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军　姬洋

［摘要］因“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持续深入，书写汉语古诗英译史显得颇为必要：鉴古以知今，以预测未来，对汉语古诗英译史的梳理，有助于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总结数百年英译的成功要素，有助于探究如何在汉语古诗英译领域推动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出去。文章对汉语古诗英译史的研究对象、研究范畴进行了梳理，并阐述了其研究思路。历时看，汉语古诗英译史可分为四个阶段：发轫期（19世纪以前）、发展期（19世纪）、兴盛期（20世纪上半叶）和繁荣期（20世纪下半叶迄今），这四个时期分别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发轫期的零星译介、发展期的选材多样化與翻译多彩化、兴盛期英译文本完整度和全面度在质和量上的飞跃、繁荣期译本“求全”和国内外译者队伍的壮大。此外，对汉语古诗英译的主体与环境、文本择选和译介策略等研究要点也进行了阐释。

［关键词］汉语古诗；英译史；对象；范畴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DOI］10.15883/j.13-1277/c.20230201706

引用格式：文军，姬洋.汉语古诗英译史研究纲要［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17-22.

因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随着角色的转换，中国的文化战略由以前的“请进来”为主变成了“请进来”与“走出去”并举，“中国文化走出去”已成为国家战略。

汉语古诗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几百年来我国典籍外译中的主要体裁之一。自1589年英国学者乔治·普縢汉（George Puttenham， 1520—1601）翻译两首汉语古诗后，汉语古诗的英译渐成气候：《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等，国内外翻译家都有所涉猎，中国的名家名诗大量地推向了国外。也正因为汉语古诗英译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书写汉语古诗英译史就显得颇为必要：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成功与否，关键问题是如何让世界更好地接受中国文化。而要了解这一过程，对其发展史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一环。鉴古以知今，以预测未来，对汉语古诗英译史的梳理，有助于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总结数百年英译的成功要素，有助于探究如何在汉语古诗英译领域推动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出去。

一、汉语古诗英译史的研究现状

从已有研究看，国内外已有不少学者对汉语古诗的英译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国外的研究特点可以归纳为：译著出版丰富多彩，研究成果数量不多，但有不少精品。译著出版方面，上起《诗经》《楚辞》，再到汉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明清诗词，都有译著出版，数量蔚为大观，其中有代表性的著作如：白芝（Cyril Birch）1963年编的《中国文选》（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Early Times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柳无忌（Liu Wu-chi）罗郁正（Irving Yu-cheng Lo）1975年编的《葵晔集》（Sunflowers Splendor： Three Thousand Years of Chinese Poetry），华兹生（Burton Watson）1981年编译的《哥伦比亚中国诗选》（The Columbia Book of Chinese Poetry： From Early Time to the Thirteenth Century），宇文所安（Stephen Owen）1996年编译的《中国文选》（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Earliest Times to 1911），艾略特·温伯格（Eliot Weinberger）2003年编译的《新方向中国古诗文选》（The New Directions Anthology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以及西顿（J. P. Seaton）2006年编译的《香巴拉中国诗选》（The Shanbhala Anthology of Chinese Poetry）等；研究方面，对李白、杜甫、李清照等著名诗人都有相应的研究专著，如洪业（William Hung）1952年撰写的《杜甫传》（Tu Fu Chinas Greatest Poet）等。

国内的研究内容，除译著外，总体上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翻译史的研究，代表性著作有马祖毅的《汉籍外译史》（1997）、赵长江的《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研究》（2014）、杨静的《美国二十世纪的中国儒学典籍英译史论》（2014）等，既有通史研究，也有断代史和专题史的探讨。二是与汉语古诗英译史相关的著作，如江岚的《唐诗西传史论——以唐诗在英美的传播为中心》（2013）等。三是针对具体诗人、具体作品以及具体译家的研究：诗人诗作研究有汪榕培的《陶渊明诗歌英译比较研究》（2000），胡安江的《寒山诗：文本旅行与经典建构》（2011），贾卉的《杜甫诗歌在英语国家的译介与传播》（2015），文军的《杜甫诗歌英译研究》（2019）；具体作品研究有吴结评的《英语世界里的<诗经>研究》（2008）等；译家研究有朱徽的《中国诗歌在英语世界——英美译家汉语古诗翻译研究》（2009），吴伏生的《汉语古诗英译研究：理雅各、翟理斯、韦利、庞德》（2012），等。四是涉及汉语古诗英译的理论研究，如顾正阳的《古诗词曲英译理论探索》（2004）、汪榕培、王宏的《中国典籍英译》（2009）、张保红的《汉语古诗英译中西翻译流派比较研究》（2018）、文军的《汉语古诗英译策略体系案例研究》（2020）等。

二、汉语古诗英译史的研究对象

近年来，汉语古诗英译是译界研究的热点之一，不少学者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对不同诗人的译作，对不同的译者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纵观这些研究，更多的是点对点的探讨（如某位诗人某首诗歌的英译研究，某位翻译家译作的研究等），缺乏对汉语古诗英译史全面系统的梳理。将汉语古诗的英译置于某一特定的环境下，探究其发生发展的原因，并勾勒出数百年的英译史，是当前学界必须完成的一项任务。

对汉语古诗英译史的研究，其研究对象是汉语古诗的英译作品，这一点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对语料的确定，似乎还有几点值得考虑：从出版现状看，汉语古诗英译的集子大致可以分为专集、与其他诗人的合集和选集。专集指只收录某一位诗人的译本，如许渊冲译《杜甫诗选》；而与其他诗人的合集则指数位诗人的作品合在一起，如Arthur Cooper的《李白与杜甫》；选集则指时间跨度很大，收录很多诗人英译作品的书籍，如Owen的《中国文学选》[1]。迄今我们已经通过各种方式收集到了800余种汉语古诗英译的译本，内容涵盖了古今中外译者的汉语古詩英译作品，足以支撑本研究。这些语料如：《唐诗三百首》（5种译本）、《宋词三百首》（3种译本）以及国外出版的中国文学集，诗人的专门诗集（如Owen， The Poetry of Du Fu， 2016）、某一诗人与他人的合集（如：Cooper， Li Po and Tu Fu Poems， 1973） 等。本研究旨在梳理汉语古诗英译的历史，探讨译者与社会文化等外部环境的关系，探究译本的择选和翻译策略。

三、汉语古诗英译史的研究范畴及思路

汉语古诗英译的研究，需围绕其发展史，史论结合，既描写其发展历史，又解释其发展与环境和译者的关系、阐释译者及文本择选、探究汉语古诗英译中典型的翻译策略。换言之，汉语古诗英译史的研究需围绕何时、何地、何内容、何人、为何以及如何（when， where， what， who， why， how）等问题，从阶段论、主体与环境论、译者行为论等方面对之进行梳理和阐释。

1.汉语古诗英译阶段论

汉语古诗的英译从普縢汉开始，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零星译介到批量推介的过程。为便于研究，根据其译介特点，我们将汉语古诗英译划分为四个阶段：

（1）发轫期（19世纪以前）

漫长的零星译介期。据考证，最早译介汉语古诗的是英国学者乔治·普縢汉，他在1589 年出版《英文诗艺》一书，探讨英诗格律时顺便提及汉语古诗形式问题。作者逐字逐句翻译了两首汉语古诗，排列成菱形。1735 年，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编成《中华帝国全志》出版，次年被译成英文四卷，第三卷第一章简要介绍了中国人对诗歌的欣赏口味。1761年，英国人托马斯·珀西（ Thomas Percy） 翻译的《好逑传》四卷出版。珀西在译文第四卷后面增添了三个附录，第三个即为“汉诗片段”，录入汉语古诗 20 首，其中包括《诗经》的三个片段。之后，英国东方学家威廉·琼斯爵士在介绍中国语言文字和 《五经》的时候，对《诗经》做了介绍。汉语古诗英译在19 世纪之前成果屈指可数，它只是少数人的闲情余兴之作，且这些译作大都从拉丁语或法语转译。[2]

这一历史时期的汉语古诗英译呈现出如下特征：

（1）多为转译，如法语、拉丁语、葡萄牙语转译为英语；

（2）资料较少，译介零散，译介内容多为《诗经》片段；

（3）汉语古诗只是作为副产品被译介为英文；

（4）编译者的编译行为带有偶发性、自发性特点；

（5）年代久远，聚讼纷纭，存在译者争议和研究者观点争论。

因篇幅关系，此处只对“多为转译”这一特点进行简要论述：

该时期的汉语古诗英译多为转译，如将汉语古诗的拉丁文译本转译为英文。“直到十八世纪末，拉丁文和法文仍是欧洲普遍使用的书写和可以理解的语言。”[3]王芳、卓振英认为，“已知的最早汉诗西文译本见于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在1626年（明代天启六年）出版的拉丁文版《五经》，其中有《诗经》；在十八世纪，英国汉学家从德语、法语间接翻译了一些汉诗”[4] 。钱钟书援引英国汉学家珀西（Percy）观点并指出：“除了一大例外，十八世纪所有的中国诗及小说英译，都是‘翻译的翻译”[5]，现在翻译界多称这种现象为转译（indirect translation）。而汉语古诗直接被译为英语则是从19世纪初翻译乾隆诗的Stephen Weston开始。[6]19世纪之前的汉语古诗英译并不活跃，因为当时英语世界能够对汉语了解一二的人为数不多，1793年英国政府派遣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但在英国国内竟找不到一名称职的汉语通事（即翻译）为使团服务”[7]。该时期英语世界中的人要了解中国文化，相当程度上需要依靠英语之外的其他欧洲语种译本，这是转译现象大量存在的客观原因。

从该时期汉语古诗英译本数据看，珀西因其不懂汉语，且其转译底本部分为葡萄牙语，所以珀西译本对之前威尔金森的译本除了编译还有转译。琼斯依靠自学对汉语有所掌握，但学界一般认为，琼斯可能参考了在此之前的《诗经》拉丁语译本。

（2）发展期（19世纪）

在发展期，汉语古诗英译进入了选材多样化、翻译多彩化的阶段。

与前一时期不同，本时期的诸多译者采用了主动的态度传译汉语古诗，而且在选材上比较注重经典诗篇，翻译技法上也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1795—1890） 、理雅各（James Legge，1814—1897） 和翟理斯（Herbert H. Giles，1845—1935） 三位汉学家就是其中的卓越代表。德庇时的汉语古诗英译及相关陈述收入《汉文诗解》（1870版）；理雅各在汉语古诗英译方面以《诗经》翻译闻名，前后出版过三个各异的版本：（1）香港 1871 年的《中国经典》之四的散文体版本;（2）伦敦 1876 年韵体本以及牛津1879 年的《东方圣书》之三的节选本；（3）翟理斯对待中国文学的态度和汉语古诗英译翻译话语均和理氏有显著差异，这在《汉文选珍》（1884）和《古今诗选》（1898）中表现明显。这一时期的译介，为汉语古诗英译的大幅度发展奠定了基础。

19世纪的汉语古诗英译史，从译者国籍看，英国译者的译介占据绝对优势。从译者身份看，译者主要为来华传教士和外交官。从译介特点看，传教士译者出于传教目的，在英译儒教《诗经》时会注意对比其中的“帝”“天”等概念与基督教相比附。从译介内容看，19世纪率先出版的英译汉语古诗是时间不远的18世纪乾隆诗。

下面对译者和译者身份做一简要论述。英国译者的译介占据绝对优势，“十九世纪以来，随着英国海外殖民地的扩张，英国派往世界各地的传教士与外交官人数激增，其中派往中国的许多传教士与外交官便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汉学家”[8]。 另外，“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汉学文献目录索引》统计， 从16世纪至1924年， 西方汉学家共有7 737位， 其中113位汉学家发表论文（著作）达20篇（部）以上，其中英国有37人位居第一，法国29人，德国14人，美国9人”，分列二、三、四位。这表明了英国在前期汉学研究中的相对中心地位。[9][10]10

“19世纪的英国汉学家主要以新教传教士、外交官为主。”[11]204美国传教士有来自基督教长老会的传教士。“传教者要善于迎合当地群众的思想和要求，并且采取一些办法以满足他们的要求。”[12] 这些来自英美国家的来华传教士和外交官，他们的身份特点与职业需要决定了他们对汉语古诗英译的动机带有一定程度上的现实需要。

（3）兴盛期（20世纪上半叶）

与19 世纪相比，20 世纪的海外英译文本的完整度、全面度在质和量上都发生了飞跃，体现出“求全”的意识和倾向。这里的“求全”有两层含义：一种为“量全”，主要指文本的全译本和时间跨度完整、涉及作者群体规模庞大的选集本。另一种“求全”为“质全”，注重文本意义的细枝末节，力求巨细无遗。[13]就20世纪上半叶而言，其繁荣除上述特点外，还表现在译者群体的多样化方面：在此期间，出现了像韦利（A. Waley）、庞德（E. Pound）、洛威尔（A. Lowell）、克莱默－宾（L. Crammer-Byng）、宾纳（W. Bynner）、弗莱契（W.J.B. Fletcher）等翻译大家，同时形成了学者型译者、作家型译者、离散型译者、国内译者等不同群体，推动了汉语古诗英译的发展。

该时期留学海外的中国人发挥了重要影响，这些人当中有的直接进行翻译活动，如：蔡廷干、初大告；有的为外国人做翻译提供帮助，如：胡适、冯友兰。母语既非英语又非汉语的汉学家开始从事译介活动，如：日本的小畑薰良译介李白，瑞典的高本汉译介《诗经》。由于种种原因，外国译者在译介汉语古诗的过程中或有意或无意地出现一些误读、误解、误译。

（4）繁荣期（20世纪下半叶迄今）

二战后，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复苏，直接刺激了文化的繁荣。汉语古诗英译领域，在选材方面“求全”的特点更加明显，如选集方面的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Stephen Owen）， 卷式浩繁，選收了从《诗经》到清末的中国文学典籍；再如《杜甫诗》《李清照诗》等全译了这些诗人的所有诗作。而在译者方面，国外的学者型译者、作家型译者队伍越来越壮大，涌现出一大批通汉语、晓文化、译艺精的翻译家，王红公、华兹生、白之、宇文所安就是他们中间的杰出代表。这一时期译者队伍的最大变化，是出现了一批国内译者，他们以推广中华文化为己任，数十年笔耕不辍，成就丰硕，如杨宪益、许渊冲、翁显良、孙大雨等。

本时期的主要特点包括：

（1）国家赞助人的起—伏—起；（2）北美汉学成熟与研究型译介兴盛；（3）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内地空前的翻译规模；（4）大量重印本和重译本问世；（5）诗词类电视节目的勃兴与带动；（6）互联网译本和诗词口译的出现，等。

该时期内，国内外对汉语古诗均有系统译介的项目持续推动，相继出现了美国特怀恩出版社推出的中国古代诗人传记专集，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大中华文库”项目，德国德古意特出版社推出的中国古代诗人全集英译（汉英对照）等典型项目。此外，美国还有一些公益出版社，如Copper Canyon Press；非公益出版社，如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也在积极推动中国古诗英译的出版与传播。

以上四个阶段，主要是回答when， where， what的问题：即何人何地英译了什么作品。通过对四阶段的描写，可以勾勒出汉语古诗英译的发展历程，描绘其发生发展及走向辉煌的壮丽画卷。

2.汉语古诗英译主体论与环境论

过去四百余年，有一大批译者在不同的环境下从事汉语古诗的英译，使之从无到有，从零星散乱的译介到有计划、全面系统的推介，其发展蔚为大观。这些译者身份不同，如传教士译者、外交官译者、汉学家、外籍华人译者、本土译者等，其贡献也有大有小，那么是什么因素使他们与汉语古诗英译结下了不解之缘？影响他们的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有哪些？换言之，本部分要阐释的是在漫漫汉语古诗的历程中谁翻译（who）和为何翻译（why）的问题。

在主体论中，研究者将围绕不同的译者群，从译者网络的角度展开研究，既讨论这些译者的共性，同时选取有代表性的著名译者为个案，具体讨论其特点。在汉语古诗英译史上，出现过传教士译者群、汉学家译者群、作家译者群、离散译者群、国内译者群等译作丰富的译者群体，他们的兴起与发展有何规律？与社会文化有何联系？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而在环境论中，本研究不仅会考察大的社会文化背景与诗学对汉语古诗英译的推动与制约，同时还会探究出版商、各类机构在此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研讨它们与译者的交互作用。“社会文化语境”可以视为对汉语古诗英译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社会文化语境”从更为宽广的范围内对汉语古诗英译产生制约或推动，译或不译？译什么？这些问题都与时代变迁、社会文化的规范、出版现状、读者需求等密切相关。

3.汉语古诗英译译者行为论

在缕清汉语古诗英译发展脉络、阐释哪些译者为何翻译的基础上，本研究第三方面的内容，就是研究译者在汉语古诗英译的行为，亦即解读如何翻译（how）的问题。“怎么译”，更多地与译者的翻译思想、翻译目的和读者对象相关：汉语古诗英译无不与译者的这些考量相辅相成。此处的行为，重点关注以下两方面内容：一是译者的文本择选，二是译者的翻译策略。

译者的文本选择主要指对汉语古诗原文的择选。在汉语古诗英译中，文本择选是任何译者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许多诗人的诗作数量巨大，全部翻译几乎没有可能。比如李白有近千首、杜甫有1 400余首、白居易有3 000首，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李白只有300首英译诗歌[14]、白居易1 000首[15]。换言之，相对于他们的全部诗歌，这些诗集都是选集（或选诗），这些选集的形成，就是译者进行文本择选的结果。那么，这类文本择选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响？译者的文本择选采用了什么策略和方法？弄清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古诗英译的过程。中国文学典籍数量巨大，古代诗歌在其中占了很大比例，因此选择诗歌英译的文本择选进行研究，具有很高的价值。[16]文本择选对于诗集的呈现方式具有决定作用，它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影响文本择选的至少有四个要素：社会文化背景、译本规模、翻译目的与读者对象以及译者的审美倾向；同时文本的择选也至少有五种方法：体裁择选法、题材择选法、编年体择选法、遵从已有选本法和依据诗歌影响及经典性择选法。[1]

汉语古诗同其他文学体裁相比较，具有显著的特点，如形式整齐、句末押韵、用词精炼、意象丰富、谋篇奇巧、用典得当等。[17]也就是说，它在语言上属于古汉语（不是现代语言）、体裁上属于诗歌（其中格律诗占了很大份额），而在表达内容上有不少属于当代人不熟悉乃至不知道的古旧事物，等。因而其翻译策略与诗歌翻譯相差甚大。因此，汉语古诗作为独特的文体，对之的英译策略进行系统的研究确有必要。我们根据汉语古诗英译语言—形式—内容的特点，提出了其翻译策略体系，具体包括译诗语言的易化、译诗形式的多样化、译诗词语的转换和副文本扩展四种策略，各策略下还包括若干种翻译方法。[18-19]

四、结语

汉语古诗英译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其间译家辈出、佳译不断，不仅域外汉学家涉身其中，国内也有很多学者加入到了这一研究洪流之中。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中国汉语古诗英译或外译作为中国文化重要的文化载体，势必会引起越来越多的域外受众关注。由此一来，中国汉语古诗英译的繁荣期势必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而且，随着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懂得中国文化的外国友人势必会越来越多，那么未来可以期待的是，以中国汉语古诗等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将会在域外焕发出越来越强大的生机，也会有更多外国学者加入到翻译和研究中国汉语古诗的行列中来。在此意义上，研究汉语古诗英译史对于中国文化走出去大有助力。

本文仅从阶段论、主体与环境论、译者行为论几个方面讨论了汉语古诗英译史的书写，可以将之视为写作的大纲，其具体内容无疑需要更多的时间、更大的篇幅和更大的努力。愿与同仁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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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董明伟］

Research Outlining the History of English Transl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Poetry

WEN jun，JI Y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The further implementation of the “go-global” strategy for Chinese culture has necessitated a historiography for English transl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poetry. Since history， like a mirror， can help fathom the present and predict the future， such historiography can contribute to the crystallization of successful experiences of and insights into the transl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poetry through the centuries， thus further propelling the “go-global” of ancient Chinese poem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objects and scale of and approach to researching the history of English transl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poetry. Specifically， it diachronically periodizes the history into four stages and identifies their respective features， namely the Nascent Stage （before 1801） with sporadic translations， the Development Stage （1801—1900） featuring diversity in both the poems selected for translation and their renderings， the Prosperity Stage （1900—1950） which witnessed growing completeness in translations and wider coverage of Chinese poems to be translated， and Continued Boom Stage （since 1951） characterized by a relentless pursuit of complete translation for Chinese poetic collections or anthologies as well as the burgeoning number of translators in China and beyond. In addition， it also elaborates on the subjects and environments for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poetry， the selection of poems to be translated an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other issues of academic importance.

Key words：ancient Chinese poetry; history of English translations; objects; sco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