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理论的终结”问题的讨论与争辩既体现了当代文学理论发展格局与方向的变化，同时也展现出理论与现实之间新的张力存在方式。文学理论的研究需要审慎对待理论的危机问题，需要更深刻地面对理论把握现实问题的限度与方式。文学理论的危机与反思并非代表文学理论研究的穷途末路，而是理论研究在这个时代的新变。

关键词：宏大叙事；理论的终结；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I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5）4-0061-05

段吉方：文学理论发展的危机与反思问题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话题。文学理论反思研究本身代表了文学理论元问题研究的方法与意识的深化，同时也是理论思维的拓展和理论价值的凸显，具有重要的学术含量。但是，随着理论反思和讨论的深入，若干问题重新被提出来了，比如，文学理论的危机与反思是否代表文学理论研究的穷途末路？或者说，文艺学学科本身的存在合理性出现了问题？再比如，文学理论研究危机反思其最终的目标和意义何在？如何将理论的反思与理论品格的构建及其理论价值的重构结合起来？等等，这些问题仍然有待明确。可以说，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文学理论以及文艺学学科不乏批判反思的视角，也存在着理论反思与批判研究的空间，但是，如何将批判反思研究落到实处？如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发展？带着这样一些疑惑与问题，我们还有继续探讨的必要。

汪亮：我先来谈谈这个问题。我发现，学术界探讨文学理论的学科危机问题很多都用了“终结”这个词，包括段老师的论文《理论的终结》也是这样。我有不同的看法，其实学界讲的所谓的理论的“终结”大多指的是“大理论”的终结，主要指六十年代以来的法国大理论，更具体的说就是德里达、福柯的“后结构主义”理论研究，他们的理论显示出了显著的“大理论”的特征，其标志性的事件是德里达在196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人类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在这篇文章中，德里达用的是“人类学科”而不是“人文学科”的概念来阐释理论。此后，所谓理论终结的幽灵就一直在学界徘徊。但我认为，这好像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危机以及文学理论研究面临的问题相去甚远吧？段老师的论文提出所谓的“学科互涉”①的问题，这个学科互涉的问题如何发生？又是如何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危机联系起来呢？我觉得，所谓“理论的终结”更强调理论的多元性，不再坚持单一语言模式的理论建构，而我们的文学理论的批判反思则需要一些具体性文学问题的研究，所谓文学本质研究的超越与回归，“大理论”终结之后我们更应该回到文学问题研究上来，同时也需要研究文学研究自身。因此，这对于文学本身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安亚明：我也想对目前的“文学理论危机”话题做出一种理论回应。现在人们普遍认识到文学理论的所谓“去文学”的变化趋势，像美国学者卡勒说的“理论是一种超出固有的原始学科，质疑常识的话语实践。”②我认为这样的界定具有比较大的普遍性意义，可以作为我们重新理解和界定一般意义的“文学理论”的参照，即我们可以把文学理论界定为一种超越文学领域，质疑文学活动常识的话语实践。历来都没有永恒不变的文学理论，理论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要对文学实践进行概括总结和反思质疑，实现所谓的“理论化”；另一方面，一旦某种理论化成为一种理论常识时，似乎又对文学实践形成了一种有形或无形的“控制”。从这个角度分析，所谓文学理论的危机是不是意味着现在的文学理论正在变成一种文学常识活动，“去文学”的“理论”（文化研究）是不是一种“常识的质疑”呢？

刘晓慧：文学危机论的探讨中，我感觉有一个问题还没有搞清楚或者说有待深化，那就是文学理论的定位与功能问题，说白了，就是说文学理论究竟做什么用？我认为要清楚三个问题：一是研究对象。文学理论应该研究什么，卡勒在他的《文学理论》中曾说“理论是跨学科的”、“理论是分析和话语”、“理论是对常识的批评”、“理论具有反射性”；③二是论什么，为谁而论。也就是文学理论研究的受众问题，文学理论的受众是谁？是不是只是中文系的学生以及专业研究者，肯定不能仅仅是这样。我们看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就知道，这部著作在英国发行了10多万册，令伊格尔顿自豪的就是它拥有很多非文学专业的读者，这又怎么解释？三是文学理论的功能问题，文学理论有什么用？是否还能将文学理论理解为指导作家创作等，以前我们有过这样的说法，好像学了文学理论就理解了文学的全部，现在看来到了纠正这种观点的时候了，恐怕没有哪一个作家真正是在文学理论的指导下写作的吧？

陈春玲：我看到，北京师范大学李春青教授提出，文学理论是以一种理论的态度对有关文学的各种基本问题予以阐释，或者是对各种文学现象的理论概括。它受到两个方面的“召唤”：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与文学活动现象，文学理论不是一种“原发性”的理论形态，而是一种“继发性”理论——是人们从某种“原发性”的理论立场出发去解释或操控文学实践的中介环节。这个观点我比较欣赏。我也感觉没有所谓纯粹的文学理论，文学理论没有能力单独为文学实践“立法”，文学理论的研究只是学者们面对一些共同的问题发问，比如中国的儒家、道家文论，西方的柏拉图、康德、黑格尔乃至后现代的理论家，他们思考的问题并不仅是文学，而是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生存、自由、审美、超越等，这些问题大多也是文学研究所关注的问题。正因为这样，文学理论研究找准定位很重要，我认为这是危机的根源之一。

江焕明：对理论的反思，我想到了现代性的问题，因为现代性具有一个“自反性”的问题，其实文学理论也有这个理论的“自反性”问题。我觉得这个理论的“自反性”把握不好就很容易导致一个文学理论的危机，“自反性”假如脱离了现实的自我调整的话，就会进入一种自我封闭的状态，它就会势必导致一种理论的危机。现在的很多东西都是理论的一种“自我繁殖”，脱离了文学和审美现实，这个时候，理论的自反性就起作用了。另外，导致文学理论的危机还有理论的不稳定性，这是受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影响的结果。我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思考理论的危机问题应该认真清理一下后现代主义的影响。

段吉方：我感觉焕明同学讲的这个问题很重要，确实，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没有认真清理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影响。倒不是说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确实有后现代主义因素，有与没有，在何种意义上没有？对我们产生了哪些影响？是该正本清源了，这也值得大家思考。

刘巍：为了讨论这个问题，我又看了米勒的那篇论文《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还会存在吗？》，包括童庆炳老师的回应。我认为童老师已经将问题讲得很清楚了。不可否认，后现代图像文化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挤压了文学的空间，甚至取代了文本言说的文化逻辑，但这个不是文学的终结或文学理论的终结的理由。因为决定文学命运的终究是它的经典性、审美性以及思想的超越性，这些都是固有的、特定的人文本性和人文价值，文学理论面对这样的问题，也是永恒的思想存在。在所谓的文学消费时代，文学研究、文学理论的存在或许要以相应的方式“隐身”，可以是边缘化，但不会也不应该终结。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当代社会，文学“现象性”地“缺席”，但并不影响它实质性地“在场”，我也认为如此。

段吉方：对，这个“缺席”与“在场”的困惑与矛盾是当代文学现实，也是文学精神存在的悖论。学者们都曾经谈到，在80年代，文学特别是小说的阅读是文化消费的主潮，像《当代》、《中篇小说选刊》这样的纯文学刊物发行量惊人，文学读者众多，认为这是文学繁荣的标志，而今天，这样的纯文学期刊连生存都很艰难，读小说的人越来越少了，诗歌的阅读更少了，所以文学衰落了。我认为，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这样下论断，我们不能说文学读者少就意味着文学衰落，“文学”是一个包含文化总量的综合性的概念，电影、电视乃至日常生活中的很多方面都有文学，那现在的电影观众无疑增多了，电影作品中的“文学性”的受众无疑也增多了啊。所以，文学思想与精神的传播媒介与方式的变革是如何影响文学发展的，这个问题我们的研究很不够，研究太浅。

邓建龙：我看到周宪老师谈文学理论的危机，是提出了一个“从文学理论到理论再到后理论”的思路，④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包括段老师的文章《理论的终结》也有这个意思。我有一个比较偏激的想法，那就是这些理论思路都有西方理论的痕迹，说白了，不同程度地受西方文论的影响。我感觉我们现在的文学理论既需要西方文论资源，但也更需要反思性思维，这方面，艾森斯塔特提出的“多元现代性”的概念值得我们反思，他说，“现代性”与“西方化”并非完全一致，现代性的西方模式并非唯一“本真的”现代性，尽管它们享有历史的优先性，并继续作为其他现代性的基本参照。在文学理论中也是如此，文学理论也面临一个多元的现代性问题，西方文论并非完全值得我们信赖，我们还得想办法拥有我们自己的话语。

段吉方：几位都谈到了我的论文《理论的终结》，这篇文章已经发表了，我就不多说了，我想说的是，文学理论的危机与它的学科性发展之间的关系。我认为，文学理论的危机是它的理论元问题的一部分，所谓文学理论的元问题涉及了大家所说的“没有纯粹的文学理论”。可以说，任何的人文学科的理论都可以说没有纯粹的理论，人文学科和其他学科都具有密切的相互联系和影响，这个“纯粹”二字说白了就是说它学科的规范性比较强，学科自主性、自主状态比较强，少与其它学科发生重叠，但是这种状况是可能的吗？不可能。人文学科永远有彼此间的交流和影响。所以文艺学最初的名称叫“文学学”，它是对文学的基本问题的研究，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它是具有“元发性”、“元点性”的学科，可以成为一种“元理论”、“元美学”。文学理论不仅仅是一些原理、范畴支撑的空的理论体系。比如杜甫的诗歌《戏为六绝句》，我们是把它当做中国文学理论看待的，但严格来讲它是诗，它没有概念，没有范畴，但与文学创作密切相关的，更有理论价值。我想说的是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的理论。再有一个现象是莫言获得诺贝尔奖的演讲词，这个文本我认为很好，它也体现了我们所说的文学不是一种概念、范畴的理论，它是基于体验、基于创作的实践，基于他自己的一种经验的总结，这些内容是具体的，或者我们可以再去看看李清照的《词论》等，我们当代需要的正是这种与文学实践相关的理论。

安亚明：西方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也有过“理论抵抗”的思潮，但我感觉中国目前的“文学理论危机”话题远比西方要复杂。一方面，在所谓的“全球化”语境中，中国文学理论界面临的理论压力更大，我们一直还努力与西方的理论“对话”，处于这个“对话”的焦虑之中，很难谈得上理论的“全球化”；另一方面，中国文论和西方文论一样，在“终结”自身的古典话语之后，在寻求现代性话语的建设，而现代性的既有理论模式又是西方的。因此，中国文学理论建设在“时间性”问题上面临很大的悖论，“全球化”、“民族化”、“古典”与“现代性”，各种理论矛盾纠葛在一起，怎么才能走出自己的道路呢？

刘晓慧：我也感受到，其实这是中西文学理论发展不同的现代性问题。或许我们可以放开这个思路，我们的理论发展是否也应该有我们自己的现代性问题和道路，而不是一定要追寻西方的现代性。

段吉方：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当然有自己的现代性问题与道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我们暂且不谈，从近代以来，从“五四”时期，到毛泽东延安“讲话”、再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曲折发展以及80年代的综合创新，这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现代性的节奏啊。只不过，确实，我们自身的理论发展的道路受到的思想和文化语境的掣肘的问题太多了，比如中国新旧社会的政治转折与更替、意识形态的变化、战争的影响，包括现在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消费社会的形成以及新的文化经济时代的来临，都是影响文学理论发展的因素，好像确实有点儿积重难返啊，找不到一个出路。

王婧：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批评实践的返观更加重要。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基本理论和文学批评基础理论建设就是一个例子。在那个充满了内部冲突和思想转型的时代，文学批评的基础理论建设作用很大，首先促使批评家自身去反思文学批评实践。当时很多批评家同时也是作家，他们既有实践经验，同时又能反思实践中的得失，由此形成了一种难能可贵的文学批评理论，如王安忆、韩少功、张炜等。现在这种有切身体验的批评为什么缺失了呢？这里面的经验值得我们反思。现在我们的批评话语系统陈旧，套用理论现象明显，大话假话很多，很难有主体的真情实感。更普遍的现象是直接通过理论分析作品，这种方法是有问题的。尤其是很多的西方理论我们并没有研究透彻，就直接拿来用，怎么能产生好的阐释效果呢？所以，建立属于自己的当代文学批评话语体系应该是文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内容。

段吉方：王婧的观点我很赞成。现在理论界已经提出建立中国话语模式的问题了，而且这个中国话语模式不仅仅包括文学理论，整个人文学科都是如此。这个我认为还得努力，中国话语不是说建立就建立起来的，就像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一样，理论自觉很重要，套用现在时兴的说法，所谓“理论自觉”、“理论自信”，但都要落实到具体的批评实践层面上才行，口号喊得再响也没有。

刘巍：余虹先生在他的文章《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蔓延》中具体分析了我们今天的文学向后现代社会各个文化层面渗透以获得新的存在形态的几种代表性现象。按他引用的J·卡勒的话来说就是“文学可能失去了其作为特殊研究对象的中心性，但文学模式已经获得胜利；在人文学术和人文社会科学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文学性的”。⑤陈晓明则将这种现象表述为“文学的幽灵化”，表现为“文学对社会生活进行多方面的渗透，起到潜在的隐蔽的支配作用。”⑥所以说，我感觉我们不能悲观，文学、批评实践和文学理论都不能悲观。

王志：现在人们说的所谓的理论的终结涉及的是我们对宏大理论的思考，社会学家米尔斯曾说过：“宏大理论的基本起因是开始思考的层次太一般化，以至它的实践者们无法合乎逻辑地回落到观察上来。作为宏大理论家，他们从来没有从更高的一般性回落到在他们所处的历史的、结构性的情境中存在的问题。”⑦我的看法是，宏大理论的逻辑起点是一种超历史的普遍性和方法论的演绎，理论的组成部分是单调概念，有一种“概念拜物教”的意思，起作用的手段是通过“系统性”和“一般性”的理论排除任何可能涉及社会变迁和历史的因素，这样的宏大理论是应该终结了呀，就像杰姆逊所说的，我们必须“永远历史化”，⑧这样，理论才能确保自身的说服力和安全适用。

韦梦娇：杰姆逊所说的“永远的历史化”是否意味着和现实的妥协？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文学似乎已经完成了一个历史化的过程了。文学从高雅到通俗的蜕变，大众文化的兴起，各种新兴媒介的出现，从大众接受来看，文学的历史化已经被接受了。只是如何面对“理论的历史化”？现在的文学理论仍然是“专业化”的，危机也是一种“专业化的危机”。

黄建兰：我想，探讨当代文学理论的危机问题，除了根据文学实际经验对原有理论作出理论路径调整之外，我们还不能忽视中国古代文论经典的阐释，我们常常徘徊在中西之间，这个维度谈得很多，但古今问题好像忽略了。或说，整体缺失。有人对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持否定态度，认为它们与当下文学经验脱节，失去了解释力。但实际的情况可能是许多现在的文学理论根本对中国古代经典的文学经验看不上，一味跟着西方跑。我们不要忽视，有些问题中国古代文论的内容具有相当的阐释价值，如经典叙事的问题、感悟鉴赏的问题，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与当代文学理论在内涵方面有共通之处。

许臻臻：我也是这样看待的，中国古代文论不仅是对文学的阐述，也渗透了作者对宇宙、社会的思考和人生的态度，是文学与哲学甚至更多学科的结合，对现代文论的发展乃至于人的发展仍具有重要意义。有针对性的阐释和研究能让我们穿越历史与当代现实遥相呼应，激荡出新的思想成果。刘若愚先生的《中国文学理论》是一个深入浅出的有益尝试，生搬硬套西方文论以及过于绝对化的阐释绝不是最好的方式。

郑天熙：我个人觉得不管是西学也好，中国古代的东西也好，在解决文学理论的危机的问题上，它都不是根本之法。而真正的根本之法是立足于当代的价值观，而构建自己理论，创造自己的理论。

段吉方：那么在具体层面上怎么去构建？实践方法上怎么去构建？是把具体的概念、范畴融化到文学作品的分析当中去，还是将这些哲学和美学的观念作为我们阐释的基点等等。

邓建龙：我认为中国古代文论的转换还是要有选择性。无论是西方理论，还是中国古代文论，理论都是有“传统”的，在理论阐释的时候我们应当对“传统”有一个认识，认识“传统”是为了新的理论阐释，否则，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就无从谈起。

陈春玲：还有，我感觉在理论阐释之前，要先搞明白中国古代文论的定位及价值问题。比如说它的阐释对象是谁？如何定位其受众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影响现代转换的。

段吉方：我们讲到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其实转换已经不自觉地在进行了。比如说我们在上文学概论课程时，不仅仅是对理论的分析，肯定需要材料。这样的话，已经是在不自觉地涉及到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些概念、范畴、原理，包括思想，也已经与当代的作品进行结合。比如说我们在讲一篇古代文学作品的时候，讲李白的一首诗，杜甫的一首诗，我们应该怎样对它进行分析和文本的理解，这其实也是在我们今天的语境中对它们进行转化。所以有两个思路我感觉同学们讲的还是很不错的。一个是刚才建龙所说的，我们对于古代文论不可能一股脑地把什么都转化过来，而是有选择性的，这个选择性实际上就是根据我们当下的需要。另一个方面就是，这个转化不能成为一种功利性的行为，而应该是自然而然的。将这种转化融汇到问题当中，或者具体的文本当中。正如我们在上文学理论课、美学课，你不可能只讲纯理论的东西，你肯定要有材料，有文献，有对文学材料的消化吸收，所以说这种转化已经在实践中了。总之，理论的终结与重生，这个问题仍然是一个宏大叙事，我们今天不可能一下子解决，但我想，这样的问题就需要像我们今天这样反复探讨，理论的思考是艰难的，“终结”与“新生”本身也是一个理论的悖论吧？

① 段吉方：《理论的终结：后理论时代的文学理论形态及其历史走向》，《文学评论》2011年第5期。

②③ 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页。

④ 周宪：《文学理论、理论与后理论》，《文学评论》2008年第5期。

⑤ 乔纳森·卡勒：《理论的文学性成份》，余虹译，见余虹等编：《问题》（第1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84-85页。

⑥ 陈晓明：《不死的纯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

⑦ 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5页。

⑧ 詹姆：《政治无意识》，王逢振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责任编辑：黄洁玲）

The End and Birth of Theory： A Discussion on ‘the Crisis in

Literary Theory and the Direction It Takes

Duan Jifang， Liu Xiaohui， Liu Wei and Jiang Huanming

Abstract： The discussion on and the debate about‘the end of theorynot only show the changes in the pattern and direction of development in literary theory but also exhibit the ways of existence for the new pressures between theory and reality. Studies of literary theory require a careful approach to the crisis in theory as well as to the limitations and ways in which theory can be handled in a deeper manner to take a hold on the reality. The crisis of literary theory and reflections on it do not represent the end of studies of literary theory； instead， they represent the new changes in theoretical studies in this age.

Keywords： Grand narrative， end of theory， cultural stud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