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存娟

小说，包含三要素：人物、故事情节和环境。向来，人们读小说过于注重故事情节，对环境的关注较少，甚至有时读完整本或整篇小说，有关环境的印象微乎其微。对于叙事性较强的长篇小说而言，通过故事情节发展来探索文本的主题，是极有效的，但对故事性不强的短篇小说或意识流类的小说，还从故事情节入手探析主题就显得不合时宜了。而环境要素，它具有塑造人物形象、点明或者暗示主题的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作为探析主题的另一个视角。

《我的叔叔于勒》是莫泊桑短篇小说的代表作，文中故事情节设计得精巧。人教版初中九年级上册第三单元第十一课选入的是此篇作品，课前导读部分是从故事情节入手探讨主题的，“古今中外，人与人的关系都是一种社会关系，它反映出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伦理道德和价值取向。小说叙述了‘我一家人对于勒叔叔态度的不断变化，就是想表达作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许多教参解读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同样是莫泊桑的小说《项链》，也有教参解读为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甚至可以概括地说，凡是外国文学作品中描写社会地位卑微、生活极其贫困的小人物的生活，都可以将罪归于资本主义制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仅仅是金钱关系。这样解读，极易将文本浅表化、简单化、概念化处理，造成文本资源的浪费。然而，在我们的中小学语文课堂中，用这种很浓的政治色彩、道德教化去解读文本，极为普遍。为了打破以往对《我的叔叔于勒》小说解读的浅表化解读，本文一改往日解读小说的视角，选择从环境视角入手解读小说。

环境与场面，有极大的相似之处，都是指人物活动所处的空间。历来我国文学理论习惯将二者理解为同一个概念，不加以细分。实质上，场面只是环境中的最小单位，环境这个空间概念所包含的内容更复杂，范围更广，它可以是作品反映出的時代、文化的大环境，也可以是作品本身所描写的小环境，它与人物保持相对独立的关系。而场面是人与事的具体表现场地，与人物的活动联系得极其密切。如《安塞腰鼓》中陕北农民打腰鼓的气势磅礴场面，又如《雷雨》中将人集中安排在周朴园家的房子的对话场面。《我的叔叔于勒》中“海”“船”“岛”这些场面，与文中人物活动以及命运联系紧密，本文暂且以场面代替环境一说。

场面原本是戏剧里最重要的因素，小说里的这个说法是从戏剧里借用来的，指的是人和事的具体表现场地，是一个与人物活动密切相关的具体的、特定的空间，为人物活动和事件发展提供了相应的场所与舞台、落脚地。只要有人和事发生，就有场面的存在。它是永恒的，任何人、事都在一定的场面里活动。如电影作品《泰坦尼克号》将人物活动安排在海上航行的船上。在小说里，场面也是不可或缺的，三国演义里所有的战争都离不开有战场，红楼梦里无论吟诗作对还是品茶看戏都离不开大观园里的亭台楼院。这些都是场面的实际功用，具有物理空间的意义。

“场面的真正核心是主人公和场面的语义组合，这种语义组合是多义的”。[1]在这种情形下，场面不单单是物理空间，它已成为一种信息，转化成一种符号，进入人类的记忆。小说家们为了自身的审美需求，将这些场面重组、编排，使它们成为更深层的空间意义。此时，它已成为隐喻物，是一种意象，既有形而下的作用，又有形而上的意义。如桑提亚哥老人面临的“海”、鲁滨逊漂流的“岛”，已不再是纯粹的物理空间的海与岛，而是与主人公的性格、命运融为一体的对象、角色，暗含了丰富的意蕴。也正因为场面蕴含丰富的信息量，小说获得了丰富的主题，才为多种解读提供了可能。

既然场面在小说作品中不可或缺，就不能不引发小说创作者对场面的精心安排。曹文轩在他的《小说门》里写道：“场面的选择当然是十分讲究的。这些场面必须能够实现小说家的美学目的，必须能够保证人物获得最切合他的表演才能的舞台，并且具有一定的隐喻性。”[2]历来的小说家，也极其注重选择场面，如卡夫卡《变形记》的房间场面及其《城堡》的场面。巴赫金还曾从历来的小说家创作的小说中将场面归结为四大空间意象：道路、城堡、沙龙、门坎。提到意象，人们首先联想到的是诗歌。诗歌，是一种短小精悍的体裁，每一个字都浓缩了诗人的情感，尤其是诗中的意象，凝聚了一代代人较为稳定而持久的情感。而小说，篇幅较长，以故事情节取胜，其中包含的东西很多。小说创作者不可能像诗歌创作者一样，做到字字苦吟。因此，读者在读小说时，不能也不可能像读诗歌那般去读。但是，对于小说中特定的场面，经过几代人反复运用的一些场面，就不得不提醒读者，这样的场面决不是作者的随意安排，它们已经不是一个自然的场面，它已成为小说家的审美对象，包含了他的审美目的，赋予了它们一定的情感意义，有了象征意味。

小说有单一场面与众多场面之分。单一场面处于相对封闭的空间状态，对于故事的发展而言相对紧凑与凝练。而众多场面的组合、切换，可以解除长时间固定一处的沉闷，带来新鲜感，还可以为演变着的人物性格和变化着的情节提供相应的依据和暗示。莫泊桑在构思《我的叔叔于勒》全文时，精心地安排、设计了场面，将“海”“船”“岛”这三个场面重组、编排、切换，和作品中人物的性格、命运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自觉或不自觉地赋予这三个场面一定的意义和情感意味，使其有着更深层的空间意义。

一、海的场面

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不乏海的场面，它随着历史的积淀，渐渐成为一个具有较稳定的情感内蕴的意象。但对于这个意象，西方与中国的审美意趣大相径庭。中国人与海总有隔离之感，海是文人精神超越的一个空间所在，也是一个精神远游的文学象征符号。对海的认识，多数将其作为想象之地，“蓬莱”“瀛洲”“扶桑”“沧溟”，以及神话原型，这多半与他们的游仙文化密切相连。西方人对海的认识则是务实、功利的，将海作为大自然的力量。他们的海外旅行，不仅满足他们接触新鲜事物的需要，也力图获取困守故里所不可能得到的储物资源。这种地理的发现与航海的冒险促进了他们观照大海的科学与理性精神，激发了他们的勇气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在他们眼里，海是一种自然力，“是需要抗争与征服的对象，人海对立，界限分明：象征人与自然外力的拼搏”。[3]比如，在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中，桑提亚哥老人在汹涌澎湃的大海中搏斗时，他挑战了他的生命极限，使生命的光辉得以升华。对海的这种观念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一段话里也可以得到印证，“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的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有限的一切。”[4]《我的叔叔于勒》中海的场面，不再是单纯的海，是与人物密切相关的场面。主人公与场面存在一种矛盾。小说一开头，将菲利普夫妇一家人安排在了哈佛尔这个海港里，他们生活很拮据，平时也很节省，用最便宜的日用品，从不敢答应别人的请客，怕是要回请，甚至大姐二姐年龄大了，因为家穷，还没早找着对象。他们不单单在衣食住行上陷入深深的困境中，就连婚姻大事都有着由不得人的无奈。这个渺茫的“海”包围着这家人，处处由不得他们，却也因此激发了他们的勇气，与困窘抗争，试图超越这个无限的“海”，对美好生活充满了希望。父亲工作很卖力，很晚才从办公室回来。姐姐也勤俭持家，买减价日用品，自己做长袍。当自身想方设法都无法解决这种困顿时，全家人就把希望寄托在远在美洲的于勒叔叔。尽管大家都很忙，需要时间去挣钱养家，但每个周日，菲利普全家都会穿戴整齐的到海边栈桥上等守候。从每个周日和家人的穿戴里可以看出菲利普一家对未来有多么地憧憬，对超越这个困窘有多么地渴望。

二、船的场面

每每大海船只开进港口来，父亲总是那句：“哎，如果于勒竟在这只船上，那会叫人多么惊喜呀！”这句话在全文重复出现了两次，它对全文的理解至关重要。他们左盼右盼的是载着船归来的于勒。这里出现船的场面意向。船，早在七千多年前，人类就发明了它。船作为一种交通工具，延伸了人类的脚，引发人类对宇宙对社会更为深入的存在意义探索，它是对阻隔的一种超越。此外，船还有获救与希望的象征，《圣经》里的诺亚方舟，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人类和生物靠方舟才获救，躲避了洪水的肆虐和冲击。“方舟在人类潜意识中的拯救回忆世代堆积，逐渐变为一种社会性的希望的象征语词，其获救意义逐步推广开来，在哲学、文学、宗教中都有所反映”。[5]对菲利普一家人而言，船的出现，意味着他们的希望还在，他们的心灵仍能从贫乏的物质世界里找到精神支撑的柱子，仍能从一无所有的世界里获得超越和救赎。每天只要有船入港，菲利普一家人心里都满是兴奋，甚至还拟定了见到于勒叔叔后生活的上千种计划，就连当有人看中二姐并决定和她结婚时，全家人都以为是这个公务员看了于勒叔叔的信，全家人都把它当福音书的一封信。他们一家就是这样把全部的生活动力和源泉都交付给了船，交付给了十年之久没有消息的于勒叔叔。渐渐地，于勒叔叔竟成了他们家的一种精神符号。这几近成为他们生活下去的一种信念。只要船还在，不论多久，他们都愿意守候，愿意企盼。

三、岛的场面

场面的转换，为人物性格和命运的变化及情节的发展提供了相应的空间与提示。十多年的期盼、等待，依旧无法盼来于勒叔叔，若再不换个场面，这个故事估计就出现不了转机与变化了。善于构思的莫泊桑，并没有停留在海这个场面里，他将除了等待还是等待的状态下的一家人，在二姐结婚后，安排到了这岛上。这个岛是哲爾赛岛，是穷人们理想的游玩地方。作者把小说的高潮部分安排在这个岛上，亦是别有用心。岛这个场面意象，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状态，大都情形下是指困境，孤立无援一种状态，英国著名作家丹尼尔·迪福的《鲁滨逊漂流记》里的岛，就是对岛这一场面的最好诠释。菲利普一家等了十年之久，都没有从船上见过于勒叔叔的出现，这实际上，已隐隐地道出了，他们的现实困境处于一种孤立无援的状态了。果然，就在这艘船上，这艘原本是载满希望而上的船，遇见了日夜期盼的于勒，只是现实中的于勒的形象与菲利普一家人心目中的形象相差十万八千里，见到他又老又脏，满脸皱纹，衣衫褴褛，在帮客人撬牡蛎，全家人以为他在做买卖，是店铺的大老板，谁知竟是一个可怜的老水手。希望有多大，在一定程度上，失望就有多大。一开始，父亲和母亲简直不敢相信，但长相上却又不得不怀疑，向船长打探，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了解到了事情的真相后，菲利普夫妇不但不敢相认，甚至是唯恐躲不及。面对这么大落差，他们还没缓过神来，又得考虑下一步的生活了。这种命运的玩笑，让梦想顷刻破灭，这一家人顿时陷入了不知所措的困局中，他们的精神支柱一下子倒了。这个岛最后留下的紫色的阴影，无法散去，他们依旧处在生活的困境中。

于是，他们打道回府时，选择了另外一条渡他们走出困境的船——圣马洛船，这是一艘不再寄希望于于勒叔叔的船。故事戛然而止，没有再进一步续写菲利普一家人以后的生活怎么样，也没有写于勒叔叔后来怎么了，但是每个读者读后，还能隐隐地看到这一家人如何在贫苦的生活线上挣扎。对于未来，对于希望，依旧没有放弃，依旧在过于勒叔叔不在场时的生活，只是，这时，他们不仅物质上极其的缺乏，精神上更是无助。

文中的“我”作为一个旁观者，面对菲利普父母亲、姐姐们处在这么艰难的状况下，对于勒叔叔的前后态度的变化，仅仅是批判资本主义下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吗？若没有前面对这个家庭的状况及其努力的这些铺垫、伏笔和前提，我们可以很轻易地下结论：是。但有两点得注意，一是在这么穷困潦倒的家庭里，菲利普夫妇对自己已很节俭、抠门，几近苛刻。别人请他们吃饭，也怕回请而不敢去。姐姐因为穷，嫁不出去。对那个不务正业、不安分守己、糟蹋钱的于勒叔叔，文中一开头没有交代菲利普夫妇的态度，而是用了“这对穷人来说，是罪恶啊”。用穷人一说代替菲利普夫妇发表意见，可见，这是穷人们的普遍看法，并非菲利普一家人的看法。于是，“我们”一家认为于勒叔叔一分不值、令人恐怖，是无赖、坏蛋也情有可原的。另外，姐姐有了追求者，虽然对方不算富裕，但是人踏实，父母依然很高兴。从这也可以看出，父母并不是只看钱，不看人品的那种人。二是，得知于勒叔叔发财，菲利普一家十年如一日的守候，将美好的生活全都寄托在于勒叔叔身上，这种寄托几近成为他们生活下去的信念。希望有多大，失望就有多大，所以当他们得知于勒只是个老水手而已后，他们惊慌，暴怒，曾经的希望一下破灭，精神支柱一下倒了，这种打击何等的大。有了之前的无尽等待与急切渴望，就有之后的莫大失望，从前后的这些落差，对菲利普一家认出于勒叔叔后的反应也就能理解了。而对于于勒叔叔，“我”对他寄予的同情更多，即使他之前不务正业，糟蹋钱，即使后来对他的希望破灭，“我”依旧认为，他是我的叔叔，父亲的弟弟，我的亲叔叔。并且还多给了他十个铜子的小费。

莫泊桑曾做过海军部和公共教育部的小职员，他对菲利普一家这种生活和精神上如此困顿的生存状态有着深刻的理解，特别是他们的艰辛与酸楚。他也经常关注这样的一些小人物，他们社会地位卑微低下，生活困窘，一直在贫困线上挣扎着，如《羊脂球》的妓女、《项链》马蒂尔德、《一个农场女佣的故事》的女佣等等。对这一类人的感情，他有着许多感同身受的理解。

场面，作为小说作品环境的最小单位，它与人物活动、事件发展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当作者将场面与主人公进行语义组合时，场面就不再是单纯的物理空间，它已获得了更深层的空间意义，成为一种信息量大的符号，具有象征意味和隐喻性，而小说主题此时也获得了多义性，为读者多元化、个性化解读提供了可能性。刘恪曾说：“我们不能让场面作为一种工具，一种意识形态目的，而应该让场面本身成为审美的，场面自身应该有它存在的独特意义。”[6]读小说，不能忽略了场面这个要素，而尤其是那些经过许多作家反复使用的具有一定情感内涵的场面意象。本文尝试着从场面意象这个视角入手解读《我的叔叔于勒》，看到了一个不同的世界，这是一群小人物，即便处在社会的最底端，他们依然怀抱美好的梦想，不断地与窘况、困境做斗争，试图征服、超越它们。“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对他们这一类人既有理解，也寄予了深深的同情。

参考文献：

[1]刘恪.现代小说技巧讲堂（增订本）[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107.

[2]曹文轩.小说门[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74.

[3]王立.海意象与中西方民族文化精神略论[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21（4）/2000（4）：60-64.

[4]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134.

[5]傅道彬，刘晓媛.船与诗：一种文明的艺术考察[J].北方论丛，1995，（4）/1995（4）：65-73.

[6]刘恪.现代小说技巧讲堂（增订本）[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