州陷落后以身殉国，作为忠臣，备受后人崇敬。王萦绪对他的形象和事迹也有着强烈的感情。他认为孔尚任在原剧中对史可法形象的描写和塑造有“歪曲”“损害”人物原型的嫌疑，因此在改本中通过删改对史可法的形象描写来多方维护。针对和涉及史可法的改动，除《删改缘由》第2、第3则所述的之外，主要集中在第15出《迎驾》和第20出《移防》。其中也不无可议之处。

第一，王萦绪删去《争位》《和战》两出的根本原因，即是因为他本人推尊、崇敬史可法，而此两出的叙述却对史可法的正面形象有所损害。为维护史可法的光辉形象，必须毫不犹豫地删去。原剧中这两出的情节关目确实隐含了对史可法的批评。四镇因为区区坐次闲争，以至于大动干戈、兵戎相见。身为督师统帅的史可法无力分解，只有以告示文字调停。在最终调停无效后，他竟然无奈地对侯方域说出如下的话：“罢罢罢！老夫已拼一死，更无他法；侯兄长才，只索凭你筹划了。”[11]眉批批评道：“以告示调停，乃书生之见”；“兵骄帅弱，大费调停，况恢复中原乎？”[12]而王萦绪认为这两出“与侯生不相干涉”，并因此删去，体现了他对《桃花扇》的主旨、笔法和侯方域作为功能性人物的性质缺少正确和深入的认识、体察。《桃花扇》中，侯、李情事只是线索，《桃花扇》塑造的各种人物形象众多，也不专为此二人。

第二，当时身为南京参赞机务兵部尚书的史可法确实位高权重，但他在当时议迎议立、意见分歧的各方之间又确实游移不定，前后多次转变主张。对此，我们是不应讳言的。关于“且书札入马、阮之手，设朝之后，岂不肯与周、雷二公同论，而犹令其以阁部督师乎”的问题，福王监国前，史可法任南京参赞机务兵部尚书，马士英仅任凤阳总督，为地方官员。福王监国之初，也是用史可法、高弘图、姜曰广和王铎为阁臣。马士英虽是晋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右都御史，却总督凤阳如故，实际掌权的仍是史可法等人。马士英在得知任命的具体消息后，才亲自入朝，向福王揭发史可法最初拥立、支持“七不可立”的意见，而后参与机务，排挤史可法出朝。并非历史学者的王萦绪对这段史实缺乏了解，又未进行史料的挖掘、查证，导致了错误的产生。他根本的错误在于认为《桃花扇》所叙情节皆属历史事实。实则，福王被拥立、监国前后的史实繁杂，多方力量相互角力、歧见迭出，在风云突变、人心不稳之时，一着不慎就可能导致双方势力在根本上的此消彼长。而且当时及后世对此时诸方面及各人的心理、言行的记载，也多不统一或者阙失。作为要求线索清晰、事件集中的叙事作品的传奇《桃花扇》，当然无法巨细无遗地完整描述这段历史，它本身也不必担负这种义务，而且戏曲是容许虚构的。

改本对涉及左良玉和史可法的情节关目改动最大，也最能体现王萦绪对左、史二人不同态度的便是改本的第12出《哭主》。王萦绪在其中将“哭主”的主角由左良玉改为史可法，以表现史可法的悲愤之情和他对明王朝和崇祯帝的忠诚。该出全文可见郑志良《王萦绪与<桃花扇>改本》。

关于王萦绪删改《桃花扇》是否存在现实意图以及现实意图为何，由于缺乏相关文献，我们无法做详实的考究。郑志良先生认为王萦绪删改《桃花扇》的“良苦用心”和“政治意图”是他“通过删改《桃花扇》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感及立场，同时也告诫石柱土司的后裔及境内人民要忠于朝廷，不要存叛乱之心，以达到教育的目的”[5]413-415。作为一说，可供参考。

三关于“却莱兵总仗虚词”

王萦绪对于原剧第20出《移防》中【玉抱肚】曲文的改动特别值得注意。原剧曲文作：“三百年事，是何人掀翻道此。只手儿怎擎青天，却莱兵总仗虚词。(合)烟尘满眼野横尸，只倚扬州兵一枝。”改本改作：“三百年事，是何人掀翻道此。只手儿怎擎青天，大厦倾一木难支。(合)存亡关窍间如丝，地利人和谁可知。”[13]王萦绪将原剧曲文中的“却莱兵总仗虚词”，改为“大厦倾一木难支”，是有着特别的用意的，其内在动机与他对涉及左良玉和史可法的曲白、情节的删改同而又不同。“却莱兵总仗虚词”典出《左传》。《左传·定公十年》载：“夏，公会齐侯于祝其，实夹谷。孔丘相，犁弥言于齐侯曰：‘孔丘知礼而无勇，若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必得志焉。’齐侯从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两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乱之，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逼好。于神为不祥，于德为愆义，于人为失礼，君必不然。’齐侯闻之，遽辟之。”[14]郑志良老师认为王萦绪之所以对此处进行改动，是因为孔子话语中的“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在清朝时是很容易触犯统治者忌讳的。笔者在此提出另一种推测，即王萦绪的这一改动，可能和他本人的籍贯存在一定的关系。

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谓：“《春秋》及《左传》载鲁宣公七年、九年、襄公二年齐侯多次伐莱，至襄公六年齐灭莱。……是莱夷地在汉东莱郡境各县。自后应劭《十三州记》、《水经·淄水注》、《元和郡县志》、易祓《禹贡疆理记》、《东坡书传》、《蔡传》、《山堂考索》、《禹贡汇疏》、《禹贡锥指》、《尚书地理今释》等皆记莱夷所在地，大抵在清代莱州、登州二府，亦即今南起琅邪山、北至寿光瀰河一线以东的整个山东半岛，后来并达益都西南古莱芜县境。总之莱夷是古代山东半岛的主人，至今山东省内还留下蓬莱、莱阳、莱西、莱芜、莱河、莱山等地名。”[15]《大明一统志》卷25“登州府”载登州府所辖一州(即宁海州)七县(即蓬莱县、黄县、福山县、栖霞县、招远县、莱阳县和文登县)在汉代皆属东莱郡[16]412。同卷“古迹”中有“莱子城”，“在黄县东南二十五里，古莱子国。地名龙门，山峡之间凿石通道，极为险隘，俗名莱子关。《左传》‘齐侯伐莱，莱人使正舆子赂夙沙卫以索马牛，皆百匹，齐师乃还’，即此。其后，齐复入莱，迁莱子于郳，在国之东，故曰东莱”[16]416。可见古莱国原称莱，被齐所灭后，因地处齐国之东，又称东莱，故国都在明登州府黄县，其国土则大致在今山东半岛一带。而王萦绪的先世即是登州府人。《成祉府君自著年谱》载：“始祖讳林，自明宣正间，由登州府莱阳县迁青州府诸城县之璊村。”[2]481虽然莱阳县并非古莱国国都所在地，但其地也属古莱国。据《左传》载，莱国为齐所灭、成为俘虏已是耻辱，莱人被迫无奈、供人驱使，意欲劫夺鲁侯、破坏会盟，更是毫无自由意志可言，而仅是工具。并且，莱人也受到了后世无比崇敬、被认为无比正确的孔圣人的严厉斥责。孔子命令鲁国兵士攻打莱人，又措辞委婉地借“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一句轻轻地免除了齐国的责任。最后，齐侯撤退莱兵。莱人成为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被人利用、承担罪责的替罪羊。王萦绪自然了解“却莱兵总仗虚词”的出处和详情，而作为先世为明登州府莱阳人、古莱人之后的他，对“莱”这一字眼应该是极为敏感的。感于古莱人的耻辱和委屈，王萦绪选择了改写“却莱兵总仗虚词”。此外，如说“却莱兵总仗虚词”的出典容易触犯清朝统治者的忌讳，但目前所见的《桃花扇》的所有清代刻本中，这一曲文都未做删改。

由卷首王萦绪所作《跋语》可知，《桃花扇》之所以进入他的视野并被其改写，一是因为王萦绪和孔尚任同为山东人，二是因为《桃花扇》本身的价值和传播。他评价李渔剧作为“巴人下里之曲”，这是一般正统文人的普遍看法，而他将《桃花扇》与王士禛的《精华录》相提并论，同列入“康熙间诗词”之属，既可见他对《桃花扇》的肯定和称扬，又可见他还是抱持以诗词为尊的观念。王萦绪认为自己作为孔尚任的同乡“后学”和《桃花扇》的“知音”，有责任和义务来“表彰”这部传奇名作。而他的具体做法就是对《桃花扇》进行改写，使之更为“完善”，以扩大其传播、加强其影响。但具体的改写却又是以他自己对于剧中人物形象原型的爱憎好恶为原则来进行的，这些改动贯注了他个人的强烈感情色彩，也成为了《桃花扇》接受史上罕有而特殊的个例。

参考文献：

[1]王萦绪.《桃花扇》序[M]//孔尚任,原著.王萦绪,改写.桃花扇.道光二十四年(1844)抄本:卷首.

[2]王凤文,王萦绪,等.成祉府君自著年谱[M]//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98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3]王萦绪.《桃花扇》题辞[M]//孔尚任,原著.王萦绪,改写.桃花扇.道光二十四年(1844)抄本:卷首.

[4]王萦绪.《桃花扇》跋语[M]//孔尚任,原著.王萦绪,改写.桃花扇.道光二十四年(1844)抄本:卷末.

[5]郑志良.王萦绪与《桃花扇》改本[M]//郑志良.明清戏曲文学与文献探考.北京:中华书局,2014.

[6]王萦绪.《桃花扇》删改缘由[M]//孔尚任,原著.王萦绪,改写.桃花扇.道光二十四年(1844)抄本:卷首.

[7]王萦绪.桃花扇·第9出·修札[M]//孔尚任,原著.王萦绪,改写.桃花扇.道光二十四年(1844)抄本.

[8]佚名.桃花扇·第9出·《抚兵》眉批[M].康熙间介安堂刻本.

[9]佚名.桃花扇·第33出·《会狱》眉批[M].康熙间介安堂刻本.

[10]佚名.桃花扇·第37出·《劫宝》出批[M].康熙间介安堂刻本.

[11]孔尚任.桃花扇·第18出·争位[M].康熙间介安堂刻本.

[12]佚名.桃花扇·第18出·《争位》眉批[M].康熙间介安堂刻本.

[13]王萦绪.桃花扇·第16出·移防[M] //孔尚任,原著.王萦绪,改写.桃花扇.道光二十四年(1844)抄本.

[14]左丘明,传.杜预,注.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827-828.

[15]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5:588.

[16]李贤,彭时,等.大明一统志[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

(责任编校：彭巍颐钟巧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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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Ya-nan

(School of Literature,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52, China)

Abstract:Wang Yingxu, a writer in Qing Dynasty, revisedThePeachBlossomFan, and the only copy of it is now kept in Shangdong Library. Pages of prologue, dedication, reasons for deletion or modification, and postscript can be found at the beginning or the end of his work. As Wang loathed Zuo Liangyu but adored Shi Kefa, the revision of the play depended largely on the writer′s feelings and judgments. He showed quite a critical and negative attitude towards Zuo Liangyu while defending a positive image of Shi Kefa. Changes were made in some important plots as well as in some details. Wang Yingxu′s revision ofThePeachBlossomFanconveys strong personal feelings and emotions, and for this reason it became a special exception in the reception history of the play.

Key words：Qing Dynasty; Wang Yingxu; revision version;ThePeachBlossomFan; review

[收稿日期]2015-12-3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全清戏曲》整理编纂及文献研究”(11&ZD107)。

[作者简介]王亚楠(1986—)，男，河南郑州人，郑州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古代戏曲。

[中图分类号]I237.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0712(2016)02-002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