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古代的选举制度与人才培养的关系

2016-01-28姜国钧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2016年1期

摘要：从培养人才和繁荣学术的角度来看，科举制优于察举制，开放的科举制优于程式化的科举制，学者之间的学术争鸣优于政府机构主导的学术评价，而自由学术研究最有利于学术的繁荣和人才的成长。选举制度和学术争鸣都需要清明的朝政加以保障，朝政腐败了，再好的教育制度也培养不出人才来。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应该让学者们在学术争鸣中相互评价，制度化的人才评价应该是宽松的、开放的;仅仅通过严密人才评价的制度来防止人才评价中的腐败收效甚微，只有改革整个制度体系，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治理好人才评价中的腐败，促进学术的繁荣。

关键词：选举制度;人才评价;学术评价;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6）01-0091-07

中国古代的选举制度，尤其是科举制度被认为是中国人的“第五大发明”，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种制度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古代学术的繁荣和人才的成长。这种观点总体说来是不错的，但还需要细加分别，因为中国古代的选举制度历朝历代各不相同，不同的选举制度对学术的繁荣和人才的培养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同的。从培养人才和繁荣学术的角度来看，总体说来，科举制优于察举制，开放的科举制又优于程式化的科举制，学者之间的学术争鸣优于政府机构主导的学术评价，而自由学术研究最有利于学术的繁荣和人才的成长;更有一层，选举制度、学术争鸣和自由学术研究都需要清明的朝政加以保障，朝政腐败了，再好的教育制度也培养不出人才来。

图1是根据南京大学历史系编撰的《中国历代名人辞典》 [1 ]所志人物绘制的折线图。从图1可以看出，随着教育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古代的人才总体呈不断增长的趋势，但由于各朝各代的教育和选举制度的不同，再加上改朝换代等其他一些原因，人才的增长有起有落。春秋战国时期、魏晋时期、唐前中期、元末明初、明末清初、清晚期，出现了七个人才增长的高峰。而整个汉代和南北朝人才的增长表现平平，从晚唐开始人才增长呈下降趋势，直到南宋初才出现一个小高峰，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高峰都是陡峭的，高峰之后人才的增长急速下降。如果程式化的科举不利于人才的成长，就需要说明南宋小高峰和元末明初、明末清初的险峰是如何形成的。

图2是根据冯契主编的《哲学大辞典》 [2 ]所载中国古代哲学大事绘制的折线图。图2显示，春秋战国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11和12世纪的宋代以及明中叶以后，耸起四个学术繁荣的高峰。学术繁荣的低谷则分别出现在公元前1世纪的汉代、公元10世纪的五代和宋初以及公元14世纪的元末明初。汉唐和元明在大部分时间里，处在学术思想创新的低潮期。如此看来，中国古代的选举制度似乎并没有促进学术的繁荣，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学术的繁荣，宋代的新儒学以及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都是在批判科举的过程中兴起和发展壮大的。中国学术思想的轴心时代在秦汉以前，那时既没有察举也没有科举。西周时期是学术官守，君子们在封建体制的护翼下从事类似于古希腊的“自由学术”研究，创作了中华民族的元典。春秋战国时期，天子失官，学术下移，百家争鸣，如《庄子·天下篇》所言，“古之道术”开枝散叶，迎来了空前的大繁荣。

一、科举制比察举制更有利于人才的培养和学术的繁荣

汉以前，中国没有严密的选举制度。董仲舒贤良对策后，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严密的察举制。察举制到东汉末年出现很大的问题，到魏晋时期被改造成为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从建立起就一直遭人诟病，但一直沿用到隋朝才被科举制取代。科举制在唐代是开放式的，宋以后逐渐严密化和程式化，沿用了一千多年。相比之下，科举制更有利于人才的培养和学术的繁荣。

严格地说，选举制度是一套选任官员的政治制度，然而中国古代的选举制与其说是一种政治制度，不如说是一种教育制度，因为汉以后的选举制虽然多种多样，有恩荫之类的封建时代的遗风和纳资之类的权宜之计，但其中最重要的是察举和科举，察举和科举是对读书人的个人品德、学术水平、办事能力的考察。“这样一来，选士制度就成为古代教育最主要的宏观调控手段，亦即具有‘指挥棒的功能。” [3 ]

察举制是由郡国官员按科目考察当地士人，将他们荐举到朝廷任官。汉代的察举科目繁多而以孝廉科为重。“孝谓善事父母者，廉谓清洁有廉隅者。”（《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可见孝廉科考察的主要是士人的品德。举才重德是为了保障所举官员能廉洁奉公，堪为民望，但也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导致所举人才德高才薄，二是导致士人的虚伪浮薄。

所举德高才薄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无非是官员无办事的才干，不能为老百姓谋取更多的利益。汉初儒、法两家对德与才哪个更重要就展开过激烈的争论，汉昭帝时召开的盐铁会议上，儒、法两家展开了正面的交锋。法家指责儒家“多言而不用”，对解决急边救灾等问题束手无策，儒家指责法家与民争利，“富贵而多患”（《盐铁论·国病》）。论争的最终结果还是重义轻利的儒家占了上风，取得了独尊的地位。这是因为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兴利是老百姓自己的事，官员的事最重要的是保持自己的清正廉洁。重德轻才的察举制对教育的影响则是忽视对专才的培养，降低了教育的层次。在中国古代，道德行为规范教育属小学教育的层次，学习的是洒扫应对进退之节。大学阶段学习的是《诗》、《书》、《礼》、《乐》等文化经典，目的是提高人的人文品质，使规范理性上升为“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的自觉理性。在西方的教育理念中，道德教育属于中小学层次。大学“是一个传授普遍知识的地方”，“大学的目的是理智的而非道德的” [4 ]。尽管汉代所举孝廉中不乏精通经术的儒生，甚至有精通方术的术士，但重德的“指挥棒”并不指向高深的学问，孝廉中才智平平者不乏其人，所以有“举秀才，不知书”（《抱朴子·审举》）、“欲得不能，光禄茂才”（《后汉书·黄琬传》）的说法。秀才尚且如此，孝廉可想而知了。汉代人才曲线恰恰在察举制建立以后进入了平缓的低谷中，思想创新也表现平平，这与察举制重德不重才不无关系。

针对官场良莠不齐的情况，汉顺帝阳嘉元年（132年），尚书令左雄上书对郡国所举孝廉进行考核，“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副之端门，练其虚实，以观异能，以美风俗”（《后汉书·左雄传》）。但左雄改制的收效并不大，遂有汉末关于“名”与“实”的讨论。曹操四次下求贤令，提出“唯才是举”的主张。论者以为，九品中正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出台的 [5 ]。延康元年（220年）确立的九品中正制既考察士人的操行，又考察士人的才能，德行在察举中不再像原来那么重要。尽管九品中正制从创立伊始就不断遭人诟病，但魏晋南北朝人才曲线和思想创新曲线双双耸起一个高峰，不能不认为九品中正制对士人才情的品评鼓励了人才的成长和学术的发展。

察举制更大的问题是它导致士人的虚伪浮薄。在所有的造假活动中，道德方面的造假是最容易的，也是危害最大的。察举制导致士人的虚伪，西汉已然，而东汉更甚。当时和魏晋间人对此多有批判和反思，可参看拙著《中国教育周期论》第二章第三节 [6 ]。对汉代士人的虚伪认识最为深刻的当属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五云：“天下相师为伪，不但伪以迹也，并其心亦移而诚于伪，故小人之诚，不如其无诚也。”道德理想主义不仅体现在汉代的察举中，宋代理学家所构建的道德理性主义“是对先秦儒家道德理想和道德理想主义的赓续与提升” [7 ]，随着理学被确定为科举考试的内容，道德理想主义也在以后各王朝的士子中不同程度地泛滥。道德理想主义的人才评价标准长期推行，则伪入骨髓，举天下为伪而不知耻，举天下如狂而以为常，一旦达到这样的地步，则刀锯、鼎镬已列于前后，深重的灾难不可避免 [6 ]。这样的教训是痛切的、深刻的。然而，由于道德理想主义是儒家文化的基本特征，中国历史上屡屡陷入道德理想主义所带来的灾难中。

科举制改变了察举制的道德理性主义的色彩，将考试的“指挥棒”指向了人的才能，并且建立了公平公正的考试制度，更有利于人才的成长与学术的繁荣。

科举制区别于察举制的特点一是“怀牒自进”，二是“一切以程文为去留” [8 ]。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都是士人被动地等待地方官员或中正官的举荐，科举制则是自由投考，自由竞争，是主动参评，而不是被强行评价，没有触犯过法令的农家子弟都可投考，体现了自由、平等的原则。察举制考察的主要是士人的德行，九品中正制虽也考察士人的才情，但德行仍然是重要的考察内容。科举制考察的是士人所投考科目的水平，依据考试成绩的优劣录取，体现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科举制之所以更能促进人才的成长和学术的繁荣，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自由平等、公平公正的评价制度解放了人的创造力。人才简单地说就是有创造力的人。所谓创造就是不以任何现实存在物为范型，超出物种已有的尺度，将对象变成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并将自己的意志和意识对象化。因此，创造需要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创造。另一方面，创造得越多，限制人的外在现实的改变就越大，人所获得的自由就越多。这就是创造的价值，亦即人的价值。察举制的权力掌握在郡国行政长官的手中，九品中正制的权力掌握在中正官的手中，他们所察所品的范围极大地局限在官僚阶层和士族大家。两汉见于史籍的孝廉307人，出身官僚贵族家庭的占75.6%，出身贫民的只占8.7% [3 ]。九品中正制更是成了士族家庭进身的工具，“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科举制实行以后，寒门学子有了进身的机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刚刚启蒙的学童就懂得了读书学习可以改变人一生的命运，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激励了人的进取心，解放了人的创造力。刘海峰甚至认为：“现代中国人具有较强的进取心，与科举制度下形成的勇于进取、及第争先的传统不无关系。” [9 ]

从考试内容来看，科举考试具有高等教育考试的性质，有利于学术的繁荣。关于科举考试的高等教育考试的性质，刘海峰在1994年就有论述 [10 ]。科举考试主要考儒家经典，如《礼记·经解》所说，经典的学习是为了培养一种高贵的品质，属于大学教育中的通识教育。经典的学习和研究不仅促进了经学本身的发展，对推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是有贡献的。第一，儒学传播了中国古代的自然观，儒家经典中包含了大量的科技史料，儒学体系具有一定的自然科学基础;第二，儒学思想家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所必需的创造精神与探索精神;第三，儒家伦理思想对中国古代科技道德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深远;第四，儒学教育中发展起来的教学原则和方法对中国古代科技教育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11 ]。另外，诗赋取士，八股文体训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学的发展。“八股文是一种标准化的考试文体，虽不适用，但它糅合了散文的章法、骈文的排偶和近体诗的格律，真要掌握并不容易，需要熟读经书和具备相当的文学修养的基础上才能作好。” [10 ]

二、开放的科举制比程式化的科举制更有利于人才的成长

科举考试在唐朝是开放式的，宋以后逐渐走向程式化。

唐代的科举制是开放式的，“虽然是‘以文取人，但‘文尚不离‘人” [12 ]。有所谓“省卷”，投考者将平日所作诗文交给主考官，让主考官知道他们的风格和特长。有所谓“行卷”，投考者选择平时佳作，投呈给名公巨卿和文坛领袖，求得他们的赏识，制造声望，增加及第的可能性。还有所谓“通榜”，省试之前，达官贵人、文坛巨子、社会名流与主考官互相通气，共同拟定投考者的优劣名单。唐代科举考试的试卷不糊名、不誊录，考官可参考通榜、行卷和省卷决定等第。这些做法使得主观意志干预考试成为可能，但同时也是对主考官的一种舆论监督，投考者也不必担心一卷定终身。

有唐一代的官学教育以儒学教育为主，但它的科举制度却是有利于文学艺术教育的。唐代科举进士科取人最多，而进士科是以诗赋的优劣论等第的。与儒家经典相比，文学艺术具有更大的开放性，更能凸显人的个性和才情。从图2来看，唐代的思想创新成果少，但图1所显示的人才曲线在唐代耸起了一个高峰，而且持续了两个世纪。即使到了唐末，人才的数量也超过了两汉和北宋。这些文学艺术人才通过科举进入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会有怎样的表现呢？王夫之有这样一个评价：“唐多能臣，前有汉，后有宋，皆不逮。”（《读通鉴论》卷二十）总体来说，文学艺术所成就的人才情感丰富、真实自然、个性张扬，斐然成章，一改汉代特别是两汉末年许多经术之士的虚伪深险，人格更加健康鲜活。

但开放式的科举制容易导致舞弊和腐败的发生，从而丧失人才评价的公正性。宋初从命题、考试到评卷采取了一系列严密科举的政策。实行“别头试”以回避亲嫌;“按榜引座”以加强考场管理;禁止继烛以减少作弊机会;严禁挟书、传义、代笔;实行锁院、封弥、誊录;废除公荐、公卷;制定严格的行文和声律规则;制定严格的试卷等第评定标准。这些措施效果显著，欧阳修称赞它是“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祖宗以来不可易之制也”（《欧阳修全集·奏议集》卷一七《论逐路取士札子》）。元代进一步窄化了科举考试的内容，钦定《科举条制》规定：“如今将律赋省，题诗、小义等都不用，止存留诏诰表章，专立德行明经科。明经内《四书》、《五经》，以程子、朱晦庵注解为主，是格物致知、修己治人之学。”科举发展到明代，“八股”文逐渐成为了一种科举考试的专用文体。何怀宏对“八股”文的评价极高，认为“它不仅使衡文更明快，实际也提高了考试的难度，否则，以四书命题作文势必变成徒为记诵。”“科举制度发展到了明代，实际上已经到了相当成熟、完备的地步。” [12 ]因此，清朝人的任务就是照搬宋以后逐渐形成的这一整套严密的科举制度。

这种严密的、程式化的制度是否能够保障考试的客观、公正和平等呢？关于明清科场的弊端，《中国教育制度通史》中列举了大量的事实 [13 ]。与唐代相比，明清科场的弊端有过之而无不及，至少是难分伯仲。所不同的是，唐代更多的是公开请托、互结朋党;明清更多的则是暗中勾结、互通关节，作弊手段五花八门。

“八股”文被称作“制艺”，“制艺”就是按规定的要求制作科举程文的技艺，它不是像诗赋那样表达真情实感，而是巧妙地将经义组合成对仗工整的韵文;它不需要丰富的想象力，只需要满足复杂条件的技巧。因此，八股制艺是一种技术而不是艺术，是一种以经义为材料的复杂的智力游戏，能选拔出智商高、经义熟的人才，如此而已。一个社会的知识分子趋之若鹜地玩一种功利性、技术性的智力游戏，这个社会必将丧失灵魂和活力。明以后习“制艺”的读书人禁于严密的法网，困于道德理想主义的理学，既无汉魏刚健、沉雄的品格，又无盛唐自由、奔放的个性，猥琐而虚伪。“八股之害，甚于焚坑”，实非愤激之言。

如果说程式化的科举不利于人才培养和思想创新，那么南宋、元末明初、明末清初以及清后期的人才高峰，宋代、明末清初的思想创新高潮又如何解释呢？理学的兴起使得宋以后出现了一个持续了两个世纪的思想创新的高峰。明中叶以后阳明心学的兴起直至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的出现，以及清后期西学东渐，使得明中叶以后思想创新高潮迭起。理学、心学、启蒙思想以及清后期的新学，无一不是对科举持批判态度的。

理学家认为科举助长私欲、败坏人心。程颐批评北宋的科举说：“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惑于异端。苟无此三者，则将何归？必趋于道矣。”又说：“但举业，既可以及第即已，若更去上面尽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二程遗书·伊川先生语四》）这种批评还算是温和的，到了南宋，理学家见世风浇漓，认为是科举考试败坏了人心。陆九渊说：“大率人多为举业所坏。取人当先行义，考试当先理致，毋以举业之靡者为上。”（《象山语录》下）朱熹直接将北宋的灭亡与科举考试联系起来，慨言“朝廷若要恢复中原，须罢科举三十年” [14 ]。王阳明批判八股举业不能培养经世致用人才，致使朝廷无能臣，国家无治吏 [15 ]。启蒙思想家对八股取士的批判，从顾炎武“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日知录·拟题》）一句话，就足见其痛切。而清末新学兴起后，科举制遂在批判声中被废除。显然，宋以后的思想创新恰恰是对当时科举的反动。而宋以后人才的出现则与理学家和心学家在学校教育之外另辟书院教育相关，只有元末明初的人才高峰，似乎另有原因。我们统计到的元末明初的200余位名人，除了那些朝代更替时涌现的一批武将外，元末确实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文人。“元季士大夫好以文墨相尚，每岁必联诗社，四方名士毕集，宴赏日夜，诗胜者辄有厚赠。”赵翼就觉得此事可怪（《廿二史札记》452条）。元季文人的兴起，或许正与元代科举的衰落有关。元灭宋后34年才设科取士，之后还几次兴废。有元一代，共计开科16榜，仅录取进士1 139人。不仅在数量上远远低于宋代，同时科举出身者也并未成为官僚体系的主体 [16 ]。朱熹曾说：“谋恢复，当废科举三十年。”（《朱子语类》卷109）他的话不幸在取代南宋的元王朝被证实了。

一种新的选举制度在其建立之初，往往颇得人才，而用久了之后，就会逐渐被用它的人破坏。制度本身没有变，是用他的人变了。汉代察举得人最多的是汉武一朝，如《汉书·倪宽传》所说，当时“群士慕向，异人并出”，“汉之得人，于兹为盛”。但“随着汉朝统治日久，吏治逐渐松弛，风气日趋腐败，察举的责任制也开始废弛。” [3 ]东汉左雄改制，增加考试内容，就是因为当时的察举“言善不称得，论功不据实，虚诞者获誉，拘检者离毁”（《后汉书·左雄传》）。但左雄的努力并没有使察举非其人的现象得到改善，到东汉后期，察举被外戚宦官所操纵。这一过程不断被此后各王朝重复，九品中正制是这样，科举制更是这样。科举制发展到宋初，已经相当严密了，但再严密的选举制最终还是被人破坏了，而最终的结果是不得不废除延续了1 300年的被称为“中国第五大发明”的科举制。

三、学术争鸣中的自由学术研究最有利于学术的繁荣

中国古代思想最繁荣的时代是春秋战国时期以及此前的夏商周三代。“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尚书·多士》）只是这些典籍到孔子的时代就已经文献不足征了，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只有周代的典籍经孔子整理后流传至今。汉以前，只有孔子整理的西周经典才称作经，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儒家的其他经典，包括《论语》、《孝经》都只能称作传和记。按《庄子·天下篇》的说法，春秋战国时期的其他学术思想都可以追溯到“古之道术”。可见春秋以前的学术是很发达的。尽管儒学到宋代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道家思想也借助于道教在后来有所发展，但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在汉以后的发展，其成就远远没有超越先秦时期。而先秦时期并没有完备的选举制度，学者们从事的是自由学术研究，是学术官守和学术争鸣推动了学术的发展。

西周时期，“学在官府”。“惟官有书，而民无书”;“惟官有器，而民无器”;“惟官有学，而民无学” [17 ]。学术官守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一是“官师合一”。“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周礼·地官·司徒》）“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周礼·地官·保氏》）“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礼记·王制》）“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礼记·学记》）建立起了完整的学校教育体系。天子的大学曰“辟雍”，诸侯的大学曰“泮宫”。大学的学制长达10年。“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礼记·学记》）从经典教育到专业教育到博习论学的学术研究，最后成就知类通达的通才，这是一套完整的大学教育的学程。《周礼》、《礼记》是后出文献，其中关于周代官学教育的描述或许是汉朝人的推想，但无论如何，西周时期学术官守是没有争议的。西周的学术官守类似于古希腊的“自由学术”。自由学术是自由人的学术，所谓自由人，就是那些生活有保障，有大量的闲暇时间，脑子又极为聪明的贵族。亚里士多德认为，从事自由学术研究是自由人最好的闲暇生活。也只有自由人，才可能从事自由学术的研究。所不同的是古希腊的自由学术是探讨原因和原理的学术，西周的贵族所研究的是《诗》、《书》、《礼》、《乐》等人文经典。自由学术成就的是博雅的贵族，人文经典成就的是志于道、喻于义、坦坦荡荡的君子。

二是“畴人之子为畴人”。《礼记·王制》说：“凡执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凡执技以事上者，不贰事，不移官。”那时从事技术性工作的人是一些专门人才，即所谓“不贰事”。这些人的技术代代相传，技艺高超。除在乡的祝、史、射、御、医、卜、百工外，朝廷里还有大祝、大史、射人、大驭、医师、大卜等官，这些技术人才的学问也是代代家传的，即所谓“畴人子弟沿世业而守成法”（《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朝廷的专业技术人员有固定的俸禄，能潜心从事专业技术研究。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在先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与这种学术专守、世代相传的制度有很大的关系。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天子失官”，“学术下移”，学术思想在学术争鸣中发展。西周礼教盛极而衰，到春秋时期“礼崩乐坏”。最早全面反思西周礼教的是老子和孔子。《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记载：“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老子认为，周礼仅遗存下来一些仪文，这些仪文早就不合时宜了，只有彻底抛弃周礼的虚假文饰，取法自然，守道归朴，才能重建道德文明。但孔子并不赞同老子的观点，他在全面反思了夏商周教育的得失之后，得出先继承周代礼乐文明，然后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发展礼乐文明的主张。

据韩非子的说法，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儒家内部先起了争鸣。子夏一派传经习礼，强调的是道德规范对人的约束，传至荀子提出了“性恶”论，开创了儒家教育思想中“外铄”一说。曾参体仁尽孝，强调的是人内心的道德情感的重要性，传至孟子提出了“性善”论，开创了儒家教育思想中“内发”一说。儒学兴起之后，墨家首先发难，随后道家和法家参与争鸣，各家各派都针对儒家的“礼教”提出批评。墨家以功利主义批判“礼教”浮华不实;道家以自然主义批判“礼教”持平割物;法家以极端理性主义批判“礼教”虚文假义。针对这些批评，孟子和荀子分别予以回应，争鸣促使儒家对人性和礼法作出了更深入的思考。其他各家各派也在争鸣的过程中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当时的学者之所以能在争鸣中从事自由学术研究，是因为这些学者的生活和研究条件得到了当时礼士养士制度的保障。西周的自由学术研究留下了一个好的传统：道高于势——学者们的学术权力高于统治者所拥有的行政权力。孔子开创儒家私学，将西周贵族统治者学习的文化经典传播到民间，于是掌握着知识而又道德高尚的士便以“道”的承担者自居。曾子把“道”看成是要用人的一生去承担的东西。他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孟子更是提出了“以身殉道”的理想要求。“道”高于生命，更高于权势。魏文侯以子夏为师，鲁穆公师以子思为师。“子思以后，士阶层高自位置的风气愈烈，于是出现了绝不肯与政治权威妥协的一类人物。” [18 ]稷下学宫应运而生，践行“道高于势”的理念前后长达一个半世纪。稷下学者为“列大夫”，即爵禄在大夫之列却不履行大夫的官职，他们“不治而议论”，专门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稷下学者称“先生”而不称臣，和世主是师友关系。稷下学宫“兼容并包”，当时各家各派的学者几乎都在稷下学宫做过研究。“稷下学宫以它包容百家、宽松自由的学术气氛，成为了战国后期华夏学术的中心和创造性思想产生的温床，古代的学术思想在这里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经历了它的黄金时代。” [19 ]

学术争鸣是自由学术发展的强大推动力，按照政府统一的标准评价学术只会禁锢学术思想的发展。春秋以前的学术争鸣已不可考，《庄子·天下篇》将战国时期的学术追溯到了“古之道术”，可见春秋以前的道术也是百花齐放的，百花齐放就会有百家争鸣。所谓自由学术就是可以自由探讨的学术，任何学术观点都必须是可以质疑的，不能质疑的知识叫常识，常识是人们必须遵循的一些规范和规则，或是宗教的、意识形态的信仰。汉代儒学独尊之后，师法家法相传，传至郑玄，亦不过“述先圣元意”而已。故王夫之批评汉儒道：“道论定而为天下则，乃首所建白，禁博士弟子之意说，坐以不修家法之罪，离析圣道，锢蔽后起之聪明，精义隐而浮文昌，道义不亡者几何哉！”（《读通鉴论》卷七）理学的命运也是如此，元以后理学被钦定为统一的教育内容和标准化的考试内容，理学从此走向衰落。而当魏晋名士起而批判汉代经学之后，中国学术在动荡的年代里持续发展了三四百年。理学自身也是在批判魏晋以来的佛道以及唐以后的科举和浮华文辞的过程中兴起的。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则是在与理学末流的论争中形成的。

学术争鸣和自由学术研究需要学术自由的制度保障，这是当今世界的共识。但在古代社会，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学术自由常常遭到专制政府和宗教裁判所的破坏。春秋战国时期似乎一派思想自由的景象，其实，那时的思想自由也是很有限的，特别是春秋时期，正因为如此，孔子才反复地告诫他的学生要“慎言”。魏晋时期，孔融和嵇康都是因言论而死。理学曾被斥为伪学，心学书院屡遭禁毁，清代屡兴文字狱，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地上演。没有一种良好的制度保障学术争鸣和自由学术的研究是中国古代思想创新少、学术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专制统治下，中国古代的思想创新既是艰难的，更是艰险的。稷下学宫的精神没有被后来的统治者继承和发扬，稷下学宫的辉煌至今没有被超越。

四、结论与启示

中国古代的选举制度让读书人有了更多的进身的机会，有利于更多的人才从民间成长起来，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同样毋庸置疑的是，严密化的选举制度和标准化的考试内容禁锢了读书人的思想自由，不利于学术的繁荣。中国古代学术繁荣的时代出现在选举制度产生以前。西周的封建贵族亦官亦师，在生活相对优厚的条件下，圣贤们创作了中华文化的元典。在封建贵族统治走向崩溃的春秋战国时期，沦落为民的士仍然保持着他们血统中研究自由学术的基因，他们中的佼佼者重新被贵族统治者养起来，“不治而议论”，争鸣不已，创造了百家学术。当今中国再要回到贵族统治下的自由学术研究的时代是不可能的了，但我们完全可以像西方的大学继承古希腊自由学术和自由教育的传统那样，继承春秋战国时期“道高于势”的理念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礼士养士传统，给予学者优厚的待遇，让他们“不治而议论”，自由地从事自由学术的研究。对学者和学子们进行学术评价是必不可少的，但应该让学者们在学术争鸣中相互评价，制度化的评价应该像唐代的科举那样，是宽松的、开放的、张扬个性的。

中国古代的选举制度常常因朝政的腐败而被奸臣污吏所破坏，这时统治者首先想到的是完善选举制度，而不是完善整个政治制度，结果使得本来应该具有较大开放性的人才评价制度变得死板和苛严，阻碍了学术的繁荣和人才的成长，而选举过程中的腐败却在越来越严苛的制度中变本加厉。由此可见，专制的政治制度不改变，单单严密科举制是无法保障人才评价的公平和公正的。严密的学术评价制度不仅不能防止学术的腐败，反而会阻碍学术的发展。当今中国的学术评价制度已经相当严密了，学者们很少有自己的学术权力，制度化的行政权力超越了自由的学术权力。之所以是这样也是因为学术腐败昌行，把学术权力交给学者有可能带来更多的腐败。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这只不过再一次重复了多次重复过的历史。仅仅通过严密人才评价的制度来防止人才评价中的腐败，从而促进学术繁荣是不可行的，只有改革整个教育体制，乃至改革国家的政治体制，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治理人才评价中的腐败，促进学术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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