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坤　朱源

［摘要］从教育目标、学科定位及具体特征等方面对汪榕培英译活动进行全方位考察，旨在解读典籍英译名家汪榕培的翻译教育思想。汪榕培典籍英译教育及其翻译研究与实践紧密联系，其教育思想深受翻译经历的影响。研究发现，汪榕培典籍英译教育思想具有深厚的先秦道家人本主義底蕴。在他的教育思想中，典籍英译教育是通识性和专业性的融通、智性教育和诗性教育的结合，教育者应以“闻道勤行”为目标开展教学工作。在教学过程中他强调顺应教育和认知的自然规律，激发学生内在性的觉醒，同时不断彰显典籍英译教育的跨领域属性，关注教学与科研的协同发展。

［关键词］汪榕培；典籍英译；教育思想；道家思想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DOI］10.15883/j.13-1277/c.20230202307

引用格式：徐坤，朱源.汪榕培典籍英译教育思想探析［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23-29.

一、 引言

作为中国著名的英语教育家、翻译家，汪榕培在英语教育、英语词汇学研究、英国文学教学、中国典籍英译及研究等各领域都有着卓越的学术贡献。1991年开始从事典籍翻译，陆续出版《英译老子》《诗经》《庄子》《牡丹亭》《陶渊明集》等20部汉译英作品，其中8部入选《大中华文库》。

汪榕培从事典籍英译工作20余年，长期开展“译、研、教”三者的实践结合。自2002年起，汪榕培应大连理工大学、苏州大学、大连大学及东北财经大学之邀开始进行典籍英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作为全国第一位典籍英译方向的博士生导师，他曾先后在大连、苏州两地四校指导28位博士生，其中23位致力于典籍英译研究。这些博士生毕业后成为典籍英译教育事业的中坚力量。同时，结合翻译及教学经验，汪榕培还编写了《中国典籍英译》教科书供翻译及相关专业的师生使用。在汪老师和译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典籍外译”作为选修课程列入我国MTI教指委发布的《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性培养方案》课程设置条目中，确立了中国典籍外译的官方地位。至2021年，由汪榕培等发起的全国典籍翻译研讨会已举办12届，参会人数与日俱增，研究议题逐步填补了典籍英译研究的空白。在汪榕培等前辈的努力下，典籍英译教育在我国取得迅猛发展。

汪榕培的典籍英译实践发端于《道德经》，后续翻译的陶渊明和汤显祖作品也大都蕴含自然无为、万物齐一的道家哲学，可见道家思想是汪老师译著的思想主线，其本人对老庄思想也颇为赞赏和推崇。[1]69在数十年的英语语言及翻译教学工作中，汪榕培的教育思想体现出明显的道家思想特征。目前学界对汪榕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典籍英译实践、翻译思想及词汇学研究等方面，对其典籍英译教育思想的研究较为有限。本文综合整理了汪榕培撰写的学术文章、随笔以及汪门弟子的记录、总结等资料，旨在从教育目标、学科定位及具体特征三方面还原汪榕培典籍英译教育思想的原貌，供当下翻译教学实践者参考和借鉴。

二、汪榕培典籍英译教育目标

汪榕培自2002年开始从事翻译教学工作，他的教育目标十分明确，即培养功底扎实、知行合一的典籍翻译人才。这两点可用老子的“上士闻道，勤而行之”进行概括。其中“道”是指“传神达意”的理想状态，是典籍英译的终极目标，想要得“道”则必须要“勤而行之”。“勤行”指的是不断精进、夯实基础，同时也强调知行合一，即通过实践活动外化学习内容。

“夯实基础”是从“问学”角度入手，通过积累知识学养达成“求道”的基础要求。其中包含两方面的努力，一是学生作为学习活动的主体要正确认识自我，顺应学习规律，主动求取知识；二是学校和教师要充分发挥引导作用，将教育规律融入实践，激发学生学习潜能。汪榕培作为教师和高校管理者，对第二点深有感悟。他指出，目前典籍英译人才后备军“既多又少”，每年英语专业毕业生很多，但大班制的粗放模式难培养出高水平的翻译人才，让这些毕业生从事典籍英译工作就更无从谈起。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是“调整办学结构、控制学生规模、提高教学质量”。厘清外语基础教育的问题才能推动典籍英译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典籍英译人才的需求量本身不大，因此更应实行精细化教育，以便教师能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指导作用。[2]5

“知行合一”则是以“学用结合”为标准的进阶要求，引导学生在实践中“体道”。汪榕培认为“学以致用”是典籍英译教育的重要目标，教育要契合社会发展需要，增强学生翻译能力建设，提高学生在实践、就业等方面的竞争力，把学生培养成卓越的翻译从业者。[3]68“知行合一”的另一方面是“学以求知”，如果说“学以致用”解决的是当下问题，“学以求知”解决的则是未来的问题。要达到这一目标，学生的道德品质、学习能力、理解能力、研究能力都要得到重视，以确保学生能够确立正确价值观，树立终身学习观念，成为拔尖研究人才，推动人类共同进步。[4]15

三、汪榕培典籍英译教育定位

“闻道勤行”是汪榕培典籍英译教育事业的有效指引。对于典籍英译教育的定位，包括办学者应该秉承何种治学方向、学生应收获何种能力发展等问题，汪榕培也有独特的见解。他对典籍英译教育的定位可以总结为：通识性和专业性的融通、智性教育与诗性教育的结合。其定位理念体现出道家“冲气以为和”的思想，主要表现为摒弃偏激的、割裂的教育理念，将教育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充分结合起来。

1.通识性和专业性的融通

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矛盾是当代教育史上争论已久的话题。汪榕培认可通识教育的观念，重视通识性赋予学生的学养素质。他强调典籍翻译教育过程中应注重教育的“文化转向”，在各类课程中增加相关内容，特别是中西方文化比较，以此提高学生的通识基础，拓展学生的文化视野。[2]6另一方面，翻译教学的性质和定位也决定了教学实践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实现翻译教学的“效用最大化”，这也展现了翻译教学的专业性。汪榕培同样认为，人才培养要和社会需求挂钩，不能脱离社会实际进行翻译教育。[3]69译者专业素质也直接影响典籍英译事业的发展，若产出的译本质量不好则有误人子弟之嫌。[5]4虽然汪榕培同等地强调了典籍英译教育的通识性和专业性，但他的教育理念和常见的“专业与通识平衡”等说法有所不同，原因是他用以审视教育通识性和专业性的视角是整体的，而非割裂的。

在实践层面对“通识”这一概念进行深入探究，就可将“通识”中的“通”分为三种境界：“专通”“兼通”及“贯通”。三种境界涵盖范围从小及大，我们可以分别找到汪老师对翻译学习不同境界的对应阐述。其中，最基础的境界“专通”所指的范围可大可小，其内涵就是要完全掌握所学学科的知识技能，对翻译专业而言就是打好语言基础，掌握翻译方法和策略，即达成当下翻译市场对译员的基本要求。[3]68“兼通”是指在一定交叉学科中做到游刃有余，如古典戏曲翻译就要求译者融汇古典戏曲知识和翻译知识，成为专业领域译者或翻译研究者。[6]vi“贯通”则是对文史哲等知识有深刻的认知和见解，打破学科边界进行创新性创作和研究。[6]46要达到“贯通”就必须立足“专业性”，通过提升和拓展在某一领域取得突破。通识性的基础是蕴含在其中的专业性，专业性可以逐渐转化为通识性的更高境界，也可进一步转化为更高层次的专业性实践。这样的教育理念背后是道家自然、和谐的世界观，任何事物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而是相互包含、渐进式的相互转换关系。

2.智性教育和诗性教育的结合

古籍文本中的精神之光是让一代代译者不断为翻译而努力的重要原因，虽然我们现在不能完全把握古人的哲学思想，但爱智的译者们却可以在文本翻译的过程中窥得一二。据汪老师自述，他一开始选择《道德经》进行翻译就是因为当时的译本均未抓住原作精髓，没有完全展现《道德经》的思想和精神。同时，在描述“传神达意”的翻译思想时他也曾提到，“传神”和“达意”两方面并不是并列的，而是偏正结构，以达意为主，传神为辅，典籍英译的重点时时刻刻都应放在传递思想精髓上。[7]119例如在《螽斯》的翻译中，他从历史考证入手，结合上下文对“螽斯”的词义进行了细致辨析，最终决定将“螽斯”（即“蝗虫”）这一喻体保留下来作“寿星”之意，尽可能对原诗意象及寓意进行移植，保留典籍原有的智性内涵。[7]76

典籍英译中除了对哲学思想的讨论，还有对诗学的探析。翻译家的工作既是思想的工作也是艺术的工作，译文诗性美是典籍译介过程中的重要考虑因素。汪老师继承并发展了中国传统画论、古典文论、传统美学中的精华后得出“传神达意”的标准，可见美学价值对典籍英译事业的巨大推动作用。[8]他对诗性的追求同样体现在格律诗的翻译中，主张以诗行为单位翻译并且要押韵。由于译文不完全等同于传统格律诗，这一做法又被研究者称为“新格律体”翻译。[9]22除了对格律的研究，汪榕培对于典籍气韵之美的重现也体现出其审美旨趣。《庄子》的逍遥之气、《道德经》的精炼之美、《牡丹亭》中的忧郁情结，都化作诗性特征蕴含在其译作之中，可见典籍翻译的过程也是审美实践的过程。典籍英译教育中的诗性教学也是必不可少的。在典籍翻译教学中，诗性教育的水平决定了学习者能否成为优秀译者、研究者。汪榕培在典籍英译教材中强调，学习典籍英译要注重典籍中的诗学元素，也就是典籍用以表情的美学功能，在翻译中重构典籍之美，缺憾之处要另寻他法补偿。[6]92在以苏轼名篇《石钟山记》为例进行散文英译教学时，汪老师就指出要将原文的“声响美”“意境美”融入自身审美体验，加强自己对原作诗性美的把握，从而让译文在情感上与原文统一。[6]65诗性是典籍英译教育中的重要元素，在典籍英译教学中强调诗性教育将提高学生的鉴赏、理解能力，同时鼓励学生进行审美创新，最终译出“悦目赏心”的典籍英译新版本。

综上所述，在汪榕培的教育构想中，典籍英译教育是通识性和专业性的融通、智性和诗性的结合。这两个标准在宏观层面上为我们勾画出汪榕培典籍英译思想的大致轮廓，“融通”“结合”等思想架构也展现了汪老师内心“万物负阴而抱阳”的道家哲学观念。

四、汪榕培典籍英译教育思想特征

整体来看，汪榕培的典籍英译教育理念合乎道家人本主义教育规范，主张守真抱朴、行不言之教。具体而言，其教育思想特征可以从教育规律、教学过程、教学拓展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辅万物之自然”的教育规律论

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到“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的原则，这里的“自然”放在教育语境中有两层含义，一是教育的自然规律，二是受教育者的自然本性。“辅万物之自然”就是说教育者要顺应教育规律，不强力实施太多限制；尊重学生自然本性，注重学生人格的完善。汪榕培将这一教学原则付诸典籍英译教育实践中，在教育过程中尊重翻译人才培养规律，以学生为中心，了解、理解學生的特点及需求，尽全力辅助学生成长。

教育的功能包括促进人的发展和促进社会发展，对典籍翻译教育规律的探索可从这两个方面入手。教育与人的关系是教育的内部规律，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则是其外部规律。[10]6典籍英译教育内部规律和其他人文社科专业基本相同，即通过教育培养自由和全面发展的人。[10]6汪老师以“本色译者”为目标的典籍英译教学体现的就是教育的内部规律。他时常勉励学生，在翻译实践选材时应根据自身性格特点选择适合的作品，“本色译者”产出的译文才更自然，更符合传神达意的标准。[5]4教育要顺应人的自然天性，“缘督以为经”方可发挥学习者的潜质，从而在教育中达到“自化”的目的。汪榕培“本色译者”的培养方向就是注重学习者的内在特征，将学生的自我认识、自我发展融入典籍英译教育中。

要成为“本色译者”，学生在进行翻译选材前就应进行“自我”的建构。正如心理学家罗洛所说，“一个人越有自我意识，就越能变得既有自觉性又有创造性。”“自我意识”并非简单了解自身喜好、特点，而是包含自我认知、自我体验、自我控制三方面的建构。[11]12只有从这三个方面认识自己，才能完成“本色译者”中关于“本色”的搭建。其中，自我认知是对自我的综合认知与评价，自我体验表现为是否能够尊重自我、悦纳自我，自我控制表现为个体对“我应该做什么、应该怎样做”等问题的合理解决。[11]12由于“自我”本身也在进行跨时空的动态变化，自我意识的建构往往是十分复杂的过程，并非学生在求学期间就能完成的任务。汪老师帮助学生不断完善自我意识，在日常教学过程中他鼓励学生探索自己感兴趣、符合自身特色的话题，从不打压、批评学生的想法，还积极提供学生感兴趣的学术材料、对学生进行针对性指导。[12]85在汪老师对学生“本色”的引导、培育过程中，学生进行了自我认知的启蒙，将尊重自我、悦纳自我摆在研究与实践的首位，不断发现个人兴趣并将其融入个人求知过程中，充满活力地进行研究与实践，创造性地实现自我价值。

对学生自我意识建构的引导符合教育内部规律，与外部规律产生互动的则是针对社会需求进行的日常教学实践。教育应主动适应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并不断为之服务，输送人才。人才培养是典籍英译事业发展的重要环节，因此也需要相关培养标准进行规范，确保人才培养符合社会需求，合乎典籍英译教育的外部规律。汪榕培在《中国典籍英译》教科书中指出，学习者要具备深入研读典籍文本的能力，双语写作功底扎实，还需熟练掌握中国古代哲学、历史、宗教、医药等其他学科的基础知识。[6]7目前，典籍翻译学界对于译者的能力要求已达成共识，如王宏印也要求典籍英译专业学生应具有扎实的双语阅读、写作及互译能力，能够进行古汉语阅读，同时在文史哲、中西学、语言理论和文学等方面有所擅长。[13]51古典学基础、扎实的翻译功底以及跨学科的知识网络是典籍英译学习者的必备能力，制定这一能力标准的依据则是典籍翻译教育的外部规律。汪老师的《中国典籍英译》教材根据这一能力标准编写，将古典文献分析研读、经典译本比读学习、相关学科知识拓展等内容纳入其中，符合典籍英译教育的外部规律，其应用价值得到了深刻体现。

2.以“知、谟、神、行”为核心的教学过程论

“知、谟、神、行”是庄子对个体求知过程的总结，是对老子“观、明、玄览”的继承和发展。[14]68汪榕培在典籍英译教学中体现出突出的个人风格，例如善于举生动的例子、将生活体验带到学习过程中来、引导学生进行译文的综合比读等，这些做法让学生对他的课堂印象颇深。分析汪老师的教学过程，可以发现其教学过程思想和庄子提出的“知、谟、神、行”十分契合。

所谓“知”，是指学习者在习得新知的初始阶段对知识的感性化认知。汪榕培十分强调典籍英译学习中“兴趣”的重要性，认为译者只有对典籍英译事业满怀热爱，才能不计寂寞与得失，克服重重困难完成翻译工作。[5]4可以说，“兴趣”是典籍英译教育的起点，而“兴趣”又可以分成两个方面，即“自然的兴趣”和“习得的兴趣”。[15]28“自然的兴趣”与生俱来，可以说是一种天赋，但并非所有人都拥有对典籍翻译感兴趣的“天赋”，因此“习得的兴趣”更重要。“习得的兴趣”可通过一定手段由“自然的兴趣”转化而来，因此将两种兴趣进行连接就成为教育过程中培养兴趣的关键。[15]29汪老师在培养“习得的兴趣”方面匠心独运。他经常在课前播放和教学主题相关的视频、音频，有时是悠扬的昆曲，有时是活泼的流行音乐，或者邀请参与评弹翻译的同事和学生去听苏州评弹，将这些能够激发学生好奇心的事物与典籍翻译的知识联系起来，让学生对音乐等事物“自然的兴趣”和对典籍英译“习得的兴趣”共同生长。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对典籍英译的兴趣不断强化，转化为学生的自然兴趣之一。

“谟”是指在感性认知的基础上对知识进行思辨的过程。在“谟”的状态下，学生进行深入探究，寻求本质，对知识的感性认识转化成理性认识。[14]69体现在典籍英译教学过程中，“谟”就是对原文及经典译本进行比读的过程。汪榕培十分强调“比读”的重要性，认为“比读是复译的基础，复译是比读的升华”。[16]36关于“复译”这一话题，汪榕培曾仿照老子，发出“译可译，非常译”的感慨，此處“常译”是指与原著丝毫不差的翻译，这在现实中是难以实现的。“非常译”则是我们日常实践中的常见译本，这些“非常译”可能在准确度、风格等方面有些缺憾，但却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教训，是我们理性认识的重要来源。[17]27在庄子的学说中，“谟”是对“道”的理性思辨。[14]69在典籍英译教育中，“道”表现为能够传神达意的“常译”，要追求“常译”必须经过“谟”的状态，也就是比读的过程。复译是典籍生命力的重要来源，而复译的原创性和可靠性离不开对经典译本的比读。只有在典籍英译教学中强调“比读”这一环节，学习者才能博取众长、推陈出新，创造出更接近“常译”的译本。汪榕培将“比读”视作典籍英译教学的重要环节，《中国典籍英译》教科书共引用65部中国典籍英译译本，多为汪老师典籍英译课堂上曾经使用的材料。其中包含著名汉学家理雅各、华生、韦利等人的译作，也收录了杨宪益、许渊冲、汪榕培等国内翻译大家的作品。

“神”即通过对大量事实的分析，对事物规律有了高度掌握，并且能够凭借直觉做出恰当判断的状态，庄子将这种状态称为“神遇”。[14]69在典籍英译教学中，汪榕培重申了“总体审度”这一理念。所谓“总体审度”，即“通过文化历史考证、文本内证及外证、互文关照以及作品与文本的互证对文本进行语义诠释，通过解码、解构、解析、整合对文本进行‘文化解读”，达到对作品的总意象、风格及预期译文的文化定位等方面心中有数的境界。[6]8总体审度建立在比读之“谟”的基础上，有效的总体审度能让译者进入“神遇”的状态。因此，[JP2]重申“总体审度”这一概念旨在帮助典籍英译学习者将深层次翻译规律内化于心。完成了“知”“谟”所代表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阶段的思考，学习者对典籍内容有了恰当理解，再经过“总体审度”的整合，其直觉就有了自明性，才能把握理想译本的终极形态，在个人直觉的基础上选择翻译策略而不偏离现有评价标准。典籍英译能否成功取决于翻译策略，而翻译策略是否正确则取决于译者的总体审度。因此，为学生树立“总体审度”的观念是汪榕培典籍英译教育实践的重要环节。

“行”是习得新知的最终阶段，庄子谈到“学而不能行谓之病”，可见实践是检验学习成果的重要途径。通过“行”这一阶段的锻炼，学习者便可获得行动或实践能力，并以此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各项问题。[14]69这种实践不同于寻常的实践活动，是以“道”为最终目标进行的不懈努力。在《庄子·养生主》中，庄子借庖丁之口说：“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意思是“我所观察、寻求的是‘道，是自然规律，这一追求早已超越了对于宰牛技术的探究。”由此可见，“技”是“道”的媒介。在追寻道的过程中需先获得“技”，而获得“技”的最佳方法就是“行”，也就是面向客观事物的实践。汪榕培深谙典籍英译教学中实践的重要性，学习者只有不断实践，获得典籍英译的“实践技能”，才能一步步靠近“常译”之“道”。鉴于典籍英译专业学生出版实践机会较少，汪榕培积极实施“学生翻译、导师校审”的实践模式，为学生创造实践机会。在苏州大学连续让六届学生参与翻译了《吴歌精华》等书籍，期间所指导的硕博研究生则参加了《话说节日系列》（4本）、《诸子智慧故事系列》（8本）、《中国民俗趣谈系列》（3本）和《中国经典文化故事系列》（5本）等书籍的汉译英翻译。[5]4

在“知、谟、神、行”的过程中，学生从感性认识出发，通过比读将对典籍英译的认识上升到理性的高度，然后充分理解和整合相关信息，借助直觉自明性确定翻译策略，最后将所学所得诉诸实践，在实践中掌握行动技能，从而不断接近“常译”的目标。

3.“知通为一”的教学拓展论

“知通为一”的思想源于“道通为一”，所谓“道通为一”是庄子对世界本来存在状态的描述，指万事万物皆通于道。“知通为一”则是对体会到“道通为一”这一状态的人境界的描述，只有“知通为一”才能在实践中把握“道通为一”的原理。[14]70因此“知通为一”属于认识论和实践论的范畴。在汪榕培典籍英译教学实践中，“知通为一”体现为打破各领域以及教学与科研之间存在的壁垒，促进各个领域的对话和融通。

典籍英译的跨领域属性已经成为学界公认的事实，但囿于种种现实因素的影响，跨领域特征难以真正体现在课堂教学中。汪榕培在课堂上坚持开展跨领域教学实践，其课程常具有多个领域交融的特征。[9]23这得益于他涉猎过的多个研究方向，如英国文学、英语词汇学等。他曾多次向学生表示英国文学和英语词汇学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为其典籍英译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例如，英国文学理论对他进行英译汉诗发挥了很大作用，英语词汇学研究中积累的大量词汇帮助他将韵律翻译得工整且自然。[5]2汪榕培广博的知识体系让他在从事典籍英译时游刃有余，正符合“致广大而尽精微”的道理，将学习范围扩大，才能在典籍英译研究与实践中关照到精微的细节之处。他也将自身求学、实践经验带到自己的课堂中，帮助学生破除学科及知识边界，全方位感受典籍英译的魅力。他不断鼓励学习者开创跨领域研究的新路径，填补典籍英译的空白。其博士生翻译的《茶经[KG4]续茶经》开启了科学典籍外译的新篇章，民族典籍英译也成为典籍外译的特色之一。他还鼓励有志于研究计算机技术的学生，在计算机辅助翻译、数据库语义学、自然语言处理等方面探索在现代信息技术背景下典籍英译的应用和创新。在跨领域的教学实践中揭示知识流动的过程和规律，汪老师倡导的正是“知通为一”的教学理念。

教学和科研对高校教师来说是统一的整体，两者都是促进教师专业能力发展的重要因素，但这在现实中却是研究型大学教师工作中的一对基本矛盾。关于这一问题，汪榕培提出以“教学带科研，科研促教学”的理念处理教学和科研之间的矛盾。[18]教学质量的提高离不开科研，将科研成果运用到教学中去能大大提升教学水平。反之，教学科研成果的取得也离不开真实教学情境。汪老师十分强调“教学相长”理念，每年教授翻译理论时都使用不同教材，不断在教学中学习新理论，把握学科新动态，促进自身知识结构的更新，推动实践和科研工作向前发展。[5]4在课堂上，汪老师也常以自己的典籍英译实践及研究为教学内容，以自身的实践成果促进教学水平的提高。[8]汪老师这种“实践—反思—学习—再实践”的教学科研模式能够帮助教师贯通科研与教学，消灭“重科研轻教学”的弊病。在“知通为一”的道路上促进“科研”和“教学”真切地对话，从而达到教学和科研合一的目的，这就是“教学带科研，科研促教学”的理念价值所在。

五、结语

汪榕培作为典籍英译教育的开拓者和践行者，其教育思想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闻道勤行”教学目标旨在培养功底扎实、知行合一的学生，要达成这一目标，典籍翻译教育必须分别在教育的通识性与专业性、智性与诗性之间寻得融通和结合之处。在教学实践过程中，汪老师遵循“辅万物之自然”的教育规律思想，设置了以“知、谟、神、行”为核心的教学过程，秉承“知通为一”的观念，促进学科跨领域发展，加快教学和科研工作的结合。汪老师的典籍英译教育思想在学生人格培养、教学标准、学习原理、教师发展等方面为当代典籍英译教育提供了诸多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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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董明伟］

Analytical Study on Wang Rongpeis Educational Thinking of Chinese Classics Translation

XU Kun， ZHU Yu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China

Abstract：Wang Rongpei is a prominent mentor and practitoner of Chinese classics translation.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his educational thinking in teaching objectives， disciplinary orientation and salient features of his educational thinking. His educational activities are closely connected to his transl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so his translation experience deeply influences his educational ideology. It is found that his thinking is full of humanist spirit of pre-Qin Taoism. While putting the basic training and hands-on experience first， he characterizes the educ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translation as a convergence between general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a combination of intellectual and poetic education.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he follows the natural laws of education and cognition to stimulate the inner awakening of students. At the same time， he highlights interdisciplinarity in his translation educational activities and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between translation teaching and research.

Key words：Wang Rongpei; Chinese classics translation; educational thinking; Tao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