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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小刚电影中的城市空间与身份认同

2016-10-22高培

电影文学 2016年16期
关键词:城市空间身份认同冯小刚

高培

[摘要]城市是现代社会生活中个体生存的重要背景,它聚焦社会审美文化,体现个体的生命欲求。城市电影是现代都市生活的镜像,并在城市与人之间构筑起一种有趣的联系。冯小刚的很多影片具有明显的城市电影色彩。在这些影片中,城市不仅是个体生活的背景,而且与个体之间存在着互动性关系。他善于借助城市空间,来展现市井小民的困惑、迷茫等精神状态。本文从城市空间与种族身份、两性身份以及家庭身份三方面,分析冯小刚电影中的城市空间与身份认同。

[关键词]冯小刚;电影;城市空间;身份认同

城市是现代社会生活中个体生存的重要背景,它聚焦社会审美文化,体现个体的生命欲求。城市电影则是与农村、乡土题材相对应,是现代都市生活的镜像,并在城市与人之间构筑起一种有趣的联系。在中国当代导演中,冯小刚无疑是非常有号召力的一位。对城市的熟悉,使冯小刚的很多影片具有明显的城市电影色彩,如《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非诚勿扰》等。在这些影片中,城市具有符号化意义。城市不仅是市民个体生存的背景,而且与个体之间存在着互动性关系。城市中的个人空间,如公寓、住宅等建筑空间,具有个体的私密性,与片中人物的隐私联系起来。而城市中的公共空间,如街道、广场、绿地等,则是市民生活的公共场所,这里呈现出片中人物在他人眼中的生存状态。城市中的个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发展,是对城市变迁的记录。而冯小刚电影正是通过对城市文明的审视和书写,让我们意识到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社会矛盾,包括追求物质化所带来的人性的迷失与扭曲。[1]冯小刚善于借助影片中的城市空间,来展现市井小民的困惑、迷茫等精神状态。本文从城市空间与种族身份、两性身份、家庭身份三方面,分析冯小刚电影中的城市空间与身份认同。

一、城市空间与种族身份

电影艺术是人类用来感知世界,反映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而在表情达意方面,电影已经形成了与其他艺术迥然不同的、特有的语言。电影的画面以及剪辑既是对客观现实准确且详细的重现,同时又是导演主观的思想感情的一种载体。空间是电影的重要表现手段,在冯小刚的电影中,空间与其中的人物紧密相连。空间不但反映出人物所生存的物质世界,也可从侧面反映出人的精神世界,尤其人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感,会通过空间展示出来。

在《不见不散》(1999)中,冯小刚将相对于中国观众而言的异域空间(美国)作为人物的生存背景,刘元与李清两个中国人在异乡追寻着自己的身份。刘、李二人在影片的叙事中,构成了既对立又相辅相成的关系,而空间则成为二人身份的最好注脚。影片一开场,刘元在美国的生存状态就展现在观众面前,他既给剧组打杂,还做人寿保险的推销员,只要是能赚钱的活,他都做。而他住的地方——房车,则将他的现状毫无保留地告知了观众。刘元虽然表面上油嘴滑舌,但骨子里无疑是保守派的中国人,他心性善良,为人真诚。当李清对刘元住在房车上嗤之以鼻:“你怎么住车上?”刘元则回答:“那我住哪儿?”一句话就交代了他在美国的处境。对于保守的刘元而言,安居乐业无疑也是他来美国的梦想,而安居又在其先,居住在房车表现出其经济上的拮据。虽然刘元狡辩这是“一种生活方式”,但无论是李清还是观众,都可体会到其辩解的苍白无力。房车在影片之中多次作为刘元的象征符号出现,房车本身就是流动的空间,刘元居无定所的状态隐喻了他内心的漂泊。身居异乡的刘元一直无法得到当地人和自己的认可,当刘元因被骗而帮助朋友经营旅行社生意并招致被捕,以及在移民局被异装癖骚扰导致刘元的爆发,都可以看到刘元生活的不如意。他在异乡追寻着自己的身份,但无法融入当地社会生活使其步履维艰。

反观李清,其出场要比刘元“豪华”得多,与李清相伴的空间是美国郊区的别墅。别墅的外面是绿油油的草地和花圃,门口是大理石花盆和大理石狮子,别墅内则是地中海沿岸的希腊风情,弧形的吊顶、巨大的水晶吊灯、雕花的拱门,整个建筑散发出浓郁的欧式风情。但这些都不属于李清,她只是帮助照看房子的。李清来美国的初衷是做“国际贸易”,刘元则毫不客气地指出,她“要钱没钱,要身份没身份”,并且李清不懂英语,刘元甚至嘲讽她连脱衣舞女都当不了,因为她没那个功底和身材。虽然刘元的话不中听,但他讲出了李清在美国面对的实实在在的困难。别墅的豪华与她一点关系没有,她甚至还因为帮人看房而被劫匪捆绑,多亏刘元发现才使其得救。但李清确实是一步一个脚印地实践着自己的梦想,从清洁工到花店老板,到开设汉语学校,她的努力使自己的身份在发生着改变。

此外,影片中多次出现了美国街道、停车场、林立的高楼大厦等城市空间,此间出现的大量金发碧眼、白皮肤的西方人,与黑头发、黄皮肤的刘元、李清形成鲜明对比,更加衬托出刘、李二人与美国洛杉矶的格格不入。[2]影片最后,刘、李二人乘上飞机返回北京,他们的爱情有了结果。飞回北京暗示着他们重新找回丢失的身份,作为中国人的他们在自己的国土上打拼,守候着自己的母亲。观众有理由相信,他们的未来充满希望。

二、城市空间与两性身份

两性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文学艺术探索的主题,冯小刚的都市电影自然也绕不开这个话题。作为男性导演,男性视角是冯小刚切入两性关系的基本点,以其改编自王朔小说《狼狈不堪》的《一声叹息》(2000)为例,影片讲述了编剧梁亚洲与两个女人的故事。影片中,梁亚洲具有多重身份,就两性之间的身份而言,梁亚洲同时扮演着丈夫和情人的双重角色。而导演冯小刚对梁亚洲这两重身份的构建,就借助了电影空间的叙事功能。

如果说小说结构的原则是时间的线性展现,那么构成电影的原则就是空间的组合。空间对于构建电影的故事,推动情节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周登富指出,空间造型参与叙事,在审美过程中,造型则具有更为深刻的文化含义和产生多义的想象空间;叙事融于造型,或与造型有机结合,叙事则更完美、更生动,内容则更丰富、更感人。[3]冯小刚在《一声叹息》中,将空间和人物的身份认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首先,梁亚洲的情人身份与远离城市喧嚣的静谧空间相联系。海南三亚的海景别墅是其中之一。房子的四周环绕着游泳池,木质的廊道,还有椰子树等热带植物,房间内堪称豪华,而窗子可以眺望到海景,美不胜收。在这里,梁亚洲与李小丹之间从简单的同事关系到产生暧昧。而北京香山则是一处与海南三亚类似的地方,梁亚洲躲在这里,既写剧本,又享受着和李小丹在一起的时光。此时的他不仅是李小丹的情人,更像是一个被宠坏的孩子。香山别墅成为梁亚洲的世外桃源,远离城市空间的他也脱离了丈夫的身份,成为一个彻彻底底的情人。

其次,梁亚洲作为丈夫这一层身份,则与城市空间紧密相连。影片中与丈夫身份相联系的典型空间有两处,第一处是梁亚洲的老房子,这里楼道狭窄,光线昏暗,房间内堆满了书,房子不大却充满了温馨的氛围。但妻子宋晓英在他的眼中已经没有任何性魅力,“晚上睡觉,摸你的手和摸我自己的手没有区别”,梁亚洲一言道出了二人的尴尬。第二处则是梁亚洲的新房,位于北京四环和五环之间的“欧陆经典”。在宋晓英的折腾下,房子装修计划朝令夕改,房内也是乌烟瘴气。梁亚洲并非不爱自己的妻子,只是和妻子的平淡生活无法使其产生激情。但梁亚洲又无法割舍与妻子的联系,在分居后,妻子的意外受伤使二人的命运再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妻子的受伤,则是由于她对新家的布置,空间在这里又一次充当了推动情节发展的要素。

影片最后的结尾耐人寻味。银幕上,梁亚洲第一次和妻女一起出现在远离尘嚣的海景空间,这里有一望无际的大海和金色的沙滩,与妻女嬉戏的梁亚洲似乎寻回了其作为丈夫的身份。但根据此前的分析,这一空间应是与其作为情人的身份相联系的。此时,一阵电话铃声打断了梁亚洲一家的天伦之乐,从梁亚洲慌慌张张的眼神中,观众可以读出一丝的不安,这也预示着梁亚洲身份的割裂仍未得到彻底的解决。

三、城市空间与家庭身份

在人类的所有感觉器官之中,眼睛毫无疑问是最为敏感的,也是人类对外界的信息进行接收最为迅速而直接的通道。电影导演通过营造画内空间来为观众创造直观的视觉形象,各种视觉形象再组成镜头画面,形成传播信息的基本单位。冯小刚始终关注市井平民的生活状态,而亲情是市民生活中绕不开的话题。冯小刚在2010年推出的《唐山大地震》,就探索了在灾难面前亲情的分量,而其传达形式,恰恰是利用影片中的空间。

影片中探讨的亲情,与人的家庭身份直接相关。片中重点刻画了元妮与方登二人面对家庭身份的困惑,二人纠结的焦点是地震中元妮作为母亲的无奈选择。影片将地震的惨烈画面真实地展现在观众面前,房屋的砖瓦开始掉落,下水井中向外喷出了水柱,继而墙体断裂,地面塌陷,掉落的建筑碎片不断砸向逃跑的人群,房屋在强烈的震动中碎为瓦砾。方大强被砸死,而两个孩子也压在一块水泥板下。在两个孩子只能救出一个的情况下,元妮艰难地选择了解救弟弟方达,从此,她的内心就埋下了愧疚的根苗。元妮住在震后搭建的低矮平房中,即使是儿子发达后,她也不肯搬离这里,代表她对当年的选择仍旧无法释怀。对于元妮而言,她认为自己是不配做方登的母亲的,她亲手葬送了自己孩子的性命。对方登而言,她同样面对着家庭身份的丢失。地震中母亲的选择,使她一直无法释怀,养父的规劝,也无法使她回到唐山寻找母亲。她一直选择逃离,甚至结婚的对象都是外国人,婚后移居加拿大。地理空间的远离使方登得到了暂时的宁静,但汶川地震的发生,使她的伤感回忆再一次涌上心头。与弟弟在汶川地震废墟上的偶遇,使方登终于勇敢面对自己的过去,回到唐山的她也在向母亲的忏悔中找回了自己丢失多年的女儿身份。

此外,片中多次展示了不同时期的唐山的城市全景,随着城市空间的变化,元妮与方登二人的思想也在发生着变化。1976年的唐山,地震之前市民熙来攘往,怡然自乐。吹着风扇的元妮与方登,母女关系非常融洽。夕阳下的城市全景,镀上了一层金色,就像母女的亲情一样浓烈。地震之后,唐山的城市全景中是一片废墟,只有街道依稀可辨,房屋几乎尽数毁坏。从死尸堆里站起来的方登,变得郁郁寡言。母女的亲情也分崩离析。在此后的1986年、1995年等不同时间节点上的唐山全景,展现出唐山日新月异的变化。与之相对的,则是元妮与方登母女二人一直没有达成和解。在远离城市的墓园,方登看到了自己的墓地,也了解了母亲的良苦用心,她终于向母亲说出了“对不起”,母女二人也冰释前嫌。墓地这一空间,具有一定的隐喻意味。方登在这里埋葬了所有不愉快的记忆,成为母亲的她,已经可以从元妮的角度来思考当年母亲的处境。埋葬过去,也寓意着新生的开始,元妮与方登必将重新成为其乐融融的一家人。

在全世界都以不同的步伐进入到消费主义时代,电影产业无疑也已经被娱乐化、商业化的潮流所渗透。[4]目前中国电影市场已经跃居世界第二,整个中国的电影格局已经与20世纪不能同日而语。在如何平衡商业与艺术的关系上,冯小刚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尝试。对多聚焦于视觉奇观和跌宕情节之上的国产商业大片来说,显然还有诸多可以提升之处。冯小刚的电影在这一点上无疑具有很强的借鉴作用。冯小刚的经验表明,中国电影人在不放弃商业利益的同时,完全可以凭借电影这一工具,对人的生命体验、生存境遇等重大问题进行深层次的思考。

[参考文献]

[1] 苏扬.论冯小刚贺岁电影中的城市影像[J].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2014(01).

[2] 钱旭初.都市镜像与冯小刚电影[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5(03).

[3] 周登富.银幕世界的空间造型[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

[4] 储双月.消费主义时代与全球化语境下的电影怀旧[J].浙江社会科学,20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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