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玉红　李茂君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外语外贸系，广西　桂林　541004)

美国汉学界的中国文学史研究述评

农玉红*李茂君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外语外贸系，广西桂林541004)

摘要以文学史著作为中心，从历时视角考察美国汉学界的中国文学史研究。通过对各时期文学史著作的内容、思想及价值的考察，梳理了美国汉学界书写中国文学史的历时演变，厘清了美国汉学界有关中国文学史著作的研究内容、研究范式及书写特点。

关键词美国汉学；中国文学史著作；述评

国际汉学，也叫“海外汉学”，“国外汉学”，是指中国以外的学者对有关中国的方方面面进行研究的学科。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汉学界开始中国文学史书写。英国汉学家翟里斯的《中国文学史》以其结构完备和内容丰富成为中国文学史书写的奠基之作[1]。二战后，汉学研究基地的重心从欧洲转移到美国。许多美国大学建立东亚语言系或东亚研究所。他们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因其深度、广度和成就脱颖而出。他们的研究呈现西方学术和文化领域内的不同视角和研究方法。本文通过对各时期文学史著作的内容、思想及价值的考察，回顾美国汉学界中国文学史书写历史，梳理中国文学史发展历程和阶段。

根据学科的发展历程及研究重心的变化，本文将美国汉学界的中国文学史研究梳理为三个时期。19世纪末至二战前为中国文学史研究始创期，二战后至20世纪90年代为中国文学史研究发展期，20世纪90年代以后为中国文学史研究繁荣期。

1中国文学史研究始创期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欧洲的法、英、德等国已逐渐形成了一支职业化汉学研究队伍，开展了种种专业研究(仇华飞，2000)。19世纪末美国作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刚刚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后也掀起了一股“中国热”。究其原因，主要源于美国国家利益的需要。一方面美国在中国大力开展资本市场，急需认识和了解中国；另一方面对华商贸及外交活动日益频繁，急需对中国社会、文化、政治及思想文化等各方面作深入研究。在这一次“中国热”中，传教士充当了美国汉学研究的先锋力量，主要代表人物包括卫三畏(S．Wells Williams)、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及丁韪良(W.A.P. Martin)等。他们或编撰汉语字典，或译介中国典籍，或对比中西文化，研究范围涉及面非常广泛。就中国文学史而言，也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如开山之作兼百科全书式的《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翰林集》(Essays on the Intellectual Life of Chinese)、《汉学菁华》(Lore of Cathay)、《中国人：他们的教育、哲学和文学》(The Chinese : their Education, Philosophy, and Letters)等。他们用西方观念阐释中国文化、文学、哲学和宗教，并以信息归纳的形式完成了百科全书式的中国文学史。但此期的中国文学研究以自发、零星的形式出现，且研究者是大多数是“业余汉学家”。

此时期的文学史研究主要呈现以下特点：首先，对中国文学史的了解只是整体汉学认知框架的一部分，被裹挟在大汉学谱系中，尚无独立的学科意识。如丁韪良(W.A.P. Martin)在《中国人：他们的教育、哲学和文学》(The Chinese: their Education, Philosophy, and Letters) 中引介中国文学史时，他不但引介中国翰林院和儒释道哲学，还大力介绍中国散文、书信体风格、寓言故事、诗歌以及孔子的文学思想等。不难看出，他们对文学的概念还只停留在泛文学的观念中，尚未上升到学科的认知。其次，美国的汉学研究是在英国汉学研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在基本构架、思路以及方法上与英国的汉学研究极其相似。另外，许多中国的文学文献已经被翻译成英语，这为美国的中国文学研究提供了便利。例如，英国汉学家翟里斯的《中国文学史》(1901)中，其以朝代为经，以文体为纬。除介绍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家和作品外，他还论述了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这种文学史书写方式奠定了随后的美国文学史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2中国文学史研究发展期

在始创期研究的基础上，美国学者于二战后开启中国文学研究热潮。原因有三：首先，东方学(汉学) 作为一种研究类型受到美国政府重视与扶持。其次，文学学科的建立使得文学研究成为美国教育体系中极其重要的部分。第三，大量具有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的华裔学者开始从事美国汉学研究。

该时期研究特点主要包括三方面。

首先，研究者基于西方为中心的原则编撰中国文学作品选集。从白之编撰《中国文学选集》(1965)可见一斑。白之编撰的选集虽然涉及中国文学诸多领域，但他在编撰中国文学作品时大多基于西方价值观原则。对于文学定义，白之在序言中认为他对文学的定义是“现代西方式的，而非传统中国式的”(Birch， 1965: 10-15)。在作品选材上，白之也自认为他的选编方式基于西方文学观原则。如在先秦散文部分，他弃儒家经典不顾，只选入了《庄子》。他未选儒家经典是因为他觉得西方读者不容易理解和接受儒家经典的一些观念或思想。在作品编排上，白之秉持的是美国“实用主义理念”和“经世致用”哲学观。他在选集中推崇道家作品摈弃儒家经典，这与当时美国深处越战泥潭无以自拔，道家“无为而治”符合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不无关联。基于上述原因，白之编撰的《中国文学选集》在一系列中国文学翻译作品中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可，并被认定为英语世界中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中综合性最强的著作之一[2]。

其次，中国古典诗歌翻译和研究成为美国研究中国文学的主要对象。19世纪50年代末，美国出现“东方文化入侵”热潮，以威廉斯(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雷克斯洛思(Kenneth Rexroth)等为代表的“旧金山文艺复兴”运动(San Francisco Renaissance)。另外，英国汉学家翻译了许多汉语文献和诗歌也为美国汉学界的中国诗歌研究提供了便利。例如，在白之的《中国文学选集》(1965)中，其收录了斯奈德翻译的24首寒山诗，这意味着寒山诗在美国汉学研究中经典地位的确立。

第三，华裔学者加入汉学研究，丰富了美国汉学界的中国文学史研究。这一时期的主要华裔学者包括陈受颐、赖明、柳无忌等。

陈受颐的《中国文学史述》(1961)以时间为顺序，论述了从早期历史到1911年中国封建制度的结束以及1920年到1930年间西方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他对某些作家的作品和生平作了详细阐述，使读者能够对这些作家产生兴趣[3]。

赖明的《中国文学史》的贡献在于清楚地区分了时间周期，强调佛教对文学作品影响以及文学和音乐关系[4]。作者熟练地穿插了具有代表性诗人或作家的生平。他为西方读者总结了中国文学史发展中的四个显著特征，即：(1)中国文学史上每一种文学体裁都有受到普遍认可的优秀典型作品；(2)自东晋以来，佛教思想对中国文学具有深远影响；(3)各种形式的中国诗歌、小说和戏剧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源于普通大众对生活的自然表达；(4)中国文学与音乐存在着紧密关系。

柳无忌的《中国文学概论》(1968)是一本有关诗歌和散文的评论。该著作分18章，将中国重要作家和作品一一呈现于西方读者眼前。在前面的9章里，柳无忌把经典作品和当代作品并列，突出了传统作品如《诗经》、《宋词》和《史记》的影响。在后9章里，他在最新研究的基础上，对戏剧和小说提出了新见解[5]。由于儒家思想的重要影响，文学的审美意识让位于道德。虽以大量的历史材料充实，但其叙述大多流于虚幻，其书写方式也与国内的范式无二。

总而言之，二战后至20世纪90年代期间，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大多数学者仅凭一个人之力完成一部文学史，故力量有限，其中有甚多瑕疵和纰漏。

3中国文学史研究繁荣期

20世纪90年代后，学者们掀起中国文学研究新热潮。该时期的文学研究者宣称要打破范式和旧的模式。另外一个因素是20世纪90年代文学研究界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学者们开始挑战文学史书写的可行性。第三个因素是中国文学研究走向世界，使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学有了更全面地了解。

该时期的研究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在20世纪70年代华裔学者倡导中国本土文学观念的影响下，以西方文学观念为中心的原则开始淡化。该时期文学选集的编写主要以美学的特质和对中国文学的本土理解为编写原则。例如，梅维恒在编写《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2001)时，认为应摈弃之前基于历史时期的编写原则，应当从新角度书写中国文学史，正如他在“序言”里所言：“很少有人尝试根据体裁、风格和主题重建文学史，或分析社会政治制度甚至其他艺术形式与文学的关系。”[6]梅维恒改变了以朝代和文体框架的文学史传统编写体例，正如他所说：“就本文学史所选主题而言，本选集绝不赞成中国文学史只能按传统体裁进行编排的观点。”[6]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试图呈现中国文学的奇思异想、文体流变、中国文学宝藏的整体范畴、传统文体以及特殊文体如明后期小品文，甚至书信。它也强调人们熟知的中国文学的特点，如“不同文体中重复出现同一题材。”[6]梅维恒阐明意识形态的多样性和中国文学中的人物以及他们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中国文学中不同思想方法相互交织相互影响。这些不同思想成分不可分割，指引中国文学之路。梅维恒特别关注正统文学与民间文学之间的二元对立以及佛教的外部影响和道教对汉儒的影响。梅维恒认为因为这些过程(正统文学和民间文学相互作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相互联系，各种宗教的变化、父权和女性声音的张力)，使中国文学直到今天仍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这部文集的创新之处就是 “互文性分析”，它还突出不同时期不同文体中的重复的主题和意象。梅维恒通过自我指认方式突出某些中国文学中不该被忽视的有趣特征及经常出现的主题和典故。此外，文学也和其他艺术、绘画、音乐、舞蹈和工艺联系在一起。

第二，摈弃传统的单线式文学叙事方式，对中国古典文学进行创造性阐释。以宇文所安编写的《诺顿中国文学选集》(1996)为例。宇文所安在选集中所呈现的观念就是文本群之间的相互关系、文学传统的多样化和一脉相承。早期的西方汉学家满足于文学中“中国性”的简化图像，然而新一代汉学家更关注中国文学巨大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正如宇文所安说：“虽然中国文学传统有一个统一的力量，但是它远不是一个孤单的片段。”[7]

宇文所安试图展示中国文学史演化发展过程。他的做法是重复文本以及构成传统的声音，而不只是收集一些更受欢迎的文本，然后再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宇文所安通过主题编排文本群。这些连贯且自觉的方法成为文本选择的基础。宇文所安的新观点是受“场域”概念或者皮埃尔·布迪厄《文化生产的场域》，此概念避开内部阅读和外部分析的冲突，采用综合研究方法研究文化场域的关系[8]。文学史的复杂本质通过分层和多维的模式来表达。在某个历史时期，肯定存在不同社区、不同文本群和不同社会接触。宇文所安也强调掩盖在文本之下文本群的重复。在19世纪60年代解构主义的影响下，汉学家开始尝试着用新的方法书写文学史。宇文所安强调文学传统中的“离散社区”。一个文学作品不仅仅是历史文体中的一部分，也是“离散社区”中的一部分。“离散社区”是在特定时期内阅读、倾听、书写、再生产、改变以及传播材料的群体。引人注目的是，宇文所安独自翻译所有的作品，目的是重现中国文学中变化的记录。

第三，将文学史看作是一个有机的文化整体，注重文学现象和文化潮流。例如，在孙康宜和宇文所安合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2010)中，中心思想是文学文化，也就是文本生产、文化艺术品、物品及流通的整个世界，以及生产周围的世界。文学文化是指作品文化而不是人类学观念上的文化[9]。在文学书写初期阶段，学者们突出时代精神，但是朝代的改变和文学分期没有必然的联系。有时候，文学变化可能发生在朝代中期或前期，或者有时候它跟着朝代的变化而变化。例如，《剑桥中国文学史》中的唐朝文学史部分并不完全按照唐朝(618-907)的时间顺序，而是摘取从武则天时期至北宋初期(650-1020)。他认为按这一时间分类符合文学传统的延续，北宋文学是隋唐文学的延续，北宋时期文学代表人物及文学新人大多承继隋唐文学传统。而对唐初文学稍加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大多数文学家的父母或祖父母原本就是南北朝的官员。此外，宇文所安认为这样编排可以强调文学传统中的“话语群体”(discursive communities)。话语群体指某特定历史时期中能操纵文本的人，对文本的操纵包括阅读、聆听、编撰、再创、改编和传播。据宇文所安的观点，文学史不应只是文学体裁的历史，还应包括各种文学传统和话语群体[10]。

正如《剑桥中国文学史》前言所说，中国文学史实践受到前现代中国范畴和19世纪欧洲文学史的影响，反过来，中国文学的历史记录塑造西方文学史研究，这些范畴已经成为惯例，《剑桥中国文学史》的特点是“质疑这些范畴”[11]，它采取整体历史研究方法，而不是遵循古板的文体分法，因而创造“文化历史或文学文化的历史”。

4结束语

综上所述美国汉学界的中国文学史著作研究进程可以发现，三个阶段各有特点。二战前的文学史研究只能简略描述中国文学，且将中国文学作品的研究裹挟于大汉学研究谱系中。70年代以后，美国汉学界的中国文学史研究打破以西方为中心的研究范式，强调中国本土文学的理解。90年代以后，其研究打破范式，全面呈现中国文学史，展现中国文学的多样性、差异性、复杂性。综合各个时期研究发现，从整体上看，美国学界的中国文学史研究呈上升发展趋势。特别是90年代后，研究力度增大。美国汉学界的中国文学史研究还在继续，相信会有越来越多有志于此领域研究的学者获得更多丰硕成果。

参考文献

[1]李倩.翟里斯的《中国文学史》[J].古典文学知识, 1996(2): 108-113.

[2]Birch C.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Volume 1: from early times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 [M].New York: Grove Press Inc, 1965:10-15．

[3]Ch’en S Y. Chinese Literature: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M]. New York: The Ronald Press Company, 1961：8-20．

[4]Lai M.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M]. New York: The John Day Company Inc, 1964：5-15．

[5]Liu W C.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Literature [M].Bloomington and Lond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66:7-10.

[6]Mair VH. 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14-16.

[7]Owen S.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Beginnings to 1911 [M].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1996:12-18.

[8]Pierre Bourdieu. Les Regles de I’art:Genèse et structure du champ littéraire[M].Paris:Edition de Seuil, 1992:263-271.

[9]Chang, Kang-I Sun, Owen, Stephen.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 volume set[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11-26.

[10]王敏.《剑桥中国文学史》与新文学史学[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5):91-94.

[11]李佳, 曲景毅. 试论宇文所安《剑桥中国文学史》的理念与呈现[J].文化与诗学, 2011(1); 298-302.

(责任编辑骆桂峰)

* 作者简介：农玉红，女，广西天等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及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4859(2016)01-008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