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晶

摘 要： 王安忆九十年代的乡村抒怀，是一种生活和写作双重意义上的建构。她用一种“散漫”的叙述语调再构了一种非自然，又非现代都市文明的乡村世界之美。她的乡村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自然，与道家的那种自然是相去甚远的，更不是感伤的乌托邦。她不想选择一个纯粹的农业时代的怀乡病者的讲述姿态。其实，在她的美学观念所选择的那个“散漫”的叙述声音，更想再构某个“世故”，那是她认定的散漫于乡村人情中的承担历史演变的汉族的理性，关乎人伦的刻骨铭心的细节和涉世智慧。她似乎坚信，这种世故在越来越复杂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同时是她的讲述姿态越来越成熟的时代，完全可以通过散漫叙事捕捉而构成其审美内核。

关键词： 王安忆 乡村抒怀 散漫叙述

王安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乡村系列大都采用一种“散漫”的叙述调式，重塑她经历过的乡村日常生活之美。王安憶认为，乡村的日常，“是一种缓慢的，曲折的，委婉的生活，边缘比较模糊，伸着一些触角，有着漫流的自由的形态”①。从这种生活形态可以提炼出文本的美感，构建出一个乡村世界，甚至可以说构建出一个乡村境界：它既拥有一种与日常相似的面貌，又凝聚了特殊的精神内涵，开发出一种叙述策略，既可解决她常年的写作焦虑，又可寄托她九十年代以来的精神指向和人文关怀。她说：“现代化的都市生活太制度化与格式化，人变得概念而抽象，而农村的生活是感性的，更富有人性，更具审美的性质，就这么简单，是农村影响了我的审美方式。”②

是乡村非格式化的感性之美，非制度化的散漫之美，衍生了她随笔似的、淡化了冲突和情节的讲述风格，一种信手拈来、似乎是自然拼合的日常图景，没有剑拔弩张的尖锐，更多的是对乡民和乡事的理解和宽容，在平庸中发现的真、善、美。这幅图景的底色是平和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生苦涩经过岁月的沉淀，统统变成了人生的恬淡，一种黄仁宇观察大历史时称为的历史的“长期合理性”，这幅图景框架是细致的追忆，缓慢的品味和反思。

王安忆的“散漫”叙述充满了她对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忧虑和思考。在一篇名为《过去的生活》的文章中，她比照当下都市，怀念起过去乡村的生活方式，从她对过去乡村生活的模糊而凝缩似的追思，能大概体悟到，这种过去的生活方式和其生长出来的人，也就是像《上种红菱下种藕》的公公那样，依靠诚实劳动，亲身真切地参与生活与劳作的每一个环节，饱含日常生活细节的丰富感性，在时光慢速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熏陶下，渐渐形成的温柔敦厚、勤劳守约、顺命自然的秉性。在王安忆看来，过去的生活只可能由着过去的乡村承载，现代都市里是派生不出来这样优美、细致、踏实又富有人情味的生活方式的。虽然对于“过去的乡村”，她没有强烈和明确地指涉，比如某个年代、某个地区，但它活跃于纸上，成为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甚至说是理想的写作方式，宿命般地存在于讲述者的故事里。这种宿命般的存在是不可能依托于“上海”这个都市化的符号完成的，它只储存在“过去的乡村”之中。因此，借着对这种生活方式和写作方式的追思和重构，王安忆极想摆脱的是精神与写作的双重迷惑和焦虑。

1999年春，王安忆在《寻找上海》这篇文章里面直接表示了自己对“上海”这个现代化都市的迷惑和焦虑。在那些所谓的老上海的故事里面，她看不到上海，看到的只有现代的时尚，想要在现实中寻找“上海”，“又发现上海也不在这城市里……于是，再要寻找上海，就只能到概念里去找了”③。所谓概念，正是那些现代都市惯常的通病，那些放之四海皆准的现代消极现象：现代都市工业化似的细致分工，让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处于相对孤立的局部，每个人都不可能亲自参与到生活的每一个环节，就像现代工厂里的流水线生产一样，每个人只负责一项。虽然社会生产力提高了，人们的物质财富也在增长，但是对于个人而言，那些有关精神性生活的感性的过程丢失了，诗意的细节消失了。在物质过度丰盛的外表下，其实人的生活却变得程序性和概念化。

可见，“上海”这个时髦的符号，对王安忆而言，是一种写作和生活双重意义上的迷失感，所有关涉上海的写作，包括她自己的，也只是一场有关迷失这个时髦话题的写作而已，无法满足她对一种更真实的、更可感触的生存状态的憧憬和构想。“过去的乡村”正好提供了与“现代的都市”相对衬的参照，是她在现代都市中失落的文化记忆，是她人文诗意的最后寄寓之地，在那儿，至少，她一直潜在的现代化的质疑意绪可以得到申诉和书写。

和很多乡土作家一样，王安忆重写的乡村具有母亲般温柔、慈爱和宽容的特质，如赵园在《地之子》中所界定的“地母”。她称所插队的乡村为“我们庄”，正是“我们庄”以它宽厚的包容力，接纳来自五湖四海，性情各异的漂泊者，《隐居的时代》里文雅娴静的黄医生，热情友善的张医生，开朗乐观的于医生；《开会》和《姐妹们》中的内向谨慎的“我”；《喜宴》里真诚坦率的知青们……这些漂泊者，不管起初他们的内心有多么躁动不安，但是都以各自的姿态融入了乡村的怀抱，最终都被淳朴的乡村文化所安抚。在王安忆笔下，乡村的美感源自于乡村的母性，但是，王安忆乡村的母性不仅仅源自土地，也来自乡民，是乡民们的质朴、热情和善良打动着这些知青，抚慰了知青的忧郁和不安。在鹅毛般的大雪天里，脚上只穿着单鞋却为我开路的孙侠子和大志子（《姐妹们》）；在婆婆家做饭，顺手往给“我”的疙瘩汤里打个鸡蛋的孙侠子（《开会》）；为我们的知青学长的事情忙得不亦乐乎的富农子弟们（《喜宴》）……

“我们庄”的人情美撩起了王安忆的美丽乡愁，农民身上所呈现出来的传统文化的美感不断地引起她的回应。她把笔触深入到了孕育了农民身上美感的传统农业文化中。她在乡村世界中建造了一个具有传统文化美感的“我们庄”。这种具有传统农业文化美感的“我们庄”之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伦之美，人性之美。这种美主要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乡民之间的相处及婚丧嫁娶等仪式中；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充满诗意。冬天等雪套麻雀，春天等燕子来巢，夏天等下露水到地里偷瓜，秋天更有大秫秫，红辣子，大白蒜，豆秸候着……（《隐居的时代》）。

从这个意义来说，王安忆的乡村世界和沈从文的乡村世界有着相似之处，它们都作为现代文明的对立物出现，同样包含了传统/现代，文明/愚昧的主题，乡村的世界里也都蕴藏着中国传统的伦常之美和人性之美。但是沈从文的作品更突出乡村的原始性和地域性，展示出特定地域中少数民族的蛮性和野性，并呈现“读书人”和“乡下人”的冲突；冲突往往引来戏剧性的场景，因果关系明确的叙述元素，悲剧或喜剧的线索和伏笔，以及让读者唏嘘感叹的人物和环境的刻意交代。而王安忆塑造的则是一个“知性”的乡村，一个受到现代文明教化却又保持着传统的感性和伦理的乡村，她展现的是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及以这种知识分子身份与乡村的融合和互渗；她从未在乡村世界里，刻意刻画典型环境和塑造典型人物，甚至有意规避那种激烈而紧张的、环环相扣的情节叙述，而是任由散漫的笔游刃有余地触及日常生活的趣味和情致。

以文人的雅致情趣“发现”日常生活的趣味和情致，这点上，她似乎更接近汪曾祺。和汪曾祺一样，她有着向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古典情结，向往和醉心于古典的意境。她的“散漫”叙事淡化情节，注重抒情写意，在一种朴实无华的语言中寄托深远的趣味。其乡镇风俗描绘得如诗如画，有着平和冲淡的美。比如在《上种红菱下种藕》中就有大量的如诗如画的自然景物的描写，尤其是对沈楼景致的描写，呈现出雅致和优美的意境。纤长柔韧的草叶，高大的香椿树，看似杂乱的后花园却又井然有序，破旧中蕴藏着精致，它是王安忆“合情又合理”的生活方式的表征，没有城市的喧闹与骚动，势利与浮华，有的是乐天知命，善良纯真，小说中浸染着宁静和谐的传统文化氛围。

可以说，在乡土风俗的描写之中渗透着她传统的文化意识和审美情趣，人与物之间亲密相处，人与环境之间和谐共适，人与人之间友爱互助，呈现出一派远离喧腾和纷扰、恬淡平和、洒脱自然的生活氛围。但是在汪曾祺的作品中，所表现出对大自然的亲近之情，处处流露出闲云野鹤般、致虚守静的人生境界。那些人物其实都有点原型化，有点名士派头，更接近于道家贵自然、顺天命的思想。王安忆的“自然”，是非道家式的，它沾染了世俗气，拥有着平民情怀。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她重写过去的乡村之目的并不在告别现代走向传统，走向过去，更不是想唱一曲浅薄的所谓“土地黄昏”的挽歌。在市场经济下的九十年代，当许多人文知识分子对人文精神忧心忡忡的时候，她却淡然地表示：“市场化倒是把许多问题简单化而且本质化了，市场概括了民众中大多数人的需要，这种需要比较地贴近其个人自身的需要，日常化的需要，而不是意识形态的需要。”④在她看来，市场化倒是让文学更接近它的本质，让文学逐渐回到追求“文学自身的真实”上。在市场经济下，在王安忆看来，文学的更深层危机并不在于所谓的“文学边缘化”，而在于作家的创造力。作家创作力不解决，一味地批判现代化，隐退到自然也是无用之举。

她不会一味地伤悼文学的边缘化，也不会一厢情愿地用“自然”来医治现代化所带给她的痛。她会直面这种两难的窘境，平静地叙说失落感。她也会客观而感性地展现现代化侵入乡镇的图景，原来依水而设的小镇子的格局逐渐被打破，現代化的楼房拔地而起，原本和谐合理的传统的乡镇生活方式和人情世故正逐渐改变。仲明公的“风荷图”难觅佳音，顾老师的《兰亭序》无人问津，闪闪的艺术画廊不得不改成美容院。唯利是图的妹囡，唯钱是命的大小老板，势力的酒店服务员……最后代表传统文化的公公去世了，老屋子也倾颓了。面对这些乡镇的变化，王安忆会感叹，但感叹之际，却又把“现代化”称作是“世事变迁”，也就暗示历史的久远的合理性：“可它真是小啊，小得经不起世事变迁。如今，单是垃圾就可埋了它，莫说是泥石流般的水泥了。”⑤

王安艺绝非主张丢弃眼前或逃避现代化的现实，而是直面。她觉得应该像鲁迅那样，即使知道前面是虚无，也不放弃现实的理想和争取，敢于直面人生。“就如那个‘过客，一直向前走，并不知道要走到哪里去，并不知道前边是什么，孩子说是鲜花，老人说是坟墓，可他依然要向前去看个明白，带着孩子给他裹伤的布片，人世的好意，走向不知名的前去”⑥。

显然她的直面是一种精神，是她人生的态度，也是她艺术的态度，是她自认定的对伟大的鲁迅的传承，但她的书写策略又与鲁迅的怒目金钢的呐喊或消极低迷的彷徨大大不同，显然，这种不同也是她刻意的选择，她从来就希望日常生活的每一个微小部分有一种理性之甜，贴肤之感的日常生活细节有一种“从长计议”的“实实在在”的美。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一系列乡村小说中，她正是接受、借助并直面了市场条件下个人的“日常化的需要”，并依托生活中的人情世故和人所处的物质关系展现自身的美学想象，施展散漫的、对现实不离不弃的叙述行动。

她为自己量身定制的散漫的叙述，旨在再构一种远非自然，又非现代都市文明的乡村世界，既是追忆中的过去，又是历历在目的眼前，既展示她的主体在直面现实时的反思姿态，又提醒了我们，现实，即使是乡村的真实，早已不再是，也没有必要是一个可以简单回归的自然，更不是感伤的乌托邦。乡村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自然，与道家的那种自然是相去甚远的。她不想选择一个纯粹的农业时代的怀乡病者的讲述姿态。其实，在她的美学观念所选择的那个散漫的叙述声音，更想再构某个“世故”，那是她所认定的散漫于乡村人情中的承担历史演变的汉族的理性，关乎人伦的刻骨铭心的细节和涉世智慧。她似乎坚信，这种世故，在越来越复杂的九十年代，同时是她的讲述姿态越来越成熟的时代，完全可以通过散漫叙事捕捉而构成其审美内核。

注释：

①王安忆.生活的形式[J].当代作家评论，2005（1）：50.

②⑥王安忆.王安忆说[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118，321.

③王安忆.妹头[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1：198-199.

④王安忆.心灵世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4.

⑤王安忆.上种红菱下种藕[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2：282.

论文所属项目：2013年贺州学院科研项目

项目编号：2013ZXSK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