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祥兵　梁雅谷　陈涅奥

［摘要］国家翻译实践是国家意志外显为国家话语行为的实现形式。文章引入“国家翻译实践”的研究视阈，从抗战时期延安翻译活动的必要性、翻译主体、实践属性与制度化沿革等方面对延安翻译活动作再考察，探寻在其中萌生发展的国家翻译实践形式，发现延安翻译活动的主体是“高-中-低”三位一体的延安政权、翻译机构与个体译者的复合体，其翻译活动表现了延安政权抗日救国的意志，在思想政治与意识形态、军事作战、内外宣传、军事外交与统一战线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在国家翻译实践的视阈下再考察抗战时期延安翻译活动可为展示新时代中国国家形象、拓展中国话语空间以及建构中国国家话语体系提供借鉴。

［关键词］国家翻译学；国家翻译实践；抗战时期；延安翻译活动；红色中国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DOI］10.15883/j.13-1277/c.20230200109

引用格式：王祥兵，梁雅谷，陈涅奥.国家翻译实践视阈下抗战时期延安翻译活动再考察［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1-9.

抗战时期延安的翻译活动，是战争环境下特殊的翻译活动，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非常重要的结构性组成部分。以往学界对于抗战时期延安翻译活动的众多考察，有以史学为入口，有以翻译学理论为入口，有以话语分析为入口，均提出了深刻的洞见。这些研究发现进一步阐释了翻译之于战争的意义，也进一步确认了翻译之于抗日救国、塑造红色中国形象的作用，不断指向翻译服务于国家利益的主题。正是体认到延安翻译与抗战胜利这一国家利益的深厚关联，我们可从国家翻译实践的视阈回应延安翻译研究的新动向，对延安翻译活动进行再考察，力求以国家翻译实践为轴，梳理延安翻译活动与延安政权的相互关系，拓新抗战时期延安翻译史研究视角，厚植国家翻译学的阐释价值。

一、抗战时期延安翻译活动研究简述

关于抗战时期延安翻译活动的考察与研究，有的以史学为入口对翻译活动的缘起、经过等细节进行描述，比如呼媛媛[1]、秦晓梅与秦延梅[2]、胡茜[3]等学者从微观史学的角度梳理并分析延安時期翻译活动及其影响，侧重于述史；有的研究视角偏向翻译文本的分析与解读，比如李克与朱虹宇[4]从修辞学入手探究制度化译者与小说译本《保卫延安》中的象征资源之间的关系，从而考察制度化译本的质量与传播效果；有的着重探究延安翻译活动对中共政权的影响，比如廖华英与陈勇[5]描述了延安时期翻译的语言特点，分析翻译活动中意识形态的重构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内外传播作用，又如单文波[6]指出，通过有计划和有组织的翻译活动，中共实现了形象的“自塑”和“他塑”；有的以社会学理论为入口对延安时期翻译活动做创新解读，比如王祥兵[7-9]区分了国统区力量、美英盟军力量、日占区力量、苏联和共产国际力量以及延安力量等五种抗战场域，运用布迪厄资本理论探究延安翻译活动中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象征资本等四类资本的运作情况，将延安作为地理概念和政治概念的整体以及翻译史研究的考察对象，是一种对抗战时期延安翻译活动进行社会学阐释的新尝试。

可见，一段时间以来，翻译学界积累了众多关于抗战时期延安翻译活动的研究实绩，有其新锐独到之处。然而，以往的考察大多从现象外解释现象，这些带着繁杂学科外衣的阐释及论述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延安翻译活动与国家实践之间的关联性，或许也忽视了国家政权运作下翻译活动的作为空间。对抗战时期延安翻译活动的再考察需要继承并超越以往视角，从现象内提出另一种本质性思考，即从延安翻译活动的初始动力——国家——为起点进行论述，将其从众多学科的繁杂解释中剥离出来，重新置于国家与战争的历史与现实背景中，围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背后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中国共产党与根据地政权，进一步寻求延安翻译活动的可能阐释。为此，本文引入国家翻译实践视阈，考察抗战时期延安翻译活动的运作逻辑与独特价值，进而探寻延安红色政权中正在发育并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翻译实践。

二、“国家翻译学”与“国家翻译实践”

国家翻译学是翻译学者任东升在总结梳理中外翻译史的基础上，为解决当前中国翻译实践问题，提升中国对外话语体系构建能力，并最终服务于国家利益而提出的跨学科翻译理论，包含国家修辞、国家话语与国家传播等范畴。任东升指出“这一概念乃是基于‘国家叙事的对外传播、‘翻译概念的社会生产实践性质和‘主权国家作为法律意义上的翻译活动主体之系统认识的理论成果，涵盖制度化翻译、机构翻译、国家翻译实践、制度化译者等系列概念术语，既是一个框架性研究对象，也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理论框架，研究维度囊括翻译学、政治学、社会学、价值学、传播学、符号学等领域。”[10]132

从定义看，国家翻译学的核心概念是国家翻译实践，指的是主权国以国家名义为实现自利的战略目标而自发实施的自主性翻译实践。[10]132国家翻译实践的概念超越或升华了“机构翻译”[11]、“translation under state control”[12]、“国家机构翻译”[13]等论述，其研究视角转移至在翻译实践中起到主体作用的国家，在翻译的“国家性”上深入阐释，是为了解释与指导国家介入翻译而开辟的新的学术空间。

从理念看，国家翻译实践的本质是“制度化翻译”，国家同时担任策动者、赞助人和翻译主体等三种角色，是一种国家行为，与对外交流、内部文化建设等其他国家行为形成协同配合关系。它不单是翻译意义上的“跨语际书写”，也是一种超越传统翻译实践的“文化政治实践”，以“政治优先”为原则。它是一种“自控型”翻译实践，译文质量的“自评”高于接受系统的“他评”[14]95。国家翻译实践具有清晰的“行为-目标”模式，翻译实践作为末端行为是主体的职能、诉求与利益的延伸，层层递进，环环相扣。

从属性看，国家层面的翻译实践与国家战略、国家行动、对外塑造国家形象、强化对内意识形态等维护国家利益的国家行为密切相关。[14]93这种以国家为主体的翻译实践具有三种属性：自发性、自利性与自主性。自发性意指国家根据自身国家战略与利益设立翻译机构并选择译者的自发性；自利性意指国家为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经济利益与文化利益而选择通过国家翻译实践的形式，强化对内意识形态与凝聚力，以及塑造与维护对外形象；自主性意指国家翻译实践不受外力约束，在语言政策、翻译政策、翻译方向、翻译策略上拥有自主性。

从类型看，根据是否跨越国界，语际翻译可分为跨国语际翻译和国内语际翻译。跨国语际翻译指发生在两国或多国间不同语言的互译，跨国语际型翻译进一步分为“输入型国家翻译实践”和“输出型国家翻译实践”，输入型是指通过国家翻译实践将外国文学、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文本等翻译为官方语言或非官方语言（包括少数民族语言）的翻译活动。输出型指将国内的文学、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文本翻译为外语的翻译活动。外宣翻译只是国家翻译实践的类型之一，属于对外型国家翻译实践或者输出型国家翻译实践。[10]136

三、抗战时期延安翻译活动与国家翻译实践

翻译是近代中国极为活跃、影响极为突出的现象。其中，中国共产党的翻译活动更是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考察抗战时期延安翻译活动，既不能忽视其背后延安政权这一经纬脉络，也不能离开国内外形势环境尤其是抗日战争的历史背景。任东升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翻译实践可分为政党、政权和国家三個阶段[15]；邹振环提出抗战时期的翻译活动大致可以分为大后方的翻译、延安及根据地的翻译、“孤岛”翻译和沦陷区的翻译[16]89。据此，任东升对翻译实践所处阶段的区分主要以政治权力的成长阶段作为划分依据，邹振环对抗战时期翻译活动的区分则以时局形势与政治势力的版图为划分依据。国家翻译学认为，政权发起的翻译实践基本符合国家翻译实践的模型，是国家翻译实践的基础和前身，是“准国家翻译实践”[10]134。综合来看，邹振环提出的延安及其根据地的翻译活动对应了任东升所说的中共在政权阶段的翻译实践，二者异名实同，具备了国家翻译实践的雏形与特质，是一种“准国家翻译实践”。

（一）抗战时期延安组织翻译活动的必要性延安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建立的抗日政权，根据地的各项活动需服务于战时中共的战略需求与国家（政权）利益，从而保有自身力量、扩大统一战线并积极抗日，这是延安革命根据地最根本的宗旨与利益。围绕根据地利益的主脉，延安翻译活动需要满足保障以下几种主要的现实需求[17]：（1）延安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需求，比如渴望阅读了解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等共产主义学说的党员干部与青年群体；（2）延安对国内（包括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宣传的需求，例如延安往往需要借助前来延安实地考察的国际记者与作家之口来抵御国民党对共产党的长期污蔑抹黑，从而产生了翻译红色中国报道的高潮；（3）延安与世界相互了解的需求，例如有来自苏联共产国际的代表、美国军事观察组的成员、外来采访的记者、临时在延安停留的国外学者等不同的个体或集体的外来群体。翻译不仅要保障延安政权内部的各类需求，也是中共与延安人民和国际友人乃至世界交流对话必不可少的工具与桥梁。

（二）抗战时期延安翻译活动的“国家翻译实践”特征

1.延安翻译活动的行为主体

此前，勒菲弗尔[18]已明确阐述了权力对翻译的支配地位，指出了翻译赞助人、意识形态与诗学的互动关系；国家翻译实践认为国家在翻译实践中担任策动者、赞助人、翻译主体等三重角色[14]95。国家是权力的象征符号，也是意识形态的集大成者，权力与意识形态通过国家影响翻译活动，国家及其意志则为翻译活动提供动力支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延安政权是延安翻译活动的策动者、赞助人与翻译主体，延安翻译活动是延安政权与其意志的延伸。在具体的翻译行为上，根据行为与责任的层次化差异，抗战时期延安翻译活动的实践主体可进一步细分为延安政权、组织筹办的各类翻译机构以及实施具体翻译行为的具体人员等“高位—中位—低位”三个位阶，三者分别承担不同的职责，存在着垂直路径上的权力关系流变。高位是法理意义上的延安政权，中位是翻译活动的组织机构，低位是翻译活动的执行人员，高位主体向低位主体规约，低位主体对高位主体负责。延安根据战时翻译需求，下达专门指示与决定，编制资源、编配人员、编发政策，自发地、主动地成立多个专职或兼职翻译的机构部门，这些包含译者群体在内的机构部门具有鲜明的职责分工，根据延安需求与任务指示择取原文并产出译文，通过翻译在思想政治、军事作战、内外宣传、军事外交以及统一战线等多个口径发挥积极作用，其影响遍及解放区，辐射国统区与沦陷区，远及国际社会。翻译主体之间的关系与其具体情况如图1和表1所示。

交际处的前身是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外交部于1936年成立的交际处（同年7月改为招待科）。1937年1月招待科随中共中央进驻延安；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并撤销外交部，原招待科工作由边区政府秘书处管理科承担；1938年3月，边区政府为妥善接待外宾，撤销秘书处管理科，开设招待科，同年4月招待科改为交际科，1939年改为交际处，金城任处长[19]129-130；交际处经多次机构调整后受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负责对外联络等工作。当时，延安已成为抗战指挥中心和战略总后方，在研判时局形势与需求的基础上，延安做出了加强外联工作的决定，“随着抗日战争和国共合作的需要，前往边区的外来人士逐渐增多，中央组织部在负责党内接待任务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外联系和接待工作”[20]。具体来说，交际处负责国内外人士的招待接访、统一战线、外事联络与情报搜集等工作[21]。实际上，交际处要做好上述工作尤其是涉外相关工作，很重要的一个前提与基础是翻译，翻译活动的组织筹划、翻译资源的协调配置、翻译工作的质量品质直接关系交际处整体工作的开展与成败。以接待中外记者参观团为例，由于存在语言差异，为使交际处与外国记者方便沟通交流，时任军委秘书长杨尚昆特地借调了一批优秀干部与翻译人员参加接待工作[22]，从而保障了各项参观活动顺利进行。

马列学院编译部由中共中央设立于1938年5月。马列学院编译部的成立标志着马列经典著作翻译工作成为中央牵头、跨部门协作的重大工作，其翻译模式更加组织化、统一化与集体化，凸显了组织的统一性与成果的系统性[23]92。在翻译人才的编配方面，此前，马列著作的翻译工作往往由译者自由发起，而在延安的号召下，一大批翻译人才与知识分子来到边区，为编译马列著作储备了大量人才。参与马列学院编译部工作的译者包括先后兼任编译部主任的张闻天和张仲实，以及何锡麟、柯柏年、王实味、王学文、吴亮平等。在翻译选材的考量方面，时任编译部主任的张闻天制定了系统繁密的翻译计划，翻译母本主要包括苏联马恩列研究院编辑出版的英文版《马克思文选》以及俄文版《列宁选集》等马列著作[23]89，经过翻译后在1938年至1946年期间陆续付梓，包括十卷本的《马恩丛书》与十六卷本的《列宁选集》等。此外，同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译介文章广泛发表于《解放》《解放日报》《八路军军政杂志》等延安中央报刊[23]91-93。抗战时期，在解放区出版的657种翻译书籍中，马、恩、列、斯以及毛泽东思想的翻译著作占63.62%，其他类型的译书在选材上也与马列主义有关[7]29，以延安为主的各根据地出现了马列经典翻译的高潮[16]93。以马列学院编译部为中心的马列著作翻译高潮为彼时的中国输送了大量马列教育读物，极大促进了马列主义在延安革命根据地的传播与接受，推进了根据地思想与意识形态的统一。毛泽东评价道“近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翻译的多了，读的人也多了。这是很好的事”[24]，马列著作的翻译工作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高度肯定。

军委编译处是“第一个由中共中央军委在革命根据地建立的专门翻译马列军事著作的机构”[25]。军委编译处由时任军委主席叶剑英任编译处主管，主要成员包括刘云、杨松、袁维、焦敏之等，担负着翻译马列军事论著、苏联军事科学著作、战斗勤务教科书和红军条例的重要职责，翻译成果主要有《恩格斯军事论文选集》《社会主义与战争》《法兰西内战》等[26]，为提高中共将领军事理论水平提供了保障，为抗战胜利提供了军事理论指导[27]。

新华社翻译科前身为1936年6月设立于延安的新华社译电科。1941年5月，译电科更名为翻译科。此时，毛泽东了解到翻译科人力不足的现实情况，中央组织部随即安排增加英文、日文翻译人员，翻译科增设英文翻译组、日文翻译组与中文译电组。[28]66-68为了完成好电讯翻译工作、当好“中央耳目”，翻译科提出三点要求：一是不能漏掉重要消息；二是译文不能出错；三是处理要快，不能延误。在高规格工作标准的激励下，翻译科培养了“一丝不苟的严谨作风”“团结协作的风气”以及“不顾疲劳、连续作战的精神”，如遇难题，组内同志“热心尽力解答”并“互相切磋推敲”[29]138-140。另外，时任新华社副社长吴文焘要求建立校对制度，在语言风格上要求中国化，避免欧化[30]38。新中国成立前，新华社翻译科至少经历4次组织机构调整与改名[30]，但工作内容与目标始终紧扣延安政权乃至国家利益的主脉，通过翻译外国通讯社消息、呈报党中央以及播发广大人民群众的方式，“使党中央不出门而知天下事”[31]308，根据地可以及时准确了解国际形势，这在对敌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1945年8月8日凌晨，翻译科抄收到“Russian declared war on Japan”（苏联对日宣战）的急电，十分钟内就由时任新华社社长博古通过电话报告毛泽东[31]309-310，翌日，毛泽东就此电讯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极大地鼓舞了抗战意志。

新华社英语广播部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使用外文、通过通讯社电讯线路专门从事对外宣传的新闻机构。[32]81940年3月，延安新华社广播电台由军委三局九分队（队长傅英豪、政委周浣白）筹建，使用周恩来于1940年从莫斯科带回的发射机，于1940年12月30日试播，“真理的声音从此突破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严密封锁，向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传播”[33]336。1944年9月1日对美国旧金山发布英文广播，每天广播两次，每次时间持续一个半小时至两个小时，稿件每日可达五至八页[33]339。1948年夏成立新华社第一个国外分社布拉格分社，分社电台抄收总社发出的英文广播，继而向欧美地区印发新华社英文稿，同时也向总社回传信息与资料[33]344，英播部除对外宣传也兼具情报搜集的职能。对外播发的稿件需由英播部工作人员将新华社中文稿件翻译为英文，因而翻译可视为英播部的基础性工作，在当时往往是对外新闻出口的一道关口。为满足国外读者听众的需要，英播部在中共中央领导下遵循外宣报道的规律与策略，在翻译国内稿件时坚持改写，比如增加背景与解释性材料，并专门聘请来自英国的国际友人林迈可为改稿专家，向周恩来亲自请留的美国友人爱泼斯坦请教国外报道经验。[32]9由此可见，英播部承接了新闻服务于外宣的职能，实际上发展了海外的国际中间群体，为红色中国争取了国际话语空间。英播部成员包括吴文焘、沈建图、陈庶以及担任顾问的国际友人林迈可。[34]74

军委外事组是中国共产党为美军观察组（又称“迪克西使团”）赴延安访问考察而专门设立的临时外交机构，杨尚昆任组长，下设研究科、联络科、翻译科与行政科四个科室，保障了1944年至1947年美军观察组在延安期间的观察工作。翻译科主要成员包括凌青、曾远辉、郭戈奇等，黃华任翻译科科长。据凌青回忆，军委外事组除行政科以外，其他科搞业务的干部不多，组员身兼数职，翻译、联络、研究等工作均有涉及。[35]为接待好美军观察组，军委外事组在食宿、文娱、陪同、联络与宣传等方面作了大量周密细致的工作，在外交方面更是保障了美方与毛泽东、朱德、叶剑英等中共高级领导的接触，给美军观察组留下深刻印象。其中，谢伟思（John S. Service）、美籍日裔有吉幸治（Koji Ariyoshi）、高林（John Colling）等人与中国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高林曾在回忆录The Spirit of Yenan： A Wartime Chapter of Sino-American Friendship（中文译名《延安精神：中美友谊之战时篇章》）中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与根据地军民，称其“赤诚与持久的沟通成就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与新中国的诞生”[36]。美军观察组与外籍记者团撰写的报道与报告在延安社会状况、延安军民关系、中共领导人、中共军队以及中共未来的政治地位[37]等多个方面给予高度评价，在美国与国际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客观上反映并塑造了红色中国的形象，由外籍人士撰写的红色中国报道经翻译回传国内后也廓清了国民党对中共的污蔑，帮助订正了西方国家甚至国内相当一部分民众对中共与延安的偏见，中共由此获得广泛的舆论支持，有力地推动了战时舆论形态的变化。另外，军委外事组接待美军观察组是中共早期的官方外交活动，为中共积累了外事工作经验，锻炼了中共外交干部，为中共随后的外交工作打下了基础。

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是中国共产党为接收国际援助与救济、接待前赴根据地的国际友人而专门设立的外交机构，拥有一些翻译人员，例如纪峰就担任英语翻译。解放区救济总会与各方友好人士进行广泛的交接，其中不乏国际友人与组织，争取到了国内外进步力量对解放区人民的同情和支持[38]，为延安以及中国的抗战提供了不少援助，在沟通的过程中更是增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共的认识。

2.延安翻译活动的三重属性

抗战时期的延安翻译活动是特殊的战时准国家行为，在剧烈演变的战争环境下，翻译活动因其重要作用而受到了特殊的关注。毛泽东以及中共高层就对翻译的重要性有清醒的认识。毛泽东曾作“做翻译工作，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39]的评价；中共中央在《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四三年翻译工作的决定》中指出，“翻译工作尤其是马列主义古典著作的翻译工作，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40]。这说明延安一系列翻译活动是延安政权在清晰体认翻译之重要性而做出的重要部署，是延安政权自发的行为，而且往往是一种政治任务，是翻译作为国家实践具有自发性的表现。

延安翻译活动在根据地内部起到了教育中共党员、教化民众、提升凝聚力、统一意识形态的作用，在国统区、沦陷区则逆转了国民党对中共与延安政权的污名与诋毁，在国内国际塑造并传播了救亡图存的红色政权与红色中国形象。另外，必须看到，翻译机构在很多时候并非独立的职能机构，翻译活动有时常常内嵌在一个更大的职能机构之中，翻译人员在深耕翻译工作的同时也身兼数职，这体现了翻译在国家实践活动中与其他职能的并重性，也体现各类国家实践尤其是思想政治、军事作战、内外宣传、军事外交以及统一战线等工作对翻译活动有着巨大需求，体现了翻译活动与上述工作及国家机器之间的依存关系。可见，延安翻译活动在中共的历史现场与重大事件中是极为重要的存在，能够满足延安革命根据地的需要，能够保障延安的国家（政权）利益，国家翻译实践的自利性由此体现。

正因如此，翻译机构与翻译活动在国家机构的序列中被提升至不同于往常的位置，被赋予高度的组织动员能力与超常规的资源配备，成立马列学院编译部等关乎中共思想政治建设以及军委外事组等关乎战争态势演变的外事（翻译）机构、翻译人员有权利与渠道使用毛泽东的私人藏书[23]90等等实例便是证明。而为了实现国家翻译实践的目标，延安翻译活动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措施来保证翻译活动紧紧围绕国家（政权）利益的主线，例如延安翻译活动中的原文选择、翻译策略、译文质量的评控与接受、翻译产品的传播与分发等环节与流程，均在延安的监管控制之下而不受外部干预，这是由延安自身的需求以及翻译机构的制度化定位决定的，国家翻译实践的自主性在此凸显。

（三）抗战时期延安翻译活动的制度化

關于延安时期翻译活动以及翻译机构，官方宏观的文献纪录相对较少，而个人微观的回忆等史料相对较多，综合来看，翻译活动与翻译机构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粗放到规范、从单一功能到复合职能的过程，其地位、建制与沿革可以从长期担任交际处处长一职的金城的回忆录中得以窥见：“延安交际处地位相当高，实际上成了中共中央直接管理的一个对外窗口。延安交际处在行政编制、经费开支、支部生活等方面，归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处管理，政治上、业务上初由中央组织部领导，后由中央办公厅领导。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中共中央组织部李富春，中共中央统战部王明、柯庆施，八路军总部叶剑英，军委办公厅杨尚昆等，直接指导交际处的工作。”[19]130

国家翻译实践所处的外部环境与时局不断流转嬗变，国家翻译实践的组织形式与运作模式因应而变。国家翻译学于此作出战时、常规与战略三种形式的区分[41]71。翻译机构与翻译活动的背后映射着国家意志，且又隐含着国家权力的配置关系，这种国家意志与权力关系是特定政治历史环境的衍生物，必然也会依随政治历史环境的变化而变化。随着战争与时局的演变，原有的行政与权力关系发生了改变，这种特殊的战时国家行为很难在变动的时局与政局中作为常规常态的翻译模式继续运作，翻译活动也相应地产生变化。比如，翻译机构有的解散（如军委外事组），有的几经改组、改革与改编（如新华社编译处），也有为满足新需求而设立包含翻译职能的新机构（如新华社英语广播部），翻译人员在机构改革之中分流至不同部门或继续做好翻译一职或从事其他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外环境发生新变化，全国百业待兴，需要重建经济、政治、文化等几乎所有部门与领域的秩序。在翻译方面，新中国政府深刻反思建国前全国翻译活动与模式中存在的弊病，比如翻译活动受制于市场、脱离政治立场以及无组织无计划等，决定通过改变翻译模式、改造出版社、创建翻译组织、创办翻译刊物以及召开全国翻译工作会议、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等方式措施[42]，推动翻译活动走向党和政府领导的制度化翻译。由此表明，抗战时期延安翻译活动的经验从延安推广至全国，从政权行为延展为市场、社会与国家行为。实际上，延安翻译活动是翻译实践制度化与国家化过程中绕不开的成功案例与实践积淀。对于个体译者而言，他们在抗战时期延安翻译活动中所确立的价值追求、家国情怀与工匠意识，成为了“国家性”的顶格标准，传承贯穿了一代又一代翻译从业人员；对于翻译活动的组织机构而言，在抗战时期延安翻译活动中孕育出来的更加组织化、统一化与集体化的翻译模式，在目标设定、资源调度与运行实施上更胜一筹，深度契合了党和国家对翻译工作的要求，得到了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的认可[43]9，之后的“九评”翻译的成功实践[44]更是验证了由中央垂直领导、多部门协同的国家翻译实践的优势。抗战时期延安翻译活动具备了相对规模化、组织化、系统化的实践样式，是一种“准国家翻译实践”，如何在新中国成立后过渡并正式确立为“国家翻译实践”，仍有待进一步考察。

综上所述，抗战时期延安根据地涌现出来的翻译机构、翻译模式固化为制度化的国家行为，演化为国家行为中常规或战略的国家翻译实践，这一过程反映了延安政权转为全国性政权中国家行为、国家能力、国家战略、国家利益、国家形象与国家话语权的整体性转变，总的背景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建立红色政权、探索建立国家的历史性尝试。作为延安政权一部分的延安翻译活动则是中共探索建立国家的尝试在翻译领域的具体表现，这种活动具有国家翻译实践的特质，符合中国发展需求与利益，是延安政权与根据地值得继承的又一宝贵经验。

四、结语

本文尝试在抗战时期延安翻译活动的研究中引入“国家翻译实践”视阈，分析战争年代延安翻译活动的各类需求与必要性、翻译主体、实践属性与沿革流变，考察这些因素与模式背后的国家翻译实践整体逻辑，发现抗战时期延安翻译活动是一种准国家翻译实践，具有较为典型的国家翻译实践特性。从需求上看，延安翻译活动满足保障了延安乃至全中国抗日救国的根本利益，这种利益诉求是国家性、民族性的，是延安政权及其意志的延伸。从主体上看，延安翻译活动的主体是延安政权，延安政权统辖了众多翻译机构及其译者群体等中低位翻译主体。从实践属性上看，延安翻译活动具有自发性、自利性和自主性。从制度化过程来看，延安翻译活动中的个体译者与翻译机构作为延安政权的一部分而存在，新中国成立后则转化为体制性翻译力量。理论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抗战时期延安翻译活动的价值在于引古喻今。在国家翻译实践视阈下考察抗战时期延安翻译活动，对于展示新时代中国国家形象、拓展中国话语空间以及建构中国国家话语体系具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呼媛媛. 延安时期翻译活动浅论[J]. 边疆经济与文化， 2015（3）： 48-49.

[2]秦晓梅， 秦延梅. 论延安时期翻译活动的必要性[J]. 青年文学家， 2016（2）： 120-121.

[3]胡茜. 中国共产党革命历程中的翻译活动：以迪克西使团为例[J]. 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 2020（6）： 161-163.

[4]李克， 朱虹宇. 翻译修辞视角下的译本认同建构：以《保卫延安》沙博理英译本为例[J]. 外国语文， 2022（1）： 107-115.

[5]廖华英， 陈勇. 延安时期的语言翻译特点与中国共产党形象的传播[J]. 文史博览（理论）， 2016（2）： 18-20.

[6]单文波. 延安时期翻译活动对中共政党形象塑造的价值[J]. 中国翻译， 2021（3）： 21-27.

[7]王祥兵， 穆雷. 抗战时期延安翻译活动考察及资本理论的拓展[J]. 中国翻译， 2018（1）： 26-37.

[8]王祥兵. 抗战时期延安翻译活动与社会资本[J]. 译苑新谭， 2019（1）： 45-52.

[9]王祥兵， 徐芳. 抗战时期延安翻译活动与文化资本[J]. 翻译史论丛， 2021（1）： 1-19.

[10]高玉霞， 任东升.“国家翻译实践”的实与名：任东升教授访谈录[J].翻译界， 2018（2）：131-140.

[11]MOSSOP， Brian.Translating Institutions： A Missing Factor in Translation Theory[J].TTR： Traduction， Terminologie， Rédaction，1988（2）：65-71.

[12]THOMSON-Wohlgemuth， Gaby. Translation Under State Control： The Production and Rewriting of Books for Young People in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1961-1989）[D]. United Kingdom： University of Surrey， 2007.

[13]耿强， 梁真惠. 国家机构翻译规范研究：译介学视角[J]. 外国语文， 2012（4）：103-108.

[14]任东升， 高玉霞. 国家翻译实践初探[J]. 中国外语， 2015（3）：92-97.

[15]任东升， 李江华.国家翻译实践的功利性特征：以《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重译历程为例[J]. 东方翻译， 2014（1）：15-22.

[16]鄒振环. 抗战时期的翻译与战时文化[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4（3）：89-94.

[17]袁西玲. 延安时期的翻译活动及其影响研究[D]. 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4.

[18]LEFEVERE， André. Translation， History， Culture： A Sourcebook[M]. London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Routledge， 1992.

[19]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 延安时期统一战线研究[M]. 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129-130.

[20]宋婕. 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统战工作研究[D]. 西安： 长安大学， 2020：13.

[21]缪平均. 抗战中的延安交际处[J]. 山西档案， 2011（3）：47-50.

[22]金城. 延安交际处回忆录[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6： 200.

[23]张忠山. 马列学院编译部：中共编译史上的重要机构[J]. 编辑之友， 2016（2）：89-94.

[24]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813.

[25]中央编译局马恩室.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3：303.

[26]罗天. 抗日战争中的“红色翻译”[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0-09-11（A04）.

[27]徐常利， 袁彩荣. 延安时期的“红色翻译”[N].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0-09-11（A05）.

[28]陈龙. 新华社英文组的回忆[C]//新华社回忆录.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66-68.

[29]肖希明. 从英文组到翻译部[C]//新华社回忆录.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138-140+144.

[30]万京华， 王会. 从译电科到对外新闻翻译部：新华社翻译工作历史变迁[J]. 中国记者， 2018（8）： 38-41.

[31]李光绳. 新华社电台的日日夜夜[C]//新华社回忆录.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308+309-310.

[32]翟树耀. 对外宣传的历史经验及地位[J]. 中国记者， 1994（10）： 8-10.

[33]彭志义.新华社的通讯技术建设[C]//新华社回忆录. 北京：新华出版社， 1986：336+339 +344.

[34]万京华. 新华社英文广播的开拓者沈建图[J]. 中国记者，2017（1）： 74-75.

[35]凌青， 宗道一等. 从延安窑洞到北京外交部街（上）[J]. 党史博览， 2005（1）：16-23.

[36]JOHN， Colling. The Spirit of Yenan： A Wartime Chapter of Sino-American Friendship[M]. Hong Kong： API Press， 1991; reprinted by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04：27.

[37]朱葉. 抗战时期美国新闻档案中的延安形象[J]. 理论与改革， 2021（3）：12-28.

[38]杨晓峰. 内战前后的解放区善后救济研究：以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为中心考察（1945—1947）[D]. 郑州： 郑州大学， 2017：73.

[3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41.

[40]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1943-1944[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42.

[41]任东升. 国家翻译实践概念体系构建[J]. 外语研究， 2019（4）： 68-73.

[42]任东升， 赵禾. 建国初期翻译制度化的确立与效应[J]. 上海翻译， 2018（3）： 7-11.

[43]许钧， 穆雷. 探索、建设与发展：新中国翻译研究60年[J]. 中国翻译， 2009（6）： 5-12.

[44]任东升， 王晓梅. “九评”翻译：“战时”国家翻译实践[J]. 东方翻译， 2021（2）： 4-12.

［责任编辑董明伟］

A Re-examination of Translation Activities in Yanan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in the

Context of State Translation Program

WANG Xiangbing， LIANG Yagu，CHEN Nieao

Undergraduate School，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73， China

Abstract：State Translation Program turns the states will into the state discourse.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re-examine the translation activities in Yanan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in the context of State Translation Program in terms of necessity of translation activities， participants， attributes， and the history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etc.， and explore forms of the state translation program that have sprung up and developed therein. It is found that the participants of translation activities in Yanan are a complex of Yanan government， translation agencies and individual translators in a ‘high-medium-low trinity， whose translation activities highlight the will of Yanan government and made contributions in the areas of ideology， military operations，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mmunication， military diplomacy and the united front. Re-examining translation activities in Yanan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in the context of State Translation Program is expecte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presenting Chinas national image in the new era and building Chinas discourse space and national discourse system.

Key words：state translation studies; state translation program; period of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ranslation activities in Yanan; Red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