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晨曦

摘 要： 1936年，由庚款留美学生尚仲衣翻译的《普通教育学》出版。尚仲衣成为中国第一个将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全文翻译的人。他在这一时期翻译此书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教育学者之责任、中国教育学发展之需要和西方教育学著作引进之需要。《普通教育学》的全文翻译标志着中国学者开始从源头上关注赫尔巴特学说的真正内涵，为后人进行赫尔巴特理论的研究和译介西方著作的选择提供了启发和借鉴，扩大了我国教育界的视野，有助于中国教育学学科的建设，该译本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关键词： 尚仲衣 《普通教育学》 翻译

尚仲衣（1902—1939），河南罗山县人。1924年他从清华学校毕业并公费赴美国留学。他初入乔治·皮博迪师范学院（George Peabody College for Teachers）学习儿童教育学，1925年本科毕业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硕士学位。1929年，尚仲衣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随后回国。同年尚仲衣开始进行《普通教育学》的翻译工作。1936年，该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尚仲衣翻译的《普通教育学》是中国第一部全文翻译赫尔巴特教育学著作的译本，该译本开阔了国内教育学研究者的视野，使中国教育学学科建设更加完善。已有研究中虽有提及这一历史事件，但对尚仲衣在这一时期翻译《普通教育学》的原因未做深入研究。因此，本文欲对此进行探讨。

一、尚仲衣翻译《普通教育学》的历史背景

（一）国际背景

19世纪90年代，美国赫尔巴特学派运动盛极一时，形成了分别以德加谟和麦克莫里兄弟为代表的两大阵营。受不同学习动机、不同求学经历和不同师门的影响，以德加谟为代表的一部分美国赫尔巴特学派成员注重对赫尔巴特本人的研究，而以麦克默里兄弟为代表的成员侧重于推广德国赫尔巴特学派的观点。兴趣点的不同成为日后美国赫尔巴特学派分裂的主要原因。

随着美国赫尔巴特学派运动的发展，其弊端开始逐渐暴露。研究者们发现美国赫尔巴特学派在理论上对德国赫尔巴特学派的理解存在偏差，在实践上未能真正改变美国教育的现状。对此，进步主义教育家帕克在《现代初等教育史》中表示，在初等教育的改革中无论是裴斯泰洛奇主义，还是赫尔巴特主义；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未能真正关注当代教育真正应该关注的问题①。既然已有理论已经无法指导实践，那美国就急需一种新的教育理论思想改变教育现状，于是帕克开展了昆西教育实验改革，一时之间“昆西制度”声名鹊起。杜威在参观了帕克的实验学校之后，于1896年创办了芝加哥实验学校，并出版了《我的教育信条》、《学校与社会》等一系列教育学著作。在杜威进步主义理论不断成熟的过程中，随着1919年进步教育协会的成立，美国教育界才进入以杜威为代表的进步主义教育独领风骚的时代。

在尚仲衣留学美国期间，正值实用主义教育改革运动在世界范围内轰轰烈烈开展的时期。但尽管美国赫尔巴特学派运动在1905年消逝，相关著作仍然不断再版。如1903年，麦克默里的《一般方法要义》发行了七万五千本，至1922年，此书仍不断再版，新版的《背诵法》印制了两万三千本。至1934年，德加谟的《方法要义》仍再版。另外，师范教育相关课程与教学仍沿用之前的教材教法和理论，在赫尔巴特学派运动期间创办的相关期刊改名转型后仍维持不坠。由此足可见得该运动在美国教育界的影响与地位。

对于继美国赫尔巴特学派运动之后的这场教育改革，美国教育界有两种主要的观点：一是以德加谟为代表的美國赫尔巴特学派成员，他们认为，美国教育所存在问题的根源是由于美国赫尔巴特学派对赫尔巴特理论的研究中存在片面化的缺陷，这就使得美国赫尔巴特学派运动陷入了偏执和僵化。而要突破这种局限，必须研究赫尔巴特本人的教育思想，把握其实质。出于这一目的的考虑，德加谟在《赫尔巴特和赫尔巴特学派》中，就开始着重对赫尔巴特本人的思想进行阐述。二是以杜威为代表的进步主义学派的成员，他们主要以进步主义教育思想，批判赫尔巴特学派运动中存在的弊端。

（二）国内背景

受“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1896年，清政府开始向日本派遣留学生。赫尔巴特及其学派教育学思想借道日本，传入中国。但随着国人所接触到更多元的思想，以及国内教育实践等的变化，赫尔巴特及其学派的教育学思想在指导中国实际方面呈现出一定的弊端。

第一，从20世纪初中国学习赫尔巴特学派教育理论的背景和动机来看，由于中国教育学的发展是从零开始，因此带来教师、教材的稀缺。因此，赫尔巴特学派理论一经引入，就被迫不及待地投入到教育实践中。对此王国维发表过一段感慨：“以中国之大、当事及学者之众、教育之事亟，而无一人深究教育学理及教育行政者，是可异己。”②这反映了中国当时对外国教育理论拿来即用的态度，缺失了理解与转化过程。第二，借道日本译介德国赫尔巴特及其学派的教育学思想，必然存在翻译中的价值流失问题。赫尔巴特的学说经过德国赫尔巴特学派的理解和转化传入日本，再从日本传入我国。在这三次转化过程中，一个普遍的趋势就是出于“实用性的考虑”，最终在中国广泛传播的赫尔巴特学派的理论大多已经不是赫尔巴特的原意。

1900年庚子之变后，留学日本的热潮逐渐消退，继而拉开了庚款留美的序幕。尚仲衣是清华学校第十二次庚款留美生。1919年5月，杜威一行访华。紧接着，五四运动爆发。杜威学说中对科学知识和教育启蒙的强调，无形中与整个五四新文化对改变传统的追求相契合。此后，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学在中国迅速发展形成了“燎原之势”，随之中国翻译界掀起了译介杜威著作的热潮（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并且，当时在中国教育学界占有主导地位的学者、专家们大多是先前师从杜威，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庚款留美学生，例如蒋梦麟、胡适、陶行知等人。他们在推动杜威学说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二、尚仲衣翻译《普通教育学》的原因

（一）教育学者之责任

1.个人经历与能力之选择

尚仲衣于1915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③。此时，担任清华学校校长的是周诒春先生。不仅社会上“教育救国”的呼声高涨，周先生在任期间，通过《社会事业申义》等演说，也积极鼓励全校同学践行自己的社会责任。这样的社会氛围和校园文化为尚仲衣日后致力于学习教育学理论，承担知识分子之责任，以解决中国教育问题，达到振兴民族的目的奠定了基础。

1924年，尚仲衣由清华学校高等科毕业，由学校公费选派赴美国留学。他最初在乔治·皮博迪师范学院（George Peabody College for Teachers）学习儿童教育学，同时选修英国文学课程④。1925年，尚仲衣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攻读教育学的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

《清华周刊》在1924年发表了尚仲衣刚去到美国后写给罗伦、李相钰二人的信。信中表示：清华把德文和法文放在高等教育的一二年级学习，这一点很不合适。等到两年后，毕业了，再将德文和法文拿起来看，颇有目不识丁的味道。自己的德文当初学得还算不错，但丢下两年不学，现在是“欲上不敢，欲下不好意思”，若是再叫他念第三年德文，真不敢……所以盼望此时还在清华学校学习的兄弟们要加油念德法文⑤。

在这次通信中，尚仲衣暗示了自己的德文水平大不如前，要看懂德文原著已经略显吃力。加上他选修了英国文学课程，留美期间对英文的运用和理解又有所加强，因此尚仲衣要阅读德文的教育学著作最好能够借助英文的译著。以上种种使得他最终选择了The Science of Education——由费尔金夫妇1892年翻译的《普通教育学》的英译本。

2.中央大学教育科之学科特色

1929年尚仲衣回国后，即被聘为中央大学教育系教授，讲授初等教育学。中央大学教育科有其一贯的学科特色，十分重视教育学科的建设，贯彻教育学科学化的原则，强调要把教育学建立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重视生物学、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等基础课的教学……中央大学教育科十分重视教材建设。时教育科资料室中，各种西文教科书、参考书近千种，但中文书籍仅百余种。故教育科积极鼓励教师撰写中文教材，主要由商务印书馆出版⑥。

尚仲衣在《普通教育学》译者序言中表示，赫尔巴特的教育学是建立在心理学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普通教育学》的中文译本可以作为尚仲衣所教授的初等教育学科目的教材。中央大学教育科的学科氛围与风尚也是促成尚仲衣翻译《普通教育学》一书的重要原因。

3.东南学风之影响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梅光迪、吴宓等一批在哈佛的中国留学生，由于深受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反对新文化运动一味诋毁传统，唯新是骛，联合一批志同道合之人，在远离新文化运动中心的东南大学成立“学衡派”。“学衡派”的实践活动对东南学风的形成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认识西方文化，切实研究科学，反对激进变革的东南学风影响下，尚仲衣在这一时期翻译看似“过时”的《普通教育学》的行为也得到了解释。尚仲衣在译者序言中写道：“十八世纪的德意志，在歌德与席勒领导之下，对于希腊的文物与生活有一种新起的热诚研究运动。在教育方面受此运动之影响最深的，即为赫尔巴特。他即以这种新人文主义为经，以当时的心理观念为纬，交织成一种教育的学说……赫尔巴特在教育方面有许多著作，但其中之主要的则有两种：1860年出版的《普通教育学》及1835年出版的《教育学讲义纲要》。”⑦由此可见，尚仲衣认为，以《普通教育学》为代表的赫尔巴特学说是一种既能体现新人文主义，又能体现科学性的教育学说，在中国“实验主义”、“实用主义”者们的争论中，《普通教育学》依然有其獨特的价值。

（二）中国教育学发展之需要

通过对国际背景和国内背景的分析，同样面对赫尔巴特学派理论在应用过程中的弊端，中国的教育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借鉴美国。此时中国教育学界将学习杜威进步主义教育思想奉为解决实际教育问题的良药。为避免从一个极端到另一极端，中国的教育需要更多元的思想，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寻求新的发展。尚仲衣在《普通教育学》译者序言中写道：“在教育学的范围中赫尔巴特的学说虽然已成过去，却无疑的在教育思想史上留下很深的遗迹。”⑧在尚仲衣翻译《普通教育学》时期，是他回国后从事教育史研究时期。同样是在《普通教育学》的序言中，尚仲衣表示对十八世纪欧洲大陆教育的历史特别推崇，他认为欧洲大陆的教育史成功地向世人展示了如何推翻封建统治、获得民主与自由，而这恰恰是中国迫切需要的东西。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恰好可以作为这一时期欧洲大陆教育理论的经典之作⑨。

与此同时，尚仲衣认为教育学的发展是一个连续、不可间断的过程，他在题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教育之任务》的论文中写道：“而新的教育工具，也并不能离弃已往的遗产。它乃是在人类的教育与文化经验的总汇之熔炉中冶铸的。”⑩因此，尚仲衣认为，无论现在中国选择何种思想进行教育改革，都应该是在原有基础上的一种历史的延续，而非推倒重来，改革要想成功，对原有理论的研究不可废止。

（三）西方教育学著作引进之需要

在中国翻译史上，出于时代背景、原著思想、译者身份等限制，导致不同社会时期有不同的翻译动机。自中国鸦片战争以来至尚仲衣生活的时代，中国翻译界的翻译动机共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鸦片战争后至中日甲午战争前，中国翻译界主要的翻译动机是“强兵富国”。这一时期中国翻译界主要翻译的是介绍西方科学的著作，例如徐寿与傅兰雅合译的《化学鉴原》（1858年）、华蘅芳与玛高温合译的《地学浅释》（1871年）等，达到“技术救国”的目的。

第二阶段，甲午战后自五四运动前，中国翻译界主要的翻译动机是“服务教学”。此时一些有志于改变中国落后局面的有识之士认为，仅仅在器物方面向西方学习是远远不够的，只有通过教育，“开民智、新民德”，才能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因此，这一时期的翻译著作有王国维的《教育学》、蔡元培的《伦理学原理》等，通过引入国外先进教育思想，改革传统教育，建立近代学制，培养新兴人才，达到教育救国的目的。另外，新式教育的兴起导致教材急缺，故这一阶段翻译的主要动机是“服务教学”。

直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尚仲衣翻译《普通教育学》时期，中国翻译界引进西方著作到了第三个阶段——“服务研究”阶段。赫尔巴特学派教育学在中国已传播了二十年有余，随着人们对教育的认识逐步深入，教育科学化的需要随之产生。教育领域中旧问题还未解决，新问题不断涌现，加上五四运动使“民主”、“科学”的观念深入人心，杜威访华，为中国带来进步主义教育思想等，使得这一时期中国翻译界的翻译动机更侧重于服务教育研究，辅助教育科学。这种译书风气或多或少影响了尚仲衣的选择。

综上所述，尚仲衣在1929年至1936年中翻译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之原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教育学者之责任、中国教育学发展之需要和西方教育学著作引进之需要。随着尚仲衣翻译的《普通教育学》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学者开始从源头上关注赫尔巴特学说的真正内涵，为后人进行赫尔巴特理论的研究和译介西方著作的选择上提供了启发和借鉴，扩大了我国教育界的视野，有助于中国教育学学科的建设，该译本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注释：

①Samuel Chester Parker. The History of Modern Elementary Education[M]. Boston. New York， Chicago， London： Ginn and Company， 1912. 23.

②王国维.教育小言十二则.教育世界[J].1906（3）：117.

③尚仲衣博士纪念委员会编.尚仲衣博士纪念册[M].1940.1.

④⑤尚仲衣.彼宝德通信.清华周刊[J].1924（329）：23.

⑥朱斐主编.东南大学史[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113.

⑦⑧⑨[德]赫尔巴特，著.尚仲衣，译.普通教育学[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4.

⑩尚仲衣.現代中国自由主义教育之任务[J].中华教育界，1937（24）：11.

参考文献：

[1]Samuel Chester Parker. The History of Modern Elementary Education[M]. Boston. New York， Chicago， London： Ginn and Company， 1912.23.

[2]王国维.教育小言十二则[J].教育世界，1906（3）：117.

[3]尚仲衣博士纪念委员会编.尚仲衣博士纪念册[M].文生出版社，1940.1.

[4]尚仲衣.彼宝德通信.清华周刊[J].1924（329）：23.

[5]朱斐主编.东南大学史[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113.

[6][德]赫尔巴特，著.尚仲衣，译.普通教育学[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4.

[7]尚仲衣.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教育之任务[J].中华教育界，1937（24）：11.

[8]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九十年[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