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今

摘 要：文本本身在读者接受过程中也会造成损毁、遮蔽、失真、误解、拔高等不可预测的遭遇。反思性阐释的职责是如何去蔽。那些不被理解的部分，通过去蔽、重构、修复、调整，其真正的价值和意义逐一显现出来。反思性阐释除了反思文本传播和接受过程中的外部环境的干扰，同时还要反思接受主体在理解时来自权威的引诱干扰和轻率的自我。阐释者需要做到审美超越，在拥有知识的前提下再进行鉴赏能力的培养，摆脱权威，重视自我内心直接性和本能性的东西，同时还要将理性精神凌驾于直接性和本能性之上，撇开自己的本真看到某种普遍性。

关键词：阐释学;文学经典化;文化传播;反思性阐释

文本本身在读者接受过程中也会造成损毁、遮蔽、失真、误解、拔高等不可预测的遭遇，对某一篇（章）作品的阅读和阐释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对于因文化背景、生活阅历、情感、知识构成的不同，阐释学把它称之为“前见”。不同读者对同一作品的感受往往有云泥之别，同一读者对同一作品也因个人阅读状态、成长历程而产生不同的理解。“前见”固然是理解文本的一大障碍，但伽达默尔认为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他人的权威、他人的威望诱使我们犯错误，或者是我们自己过分轻率。”{1}他认为权威是前见的一个源泉。那么反思性阐释除了反思文本传播和接受过程中的外部环境的干扰，还要反思接受主体在理解时来自权威的引诱干扰和轻率的自我。那些不被理解的部分，通过去蔽、重构、修复、调整，其真正的价值和意义逐一显现出来。

一、去蔽

经典化过程中存在着心理因素、政治因素和地域文化偏见。一些非中心文化地区的文学常常被有意无意地疏忽。在中國文学史上，南北朝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自唐以后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似乎对北朝的文学持有偏见。北朝的文学家和作品数量屈指可数，现当代文学史家在编纂文学史时把庾信、王褒、颜之推都算作北朝诗人。严格来说他们的教育和文学观念在南朝已经形成，成年以后才去北方。也有例外，唐初史学家李延寿所编的《南史·文学传》的序论篇只有《北史·文苑传》序论的十分之一，他是比较少见的重视北方文坛的文学史家。当时被称为“北地三才”的温子升、邢劭、魏收，曾留下丰硕的作品。温子升文集有35卷之多，现存只有11首。邢劭有30卷文集，只有9首诗留存下来。魏收有70卷文集，有16首留存下来。那些留存下来的诗都得益于魏收编纂的《魏书》。《隋书·经籍志》只记录八位北魏作家的别集，而在《文馆词林》中，北魏的诗只有2首，北齐和北周1首也没有。《魏书》编纂者的倾向性给后人造成一种错觉，北方文学更注重政治性和实用性，除了诗以外，赋和其他文类都很盛行。编纂者魏收本人就重赋轻诗，他认为大作家必须是作赋的高手。尽管这样，《魏书》还是保存了北魏王朝一百多年的文学作品目录，成为考察佚失作品的重要文献。初唐编纂史书、类书的文学史家的话语体系设置了一种暧昧的导向，即南方文学是“阴柔颓废”的，北方文学是“朴拙粗糙”的。由于当时由北方军阀统一南北而建立了隋朝，将南方阴柔艳丽文风与政治和军队的士气进行联想，南朝梁的宫体诗受到批判和唾弃。这一诗学思想延续至初唐。由唐代官方编写的《隋书》把南北文风进行一种二元对立，即南方重文，北方尚质。重质者被暗示有粗糙之嫌。《隋书》有一段著名的评价：

然南北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2}

后世学者和批评家通过文献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北方不仅文学作品贫乏，还缺乏文采。北方统治者长于军事，对文化缺乏兴趣和能力。南方文学的文风和文学传统受到追捧，但其阴柔艳丽的做派不利于固国强军。那么，在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中，北方文学显然被遮蔽，尽管后世文学史较多关注文学在历史长河中如何被过滤和重建，但在建立文学谱系，试图将那些偶然性、边缘性、非连续性因素纳入进来的时候，会遇到障碍。一千多年来，文学史家在文献和史料整理方面不断地弱化，要还原其真实情况变得越来越困难。除了文学风格与文学品质的争议，有一点让南北文化人形成共识，即：文化统一。隋王朝的建立，迫切需要语言文字的统一，由陆法言执笔，刘臻、颜之推、卢思道、李若、萧该、辛德源、薛道衡、魏彦渊八位著名学者参与，于隋文帝仁寿元年（公元601年）编写完成了《切韵》。文化统一并没有有效解决南北文风的二元对立状况。尽管南朝的阴柔艳丽的文风遭人诟病，唐朝初年，太宗皇帝及其君臣的诗作仍然沿袭南朝宫廷文风，如杨师道、上官仪、虞世南、禇遂良、许敬宗等，他们的诗没有一首被作为经典流传下来。倒是王绩摆脱了这种宫廷文风的话语体系，他受庾信的影响，把简单明快的句法融入精工的对偶句里，留下了一些经典名作。

关于这种经典的遮蔽，南北朝文学是一个典型的个案，发生在当下的遮蔽情况照样触目惊心。西方中心主义对非西方文学遮蔽，如标榜世界性的诺贝尔文学奖一百多年来颁给亚洲作家的人数屈指可数，总共5位，{3} 即印度的泰戈尔、以色列的阿格农、日本的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中国的莫言;非洲、拉丁美洲的获奖者比例也很低。这些地方难道就没有世界级的文学作品？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遮蔽，用萨义德的话说就是通过“知识和权力”。英国保守党领袖、前首相贝尔福曾经发问：“我们有什么权利以高人一等的姿态凌驾于所谓东方人的人民之上呢？”{4} 据萨义德说“东方的”一词由来已久，“它曾经出现在乔叟和曼德维尔、莎士比亚、德莱顿、蒲伯和拜伦等人笔下。从地域和道德及文化的角度而言，它指的是亚洲或者广义的东方。在欧洲，人们可以使用像东方的性格、东方的氛围、东方的故事、东方的专制主义、东方的生产方式这样的说法而不会引起误解。马克思用过这个词{5}。贝尔福现在也在用这个词，人们理解这个不会引起任何争论的词”{6}。需要说明的是，萨义德的《东方学》研究的主要是西亚地区。萨义德出生在巴勒斯坦的一个阿拉伯基督教家庭，他对这个问题格外敏感，道出了政治和东方学之间隐秘的关联，这一重要的极为敏感的事实，迫使人们思考这个由区位和民族及各种复杂的历史关系造成的问题，其重要性不亚于黑人问题研究、女性问题研究。东方的或亚洲的辉煌文明引领人类走向更高层级的文明，中国文学、阿拉伯文学、印度文学在以世界性文学面目出现时严重缺位。文学经典化中，由权力和知识构成的遮蔽最为严重。

反思性阐释的职责是如何去蔽，将那些被遮蔽的文本的价值呈现出来。阐释者需要做到审美超越，在拥有知识的前提下再进行鉴赏能力的培养，摆脱权威，重视自我内心直接性和本能性的东西，同时又要将理性精神凌驾于直接性和本能性之上，撇开自己的本真看到某种普遍性。教育和培训可能会使人的判断力和趣味趋向一致，构成理性的公共阐释场域共通感，因此，阐释的普遍性也是存在的。依照康德的忠告“大胆使用你自己的理智”，首先自我去蔽，去除由权威干扰和自我轻率造成的遮蔽，只有这样，外在的遮蔽才能被有效解决。

二、重构

经典的重构（reconstruction/renovation）有重建、修复、翻新、整修的意思。由于经典的时间性特征使得经典无法一劳永逸，它不得不面临时间的考验，不断地被检验、质疑，在批评或赞扬中获得新的意义。有些经典甚至不能保留原样，在流传的过程中，按照历史进程和新的历史观被删减、增添、修订、改编。这种通过重构与历史同步的经典化，实际上包含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比较常见的是经典丛书规模化出版，对篇目进行删减和增添，体现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家的权力。“帕尔雷夫（Francis Turner Palgrave）选编的《英诗金库》（The Golden Treasury）被看成1本经典诗歌选集，它的1861年的版本里有了新的增补，除了新增坎皮恩10首诗以外，锡德尼（Sidney）从一首诗增添到5首，赫尼克的诗在32首基础上又增添了8首，马维尔的诗从3首增加到4首，莎士比亚的诗从32首增加到34首。与之相比，奎勒库奇（Quiller-Couch）于1951年编纂的《牛津英国诗集》（Oxford Book of English Verse），不仅篇幅已是前者的三倍，而且收录了许多《英诗金库》没有收录的作家的作品，如收录了田园诗人布朗（William Browne）的7首诗。但是1978年出版的约翰·海华德选编的《企鹅英国诗选》（The Penguin Book of English Verse），除了刪减了一些诗歌外，基本上没有大的更改。从中可以看出，经典的确认受到文学传统、文学流派、艺术风格、审美趣味等影响。”{7}第二个层次是作品本身的删减和增添，章节和内容的调整，主要表现以古代文学作品为对象，版权意识还未建立起来的时期。《金瓶梅》《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经典名著都经历过。经典化过程伴随作品的整个发育和成长过程。一开始就是经典，调整后仍然是经典，经过评论家和读者的共同创造，如《水浒传》的后30回被金圣叹删除后变得更紧凑和完整。

鲁迅曾感叹“明人刻书而古书亡”，是指明代小说的刊刻校勘不精。明清小说刊刻和传播比较典型地反映出小说成书过程、经典化过程，评论家、读者特别乐于对文本进行干预，他们表现出极高的参与创作的热情。添加、删改、修订，由此版本众多，最终以质量最佳、学术权威最高者流传下来。以《水浒传》为例，版本之多令人难以辨别。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水浒传》版本做过详解：

现存之《水浒传》则所知者有六本，而最要者四：

一曰一百十五回本《忠义水浒传》。前署“东原罗贯中编辑”。明崇祯末与《三国演义》合刻为英雄谱，单行未见。其书始于洪太尉之误走妖魔，而次以百八人渐聚山泊。已而受招安，破辽。又有一百十回之《忠义水浒传》，亦《英雄谱》本，“内容与百十五回本略同”（《胡适文存》三）。别有一百二十四回之《水浒传》，文词脱略，往往难读，亦此类。二曰一百回本《忠义水浒传》。前署“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百川书志》六）。即明嘉靖时武定候郭勋家所传之本，“前有汪太涵序，托名天都外臣者”（《野获编》五）。今未见。别有本亦一百回，有李贽序及批点，殆及出郭氏本，而改题为“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然今亦难得，惟日本尚有享保戊申（一七二八）翻刻之前十四回及宝历九年（一七五九）续翻之十一至二十回。三曰一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全书》，亦题“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与李贽序百回本同。四曰七十回本《水浒传》，正传七十回，契子一回，实七十一回，有原序一篇，题“东都施耐庵撰”，为金人瑞字圣叹所传，自云得古本，止七十回。于宋江受天书之后，即以卢俊义梦全伙被缚于嵇叔夜终。{8}

这四种版本每一个修改都有质量上的提升。第一个版本即一百一十五回版本《忠义水浒传》变动不大，第一次修改较为失败，改为一百二十四回之《水浒传》之后，反而“文词脱略，往往难读”。第二个版本即一百回《忠义水浒传》在一百一十五回版本上质量大有提升。虽然少了十五回，除了结构上减去冗余、增添细节外，在文词上改动很大。 第三个版本即一百二十回本， 文字上更注重叙事，去掉诗词的繁芜，另将灯花婆婆的情节删除。第四个版本即金圣叹删节本。金评本书前冠三篇序言：“外加《<宋史纲><宋史目>批语》《续第五才子书法》及伪撰施序，总计近十万言的回前评语及文中评点。”{9}前七十回与百二十回无异，“惟刊去骈语特多”，百二十回有“旧本去诗词这繁累”语。金圣叹一口咬定他所得的七十回本是原本，招安以后乃罗贯中所续，斥曰“恶札”，并“极口诋罗”。胡适认为金圣叹做此修改，出于现实的考虑。金圣叹生于流寇遍天下的时代，又有张献忠、李自成一班强盗流毒全国，因此他认为对强盗应该口诛笔伐，到了清代，世异情迁，虽始行不端，能幡然悔悟，最后向善也是好的，他为了对先前删减进行补救，又“截取百十五回本六十七回到结末，称《后水浒传》”{10}。关于《水浒传》的祖本（最先版本），有学者考证，《京本忠义传》为《水浒传》的祖本。该版本“经古籍版本专家顾廷龙先生鉴定，认为可能是‘正德、嘉靖间书坊的刻本”{11}。顾先生认为它是繁本系统中较早的一个本子。前几个版本的改动大都出于无名之辈，且参与者众多，作者不可考。在强大的版本证据面前，金圣叹只能以托古作伪的方式对《水浒传》进行干预。

文学观念的转变以及异文化的传入，对经典化产生重要的影响。西方现代小说文类观念，提高了以虚构为本质的旧小说的地位，影响到中国旧小说的经典重构，改变了“小说乃文之末事”的看法。在古代，小说分“文人笔记小说”与“行于民间的小说”两种，明清小说起于二者的综合。在宋代，小说还属于“说话”的技艺，没有纳入“文辞”之列。作者自己也有明确的定位，《都城纪事》作者认为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棒及发迹变态之事”{12}，另外三者即“说经”（演说佛书）、“讲史书”（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合生”（比来妖伎，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质，咏歌蹈舞，号曰合生）。说话者且用诨词戏谑，或者就是说“诨话”。明清小说成书过程极其复杂，与诗歌散文等古老文体不同，小说发端比较晚，且被文人认为不务正业。小说既是虚构之作，不可太当真，大家都有参与的份。从宋末开始，文学作品的产权归属问题出现一种奇特的现象，即由作者和读者共享。文本的创作既属于作者，读者也可以随意介入，因此出现“才子书”现象，“白头本”与“点评本”共存。这就极大地激励了批评者的阐释热情和才情。点评家均以孔孟传统儒学的“异端”自居，对封建社会的男尊女卑、重农抑商、假道学、社会腐败、贪官污吏大加痛斥批判，主张“革故鼎新”，反对思想禁锢。初期点评家为了让读者注意到他们的阐释对象，不惜以惊世骇俗之论推介。李卓吾标举“宇宙间五大部文章”。金圣叹更是别出心裁，谓“天下之文章，无出《水浒》右者”。毛宗岗以《三国演义》为第一奇书。张竹坡谓《金瓶梅》为天下第一奇书。点评家开通读者与作者心灵交流的通道，在中国阐释学史上前所未有。这种“复式阅读”（杨义）形成阐释学奇特的现象，既有尊重作者意图的本体阐释，又有带领读者共享的认知阐释，同时也开启了另一种形式的“公共阐释”的实践。

三、修复

不止一个人发出这样的感叹：中国的诗歌阐释和整个文学观念的形成有可能起源于《诗经》。至少从《毛诗序》对诗人的认知足以证明这一说明的可信性。《毛诗序·大序》：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诗大序》认为音乐与诗歌起源是人类敏感的心灵本能地需要与外部世界对接，将感官世界、超感官世界与外在的东西形象地表现出来，人的知觉是一种感性事物，现象世界也有不确定性，通过内心与外部交互作用，只有以歌咏、舞蹈表达生命及其欲望。这是人类歌咏、舞蹈的生命冲动。这种生命冲动与外部世界对接以后出现不同风格的律动：太平时代是和谐之美;动荡时期，暴戾的情绪表露无遗;国破家亡之时，其诗歌必是表达绝望与心碎。

《诗大序》这一段对诗歌的本体性阐释，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伟大的经典，它甚至影响了整个中国文学传统，以及人们对文学功能的认识。《毛诗序》还认为《诗经》记载了政治文化的兴废盛衰，诵诗者只要做出恰当的阐释，便可以道德法官自居。《毛诗序》的小序对每一首诗的阐释，都是一个典型的阐释案例。如《关雎》后妃之德的阐释。孔子却认为《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有详解：“《关雎》以色喻于礼。”另有证据发现1993年在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出土之《郭店楚墓竹简》，以及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马王堆帛书《五行》，均为孔子之语。国内有学者从出土的图画“鸟捕鱼”得出男女性爱的结论。《关雎》“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又有“发乎情、止乎礼”的含义。这与性爱场面是相矛盾的。与这类阐释以及那些批评性的阐释（淫诗）比较起来，《毛传》毫无疑问引入了一种全新的阐释，不仅涉及到《关雎》一诗，甚至包括整个《诗经·国风》，定性的字句训诂、音韵学的考证、语境、创作环境、创作意图等。《毛诗序》在阐释方法论上，创造了一套使《诗经》经典化的可操作的理论。问题出在经典的隐喻所产生的多义性。《诗经》中的《国风》似乎凭空而来，无法确指它的原始语境。它可以广泛应用于各种不同的场合表达当时的想法。如果假定《汉广》有青年男子向女子表达情爱的原始语境，引用者也可以脱离这一语境，表达求职的决心或者对对方的能力的一种夸耀。还有一些假定是表达青年男女爱情的原始语境的诗，被引征为君臣之间的信任和忠诚。在《左传》和《国语》中可以看到大量地引用《诗经》，除了篇幅较短的《颂》以外，没有哪一首被全部引用，这种“断章取义”的引用法正是《诗经》阐释的魅力。引用者和接受者都能从中得到他们想要的意思。社会上广泛形成共识，把《诗经》做为语料库，随手拿取，用于复杂微妙的政治、外交、唱酬等场合，往往在这种委婉迂回的较量中显露才华、达到目的。

大部分诗歌都不会固定其所指，利用含混的意义灵活运用于各种场景。每首詩歌单一的本义与创作目的可以随着语境的变化派生出新有含义，即后世所说的“诗无达诂”（董仲舒）。对训诂、音韵、修辞的规定性描述又是必要的，它需要固本。在这个基础之上的一切阐释都是本体阐释，而不是“强制阐释”。

四 、调整

反思性阐释在跨文化传播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跨文化与比较文化对文学经典化始终保持反思和调整状态。在这种跨文化传播中，可能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有价值的文本因某种原因被埋没，在文化交往过程中被偶然发现，迅速推向经典的宝座——找到它旧有的位置;一种是在异域文化享有很高声誉而在本土仍然不被看好。内部的原因是文本本身固有的价值决定了它的位置，外部原因是与翻译策略有关。

文化传播中的翻译策略有“归化翻译”和“异化翻译”，二者都涉及到对文本的理解问题。“归化翻译”为了照顾目标语读者，采用改写、删减、通俗化等方式，而“异化翻译”尽可能做到原汁原味的转换，使目标语读者感受到异文化的本色。但由于文化和信仰的差异，译者采取哪种方式依情况而定。方法上的问题容易解决，比较难的是观念上的超越。文本在流传过程中会促使其调整翻译策略，这就是反思性阐释在起作用。文化传播过程中“交流”是前提，那么“公共阐释与文本对话交流，在交流中求证文本意义，达成理解与融合”{13}。这种反思性体现的公共阐释中，双方或多方在“交流中不断省思和修正自身，构成新的阐释共同体”{14}。在各种质询中发生多重反思，通过调整、补充、完善，达到最佳传播状态。

《论语》的早期传播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论语》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已有300多年，迄今为止，《论语》的英译本约有50多个。据学者李冰梅考证，“从1691年第一个英译本至今，期间形成了几个翻译高潮”{15}。16世纪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最早将《论语》粗略地翻译成拉丁文带到欧洲，在教会内部引起争议。他们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担心，一是认为儒家思想与基督教教义相悖，二是担心译者和接受者受儒家思想吸引而放弃自己的信仰。翻译一度停滞。一个世纪以后才出现英语译本，译本的名称费了一番脑筋，而且很长，有近50个字《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道德箴言——孔子活跃于我们的救世主耶稣到来的500年前，本书是该国知识遗产的精华》（1691），内容也被压缩成80条干巴巴的箴言。又过了100年，出现了第二个英语译本，同样是截取《论语》的片断。之后又出现若干译本。自理雅阁起，才出现规范的学术性译本，他以“Analects”作为书名{16}，在这本译著上他花费了25年时间。理雅阁也因此获得了牛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的席位。韦利的《论语》翻译也尽量采用异化翻译，研究和吸收各派的学术成果，做了长长的注释，旨在让目的语读者更深入地了解这部著作。

再比如，伊斯兰教的广泛扩展很大程度上依靠《古兰经》，它在宗教方面有绝对权威，从文学的角度看是阿拉伯文学史上第一部最有影响的散文巨著，是全世界十多亿穆斯林的经典。这部经典的权威性同一般文学作品不一样，它管理统摄着穆斯林的宗教信仰、世俗生活和精神领域。这部经典的流传主要在特定群体，即伊斯兰教信徒。除了学术研究，《古兰经》大多数情况下在信徒中流传。宗教经典的学术研究经常不可避免地出现有意的“误读”。宗教经典的“误读”或者曲解，通常发生在与之对立的另一派宗教那里。为了抨击伊斯兰教信仰，为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提供理论支持，12世纪初期，法国克吕尼修道院院长“尊者彼得”组织译者，首次将《古兰经》完整地呈现在西方读者面前。这个译本被称之为“罗伯特译本”，“《伪先知穆罕默德的宗教》（Lex Mahumet pseudoprophete）由罗伯特执笔翻译，于1141至1143年间成书，是欧洲中世纪乃至早期现代影响最为深远的《古兰经》西方语言译本。客观地讲，这一最早的完整译本翻译质量超越了多数后来者，体现出欧洲基督教文化精英对东方文化认识的进步;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译本中对于伊斯兰教信仰及先知穆罕默德的肆意诋毁延续了中世纪宗教论战（polemics）的一贯风格，主观恶意丝毫未减”{17}。这种阐释观念背后包含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长期的恩怨，在这种前提下，译者更需要有超越性阐释的理念，否则这种翻译将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而另一部著名的宗教经典《圣经》，其开放性的叙事、故事广为人知，非信徒也把它作为文学和历史书籍阅读。这一方面与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强势崛起有关，另一方面《圣经》故事“成书”过程充分考虑到了传播性。《圣经》的经典化过程很漫长。希伯莱经典是犹太人在极其动荡、颠沛流离的过程中完成的，其中优秀作品被收入《圣经·旧约》，也有相当一部分故事被排斥在外，列入次经和伪经。古犹太宗教从两河流域、埃及、迦南地区的多神论中发育形成，自“巴比伦之囚”事件之后，犹太人在流亡动荡中看到了更为广阔的世界，看到了他人的富庶和安宁，由此不得不对自身民族命运进行深刻的思考。希伯莱文学经典化过程是对整个民族神学、史学、文学的思考和反思。它浓缩了犹太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变迁，出于传播的目的，特别注重言说的技巧和叙事艺术。由于它本身的深刻性和复杂性，其文本具有很强的可阐释性。它本身包含的三种本质性要素，需要从三个大的方向进行阐释：神学阐释、历史阐释和文学阐释。经典化过程的流变、错位、游移和拓展不可避免。后来者不断加工改造，形成最权威的行动纲领。印度佛经的翻译和传播似乎不考虑影响力。对一种极其艰涩的文本，必然要适当采用归化翻译。中国对佛经的引进和翻译历尽艰辛，比如采取“援儒入释”“比附”“格义”“连理”等多种方法，文化经典在异文化中的经典化过程艰难而漫长，中途须经过不断地反思和调整。

注释：

{1}[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著，洪汉鼎译：《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385页。

{2}[唐]魏徵等： 《隋书·文学传序》，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 1163 頁。

{3}印度的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吉檀枷利》《飞鸟集》（1913年），以色列的萨缪尔·约瑟夫·阿格农（Shmuel Yosef Agnon）《行为之书》（1966年），日本的川端康成《雪国·千只鹤·古都》（1968年）、大江健三郎《个人的体验》（1994年），中国的莫言《红高粱》《酒国》《丰乳肥臀》《生死疲劳》《蛙》（2012年）。

{4}{6}Edward.W.Said， Orientalism，Penguin Books，80 Strand， Lon

don WC2R ORL， England，2003，p31、p31～32.

{5}他指的是马克思用过的“亚细亚生产方式”。

{7}参见聂珍钊：《文学经典：阅读、阐释和价值发现》，摘自《文学经典化问题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1页。（注：此段重新查阅文献，该作者也是引用的二手材料。但打开了一个思路，即文学史选编材料的引入可以证实经典化过程这个“过程”的动态效果）。

{8}{10}{1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86—90页、第90页、第234页。

{9}崔茂新：《从金评本<水浒传>看“腰斩”问题》，《齐鲁学刊》2000年第5期。

{11}竺青、李永祜：《<水浒传>祖本及“郭武定本”问题新议》，《文学遗产》1997年第5期。

{13}{14}张江：《公共阐释论纲》，《学术研究》2017年第6期。

{15}李冰梅：《理雅各、辜鸿铭、韦利对<论语>在英语世界经典化的贡献》，摘自《文学经典化问题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04页。

{16}理雅阁第一个用“Analects”作《论语》译本名称的。自此，英语乃至许多西方语言中，Analects几乎专指《论语》。

{17}刘旭：《<古兰经>的翻译与误读——以12世纪的拉丁文译本为例》，首都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作者单位：湖南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