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白平

摘 要 法国小说家莫泊桑的名作《我的叔叔于勒》运用了多处对比，不仅增强了小说的趣味性、耐读性，而且揭示了小说的深刻主旨。可以从菲利普夫妇对于勒前后不同的称呼和态度、于勒在南美阔绰时与再次潦倒后对菲利普夫妇的态度、菲利普夫妇的前后用度、菲利普夫妇在船上偶遇于勒的不同态度、菲利普一家人去哲尔赛岛旅行的前后情况、若瑟夫与菲利普夫妇对待于勒的不同态度等六组对比入手，多角度地分析挖掘小说丰富深刻的意蕴。

关键词 《我的叔叔于勒》 ;对比手法;深刻意蕴

《我的叔叔于勒》通过叙写菲利普一家人在去哲尔赛岛途中巧遇于勒的经过，刻画了菲利普夫妇在船上见到于勒时的不同表现和心理，折射出当时社会经济与习俗对广大民众的影响，反映了挣扎在社会底层的人们的艰难处境与复杂思想，艺术地再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紧张脆弱的人际关系与无序竞争的生活图景。小说的底蕴丰富而深刻，文中能够让读者洞悉小说底蕴的妙词佳句有很多，本文将对文中的对比手法运用及其作用予以简要分析。

一、菲利普夫妇对于勒前后不同的称呼、态度对比

于勒并非自愿去美洲的，而是被打发去的。因为于勒“行为不正，糟蹋钱”，成了“全家的恐怖”，所以“人们按照当时的惯例，把他送上从哈佛尔到纽约的商船，打发他到美洲去。”菲利普夫妇口中的于勒是“坏蛋”“流氓”“无赖”。在当时社会的习俗里，“在有钱的人家，一个人好玩乐无非算作糊涂荒唐，大家笑嘻嘻地称他一声‘花花公子”，但是，“在生活困难的人家，一个人要是逼得父母动老本”，他就是好逸恶劳的败家子，是“全家的恐怖”，放在任何時代，遭人厌弃在所难免了。尽管此时的菲利普夫妇对于勒的态度是厌弃，但他们驱赶于勒的理由很是冠冕堂皇，那就是当地有这样的习俗，而且19世纪80年代，当时法国资本主义正处于向帝国主义阶段发展的时期，普法战争给法国造成了一系列危机，如农业危机、工业发展缓慢等。统治者为了转嫁危机，对外增加投资，加紧侵略殖民地，对内加紧盘剥劳动人民，加速小资产阶级的贫困破产。所以，漂洋过海，外出闯荡，企图在美洲、亚洲甚至非洲闯出一条发财的生路，成了当时不甘心破产的小资产阶级成员的普遍做法，成了民众普遍认同的冒点风险或许能够腰缠万贯荣归故里的梦想。在这样一种出国捞金潮中，菲利普夫妇打发于勒到美洲去，自然无可指责了。更何况，于勒在家遭受冷遇，不受待见，被打发去美洲，虽不情愿，也是无可奈何的，既然在家到了生无可生的穷途末路，说不定到了美洲会有人生转机。所以，对于勒来说，去美洲或许是能够接受的人生安排。日后发了大财，荣归故里，能够赔偿兄嫂的损失，挽回原本糟糕的名声，扬眉吐气一番，也是说不定的。

于勒去美洲后，先后写了几封信回来，信中透露的信息，他果然发了财，这是皆大欢喜的事。在菲利普夫妇口中，于勒便变成了“正直的人”“有良心的人”，尤其是在“我”母亲口里，于勒成了“好心的”“有办法的人”。只可惜，于勒“阔绰过一个时期”后，再次败落了。其实，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弱肉强食、激烈竞争，帝国主义侵略扩大的本质，是绝不会容许巨额财富被底层民众染指、占有的。在于勒沦落到穿着褴褛衣服在船上卖牡蛎而被船长证实后，“我”母亲“突然很暴怒起来”，咬牙切齿地骂于勒是“贼”“讨饭的”“流氓”。菲利普夫妇对于勒前后不同的称呼，表现出他们对于勒由厌恶、驱赶到赞美、盼望再到憎恨、躲避的情感态度变化，这完全是以于勒有没有钱，能不能给自己家里带来好处、荣耀为依据的。母亲对于勒的怒骂，其实还是她的虚荣心、失落感使然，她原本满心希望于勒能够带一大笔钱回来，不仅改善拮据的家庭经济境况，而且给自己长长脸，人前人后扬眉吐气一番，结果却是于勒穿着褴褛衣服在船上卖牡蛎，穷到要饭的地步。于勒先前的美洲来信仿佛福音书一般被一家人拿出来到处炫耀过了，而如今成了泡影，要让外人看笑话了，母亲仿佛觉得于勒存心戏弄自己，存心让自己出洋相、受侮辱，因此怒从心生，才突然“暴怒起来”对于勒大骂不止。

二、于勒在南美阔绰时与再次潦倒后对菲利普夫妇的态度对比

于勒其实是当时社会底层民众的代表，或许是因为他没有受到良好教育，缺乏知识与技术，在当时资本主义经济盘剥下，他这种身无长技的人是很难找到工作的，尤其是在普法战争后的法国面临重重危机，就业形势更为严峻的现实情况下，于勒依靠祖上的遗产度日也是无奈之举。更何况当时的资本主义在思想、文化上加紧用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腐蚀毒害广大民众，好逸恶劳的风气漫延，流毒所至，于勒难免受到影响，于勒应得的那份遗产经不起消耗，动用兄弟的那一份遗产确是迫不得已。

遭兄嫂厌弃，被迫去美洲之后，于勒“做上了不知什么买卖”，不久就写信来说，他赚了点钱，希望能够赔偿兄嫂的损失。于勒信中的内容得到了证实，有一位船长告诉菲利普一家，“说于勒已经租了一所大店铺，做着一桩很大的买卖”。两年后于勒寄回了第二封信，信上说：“我身体很好。买卖也好。明天我就动身到南美去作长期旅行。也许要好几年不给你写信。如果真不给你写信，你也不必担心。我发了财就会回哈佛尔的。我希望为期不远，那时我们就可以一起快活地过日子了。”在南美阔绰后的于勒表现出对家乡、亲人的思念，对兄嫂的真诚愧疚。或许于勒有自知之明，他的意外阔绰是一种运气而已，他没有底气与自信能够长久地“阔绰”下去，尽管他有这种发财的美好梦想。所以，他很想在自己阔绰之后赶紧回报兄嫂。但又因为帝国主义发展阶段的侵略扩张本性，使于勒也有一种资本扩大的野心，期望能够暴富发大财，这样就可以荣归故里，回到哈佛尔与兄嫂一起生活。所以，虽然他思乡情切，但多年来始终未能回归故里。或许是因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想的影响，于勒做着“到南美去作长期旅行”的打算。既然在美洲做过“很大的买卖”，赚了钱，却不见寄一分钱回去给兄嫂，却要去长期旅行，显然是于勒“有了钱就得享受”的心理表现，也是他知识视野有限、缺乏长远创业的自觉意识的表现。

于勒在帝国主义的野蛮扩张中，在帝国主义经济的血腥竞争中迅速败北，最终沦落到要饭的地步，似乎是必然的结局。有钱不晓得寄钱给兄嫂，弥补先前对兄嫂的亏欠，依然贪图享乐，任性自私，待到破败沦落、穷困潦倒后又不愿意回到兄嫂身边、不愿意拖累兄嫂。于勒确实可鄙、可悲、可怜。虽然说他“阔绰”后有弥补兄嫂的愿望，有愧疚心，重亲情，再次破败沦落了，宁可自食其力，不愿拖累兄嫂，善良自尊，有虚荣，有羞惭，但他缺乏节制，纵欲享乐，不能清醒地规划自己的人生，所以他最终破产沦落的悲剧也是咎由自取。

三、“我”父母前后用度上的对比

克拉丽丝是一个精明能干的人，又是一个虚荣好强的人。小说开头有一个概括性的介绍，对“那时家里样样都要节省”的表现列举得非常详细，尽管有些夸张，但“我”母亲克拉丽丝生活节俭、为人精明的特点，令人印象深刻。文中说“我父亲做着事，很晚才从办公室回来，挣的钱不多”，说明菲利普一般会在办公室工作到很晚，一方面凸显工作的勤奋，一方面是躲避窘迫的家境。这样，一家老少的吃穿用度、日常应酬自然落到了母亲克拉丽丝身上。这里既表现出菲利普对妻子的信任与信赖，也隐约透露出他性格上的懦弱，缺乏男子汉应有的气魄与担当。相较菲利普，克拉丽丝要精明强势得多。她“对我们的拮据生活感到非常痛苦”，实在是因为菲利普低廉的薪水使得自己一家的生活消费水平低，生活档次低，更要命的是“我大姐那时28岁，二姐26岁。她们老找不着对象”，这是全家发愁的事，更是母亲头痛的事。

“全家到哲尔赛岛去游玩”的安排是克拉丽丝虚荣好强的表现，她明白青年公务员之所以“不再迟疑而下决心”向二女儿求婚，是因为他看了于勒的信，知道“我”家有一个“阔绰”的于勒叔叔要回来，甚至知道我们家“要用这位叔叔的钱置一所别墅”的计划。因此，尽管于勒的归来很渺茫，“我”家的经济拮据依然如故，但克拉丽丝狠下决心，必须花这一笔旅游的钱，要让二女婿完全相信自家的实力，借此安心跟二女儿过生活。同时，她要让近邻与亲朋们知道，自家嫁女了，而且举家旅游了，过得开心如意。这里自然表现出克拉丽丝的虚荣好强。当然，全家去哲尔赛岛游玩，不安排在二女儿的婚礼之前，而是安排在婚礼之后，表现出克拉丽丝的精明。于勒的美洲来信“成了我们家里的福音书，有机会就要拿出来念，见人就拿出来给他看”，这是克拉丽丝有意无意中透露出自家有海外背景，有“阔绰”的于勒资助，自己的家境还不错的信息，而且事先透露出二女儿结婚之后全家人要去哲尔赛岛游玩的计划。这样，可以不动声色地让男方甘愿先结婚，既维护了自家的尊严，又达到了让二女儿顺利结婚的目的。

对于菲利普自作主张要请克拉丽丝和两个女儿吃牡蛎，克拉丽丝“有点迟疑不决”，这是因为在她的印象里，丈夫向来没有主张，家里家外的一切事务几乎都是她说了算，今天居然敢提出这个大手花钱的主张，真是岂有此理！她想发作，痛骂菲利普，但又不能发作，毕竟二女婿跟在一起，又有一船的人在周围，何况别人家的太太们能够享受男士的殷勤招待，菲利普的主张也不是坏事，能够给自家长脸。更何况，菲利普说的是“你们要不要我请你们吃牡蛎？”，是一种征询意见式的提议，表面上是显示很慷慨、很大方，其实他还是怕花钱。她的“有点迟疑不决”中显示出她对菲利普的主张吃惊、不赞成又有些认同的矛盾心理。当然，她知道吃牡蛎过于奢侈，太耗钱，很是心痛，但在“两个姐姐赞成”的情况下，她只能“很不痛快地”吩咐，“只给孩子们买几个好了，可别太多，吃多了要生病的”，她非但以“怕伤胃”为借口，自己不吃，还以“别把男孩子惯坏了”为由，不让买给儿子若瑟夫吃。由此看出，吃牡蛎虽是菲利普提出来的，但最终是由克拉丽丝决定的，菲利普的主张与克拉丽丝的决定，透露出帝国主义发展阶段下层劳动人民生活的艰难贫困而又要维护尊严虚荣的遮掩与尴尬。

四、船上偶遇于勒后，菲利普夫妇的不同态度对比

菲利普最先发现船上那位“衣服褴褛的年老水手”像于勒，他发现后“脸色十分苍白，两只眼也跟寻常不一样”。克拉丽丝“有点莫名其妙”，就问“哪个于勒？”，他竟然结巴起来了：“就……就是我的弟弟呀……”菲利普的紧张、慌乱也传递给了克拉丽丝，使她“也怕起来了，吞吞吐吐地”说话了。克拉丽丝亲自去看了一下，也觉得很像于勒，虽然她“在哆嗦”，但“很快地”让菲利普去跟船长打听一下，彻底弄清楚到底是不是于勒，并嘱咐菲利普“可要多加小心”。与菲利普的紧张、慌乱、六神无主不同，克拉丽丝沉稳，有主见。她先是让菲利普“先坐下吧！别叫他们看出来”，然后吩咐“应该把孩子们领开。若瑟夫既然已經知道，就让他去把他们找回来。最要留心的是别叫咱们女婿起疑心”，接着让若瑟夫“去把牡蛎钱付清”，最后“改乘圣玛洛船”回家。她的应急措施恰当，补救行动迅速。正是靠着克拉丽丝沉稳、有主见才挽救了一场家庭危机。

当然，与接到于勒的美洲来信后全家人急切盼望于勒不同，在船上弄清了于勒的身份之后全家人紧张躲避于勒。偶遇贫困潦倒的于勒，克拉丽丝“突然很暴怒”地大骂：“我就知道这个贼是不会有出息的，早晚会回来重新拖累我们的……已经够倒霉的了，要是被那个讨饭的认出来，这船上可就热闹了……”这番话虽然过于尖酸刻薄，但还是值得理解与同情的。这里确实表现出菲利普夫妇对于勒的冷酷绝情，但这是由当时社会现实与他们一家的处境决定的。窘迫的家境使他们没有办法接纳一个潦倒沦落的于勒，更不能接于勒回家，因为如果让他们的女婿知道了美洲“阔绰”的于勒叔叔沦落到了要饭的地步，极有可能导致公务员女婿的退婚，破坏女儿的终身大事，更何况还有大女儿没有结婚呢。所以，躲避于勒是菲利普夫妇成全二女儿终生大事、维护自家虚荣尊严的不二选择。这是勤勉工作的小职员菲利普、精明节俭的克拉丽丝长期挣扎在社会最底层对资本主义社会人情冷漠、权势纷争的真切感受与现实压力所致。

五、菲利普一家人去哲尔赛岛旅行前后的情况对比

菲利普一家人去哲尔赛岛旅行之前虽然没有刻意大张旗鼓，其实有意无意间传播了消息。表现之一是“这封信成了我们家里的福音书，有机会就要拿出来念，见人就拿出来给他看”;表现之二是“我们家赶忙答应了他的请求，并且决定在举行婚礼之后全家到哲尔赛岛去游玩一次”。毕竟，拮据的生活使菲利普夫妇尽量逃避亲朋的宴请，窘迫的家境使得两个女儿的婚事迟迟得不到解决。这一家太需要改变窘迫的处境，太需要赢得人们关注的温暖目光了。所以，于勒的美洲来信自然成了他们的“福音书”，“有机会就要拿出来”“见人就拿出来”自然表现出菲利普一家扬眉吐气的自豪感。尽管一家人不想过份高调张扬，但沉沦下僚、久被压抑才终于有了风光露脸的时刻，他们太需要让众人知道了，所以变着法子，抓住一切机会主动展示于勒的来信。这实在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民众急需赢得卑微的自尊心理使然。传播于勒的美洲来信，收到了预想的效果，一位“诚实可靠”的公务员青年主动上门来求婚，他虽然“没有什么钱”，但菲利普一家“赶忙答应了他的请求”，这实在是因为几乎成了老姑娘的两个女儿终能嫁出一个了，是能够长脸的好事。在答应公务员求婚请求之时，菲利普夫妇做了“全家到哲尔赛岛去游玩一次”的决定，只是将旅行放在女儿结婚之后。

菲利普一家人去哲尔赛岛旅行之前，在轮船上见到的大海景象，正是一家人喜悦自豪心情的映射。文中说：“我们上了轮船，离开栈桥，在一片平静的好似绿色大理石桌面的海上驶向远处。”以“大理石桌面”比喻海面，写海面的平静，也暗含着此时的菲利普一家人内心的高贵自尊情绪，仿佛觉得自此以后，一家人有昂头挺胸的资本了。以“绿色”来修饰大理石桌面的大海，透露出一家人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希望。轮船“驶向远处”，也正透露出一家人的兴奋快活与骄傲自得心理。

菲利普一家人去哲尔赛岛旅行的结束，却是令人沮丧、黯然、悲伤、酸楚的。原因是于勒以“衣服褴褛”“一张又老又穷苦的脸，满脸愁容，狼狈不堪”的形象出现在轮船上，不但破灭了菲利普夫妇发财的美梦，让一家人改变过去那种窘迫家境的愿望落空，更现实地威胁到二女儿的婚姻，让一家人刚刚建立起来的自尊与虚荣化为泡影。因此，为了避免被于勒认出来，为了避免美洲“阔绰”的于勒叔叔又破败沦落了的消息传播，克拉丽丝于紧张、愤恨中不动声色地吩咐“把孩子们领开”，让若瑟夫“去把牡蛎钱付清”，最后改船回家，非常低调地提前结束了此番旅行。

离开哲尔赛岛时的大海景象，与来时的景象也形成了一个对比：“在我们面前，天边远处仿佛有一片紫色的阴影从海里钻出来。那就是哲尔赛岛了。”此时的哲尔赛岛成了“紫色的阴影”，令一家人恐惧而沮丧，实际上是于勒的破败沦落为菲利普一家的发财梦、跻身上流社会的美梦浇了一瓢冷水，又将一家人瞬间打回冷酷的人世、艰难的社会底层。无论于勒“阔绰”后的沦落，还是菲利普一家人发财美梦的破灭，都是资本主義制度下劳动人民悲惨生活处境的缩影，在等级森严、贫富悬殊、竞争激烈、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底层劳动人民终究摆脱不了被奴役、被损害的屈辱地位。

六、若瑟夫与菲利普夫妇对于勒的不同态度对比。

菲利普夫妇对于勒的态度几经变化，由原来的厌恶、驱赶，到后来的赞美、盼望，到最后的愤恨、躲避。这种态度变化完全是以于勒有没有钱、能不能给自己一家带来好处决定的。这其实也是身处社会最底层、于艰难拮据中挣扎生活的普通家庭的常见做法，确实有值得理解与同情的一面，但也是自私、虚荣、冷酷的表现。与此不同的是，他们的儿子若瑟夫对破败沦落后的于勒依然有亲近感、同情心。在父母紧张、恐惧而愤恨地躲避于勒时，若瑟夫受命去付牡蛎钱。他对于勒抱以尊敬：“应该付您多少钱，先生？”在近距离看清于勒“一张又老又穷苦的脸，满脸愁容，狼狈不堪”的神态之后，他涌现出一股莫名的亲近感，在心里默念道：“这是我的叔叔，父亲的弟弟，我的亲叔叔。”同时，若瑟夫对沦落的于勒满怀同情，在付完牡蛎钱之后，给了于勒“10个铜子的小费”。若瑟夫知道母亲克拉丽丝向来节俭，而且精明好强，脾气暴躁，但他依然自作主张付给于勒叔叔小费。一方面表明若瑟夫对父母不与于勒相认、躲避于勒的做法的不认同，但是他无力反抗，无法改变父母的做法。他或许有愧疚之心，所以他不怕被母亲指责，擅自给了于勒10个铜子的小费。这既是他无力改变于勒艰难处境的无奈，也是以此小小的举动表明自己同情叔叔的态度，求得自己良心上的安慰。若瑟夫的举动让读者于冷酷无情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看见了一丝人性的光环，看到了底层劳动人民黯淡生活的一丝亮色。或许也是作者想藉此传达出呼唤亲情、同情贫弱者的思想。

总之，《我的叔叔于勒》中对比手法的运用随处可见，非常全面而鲜明地揭示出小说深刻而丰富的内蕴。品读这些对比语句，不仅能让读者领悟到作品的深刻主旨，而且能让读者领略作者艺术创作的无限魅力。

[作者通联：江苏连云港市灌南县苏州路实验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