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丰

摘  要：本文从对课外教育的概念、理论梳理入手，通过数据分析重点观察了中国儿童参与课外班的情况和特点，并进一步分析了课外班参与和花费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城乡差异、学校差异、家庭差异较为明显。其中值得关注的是独生子女家庭和非独生子女家庭差异明显，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课外教育参与情况低于社会平均水平，但流动儿童要好于留守儿童，城市优质校儿童课外教育投入最大，农村普通校儿童存在自我放弃现象，形成教育领域的马太效应。依据研究发现，本文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课外教育;独生子女;留守儿童;流动儿童;马太效应

一、研究背景

在东亚教育体系中普遍存在的儿童课外班现象（private supplementary tutoring）被学术界喻为“影子教育（shadow education）”，即学校正式教育的投影。[1]儿童课外班现象在我国存在的主要原因是以选拔性考试为主流的教育模式，以及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期待，尤其是高考作为人生成长路径的“独木桥”，大部分家庭的孩子想要出人头地都需要通过高考竞争才能得以实现，故而课外教育在中国儿童教育阶段具有普遍性，而全社会对于课外教育的争论也从未停息。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伴随着政府和家庭对儿童的身心健康越来越关注，课外教育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学校繁重的课业在官方和社会主流话语中被视作需要改革的教育负担。在“素质教育”的指导思想下，学校教育系统开始实施减负改革，[2]但是学校教育减负并未带来真正的“减负”，在激烈的升学竞争下，家庭焦虑让越来越多的学生教育从校内拓展至校外，课外辅导班和“影子教育”盛行程度越来越高，课外补习班对教育公平的影响被社会各界关注和讨论，却一直未能出台相应的管理办法和措施。2002年全国人大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明确了民办教育的合法地位，却未真正地涉及“影子教育”或者民办培训机构开设的课外辅导班的合法性问题，但打开了民办教育的窗口。可以说，直到新千年之后課外教育仍然处于一个管理混乱、缺少约束的野蛮生长状态。

此后，课外教育机构如雨后春笋一般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出现，一些覆盖全国、加盟连锁、质量参差不齐的课外教育机构之间产生了激烈竞争。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以网络课程为主要形式的课外教育成为新兴事物，教育部门在2002年又对网络远程教育等新型教育模式的开展和运营标准提出了规范。[3]2018年，教育部出台“最强减负令”严格限制中小学生课外教育，并且对课外教育机构和从业人员的资质做出了规范，要求培训教师必须持教师资格证才可以上岗。同时，在教学内容方面对“超纲教学、提前教学和强化应试”等“不良行为”做出了规范。[4]然而课外补习产业的热度并未因此而消退，在具体内容上也开始走向多元化（如针对美国基础教育的K12体系、奥数），一些课外教育机构为了躲避教育部门监管也改旗易帜，重新包装。实际上教育部门的一纸禁令对课外教育并无实质性改善，其根本原因在于学校教育已经难以满足竞争性考试制度下家长和学生的需求，甚至一些学校老师为了保证学生的考试成绩和升学率，变相地鼓励学生参加课外教育，反而进一步催生了课外教育的产业规模。根据相关机构发布的报告对课外教育产业规模上的估计，2017年全国校外培训的产业规模约达到4900亿元，[5]中小学阶段学生的校外培训参与率为48.3%，参与校外培训的学生平均支出约为5616元，平摊的生均支出为2697元。“影子教育”产业规模的快速增长意味着教育部门“素质教育”和“快乐教育”改革与竞争性考试制度之间出现了结构性的偏差，家长和学生真正关注的是如何在竞争性考试制度中成为优胜者，这就形成了学校和家长参与课外补习的现实基础，并未因教育部门出台相关的管理制度而出现实质性变化。

虽然现有的经验研究对课外补习对课业成绩的效果莫衷一是，但是国内的经验研究显示课外补习对学生成绩影响具有“就高不就低”的影响特性，[1]即有助于减少留守儿童中的优秀学子与具有优势地位学生之间的差距，而且课外补习可以显著缩减经济社会地位因素造成的成绩差异。[6]这意味着，课外补习除了是一种应试竞争的副产品外，也可以成为一种具有促进教育公平的正向机制。就此来看，如果简单粗暴地对课外补习进行限制和收紧，不仅在政策实施上相对比较困难，容易陷入运动式治理的低效困境，而且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教育公平性。这就对国家如何有效治理课外补习提出了挑战，有效的治理意味着寻找出不同地区、不同背景的学校、家长和儿童可以最大程度上接受的解决策略，并且能够有效地提升义务教育阶段的社会效益产出，这需要当前儿童课外班参与情况的精准描述作为决策基础。本文针对当前儿童课外班参与情况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通过了解不同学段、学校、家庭背景的学生课外班参与情况，为将来我国进一步推进素质教育改革，加强教育公平的政策建制提供准确判断和完善制度建设的依据。

二、儿童课外班参与的基本情况

（一）六成儿童参与课外班，培养兴趣和提高成绩是两大主因

根据调查数据分析结果来看，在所有受访样本中填答有课外班参与学生百分比为60.4%，意味着大部分儿童都在参与各种形式的课外培训班，说明当前学校教育与儿童成长和发展需求之间还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缺口，而填补这一缺口的就是校外培训机构。

儿童参与课外班目的排名第一的是培养兴趣（56.67%），排名第二位的是提高成绩（44.39%），排名第三位的是培养自信（32.92%）。从排名前三参与目的来看，课外教育出现了多元化的取向，兴趣、成绩和自信都是家长和学生考虑的内容，这意味着课外班教育本身超出了传统的学校教育或者应试教育的范畴，一部分是对学校教育不足的补充，还有一部分是对学校教育的超越。当然，这也和儿童所处的阶段有一定的关系，低龄儿童培养兴趣的可能性要更大，而大龄儿童则愈加转向到应试教育。

根据参与目的整体排名来看，应试教育仍然有较大影响。除提高成绩排名第二之外，掌握知识（32.83%）、掌握学习方法（21.00%）、培养学习习惯（17.81%）、先学有优势（10.58%）都有一定比例的被调查者选择。如果将这些与学习有关的目的统合起来，其比例仍然要高于其他选项，这也说明参与课外班的最主要目的仍然是为了学习、成绩和考试，只不过越来越多的家长和学生不再以单纯的实现升学目标（8.14%）和培优/竞赛（3.82%）为直接目标。实际上，在奥数、特长等高考加分项被教育部门削弱或者废除之后，以升学和竞赛为目的的课外班确确实实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二）家庭协商成比例较大，线下教育仍是主流

在关于课外班的选择主动权方面，家庭协商是当前选择课外班的主要方式，占比为45.25%，可见家长和儿童双方在课外班选择方面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家长利用自身权威进行的决策和儿童的自主选择也是重要选择模式，分别占比为25.25%和26.45%。而老师建议比例仅为1.46%，受其他家长影响和其他同学影响的比例均不足1%。这说明，在参与课外班的选择过程中，社会主流的观点和做法也已成为家庭共识，家庭共识的形成也反映出当前家庭中儿童话语权的上升。

在选择课外班的过程中，最主要的决策因素是教师水平（78.51%）和学习氛围（66.48%），其下依次是课程设置（34.72%）、办学理念（30.63%）、往返便利（22.02%）和教材选择（20.40%）。令人感觉比较惊讶的是，口碑名气（17.82%）和培训价格（14.52%）并不是最主要的决策因素，排名相对靠后。造成口碑名气和培训价格对决策影响下降的原因可能是当前主要的校外培训机构都在全国范围内布局，使用较为相似的营销策略和价格体系，大部分机构差异不大，而家庭能够理智地根据自身情况合理选择。

在课外班形式上，尽管当前互联网普及程度很高，但线下课程仍然是主流，占比为71.85%;同时选择线下课程和网络课程的次之，占比24.29%;只选择网络课程的比例远远低于预期，仅占比3.86%。网络课程由于便捷性和灵活性得到了超过四分之一样本的选择，但完全依赖网络课程解决儿童教育问题可能还不太现实。在其他商业调查中，显示有近40%的家长倾向选择“线上线下融合”的课外班形式，[7]这意味着在未来网络课程课外班的参与数量可能还会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这一点显然已经得到校外教育机构的重视，近年来网络课程营销成为各大教育机构的主要发力点。需要指出的是，考虑到地区间课外班师资力量的不平衡，如果网络课程能够普及则有可能惠及教育资源貧乏地区的儿童，当然前提是网络课程价格需要进一步下调，甚至可以考虑部分网络课程免费。

（三）每个儿童课外班平均年花费为9211元，占父母年收入的比例为12.84%

课外班支出是当前家庭教育支出的重要项目，考虑到部分奇异值对数据整体会产生偏倚影响，在将调查数据扣除前后百分之五的极端值之后，得到每个参加课外培训班的儿童每年课外班累计花费平均为9211元，占家庭总收入的平均比例为12.84%。无论是从课外班的花费数额，还是课外班花费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来看，对一般工薪家庭而言毫无疑问都是一个相对比较高的负担，在上课外班的家庭中有16.79%的家庭，花费占家庭总收入的两成及以上。就课外班本身而言，可以弥补学校教育水平不高的缺陷，但课外班的花费和花费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会形成新的不公平，这意味着对于购买能力比较强的中高收入家庭来说，子女课外班花费带来的压力更小，理所当然地也会更多地选择课外班，而课外班给一般的工薪阶层和低收入人群带来的经济压力是相对较高的，其选择课外班的可能性相对会下降，从而形成新的社会不公平。

（四）学科辅导时间最长，上学日与周末总体差异不大

在课外班累积时间分配方面，进行删除百分之五极值的处理后，数据显示上学日和周末在除“学科辅导”之外不同项目上的课外班平均时间差距并不大，在所有课外班项目上“学科辅导”类所花的时间最多，上学日参班的平均时间为3.4小时，周末参班的平均时间为3.2小时，平均差异也不是很大。在周末进行“文艺特长”项目的时间要比上学日更多，分别为1.5小时和1.2小时。

只统计单项是否参与的占比，可以看出在上学日参与“学科辅导”的占比为66.5%，并且到“科技兴趣”选项的参与比例逐步降低，在周末也呈现出类似的趋势。相比上学日，周末选择参与“学科辅导”和“文艺特长”的单项占比明显提高，并且周末“学科辅导”所用时间的标准差有所降低，这意味着周末参与“学科辅导”的时间相比上学日更加集中，另外从时间均值上可以发现周末的时间分配会略微提升“文艺特长”类课外班的比重。

更重要的是，如果对将“文艺特长” “体育特长” “科技兴趣”三项归为一类，再对照“学科辅导”类的比例，可以发现在上学日只参与“学科辅导”不参与其他项目的比例最低，为3.5%，而只参与其他三项课外班的比例稍高，达到5.0%。在周末的情况稍有变化，选择“学科辅导”和其他三项之一的比例略有下降，为88.4%，只做学科辅导的比例提升，占比为7.1%，这说明在现有的课外班参与人群中其他三项至少有一项与“学科辅导”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有相当数量的儿童不论在上学日还是周末同时参与了“学科辅导”和包括“文艺特长”在内的其他课外班，“学科辅导”的时间明显花费更多。

（五）暑假成为“暑假班”，短假期休息可能性更大

在暑假和国庆长假两个假期中，暑假选择报班的占比为58%，远高于国庆的34.2%。在选择报班的数量中，暑假有24.2%的样本选择报一个班，33.8%的样本选择报一个以上的班。国庆期间，有15.9%的样本选择报一个班，18.2%选择报一个以上的班。由于暑假时间持续较长，家长和儿童更倾向于在暑假期间多参与课外班，暑假也就变成了“暑假班”。

比较而言，国庆假期时间较短，儿童不去上课外班的比例更高。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上暑期班的现象较多，因为大部分上课外班的家庭都会把暑假视为“抓差补缺”和“提升优化”的主要时间。乃至于在传统的幼升小、小升初等学习阶段的转换年，也因为很多学校在入学之后要进行各种分班考试和学业测试，成为最重要的学习过渡阶段，如小升初的补习班在各大城市都是司空见惯的，甚至很多学校的老师都鼓励和推荐自己的学生去上类似的补习班，确保孩子能够在新的学习环境下尽快适应，避免掉队。

在暑假和国庆选择报班的样本中，排除掉没有参与该类型的课外班的样本，其余的从一个班至六个班中只参与一个班的相对比例最多，其中各类课外班中“体育特长”在只参与一个班的样本中占比相对最多，高达83.1%，其次为“科技兴趣”和“文艺辅导”，分别占比78.2%和74.9%，而“学科辅导”类只选一个班的占比最低，至少有近50%的样本选了两个以上的“学科辅导班”。国庆的选择情况与暑假接近。

暑假期间，课时方面依然是“学科辅导”的课时最多，在对数据进行了前后删除最高和最低5%分位数的处理后，显示“学科辅导”平均为15个课时，其次为“体育特长”，平均12个课时。文艺类和科技兴趣类分别为10个课时和6个课时。这意味着相比上学期间学科辅导类和文艺特长类是家长和儿童投资时间最多的课外班选项，到暑假期间“体育特长”班的平均课时超过“文艺特长”，说明在长假期间对儿童身体健康的重视程度稍高，而“学科辅导”类的平均课时更高说明有相当数量的样本希望能够通过长假期间的补习提高某课程的成绩或者为某课程提前做好准备。国庆期间，所参与课外班的课时平均值明显下降，这与国庆假期相对较短有关。

三、影响儿童课外班状况的因素

影响儿童课外班的因素较多，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儿童自身的发展阶段、家庭背景和家庭类型、所处的城市等级等等，下面本文将从不同侧面分析儿童课外班选择的影响因素。

（一）不同学段儿童课外班参与状况的比较

根据研究设计，本文将儿童发展阶段按照不同年龄分为幼儿园、小学二四年级、小学六年级和初中二三年级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中幼儿园儿童和小学二四年级儿童的问卷由家长代为完成，其他年级的问卷都是由儿童自己完成。从分学段来看，小学二四年级的儿童选择课外班的比例最高，占比为71.93%，其次是即将面临升学考试的小学六年级儿童，占比为65.29%。初中生参与课外班和不参与的数量相当，其中参与的占50.43%，不参与的占49.57%。小学二四年级参与比例最大，可能是由于在小学低年级阶段知识相对比较简单，课余时间也相对较对多，儿童接受新知识的能力相对更强，家长选择报班过程中既选择了与考试相关的辅导课程，也选择了与特长和技能相关的课外班，导致整体报班的比例较高。

在报班目的上，不同学段的样本也表现出较大差异。在幼儿园阶段，报班的目的占比前三项的分别是“培养兴趣”（57.5%）、“锻炼身体”（16.7%）和“培养自信”（8.3%），小学二四年级阶段占比前三项分别是“培养兴趣”（43.9%）、“提高成绩”（19.2%）和“锻炼身体”（8.5%），小学六年级占比前三项的分别是“提高成绩”（41.5%）、“掌握知识”（19.8%）和“掌握学习方法”（13.3%），初中二三年级同样是“提高成绩”（62.4%）、“掌握知识”（25.9%）和“掌握学习方法”（18.3%）。

总的来说，在幼儿园和小学二四年级学段的样本中，参加课外班是以“素质培育”为主要导向，其目标是培养对某项技能的兴趣以及儿童的人格自信。随着升学压力的逐步临近，进入六年级和初中二三年级学段，报班目的中“提高成绩”的比重逐步提升，以课业成绩和升学竞争力为主要驱动力的课外班参与成为主流。

分学段来看选择方式，可以发现 “协商决定”“家长决定”和“自己决定”与总体一致，是主要选择模式，但是具体的选择方式在不同学段有比较大的差异。最突出的一点是，在小学六年级这升学节点上，由“家长决定”的比例上升，达到35.2%，而且随着年级的不断提升，“自己决定”的比例也在逐步增高。

在不同学段花费和占家庭收入比方面，仅从分组均值来看，小学二年级和小学四年级的花费最高，达到9945.5元，这主要是由于小学二年级和四年级阶段课余时间丰富，家长与儿童参与课外班的基数较大，另外报班数量相对其他学段也较多，二者共同作用拉升了均值数。课外班支出占家庭收入比方面，随着儿童学龄不断增加，其占比也会不断增加，至初中二三年级达到最高，为15.8%，而且由于初中二三年级组的平均课外班支出值要低于小学二四年级组，但是支出占家庭收入要更高，这也可以推测出除了上述分析的基数原因外，小学二四年级参与课外班的家庭，总体上平均家庭经济状况可能要更优渥一些。

在不同类型课外班的参与时间方面，不论是在上学日还是在周末，随着年级的不断增加，在报班的样本中参与“学科辅导”类课外班的平均时间不断增加。而“文艺特长”类的平均时间则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非常特别的是，在上学日，“文艺特长”类和“体育特长”类二者平均时间差距并不大，但幼儿园阶段文艺特长类稍高，小学二年级和四年级以及初中二三年级分组中，体育特长平均时间则要高一些，说明在上学日，小学二四年级和初中阶段家长愿意儿童花较多的时间在体育方面。而在周末，“文艺特长”类的平均时间不论在哪个学段都要全面高于“体育特长”。

在暑假和国庆节课外班参与数量方面进行了学段变量控制后，暑假期间小学二四年级组参与课外班的比例最高，累积为71.2%，初中组中参与率最低，为50%。从小学二四年级至初中二三年级组，在暑假报班的比例逐渐降低。初中二四年级组和小学六年级组的参与率要高于总体水平。国庆期间的分学段报班数量情况与总体相一致，参与课外班数量相较暑假较低，在所有学段有60%-70%的样本未参与课外班，而选择一个课外班的比例基本在16%左右。

具体课时方面，暑假和国庆期间的数量也与总体情况保持一致，暑假期间平均课时明显高于国庆节期间，而学科辅导类课外班课时又高于其他类。分学段来看，小学六年级和初中二三年级组不论在暑假期间还是国庆节期间，其课外班的压力都要更大一些，初中组学科辅导类课外班的平均课时不论在暑假期间或是国庆节期间，都要高于（等于）其他学段。有特点的是在暑假期间，小学二四年级组和小学六年级组的文艺特长类、体育特长类课时要高于幼儿园组和初中组。国庆节期间文艺特长类、体育特长类的课时在不同学段基本保持一致。

（二）不同家庭背景儿童课外班状况

1.独生子女/非独生子女儿童课外班状况的比较

以往的研究倾向于认为家庭在培养子女时会充分考虑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差异，对独生子女家庭而言，家长由于只有一个孩子，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会追求百分之一百的培养成功率，故而也会加大对独生子女的培养投入。在现实生活中确实会出现独生子女的学习和生活环境要优于非独生子女的情况，但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独生子女家庭中只有一个孩子，更容易集中家庭的资源来投入，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子女教育不仅仅是消费，而且是投资，父母对子女的投资会带来相应的回报。在子女数量有限的情况下，家庭子女投资的数额是相对不变的，子女数量的增加只会带来人均投入的减少。现代社会家庭从追求子女数量转向追求子女质量，因而，独生子女获得家庭投入的资源更多。其次，在中国不可忽视的现实状况是在多样化的计划生育政策下，城市家庭的独生子女比例要高于农村家庭，独生子女更有可能分布在经济条件较好的城市家庭，非独生子女更有可能分布在经济条件较差的农村家庭，城乡家庭差异也造成了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之间的差异。最后，独生子女由于城乡和家庭分布上的差异会形成不同的社会氛围或者同伴影响，在城市聚集的独生子女家庭更有可能在其他独生子女家庭的帶动下产生攀比或者盲从心理，进而增加对独生子女课外班的安排。考虑到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之间的种种差异，本文在分析过程中将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家庭分别按照户籍属性不同又划分为非农户口独生子女、农业户口独生子女，非农户口非独生子女和非农户口非独生子女四类进行比较。

从参与课外班比例上来看，无论是非农户籍，还是农业户籍，独生子女家庭整体上高于非独生子女家庭。在独生子女家庭内部比较，非农户籍家庭报班比例高于农业户籍家庭，但非农户籍的非独生子女家庭报班比例要低于农业户籍的独生子女家庭。具体来说，非农户口独生子女家庭参与课外班比例为74.24%，在四类家庭中最高，农业户口独生子女家庭次之，参与课外班比例为68.01%，非农户口非独生子女家庭课外班参与比例为55.08%，农业户口非独生子女家庭课外班参与比例最低，为46.55%。通过上述数据不难看出，是否为独生子女的作用可能是大于户籍属性的影响。现实生活中，即便是农业户籍的家庭也有可能让孩子和城里的儿童一样去更多地接受校外教育，不希望孩子从小就输在起跑线上，以往农村社会多子女家庭散养的教育模式在当下已经大幅度减少，尤其是随着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人员的增加，城市社会中对子女的培养模式也逐渐被农村社会家庭所习得。

从不同阶段不同类型家庭参与课外班的比例来看，非农户口独生子女家庭参与课外班比例最高在小学六年级，其他三种类型家庭参与课外班比例最高的都是在小学二四年级，但非农户口独生子女家庭在小学六年级参与课外班的比例只是略高于小学二四年级。这说明小学四年级之后，所有类型家庭对子女的课外班参与都会出现较为明显的转向。同样，在进入初中二三年级之后，在升学压力之下，家庭对子女的课外班参与都会做出一定的筛选和放弃，导致课外班参与的比例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其中，最低的农业户口非独生子女家庭参与课外班的比例不到40%，比非农户口独生子女家庭相差20多个百分点，潜藏着诸多社会不平等因素的影响。

从课外班的花费金额来看，存在着与参与比例相似的规律：独生子女家庭比非独生子女家庭要高，非农户籍家庭比农业户籍家庭要高，但花费比例的差距要大于参与比例的差距。其中，花费最高的非农户口独生子女家庭的平均数额为11241.17元，花费最低的农业户口非独生子女家庭的平均数额为4909.45元，前者是后者的2.29倍。因此，在讨论城乡不同家庭类型的课外教育不平等时，除了参与率之外，还需要考虑累积消费数额，特别是累积消费数额往往与课外班的教育类型、教育质量息息相关，这也暗示着，即便参与率差异不大的情况下，由于购买能力差异同样可以带来教育质量差异，进而引发社会不公平。

从不同阶段、不同家庭类型的课外班花费平均数额来看，也有一些有意思的发现：首先，平均花费数额最低的是幼儿园阶段的农业户口非独生子女。当前，幼儿园教育正在逐步划入政府和教育部门的职责范围内，但这项工作并非是一日之功，在农村地区还存在着比较普遍的隔代养育模式，隔代养育模式下，子女接受课外班教育投入就大大下降了。因而，不难看到这一阶段农业户口非独生子女的平均花费数额最低。其次，非农户口独生子女在初中二三年级参与课外班的平均花费数额基本与小学六年级持平，非农户口非独生子女在初中二三年级参与课外班的平均花费数额明显要高于小学六年级，这说明在城市社会中，即便是非独生子女家庭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也会给面临升学的孩子提供更多的金钱投资，让他们能够获得更好的课外班教育。这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小学的“素质教育”和“快乐教育”一遇到初中升高中的竞争性中考，就会出现不“灵”的情况，而与小学的“素质教育”和“快乐教育”一脉相承的初中“教育减负”实际上根本满足不了城市家庭子女考试教育的需求，必须要求家庭加大投入，通过自身的力量帮助子女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与此相似的，还有农村的非独生子女家庭，他们在初中二三年级参与课外班花费的平均数额也要高于小学六年级，其原因与城市家庭有异曲同工之处，这是需要教育部门深刻反思和解决的现实社会问题。

2.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课外班状况的比较

在家庭类型方面备受社会关注的还有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从前期调研的情况来看，留守儿童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投资是比较高的，可以说在一些贫困地区，父母外出务工的最大动力就是能够让孩子获得更好的教育。在教育部门撤点并校之后，大部分农村地区的儿童都需要到乡镇学校乃至县城、城市学校就读，由此产生高额的教育相关费用，如房租、学费、伙食费等，成为农村家庭的巨大负担，进一步倒逼父母必须外出务工赚钱，否则子女只能够在教育质量较差的学校就读。也有一部分儿童随同父母一起进城上学成为流动儿童，尽管政府部门多次强调需要解决随迁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但现实情况并不乐观。而进城务工父母能够跟城市社会一样，学会让子女接受课外教育。调查发现，在留守儿童中，接受课外教育的比例为45.28%，流动儿童接受课外教育的比例为54.84%。尽管这两个比例都低于整体的平均水平，但流动儿童参与课外教育的比例要比留守儿童高出近十个百分点，如果单从课外教育的参与率来看，显然流动儿童要比留守儿童能够获得更好的教育条件，因此，在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上应当鼓励、支持外出务工的父母带子女进城，而不是在农村地区画地为牢。

观察不同阶段的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课外班参与率会发现非常有趣的现象，两者的差距在不断缩小，在幼儿园阶段流动儿童比留守儿童高约15个百分点，小学二四年级高不到10个百分点，小学六年级高不到7个百分点，初中二三年级只相差5个百分点。考虑到不同阶段课外班存在着从培养兴趣特长到追求升学成绩的转变，这说明留守儿童家庭在子女教育方面与流动儿童同样看重升学成绩，但对培养兴趣特长是难以照顾到的。

表15 不同阶段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课外班参与比例

由于流动儿童参与课外班的比例较高，他们在课外班教育上的累积花费也比留守儿童更高，流动儿童平均花费超过6100元，留守儿童平均花费超过5500元，两者相差大约10%左右，整体差异不大，且绝对数额相对于农村家庭的平均收入而言已是不低。

从不同阶段的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课外班累积花费来看，两者都出现了非常典型的追求成绩和升学目标的特征。在幼儿园阶段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平均花费都不到5000元，到初中二三年级留守儿童平均花费超过了6500元，流动儿童的平均花费更是超过了7000元。显然是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家庭都感觉到了升学带来的压力，进而加大了课外班的教育投入。从现实生活来看，中考确实对大部分农村家庭儿童而言都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节点，其重要意义甚至可能要超过高考。除去在九年制義务教育期间辍学和隐性辍学的儿童不说，能够顺利通过中考上一所重点高中是大部分农村家庭孩子保留教育机会的唯一可能。一旦中考失利，农村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投入和关注就会大大降低，而大部分农村家庭的孩子也会和他们的父母一样进入外出务工的队伍中。

（三）不同学校儿童课外班状况的比较

相关部门三令五申要求各地均衡布局教育资源，确保各个学校之间教育质量的平衡，同时却在不停地进行各种示范校的建设和评估，这种前后矛盾的做法在社会中带来的负面影响就是在中国任何一个地区都可以轻易划分出优质校和普通校。顾名思义。优质校的教育质量较高、升学机会较好，相应的进入门槛也要高于普通校，家长自身的经济社会地位和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也要高于普通校家长，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形成学校-家长-课外班-子女教育的传递链条，在此传递链条上毫无疑问地形成了马太效应。从调查数据来看，在城市优质校就学的儿童参与课外班的比例高达76.15%，在城市普通校就学的儿童参与课外班的比例为47.45%，在农村优质校就学的儿童参与课外班的比例为64.51%，在农村普通校就学的儿童参与课外班的比例为41.53%。可见，在优质校和普通校就学儿童之间的差异比城乡之间的差异还要大。

当然，这一数据分析结果也从一个侧面挑战了优质校和普通校之间教育质量真实的差距。按照常理，在优质校上学的儿童本身能够受到较高质量的教育，对课外班的需求会降低，在普通校上学的儿童接受教育质量较低，对课外班的需求会增加。数据分析发现与常理不一样，优质校儿童接受的课外教育反而更多，这就说明在优质校儿童教育培养过程中既有学校的影响，也有课外班的影响，那么究竟是哪一方面的影响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可能需要进一步的调查研究。

从分阶段不同学校儿童课外班参与率来看，明显可以看到农村义务教育的崩溃。在城市优质校和农村优质校儿童从小学六年级到初中二三年级的课外班参与率均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因为这一阶段的家长和儿童会有意识地放弃一部分兴趣和特长课外教育，转向应试课外教育。城市普通校儿童从小学六年级到初中二三年级的课外班参与率是略有上升的，说明在应试教育的压力之下，家庭必须加大课外教育的投入来补齐普通校教育质量较差的短板。反观农村普通校儿童从小学六年级到初中二三年级的课外班参与率是暴跌的，从50.55%下降到29.30%，不足三成的初中二三年级农村普通校儿童会参与课外教育。这背后的原因显然与其他类型学校不同，因为在农村普通校就学的学生升学的希望和机会非常渺茫，于是大部分家庭和儿童出现自我放弃心态，不再继续补短板的课外教育行为，只有少部分尚存希望的家庭和儿童才会继续课外班的教育投入。

从不同类型学校就学儿童课外班的平均花费上来看，城市优质校累计花费平均10655.64元，城市普通校累计花费平均5328.77元，农村优质校累计花费平均8551.51，农村普通校累计花费平均5280.91元，其中最低的农村普通校的累计平均花费仅为城市优质校平均花费一半多一点，优质校和普通校的差距也是不言而喻的。

从不同学校不同阶段的儿童课外班累计花费来看，城市优质校、农村优质校和城市普通校花费最高的都是小学二四年级，也就是兴趣特长和升学培优同步进行的阶段，而农村普通校花费最高的是在初中二三年级。与之前相同，只有在面对升学压力时，部分农村普通校就读儿童的家庭才会加大投入，投入甚至大于城市普通校的数额。其实这背后存在着极强的选择性，随着近些年教育无用论的扩散，以及城乡教育资源分布差距的拉大，部分农村家庭对教育的渴望程度下降，但凡是有意愿培养子女的农村家庭都会竭尽所能地让子女进城上学或者进当地最好的学校，只有没有意愿培养子女的农村家庭才会选择上农村普通校，而进入农村普通校基本上意味着丧失了上大学的机会，家长自然也不会对课外班进行较大的投入，故而可以看到农村普通校就学儿童在参与课外班比例和花费都是最低的。

四、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自中国恢复高考制度以来，如何在提高教育质量的同时，减轻学生学业负担一直是政府、社会和家长们关心的话题，但在竞争性的高考制度面前，提高考试成绩和减轻学业负担之间似乎成了一对难以化解的矛盾。尽管21世纪以来，教育部门不遗余力地对教育制度进行种种改革：高考扩招、撤点并校、派位入学、大力推行素质教育和快乐教育，卻始终没有改变国人在儒家传统文化影响下重视子女教育，进而重视升学、考试和成绩的习惯，反而在社会焦虑情绪的传递下，在“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口号的动员下，越来越多的家长着力于培养子女的特长、兴趣和学习成绩。尤其是教育部门减负的努力在课外班的冲击下显得摇摇欲坠，用心的人看一看最近十来年扎堆上市的教育公司就会发现，在素质教育和快乐教育背后支撑起孩子兴趣、特长和成绩少不了这些上市公司的“努力”，而支撑上市公司业绩的则是家长们的钱包。实际上，人们并不能把种种乱象都归结到教育部门改革的头上，毕竟在优质教育资源稀缺，培养子女成才的殷殷期盼下，家长无论如何都会不惜血本地让孩子“更上层楼”，谁也不肯让自家的孩子在课外班上吃亏。虽说全民补习有一点夸张，但从幼儿园到小学再到初中，还未进入高中之前参与课外班的比例就超过六成已经是个惊人的数据，如果再按照累计花费的人均数额计算，课外教育可能是一个涉及两亿家庭和万亿产值的大产业。

其实究竟是课外班教育需求催生了课外教育产业，还是课外教育产业孵化了家长的课外班教育需求还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不可否认的是课外教育出现了阶段性变化的趋势。在强调素质教育和快乐教育的幼儿园、小学阶段，家长们更多地关注对子女兴趣和特长的课外教育。尤其是近年来小升初制度由考试变为随机派位对课外班教育的影响巨大，以升学、培优、提高成绩为目标的课外教育需求相对较低。一旦进入初中之后，面临着即将到来的中考，课外班的选择就产生了明显的变化，主要是以兴趣和特长为目的的课外班比例减少，而以升学、培优、提高成绩为目标的课外教育明显增加。这也反映出课外教育作为影子教育的特点，它确确实实地折射出不同教育阶段的特点，家长和学生也会根据实际的需求来调整课外班的选择。

当然，课外教育在不同家庭、不同学校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长期以来被研究者所诟病的城乡教育差异在课外班参与和花费上均有所体现，但分析发现，与城乡差异同等重要的还包括独生子女家庭和非独生子女家庭。独生子女家庭由于资源集中在一个孩子身上，故而能够给子女提供的课外教育要更好一些，无论是参与比例还是花费数额都要高于非独生子女。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农业户口独生子女课外班的参与率和花费数额都不亚于非农户口非独生子女家庭，这实际上颠覆了传统中城乡教育差异的绝对性论断，意味着一些农业户口家庭的子女也会有比城市孩子更好的课外教育机会。此外，还值得关注的是，在生育率长期不振的情况下，独生子女家庭的选择是不是意味着在城乡地区同时出现了从对子女数量的追求转向对子女质量的追求，而这一转变在西方经典理论中被认为是工业化社会带来的必然结果。如果真的出现这一转变，颠覆的可能不仅仅是城乡差异的论断，还包括传统家庭养育子女社会文化转变的可能。

在常规家庭之外，本文还重点关注了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课外教育状况。研究发现，与留守儿童相比，流动儿童课外教育的参与率和花费数额都明显要高。其背后的影响因素可能是留守儿童本身所处的地理区位接受课外教育的可能性较小，也可能是流动儿童进入城市之后，父母也会模仿城市家庭让孩子和城里的孩子一起去参与各种课外班。无论何种原因，分析结果都是流动儿童的课外教育状况要更好一些，因而，考虑到未来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成长发展，再加上留守儿童所处地区教育水平不高的现状，不得不强调，应当鼓励外出务工的农村家庭尽可能地把子女带在身边，以期获得更好的照料和教育。城市作为人口流入地，也应该竭尽所能地依法依规为流动人口家庭提供优质教育资源。

如何获得优质教育资源是中国家庭普遍面对的难题，当下中国学校大多可分为优质校和普通校，两者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也会直接影响到在优质校和普通校就读儿童的课外班选择。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城乡差异之外，农村优质校就读的儿童参与课外班的比例和花费数额可能并不亚于城市普通校的儿童，这既证明了教育不平等的存在，也证明了教育不平等背后影子教育带来的马太效应。因为能够选择优质校的家庭往往是优势家庭，被迫选择普通校的家庭往往是弱势家庭，优势家庭在孩子进入优质校之后还能够通过课外班进一步拉开子女教育质量差异可能是始料未及的，毕竟大多数人都认为优质校的教育已经好于普通校，是否有必要进一步加大子女课外教育投资还存有疑问。除了课外教育的马太效应之外，还有一个值得全社会关注的问题是，农村普通校初中二三年级学生课外教育的参与率比其他类型学校要低处很多。从现实情况来看，这是一件非常值得担心的事情，因为进入农村普通校初中二三年级的儿童基本上会面临升学机会大减的窘境，课外班或许可以帮助他们提高成绩，但他们的选择是放弃参与课外班，也是自我选择放弃了升学的机会，其后果就是会产生相当数量的“小镇青年”，他们的走向应当引起社会更多关注。

当高考仍然作为社会公平“守门人”角色前提下，素质教育和快乐教育与影子教育之间的对决应该会维持较长一段时间，根据研究中发现课外教育的特点和规律，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一是增加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均衡教育资源分布是解决课外教育乱象的前提。当前中国教育面临的最大问题依然是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分布不均，在没有解决优质教育资源供给问题之前，三令五申的严禁或者规范课外教育显然是难以奏效的。

二是摆脱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阶段性扭曲是解决课外教育乱象的根本。研究发现，在不同阶段儿童课外教育参与特点并不相同，在面临竞争性考试时，大部分家庭都会强化以升学、培优、提高成绩为目的的课外教育。而造成这一规律的关键是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扭曲。在小学阶段没有应试教育压力，进入初中升学压力下应试教育是不得不面临的问题，高考更是作为社会公平的“守门人”存在，因而，不同阶段素质教育與应试教育的扭曲是根本原因，应该在教育的各个阶段贯以统一的思路，避免前后扭曲的情况出现。

三是正视学校教育功能，不能因学校“减负”增加家庭负担。自中国实施免费九年制义务教育以来，学校减负速度明显增快，家长承担的教育负担增加成为普遍现象。本是好意的学生“减负”在家长焦虑的心态下变为学校教育减少，课外教育不断增加的现实情况，因而教育部门应当正视学校教育功能被削弱的问题，加强学校教育，由学校学生“减负”，转变为全社会家庭“减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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