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明惠 郭必恒

摘 要：新世纪伊始，汉服重回人们的视线中，并在近些年逐步成为一场重要的时尚文化现象。在汉服日益流行的背后，展露出的是涉及审美趣味与身份认同的深层机制。汉服穿着者的唯美诉求、怀旧情思与刻奇倾向共同构筑了汉服文化的审美之维;同时，穿着者也在通过汉服这一表意符号尝试构建和宣告自身的文化身份，并以性别认同、群体认同与国族认同构筑汉服文化的身份之维。然而，审美趣味、身份认同并不是作为独立的维度存在，而是处在一种复杂的多元关系中：二者既有互相渗透，构筑起表层审美—深层意涵的共体的一面;也不乏彼此背反，只强调一个方面而忽略另一方面的现象存在。

关键词：汉服时尚;文化研究;身份认同;民族性;复古服饰

“汉服”一词早在汉朝就被明确地提出，从最初的其他民族对汉人传统服饰的称呼，进而成为汉人自我认同的文化符号。经过了数百年的沉寂，新世纪伊始，汉服重回人们的视线中，并在近些年逐步成为一场重要的时尚文化现象。当下汉服时尚的发展背后展露的是多重文化机制，涉及汉族/少数民族、传统/现代、中国/西方、主流/非主流等4组基本关系与话语框架，并在21世纪以来互联网文化、消费主义与大国崛起多重纠缠的语境下逐渐演绎为一个涵义复杂、极具阐释空间的文化符号。对于当下汉服时尚背后的文化意涵，可从审美趣味、身份认同及其互渗与背反三方面展开探讨。

一、审美之维：唯美、怀旧与刻奇

唯美是汉服的第一重审美趣味，当下的汉服时尚体现了一种形式主义的唯美倾向。如果说王尔德等人的唯美主义实践本质上是一种 “小众化”“精英化”的风尚，那么当下汉服时尚所含的唯美倾向则是唯美的审美趣味大规模扩展至日常生活的体现。根据2019年淘宝汉服服饰年度销量排名，我们可以将当下流行的汉服分为华贵、清丽、出世三种风格。华贵风格的汉服以明华堂为代表。此类汉服以秋冬款式居多，在形制上以明制立领衫、明制袄裙为主，一方面是因为秋冬款的面料较为厚实，适宜辅以重工;另一方面则是马面裙、云肩等元素和形制给人以庄重华丽的观感。此类汉服在配色上多采用中调、短调;色彩较为浓重、配色对比度较强;在汉服的纹样选择上往往以龙凤、祥云等传统纹样为主，因为较为正式，常被用于婚礼等较为正式的场合。清丽风格的汉服是当下日常穿着的主流，以2019年度销量最高的兰若庭的《太平有象》及东月棠的《春樱紫蓝》为代表。此类汉服在形制上以唐制齐胸、宋制褙子为主，用料多为纱、雪纺等轻薄面料，旨在营造飘逸灵动的效果;在配色上以高调、长调为主;设色明丽，多为粉蓝、粉色、鹅黄等低纯度高明度的颜色。出世风格的汉服多为魏晋形制，常以男女同款的面貌出现，以花朝记的《山茱萸》和停云流光的《浮萍》为代表。此类汉服在用色上多为无彩色或饱和度极低的颜色，常以冷调出现;纹饰往往较少，纹样多为竹、水墨、仙鹤等常见于中国文人的古典意象。这三种流行风格的汉服在设计上都十分注重配色、纹样、用料、剪裁等，在形式上体现了汉服的唯美倾向;而汉服穿着者近似“艺术生活化”的态度，更是汉服时尚中“唯美”的第二层体现。

汉服的第二重审美趣味体现为怀旧。汉服作为取自历史的符号，本身就带有怀旧的特质。在全球化、现代化进程加剧的背景下，懷旧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情感倾向和时尚观念。在此情境下，汉服爱好者便选择以汉服来追求一种复古的生活方式，汉服等复古服饰作为一种社会普遍的情思的彰显，是对消费主义和碎片化的主流进行反叛的体现。然而，汉服爱好者的怀旧虽然指向过去，但却与真实的过去不同，而是一种幻化和美化了的过去：首先，所有的“现代汉服”几乎都是对“传统”的“再发明”，极少有汉服能做到完全复刻历史上的标准形制，当下的汉服实际上就是现代的产物，因此其中的暗含的“怀旧”只不过是一种现代幻想;其次，汉服穿着者往往受到古装剧和社交媒体影响较多，根据2020年中国网民接触汉服文化渠道调查结果（图1 ），过半数的网民把古装剧及网络媒体作为了解汉服文化的渠道。影视剧、网络媒体中的表述大多经过戏剧化处理，民众有误把剧情、网上宣传当历史之嫌，由此，穿着者难免把自己带入经由现代加工的“怀旧”中，产生对虚假的“旧”的向往;再次，怀旧的审美心理基础是回忆，回忆并非是凭空臆造，而是来源于现实世界提供的直接而恰切的情境场。{1}汉服穿着者往往对民族历史的某时代心怀憧憬，而汉服正为其提供了直接又合乎需求的情境场，使其内心的“忆情”和“怀乡”之感得以溢出，进而陷入一种喜悲叠加的怀旧情思中，把历史变成一种私人乃至集体的神话。由此观之，汉服的怀旧情思多为一种修复性怀旧，汉服爱好者强调完美的“旧”的永恒状态，想通过身着汉服进入“旧”的乌托邦之中，并对彼时的家园中的礼仪和符号进行修复与重构，来抵制西方文化的涌入和现代化带来的异化。可以说，大多汉服爱好者追求的实际是鲍曼笔下渴望“回到部落”的状态，即回到一种民族主义意识之中。而近年来，这种怀旧已有逐步过渡到反思性怀旧的苗头，越来越多的汉服爱好者把怀旧视为与当下联结的途径之一，通过从汉服中摘取汉元素等形式，把汉服带入新的可塑性之中。

第三重审美趣味体现在汉服爱好者的刻奇中。刻奇表现了一种艺术美学的“异化”过程，是现代性的表征之一。汉服爱好者的刻奇主要体现在媚雅和自媚的情愫中。首先，与所谓“媚俗”相比，汉服爱好者的刻奇大多属于“媚雅”。我们可以从汉服的名字当中观察到他们对“雅”的追求——汉服名称多为“凰”“鸾”“豆蔻”“云河”“蓬莱”“鲛人”“洛神”等缥缈的意象以及各种典故的大量堆砌，而当汉服上身时，这些“雅”的代名词便似与穿着者合二为一，由此达到一种看似“阳春白雪”，实则“附庸风雅”的效果。这种“媚雅”更鲜明地体现在对对跨阶层的追求上，历史上的汉民族服饰覆盖各个阶层，而当下的汉服爱好者只对其中偏向贵族的部分加以发扬。当代汉服的做工、用料追求华贵浮夸，穿着者甚至以历史上的才女、贵族小姐、神话仙子自比，这种自我代入与幻想的意淫实则是因对现实身份的不满而导致的，这就导致了汉服爱好者的第二层刻奇：自媚。自媚是一种伤感自陶，从根本上说是过度体验后产生的臆想和自我感动。汉服爱好者通过汉服迷失在澎湃的历史情感中，汉服中暗含的才子佳人或是家国梦碎的故事虽有遥不可及的距离感，但暗含的情绪却触手可及，人们可通过这种情绪陷入一种有名无实的体验中，逐步推进到昆德拉所言的“灵魂的虚肿症”状态。

二、身份之维：性别认同、群体认同与国族认同

在当下的汉服时尚中，汉服除了作为一个审美符号存在，还具有浓厚的文化色彩。赫伯迪格指出，亚文化群体通过将商品重新定位、重新关联来颠覆意识形态，实现身份认同{3}，汉服爱好者挑选、购买、穿着汉服的过程，亦是企图通过这种行为来彰显自身的态度、建构自身的文化特性和强烈身份认同的过程。

首先，在性别身份的构建上，虽然男女汉服爱好者身穿汉服的目的几近相似，但大众对女性穿着者的包容度却往往比男性穿着者高出许多。在汉服接受度日益提升的当下，男性穿着者仍然会被视作“拍戏”，甚至被冠上“娘炮”的称呼。这主要由两方面因素导致：其一，汉民族男性服饰的彻底断裂导致大众对男性汉服相对陌生，加之着汉服的男性较女性而言往往不拘小节、甚少修饰，甚至直接与休闲装混穿，因此会形成一种视觉的“违和感”{4};其二，大多着汉服的男性想追求的“儒雅”、“翩翩君子”這些特征在现代语境下有过分“阴柔”之嫌，因为它不符合社会对男性的“男子气概”的期望，这也反映了身份认同与社会认知的巨大矛盾。这种性别认同的冲突还体现在汉服的男装女穿倾向中。男装女穿在当下的汉服时尚中异常突出，不少女性会在林林总总的女款汉服之外，挑选曳撒、圆领袍等男款形制的汉服上身，这直接指向了当下性别身份的再建构问题。巴特勒指出，“性本身是被社会人为地建造的”，当代女性气质又何尝不是被建构的：社会要求女性温顺又性感，而女性在权力的操持下只能作为被男性凝视的被动对象。男装女穿打破了以往的“女性神话”，批评了对于女性形象的臆断和歪曲，女性穿着者借男款汉服宽松、少裸露的特点来反抗男性猎艳式的观看。同时，她们通过跨性别穿着打破了男女性别的二元对立与刻板印象，使性属以一种去自然化的方式失衡，从而对性属及性别压制基础的初始性、规范性提出了质疑，{5}这某种程度上已带有酷儿的色彩。但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女性着男款汉服的举动并非有意打破性别边界，而只是为了追求“酷”或“帅”，这种对男性化词汇的过度追捧反而证明了性别二元对立仍然牢固存在。

在宣告性别身份的同时，汉服爱好者更是通过“圈子”构建起了“圈内人”的群体认同。汉服圈的主要成员多为草根阶层，包括学生、白领等青年群体，他们借《诗经·无衣》中“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一句中的“同袍”作为汉服圈的内部指称，这已不仅是出于通过汉服这一共同兴趣结交同好的简单目的，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宣告群体身份、加强群体内部的文化和情感认同。汉服爱好者们在形成圈子、分享自己汉服日常的同时，更是发起了互联网的“汉服草根学术”：成员通过各自的信息，构建起了一个可实现的乌托邦，对汉服的形制、历史沿革进行了自发、深入的探讨，这实质上是“集体智慧”的体现。“集体智慧”的概念由皮埃尔·莱维提出，是群体成员各自拥有的信息总和，是一种具有动态性和参与性的、获取知识的社会过程和一种联系知识社区的社会纽带。{6}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的汉服圈中也出现了所谓的“专家范式”， 这部分群体或了解更多的汉服文化，或是汉服圈中的元老，由此掌握了更多的话语权，成为汉服圈内的主导者。

最后，作为一种民族服饰，汉服具有极强的国族色彩。自清统治者“剃发易服”开始，汉族服饰便戛然从历史脉络中断裂。近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国民生活方式大面积西化，导致汉族民众常常出于一种历史感怀与文化焦虑之中，而汉服运动其实就是几百年来国人“身份焦虑”的一次大爆发。{7}2004年“56个民族金花联欢活动”中，汉族“金花”身着西式黑色晚礼服出场;网站上56个民族的代表服饰中，汉族竟以肚兜为代表……此类事件无不表明汉民族服饰的缺位。回溯历史，我们可以从美术作品中发现汉民族服饰的建构之路：民国建立之初，在中南银行的“五女图”纸钞中，汉族女性采用的是非写实的仕女形象;而伪满洲国建立时期的“五族协和”宣传画中，满汉女性均身着旗袍，已难以区分，表明二者外在的彻底趋同;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宣传画中对刻板印象的政治表达需求，在各民族同框时，工农兵服饰成为汉族的代表;改革开放后，现代服饰取代了工农兵服饰和传统民族服饰，成了人们日常的穿着，而此时的汉族人便以着现代服饰的形象立于诸民族之列，成为一种更发达的经济、文化的代表（图2）。{8}民族服饰的缺失与不断流变的象征性服装，伴随激进者对汉民族的挑衅攻击，一同促使国人在新世纪伊始对民族身份建构的强烈寻求。这种大范围、普遍性的民族身份焦虑，使汉服的受众范围迅速扩大，最终成为一种普遍的时尚文化现象。也正是因此，即使不穿着汉服的民众也不会像面对源于日本的lo裙、jk制服时那样，对汉服加以批判，而是会对自身民族的服饰文化持相对支持的态度。

由此观之，“汉服”不仅具备“服饰”的一般属性，还突出地具有“民族”属性，“汉服”作为汉民族的典型服饰，逐步成为文化诉求的表意符号和国族身份的首要表征。在对民族身份的建构中，中国传统“重衣冠”的思想得到延续，汉服爱好者出于对汉民族服饰中民族精神和文化的探寻，在加强群体内部的文化和情感认同的同时，也共同构建了“作为想象的共同体”的民族。“作为想象的共同体”的民族为身处现代的人们提供了一种身份意识和安全感，并凭借人们对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部分排除和过度美化，为民族想象的共同体塑形。这种想象共同体中的民族身份建构也处于变化之中，我们可以汉服时尚的流行趋势中得以窥见：最早流行的多为曲裾等汉代前后的形制，近年来多以齐胸襦裙（唐）、袄裙与立领袄（明）形制为主;近年来，“敦煌风”等带有异域风格的汉服大量涌现，表明汉服的民族身份已由最早的汉代形制为主，过渡到各代形制兼备，再转向历史上由其他民族风格融入而产生的形制风格中。此外，当下汉服时尚中，以时夏汉服的《白雪公主》款汉服为代表的、引入流行文化的汉服的出现，更是彰明了一种全新的转向：全球视域下流行文化带来的民族身份的再建构。

三、审美与身份的互渗与背反

在当下的汉服时尚中，审美趣味、身份认同不仅作为独立的维度存在，而且处在一种复杂的多元关系中：在当下的实践中，随着政治、资本、媒体的加持，二者既有互相渗透，构筑起表层审美—深层意涵的共体的一面;也不乏彼此背反，只强调一个方面而忽略另一方面的现象存在。

汉服时尚中审美与身份互渗的典型体现是汉服节与华服日。当下，以西塘汉服文化节、中国（北京）汉服文化节为代表的诸多汉服节如雨后春笋般浮现。这类汉服节往往在古镇、园林等传统风格的景区举办;现场不仅表演者、工作人员身着汉服，就连参与者也普遍身穿汉服;在汉服节的活动设置上往往以射礼、昏礼等传统礼仪活动及汉服表演等侧重汉服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活动为主……这些隶属于审美维度的设置也同时奠定了汉服节的民族性基础，以一种沉浸式的体验方式增强参与者的身份认同。然而究其根本，汉服节却更像是一场场文化旅游业的狂欢，游客在其中感受到的是可见可触的“环境泡沫”，在布斯廷所说的“伪装的盛会”中以凝视者的身份感受一种真实场景中的虚假体验，短暂地逃离对现实生活的不满。此外，中国华服日的举办更是把汉服时尚提升到了节庆的高度，以一种全民共沐的方式直接地传递汉服的形式与意蕴之美。华服日的时间选择有意与上巳节重合，更为自身增添了民族层面的正当性与仪式感。与汉服节不同的是，华服日已不再是一场“伪装的盛会”，而更像是通过汉服走秀、诗词吟唱等方式对传统文化的展现与宣传。各式各样的汉服节与华服日不仅打造了一场场时尚的盛宴，更是以汉服为载体，将传统文化与传统的生活方式引入到日常生活中，成为汉服审美趣味与身份认同互渗的突出代表。

汉服时尚中审美与身份的背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牺牲身份的审美;其二，牺牲审美的身份。“牺牲身份的审美”主要体现为汉服背后身份认同的弱化和消解，在此种断层下，汉服被迫降为最浅层的审美对象和审美符号。有千年文化底蕴的汉服在当下已有洋汉折衷的趋势，更是逐渐变得与“二次元”、cosplay装含混，汉服制造者借由这些流行的亚文化元素迎合消费主义，而汉服所含的民族性随着他国文化的涌入和消费主义的参与而被大肆削弱。由此，汉服已不再是民族身份的强烈表征，而仅是作为时尚领域的一个审美符號存在。更糟的是，随着资本与媒体的操控，汉服逐渐被包装为哗众取宠的噱头，其深层意涵正处于被消解的境地。随着汉服的大众化，越来越多民众投入到汉服的怀抱中，与此同时，大量网红、资本也瞄准了汉服的热度，以“汉服爱好者”的身份为噱头来获取利益。这直接导致了汉服在大众视域内的妖魔化：大量在街上以尬走、侧翻等方式博人眼球的汉服网红的出现自不消细说;社交网络上更是有许多所谓“汉服爱好者”每每因发表不当言论而引发争议，如年初因《外国人永久居住管理条例》 而起的“着汉服，坠高楼”的宣言便因种族主义和反智主义引发了民众的群嘲。如此，资本和媒体把汉服这样一个暗含精英意味的“审美”符号引入到“审丑”的范畴中，“汉服”因此变成“奇观”、甚至“小丑”。 在引起民众的道德恐慌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只注重汉服最浅层的审美性而忽略了文化内涵，汉服爱好者原有的身份认同也被彻底消解，汉服的抵抗性被大大削弱，而这也彻底违背了汉服复兴的初衷。

“牺牲审美的身份”体现在对身份的过度强调上。首先，由于独特的国族色彩，汉服与政治之间的勾连愈发紧密，汉服文化从早年间政府不干预的亚文化逐步成为一种官方认可、甚至鼓励的“民族”文化。汉服从一个服装符号变为“新时代新青年”的代表，甚至被共青团中央作为对内弘扬民族文化、对外回应他国攻击的载体;而汉服爱好者们在官方对汉服的支持和推广下，也转而把国族情愫注入到汉服之中，成为政治的“捍卫者”。此外，这种“牺牲审美的身份”还体现在对身份的滥用上。随着趣味共同体的形成，汉服的“圈子”也越来越明显，汉服更是逐渐由趣味区隔的符号转变为文化霸凌的工具。早期汉服爱好者通过具有主观色彩的审美趣味来进行群体的划分，维持着社会阶层和区隔的边界，并通过这种方式探寻共同的身份认同;而近年来，汉服更多作为一种霸凌的工具和符号来被使用。若说前一阶段汉服圈内还是以共同的追求为主的话，那么当下汉服圈内则倾向于圈内的“再区隔”：汉服爱好者进一步以考据派、仙女党、汉元素等进行划分，并各自为营，甚至形成了汉服圈内的鄙视链。除了圈内处于鄙视链上游的圈子会以不太友好的态度对待下游的圈子外，这种文化霸凌更激进地体现在汉服爱好者对大众的态度上。部分资深汉服爱好者往往以一种精英式的优越感来面对大众，把大众视为“被教化”“被启蒙”的对象。{10}在面对汉服萌新的时候，他们也采取一种排外的、设置准入门槛的方式来维护圈内的“洁净”，并不友好地当众对身穿山寨汉服、错误形制汉服的萌新进行批评和辱骂，还通过“穿山甲”等含贬义的称呼指称这部分爱好者。但是，这部分汉服爱好者恰恰忽略了当下的绝大多数汉服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产物，因此他们这种“捍卫汉服纯洁性”的举措只不过是一种自我感动与自我赋权，本质上是因审美趣味与身份认同之背离造成的对身份权利的滥用。

注释：

{1}周强：《论怀旧的审美蕴涵》，《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2}相关数据参见：https：//www.sohu.com/a/395186530_533924

{3}[美]迪克·赫伯迪格著，陆道夫、胡疆锋译：《亚文化：风格的意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5—148页。

{4}周星：《汉服之“美”的建构实践与再生产》，《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5}[美]巴特勒著，李钧鹏译：《身体之重：论“性别”的话语界限》，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17页。

{6}[美]詹金斯著，杜永明译：《融合文化：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7}{10}周星：《新唐装、汉服与汉服运动——二十一世纪初叶中国有关“民族服装”的新动态》，《开放时代》2008年第3期。

{8}{9}相关信息参见：《56个民族合影里，汉族是如何失去自己的民族服饰？》，https：//www.sohu.com/a/312779545_1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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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艺术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