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磊　张源琪　车文

［摘要］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工作性通讯工具使用越来越普遍，同时也给员工的工作与生活带来一系列影响。现有研究多关注工作性通讯工具使用带来的诸如工作家庭冲突等消极影响，对其积极方面的探索尤为不足。文章基于自我知觉理论，考察心理安全作为工作性通讯工具使用对员工主动性行为的中介机制，以及家庭边界强度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以389名员工为对象的研究结果发现：工作性通讯工具使用对心理安全有显著正向影响，心理安全对员工主动性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心理安全中介了工作性通讯工具使用与主动性行为之间的关系；家庭边界强度调节工作性通讯工具使用与心理安全之间的关系，且调节心理安全对工作性通讯工具使用对员工主动性行为的中介作用。

［关键词］工作性通讯工具使用（W_ICTs）； 心理安全； 主动性行为 ；家庭边界强度

［中图分类号］F272.92［文献标识码］A［文章DOI］10.15883/j.13-1277/c.20230203909

引用格式：张光磊，张源琪，车文.工作性通讯工具使用对员工主动性行为影响研究［J］.燕山大學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39-47.

一、 引言

通讯科技的进步和通讯需求的增加促进移动设备多样化与普及化，通讯设备的发展进一步打破传统的固定工作场所的工作方式，员工办公不再受时间与空间限制，这也意味着在非工作时间借助移动设备处理工作事宜也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工作性通讯工具使用（Work-related the use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fter hours，以下简称W_ICTs）是指借助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等信息通讯设备在非工作时间处理工作事务。[1]这一概念区别非工作时间电子沟通，后者更关注沟通过程及相关的情绪体验[2]，而前者更侧重于使用通讯工具完成工作本身。当前关于工作性通讯工具的研究主要围绕资源或工作家庭冲突视角展开，研究主要得出W_ICTs存在一系列消极影响的结论，其中消极影响的表现有引发工作家庭冲突[1]、减少工作投入、带来诸如自我损耗的消极体验等。[3-4]除了学者们探究所得的消极效应外，W_ICTs是否存在为员工和组织带来好的积极效应逐渐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因此，国内外学者开始探索W_ICTs的积极效应。[5]基于此，本研究认为在今天新的工作背景下W_ICTs的积极效应值得予以关注。

当前阶段，移动互联网迅猛发展，组织形式、领导风格随着市场不断革新，适应变化、探索新思路比抗拒更有意义。因此基于以往研究探索W_ICTs的积极影响不论是对于组织实践还是学术研究，均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另外，本文研究结论回应以前学者对W_ICTs研究缺乏理论与现实层面深度的呼吁。[6]王笑天等认为关注W_ICTs的消极影响不利于研究者全面认识与把握W_ICTs对幸福感的影响效应，而已有研究表明W_ICTs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为员工带来增益，例如在非工作时间使用信息工具处理工作能够提升员工工作自主性[7]，并增加其工作满意度。[8]最后，企业现今面临多变的竞争性环境，员工的主动性行为对其保持竞争优势以及维持企业良好运作尤为必要。学者将工作场所的主动性行为定义为个体自发采取行动对工作系统进行改进或对自身角色进行扩展[9]，主要包括预见及解决问题、寻找改变环境的方法等[10-11]。学者对主动性行为前因研究多关注个体差异如主动性人格、角色宽度自我效能[11]等，以及环境因素如领导风格、同事信任等[11-12]，对W_ICTs是否会影响以及如何影响员工的主动性行为缺少探讨。

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基于自我知觉理论探讨W_ICTs通过何种作用机制对员工主动性行为产生影响。自我知觉理论认为个体在实施特定行为后会进入自我归因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个体会反思自己的行为，进而推断自己的内心状态。当员工在非工作时间需要完成工作任务时，借助移动设备能够帮助其更灵活与高效地完成，还能减少传统工作的通勤时间[13]，避免奔波之苦，在对这一行为进行归因后，员工能够感到更为舒适与轻松，因此也能够更真实地表露自我，从而增加其心理安全水平。当员工感知到高水平的心理安全时，会减少对自己行为带来消极结果的担忧，更乐于对工作提出建议、解决工作中的问题等[14-15]。研究证实员工感知到心理安全会增加其建言与团队参与行为[16]，还会帮助员工积极沟通、表达担忧并寻求反馈[17]，也意味着会更积极地实施主动性行为。此外，自我知觉理论指出，个体如何思考自己的行为及对自己行为做出反应，取决于他们本身对相关环境所持有的态度或者信念。也就是说，预先存在的个人态度会调节一个人由其行为引发的自我归因过程。[18]本文认为家庭边界强度（指个体允许工作深入非工作领域即家庭的程度）[19]可能作为W_ICTs影响员工主动行为的一个边界条件。基于上述观点，本研究假设W_ICTs通过心理安全水平间接影响员工主动行为的实施，家庭边界强度可能会影响上述间接关系的强弱。

总体而言，本研究拟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拓展现有文献：首先，本研究拟考察W_ICTs的积极影响。现有关于在家工作的文献多关注其消极结果，对可能存在的积极影响的研究十分匮乏。其次，本研究从自我知觉理论出发提出心理安全作为W_ICTs与员工主动性行为的内在机制，补充W_ICTs的作用研究，也拓宽了主动性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的理论视角。再次，考察W_ICTs对员工主动性行为的作用边界条件，更深刻地理解W_ICTs与员工主动性行为之间的关系。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主要考察了W_ICTs对员工主动性行为的关系，以及心理安全的中介机制和家庭边界强度的调节作用，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工作性通讯工具使用与主动性行为

根据工作要求-资源模型的观点，W_ICTs可以被视为一种工作资源。[20]工作资源能为个体实现资源增益，为个体达成工具性帮助并帮助其获得自我效能感等个人资源。[21]学者指出W_ICTs存在两条增益路径：首先，W_ICTs为个体提供突破空间限制的条件，在非工作时间和地点处理工作事务，为完成工作目标提供了工具性支持；其次，W_ICTs也满足了个体自主性进而提升其内部动机。[6]在家庭中使用移动设备进行工作，个体倾向于将W_ICTs评价为帮助其完成工作事务的一种手段，引发个人增益，进而实施主动性行为。另外，研究表明个体在能够自由表达的氛围下将产生更多的主动性行为[22]，员工下班后进行工作，不必直面实际工作环境中的领导及同事，在家工作的这种轻松的氛围相比于传统工作场所更有可能促进员工实施主动性行为。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W_ICTs与主动性行为正相关。

（二）心理安全的中介作用

自我知觉理论认为个体通过观察自己的外在行为和行为所发生的环境来推断自己的情绪、认知和其他内在状态[23]，个体无法对自己的心理状态有全面的把握，因此从自己的行为中思考和推断自己的内心状态[24]。具体来说，在实施了某个行为之后，个体会参与一个自我归因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个体会反思自己的行为，进而推断自己的内心状态。[25]

心理安全强调一种关于自我表达和人际风险承担的安全感，在这种情境下个体就不会觉得自己在犯错误、发表不同观点和采取主动行动的情况下会被拒绝[26]。基于自我知觉理论，员工会对自己工作性通讯工具使用行为进行思考和自身心理状态的判断。当员工在非工作时间需要在家工作时，他们很可能会对这一行为进行考量，并且在此过程中，员工可能会通过观察自己的上述行为及相关环境来推断他们的内部状态。员工工作性通讯工具使用可以让其灵活安排完成工作的时间[13]，通勤时间的减少能够让员工在完成工作的同时兼顾非工作范畴的需求[13]，因此对于非工作时间在家工作，员工会感到更加方便与轻松，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他们会更乐于展现及表达真实自我，即心理安全感增加。换言之，工作性通讯工具使用可能会启动自我感知过程，进而巩固个体在工作中表达真实自我的程度。

在心理安全水平高的情境下，个体能够自由地表达自我也能更具建设性地工作。Parker等研究发现个体在参与主动性行为之前包含一个深思熟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体对这些行为可能产生的结果进行评估。当员工感知到高水平的心理安全时，他们对相关环境的认知减少了工作场所存在的潜在担忧，不必担心自己采取行动后会由于潜在的错误而受到惩罚[26]，同时也会减少对于提出建议、识别问题和改善工作方式等主动性行为带来的消极结果的担忧[12]，在做出改变时会感到是安全的，从而对工作投入更多的情感、认知等资源[27]，因此会更多地参与到责任承担、问题解决、提出建议等主动性行为中去[14-15][28]。相反，在心理安全水平较低的环境中，员工会减少参与与工作相关的活动如寻求反馈、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报告问题等[29]，而且对于环境的不确定与担忧会分散員工注意力，降低其工作积极性。因此，体验到更高水平心理安全的个体更容易做出改变，因为这种感知减缓了其对于未知结果的顾虑，已有实证研究也证明了心理安全与主动性行为之间的积极关系[12]。综上，本研究基于自我知觉理论提出心理安全作为W_ICTs与主动性行为的中介机制。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2：心理安全在W_ICTs与主动性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三）家庭边界强度的调节作用

自我知觉理论表明个体如何思考自己的行为或行为所发生的环境，从而对此作出反应，取决于个体自身现有的态度或信念。也就是说，预先存在的个人态度会调节个体由其行为引发的自我感知过程。[30]一般来说，边界被分为三种形式——物理边界、时间边界、心理边界，本文认为家庭边界强度将调节其工作性通讯工具使用与心理安全之间的关系，此处的边界强调的是员工的心理边界。有关工作家庭边界的研究多采用渗透性来表示其特性，渗透性反映了个体在心理或行为上参与某一领域的程度，即在生理上处于某一领域，但在心理上投入另一领域的时间。工作与家庭的渗透是双向的，因此被区分为工作边界强度与家庭边界强度[19]。由于本研究聚焦于个体工作性通讯工具使用的影响，非工作时间处理工作对个体的家庭会产生一定影响，而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发展，工作性通讯工具的使用在非工作时间和场所越来越常见，工作与家庭边界逐渐模糊，不同家庭边界强度的员工对于边界的打破会产生不同的反应，故本文选用家庭边界强度作为调节。另外，杨丽、袁梦莎等[20]学者在研究中验证了家庭边界强度对于员工心理资本的正向作用，并对工作家庭增益具有重要的预测作用。家庭边界强度是指个体允许工作渗入非工作领域即家庭的程度，即个体在生理上处在家庭这一环境中，但在心理上投入工作的程度，这一概念也代表了个体自身现有的态度。弱家庭边界的个体对工作时间与非工作时间并没有较大区分，因此弱边界的个体可以在任何时候思考或者参与工作角色或家庭角色。工作性通讯工具使用这一行为能够引发心理安全水平上升，弱家庭边界的个体比强家庭边界的个体心理安全水平的变化程度更为明显。这是由于弱家庭边界的员工并不关注家庭与工作的边界被打破，而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在完成其角色所承担的任务与责任上。但强家庭边界的个体在非工作时间不会关注工作事宜，在工作时间不关心自己的私人事务，完全将工作与家庭区分开来[19]，因此在非工作时间更希望全身心参与到家庭而不是投入工作，此时如果需要在非工作时间完成工作，强家庭边界的员工会比弱家庭边界的员工更容易导致工作家庭冲突[1][31]，在这种环境中员工的心理安全水平也会下降。[32]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3：家庭边界强度调节W_ICTs与心理安全之间的关系，家庭边界强度越高，这两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就越弱。

自我知觉理论认为，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和行为发生的情景来判断自己的态度和感受。因此，个体对在非工作时间使用通讯工具以完成工作事务这一行为及行为发生的环境进行自我感知与归因，个体对于工作性通讯工具使用是否打破家庭边界的判断会对心理安全造成一定影响，从而带来其工作主动性行为的变化。在此过程中，个体所持有的态度即其家庭边界强度会调节W_ICTs与心理安全之间的关系，进而影响心理安全的中介作用。因此，上述假设提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在该模型中，W_ICTs通过心理安全对员工的主动性行为产生影响，该间接关系取决于员工的家庭边界强度。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4：家庭边界强度调节W_ICTs与主动性行为之间的间接关系，家庭边界强度越高，这两者之间的正向间接关系就越弱。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

数据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收集，采用纸质问卷与网上填写的方式进行。对长沙、深圳、广州等地的员工发放了问卷，企业类型包括通信、电子、金融等行业。问卷分为两个时点进行，调研前与企业人力资源部门的员工进行沟通，随机抽取10名员工，确定员工基本信息后对其进行编码，此时发放时点1问卷，收集其人口统计学变量、主动性人格、W_ICTs、心理安全与家庭边界强度，在问卷后填写自己的编码。人力资源部门的人员在回收问卷后，确定填写问卷员工的一个同事的基本信息。时点1共发放问卷500份，剔除填写时间过短、选项基本一致等无效问卷86份。时点2即一个月后，由人力资源部门员工告知同事其要评价员工的信息与编码，要求其报告编码员工的主动性行为。其中有45位同事未完成填写，此外还包括填写不一致等无效问卷38份，因此时点2剔除同事与员工匹配无效问卷共83份。最后根据编码得到匹配问卷331份，回收率为66.2%；纸质问卷与上述流程相同，对长沙的部分企业共发放100份，时点1回收问卷79份，时点2回收同事报告问卷63份。[JP2]纸质问卷在录入中剔除无效问卷如未填写完整、选项大部分一致等共5份，得到有效匹配问卷58份，回收率为58%。最终得到有效匹配问卷389份，回收率为77.8%。最终的有效问卷中，男性占比40.6%，女性占比59.4%；已婚占39.1%，未婚占60.9%；30岁以下占比16.7%，31～40岁占比45.0%，41～50岁占比19.5%，51～60岁占比18.8%；大专及以下学历占比23.7%，本科占比37.8%，硕士及以上学历占比38.5%。

（二） 变量测量

在梳理文献后确定测量题项，由于本研究使用的量表大多来自外文文献，通过采取标准的翻译及回译程序，为保证问卷条目符合调查对象的习惯，对部分量表中的表述内容进行了适当修正，如原本是自评的主动性行为量表，本研究采取他评的方式，故将条目中的“我”改为“我的同事”，以保证量表测量的信效度。本研究中所有测量条目均采用Liket 5点法进行测量，除自变量外，其余“1”至“5”代表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

（1）W_ICTs。本研究采用Bowswell等[1]编制的5题项量表，由员工进行评价。员工被要求报告自己非工作时间在家使用一系列移动设备进行工作的频率，测量条目包括“在非工作时间，我使用笔记本电脑处理工作上的事情”等，选項“1”至“5”代表“从不”到“经常”（α=0.715）。

（2）心理安全。本研究采用May等[33]编制的3题项量表，由员工实施评价。测量条目包含“我不害怕在工作中展现真实的自己”“我害怕在工作中表达自己的想法”“我认为我的工作环境是危险的”，后两个题项采取反向计分（α=0.737）。

（3）家庭边界强度。本研究采用Hecht[19]编制的8题项量表测量员工的家庭边界强度，由员工自评。测量条目包含“我从不把工作带出工作室”“我从不在私人时间完成工作”等（α=0.890）。

（4）主动性行为。本研究采用Parker等[10]编制的8题项量表测量员工实施的帮助行为，由同事进行评价。测量条目包含“我的同事会用更好的方法来完成任务”“我的同事会提出改进任务完成方式的想法”等（α=0.796）。

（5）控制变量。以往Park[11]的研究表明，主动性人格是影响员工主动性行为的主要因素，因此本文控制了主动性人格的影响。主动性人格的测量采用Li等人[34]编制的10题项量表（α=0.738）。

四、数据分析

（一） 效度分析

由于本文采用纸质问卷与网上问卷相结合的方式，因此本文通过SPSS22.0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检验这两个样本在各变量上有无显著性差异。首先进行Levene方差齐性检验，结果显示F值大于0.05显著性水平，表明服从方差齐性，因此可以进行T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可知，W_ICTs、心理安全、主动性行为与家庭边界强度在两个样本中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因此可以合并为总样本进行后续分析。

采用MPlus7.0对模型中的主要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四因子模型（W_ICTsA、心理安全B、主动性行为C、家庭边界强度D）的拟合结果最佳，表明变量间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具体拟合指数如表2所示。

（二）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表3显示，W_ICTs与心理安全显著正相关（r=0.431，p<0.01），与主动性行为显著正相关（r=0.391，p<0.01），心理安全与主动性行为显著正相关（r=0.335，p<0.01），主动性人格与主动性行为显著正相关（r=0.484，p<0.01），因此控制主动性人格是有必要的。上述相关性为接下来的心理安全的中介作用提供了初步支持。为进一步检验各主要变量之间的作用机制，本研究利用Mplus建立结构方程模型，以检验心理安全的中介作用与家庭边界强度的调节作用。

（三） 假设检验

1. 调节效应与中介效应

本研究采用Mplus建立结构方程模型以验证中介与调节作用。假设1、假设2提出了W_ICTs对心理安全、心理安全对主动性行为的直接影响，将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每周平均工作时间、主动性人格作为控制变量进行控制。首先，将主动性行为作为因变量，W_ICTs作为自变量，结果如表4所示，M4的结果表明W_ICTs对主动性行为呈显著正相关（b=0.192，p<0.001），H1得到验证。

假设2提出心理安全作为W_ICTs与主动性行为之间的中介机制，本文运用Mplus进行Bootstrap抽样2000次的统计分析结果显示，首先将主动性行为作为因变量，W_ICTs作为自变量，此时直接影响显著（b=0.192，p<0.001），此后加入心理安全作为中介变量，M6结果显示W_ICTs对主动性行为显著正相关（b=0.132，p<0.01），心理安全对主动性行为也显著正相关（b=0.172，p<0.01），心理安全对W_ICTs与主动性行为的中介效应估计值为0.064（SE=0.017，p<0.001），95%的置信区间为[0.033，0.100]不包括0，因此H2得到支持，心理安全起到中介作用。

假设3提出家庭边界强度调节W_ICTs与心理安全之间的正向关系。本文将家庭边界强度与W_ICTs的交互项加入模型，且将人口统计学变量、每周平均工作时间与主动性人格进行控制，对心理安全进行预测。M3结果显示W_ICTs对心理安全显著正相关（b=0.257，p<0.01），家庭边界强度与W_ICTs的交互项对心理安全的回归负向显著（b=-0.088，p<0.01），故H3得到验证。调节效应见图2。

2.被调节的中介效应

本文依据Bauer等[35]所建议的方法进行简单斜率分析，按照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区分了高、低两种家庭边界强度，分析不同家庭边界强度下W_ICTs对主动性行为影响中心理安全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具体见表5），高家庭边界强度的情况下，W_ICTs对主动性行为（通过心理安全）的间接效应值为0.027，95%置信区间[0.006，0.064]不包含0；低家庭边界强度下，该间接值为0.048，95%置信区间[0.013， 0.111]不包含0，且高低家庭边界强度的间接效应具有显著差异，95%置信区间[-0.047， -0.006]不包含0，因此H4得到验证。

五、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本研究基于自我知觉理论，探讨工作性通讯工具使用通过何种作用机制对员工主动性行为产生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工作性通讯工具使用对主动性行为呈显著正相关，并且心理安全作为工作性通讯工具使用与主动性行为之间的中介机制得到验证；此外，家庭边界强度调节工作性通讯工具使用与心理安全之间的正向关系。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工作性通讯工具使用会增强员工的心理安全，通过强调家庭边界强度作为促进工作性通讯工具使用与心理安全的催化剂的关键作用，我们希望为员工工作性通讯工具的使用和居家办公提供更多调整的思路。

（二）理论贡献

第一，信息技术的进步与移动设备的普及使得工作性通讯工具使用成为普遍现象，而这一行为给员工带来的影响也值得关注。现有研究多关注工作性通讯工具使用带来的负面后果，如工作家庭冲突、减少工作投入等[36]，但本研究通过实证阐明了其存在的积极影响，因此本文对工作性通讯工具使用的文献进行了补充。现有研究多关注在家工作或者是非工作时间电子沟通[2]，而对工作性通讯工具使用的研究较为匮乏。少数的研究多以工作要求-控制模型[37]为理论视角探索其消极影响。本文采用自我知觉理论这一独特的理论视角，即个体在观察到自己行为及行为发生的环境后进入心理反思过程，提出员工在工作性通讯工具使用后会增加其心理安全水平，进而增加主动性行为。本文聚焦于心理状态如何在工作性通讯工具使用与行为结果之间的关系起到中介作用，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与实证基础。

第二，本研究支持并拓展了自我知觉理论，发现了家庭边界强度作为工作性通讯工具使用对员工心理安全产生影响的边界条件。自我知觉理论认为人们对行为或相关环境做出反应，取决于个体自身存在的态度或信念。本文发现家庭边界强度倾向于削弱工作性通讯工具使用与心理安全之间的正向关系，这一结果表明员工如何对待工作性通讯工具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自身态度和信念。另外，本研究结果显示员工态度对于工作性通讯工具使用的影响程度发挥着重要作用。

主動性行为能够为组织带来积极结果，对组织运行至为重要。先前关于主动性行为的研究多集中于自我效能、领导风格等[12]因素的影响，现在逐渐开始关注非工作时间行为对其产生的影响[2]，本文从自我知觉理论出发，证明了工作性通讯工具使用会通过心理安全对员工主动性行为产生积极影响，补充与拓宽了主动性行为影响机制研究的理论视角。

（三） 管理启示

首先，面临复杂多变的环境，员工的主动性行为对组织运行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现在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与移动设备的普及，工作性通讯工具使用越来越成为常态。本研究发现工作性通讯工具使用会通过提高员工的心理安全水平，增加员工主动性行为的实施。对组织来说，可以适当安排工作性通讯工具使用，这样有利于增加员工心理安全水平，员工也会更主动地为组织解决问题、提出改进建议。如今的员工受到更好的教育，因此对工作有更高的期待，期望拥有较高的工作自主权，而在家工作更具灵活性与自主性，且能够为员工提供更为人性化与舒适的“工作空间”，进而提高员工主动性行为的实施。

其次，组织可以根据个人特点安排非工作时间的工作任务。市场环境瞬息万变，企业也需具备更多的灵活性与应对能力，能够随市场的需求快速延展或收缩，尤其是高科技行业，面临激烈的竞争环境，非工作时间的工作安排也是必要的。为创造组织的最大效益，组织应因人而异，对于表现出强家庭边界的员工，其工作任务尽量安排在工作时间完成。而弱家庭边界的员工，可以在非工作时间适当安排工作任务以完成组织必要的工作目标，但同时也应给予一定的激励，以保障员工的心理安全水平。

（四）局限性与未来研究方向

首先，尽管本研究采取多时点的方法以克服横断研究的局限性，但前因和中介变量仍然在同一时点采用自评的方式测量，因此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无法准确推断，未来可以分开测量或者采用实验研究的方法复制本研究结果。自我知觉理论指出了个体通过观察已经实施的行为从而推断自身的心理状态，那么在员工实施了主动性行为后是否也会对其心理安全产生影响？这有待后续研究进行探索。其次，本文仅探究了自身因素对工作性通讯工具使用对主动性行为的边界条件，未来可以探索环境因素如组织支持对此关系产生的影响。再次，根据自我知觉理论提出心理安全是工作性通讯工具使用与员工主动性行为的一个关键中介变量，但本文仅对自我归因所体现的心理安全作为其中一个内心状态的体现，但这一归因过程是否会存在其他潜在的中介机制也是值得后续研究继续深入的。最后，工作性通讯工具使用是否会产生其他的积极结果？本文仅关注了主动性行为这一因素，因此仅仅讨论了工作性通讯工具使用对工作方面的影响，后续研究可以对工作-家庭溢出这一方面进行研究，深入考察工作性通讯工具使用为员工家庭所带来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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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田春霞］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Work-related Use of Communication Tools after Working Hours on Employees Proactive Behavior

ZHANG Guanglei， ZHANG Yuanqi， CHE Wen

School of Management ，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430000， China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akes work-related use of communication tools after working hours increasingly common， but it also brings a series of influences to the work and life of employees. Previous studies focus on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work-related use of communication tools after hours， such as work-family conflicts，  but lack a study of its positive aspects. Based on the self-perception theory，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mediating mechanism of psychological security between  the employees work-related use of communication tools after working hours and their proactive behavior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family boundary strength on the above relationship. Based on a sample of 389 employees， this study found that work-related use of communication tools  after working hours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psychological security， and psychological securit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employees proactive behavior. Psychological security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related use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fter working hours and the employees proactive behavior. Family boundary strength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ork-related use of communication tools after working hours and the employees psychological security， and moderate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security on the work-related use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fter working hours on the employees proactive behavior.

Key words：work-related use of communication tools after working hours（W_ICTs）; psychological safety; proactive behavior; family boundary streng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