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爱中

摘要：通识教育已经成为高等教育的普泛性教育理念。汉语新诗作为伴随中国近现代文学、文化成长的先锋性文化现象，在汉语文化的现代性发展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在此背景下，开设新诗课程，通过以学生为主体的互动审美教学，以培养非中文专业大学生的审美品格、道德人格，从而提升人文素养。

关键词：通识教育；汉语新诗课程；高等教育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3）04-141-04

20世纪初，现代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月刊》的发刊词中说：“吾国学子，承举子、文人之旧习，虽有少数高才生知以科学为单纯之目的，而大多数或以学校为科举，但能教室听讲，年考及格，有取得毕业证书之资格，则他无所求；或以学校为书院，媛媛妹妹，守一先生之言，而排斥其他。于是治文学者，恒蔑视科学，而不知近世文学，全以科学为基础；治一国文学者，恒不肯兼涉他国，不知文学之进步，亦有资于比较；治自然科学者，局守一门，而不肯稍涉哲学，而不知哲学即科学之归宿，其中如自然哲学一部，尤为科学家所需要；治哲学者，以能读古书为足用，不耐烦于科学之实验，而不知哲学之基础不外科学，即最超然之玄学，亦不能与科学全无关系。有《月刊》以网罗各方面之学说，庶学者读之，而于专精之余，旁涉种种有关系之学理，庶有以祛其褊狭之意见，而且对于同校之教员及学生，皆有交换知识之机会，而不至于隔阂矣。”他的这段话主要谈及的是在高等教育中，由划分过细的专业化教育所带来的视野的窄狭和思维的局限，从而强调文理互通，“治文学者”不能“蔑视科学”，“治自然科学者”亦不能不“稍涉哲学”，并在此基础上认为《北京大学月刊》的创办可以提供“交换知识之机会”。实际上，现代教育之所以有细致的专业化分，恰恰是顺应社会职业专业化要求的结果。因此，这段话也隐含着对高等教育的单纯“谋生性”培养目标的不满，教育只会谋生的学生而非懂生活的“人”，这显然不是高等教育的理想之途。这种担忧同样被当代著名诗人王小妮所关注，她在大学开设现代诗歌欣赏的课程时说：“如果就业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唯一目的，一无所用的现代诗歌课显然很难上。”“就业”的短视显然是当下高等教育的穷途之一。但放长远来说，任何一种成功的教育自然不能只是为了“就业”，那么，诸如诗歌欣赏这类的关注于人生基本问题的课程也就无法是“一无所用”的。相反，作为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泱泱诗国，传统汉语文化所生发出来的诗意的生活和诗性的思维应该被作为抵御现代工业化社会对真正的人的“异化”的侵蚀的重要资源。“前技术文化的诗歌和散文所表现的节奏，是那些信步漫游或驾车逡巡的人的节奏，是那些有时间和雅兴去苦思、冥想、体验和讲述的人的节奏”。那么，也只有是在这种节奏下，现代人才能在反思自我、体验生命意义的基础上，重构被物化和对象化的人生要义。因此，在高等教育领域，从通识教育的目的出发，开设超越学科界限的新诗教育课程，其意义不言自明。

一、课程设置目的：审美的而非工具的

任何一门课程的设置首先要设定的就是目的性，也就是课程设置的合法性的问题。对大多数通识课程而言，由于是针对非专业性的学生开设的，因此，常识性的普及或者说基本知识的讲授是主要内容，譬如大学语文课的立足点就是如此，旨在提高非中文专业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和基本文学常识的掌握能力。但新诗的课程设置目的显然不仅仅这么简单。作为“寓教于乐”的典范文学样本，诗歌的教授一直以来同人类的道德教育、人格教育和维护社会秩序有着紧密的联系，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在“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的经验世界里，诗歌必然被赋予超越常识层面的重要功能。从标识性意义上说，近现代中国社会文化的现代性是从白话取代文言的语言媒介转换体现出来的，而这种转换具体在文学上的实践又是从新诗开始的。先有了胡适、刘半农等人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白话诗，然后掀起轰轰烈烈的白话文和文言文的争辩，进而扩展开去，激越成为整个社会话语方式的更迭。五四初期，胡适提出的“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的现代文学与语言的相互促进中，新诗一直扮演着先锋的角色。更重要的是，这种先锋性角色一直浸润到整个近现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文化的各个角落，20世纪40年代的街头诗、墙头诗和民歌运动之于民族救亡运动，50年代的大跃进诗歌之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以及70年代末“今天”诗派之于改革开放的文化格局，新诗都以报春花的角色参与和引领着社会文化建设。

从审美意义上说，无论从哪一方面看，新诗都是阳春白雪的，即便是偶尔采取下里巴人的形式，但在骨子里也是木秀于林、卓然独步的。新诗草创于五四时期，始作俑者胡适曾写了不少令今天人看来禁不住捧腹的白话诗，比如那首《蝴蝶》，“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这首看似如流水账一样的诗歌，如果抛弃时间的因素，孤立地看，是没有多少诗意的。但如果明了这是产生于五四时期，是在从文言到白话的新旧诗歌话语系统转换过程中产生的一首白话诗的话，那么，其清新和明快，境界的顺畅和开阔，相对于当时已呈现僵化和沉滞的文言诗歌来说，其语言表述体式的迥异，都给人陌生之感，而恰恰是这种“陌生化”营造出了《蝴蝶》的诗意。再比如，徐志摩、闻一多、林徽因等为代表的新月诗派，无论是用词还是意境的创造上都高擎唯美主义的旗帜，徐志摩的《再别康桥》、《雪花的快乐》，林徽因的《人间四月天》、《笑》，朱湘的《采莲曲》、《葬我》等等，所塑造的美丽而又顾盼多姿的康桥、雪花、四月天、莲花意象，都给人以诗意徜徉的美感，喻体与本体和谐交融，相得益彰，归拢在“建筑的美、绘画的美和音乐的美”的召唤下。20世纪30年代，文学家、哲学家吴宓曾在清华大学开设类似于今天通识课程的《文学与人生》，他说：“最佳文学作品含有人生最大量的、最有意义的、最有兴趣的部分（或种类），得到最完善的艺术的处理，因此能给人以一个真与美的强烈、动人的印象，使读者既受到教益、启迪，又得到乐趣。”新诗在近百年的时间里孕育出戴望舒、卞之琳、穆旦、郑敏、北岛、舒婷、顾城等一系列有着名篇问世的众多诗人，新诗积淀显然是不缺乏此类优秀诗作的。

当代诗人朵渔在谈到诗歌对人的影响时说：“诗歌直指人心的感染力、牵引人向善的力量是毋庸置疑的。它可以改变人心虽然它在一个庞然大物面前暂时失败了。正如李昂·格劳伯的一句名言：每个人都知道艺术家改变不了社会，但这个说法太简单了，艺术是以一种意料之外的方式变成经验内容的一部分。”这种“意料之外”的方式就是诗歌在表达感染力的过程中，往往具有非凡的创造性。“诗用语言，不能像日常意识那样运用语言，必须对语言进行诗的处理，无论在词的选择和安排上还是在文字的音调上”。新诗在表达即便是人人熟知的日常主题的时候，也是独具匠心的。比如，徐志摩的《沙扬娜拉一首》：“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恰似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运用巧妙的譬喻和语句的复沓将离别的场景和不舍的情怀幻化得如此纤细和真切的，也只有诗歌了。再比如，林徽因的那首《笑》：“笑的是她的眼睛，口唇，/和唇边浑圆的旋涡。/艳丽如同露珠，/朵朵的笑向/贝齿的闪光里躲。/那是笑——神的笑，美的笑：/水的映影，风的轻歌。/笑的是她惺忪的卷发，/散乱的挨着她耳朵。/轻软如同花影，/痒痒的甜蜜/涌进了你的心窝。/那是笑——诗的笑，画的笑：/云的留痕，浪的柔波。”运用韵律、意象和细描各种诗歌言说手段将笑容描述的云淡风轻、细致人微。朱光潜在《谈美》中说：“我自己也还是一个‘未能免俗的人，但是我时常领略到能免俗的趣味，这大半是在玩味一首诗、一幅画或是一篇自然风景的时候。”用非日常的方式表述日常的内容，以非一般的感觉表达人人熟视无睹的现象，在践行诗歌审美的超凡脱俗上，新诗自然是不辱使命的。

二、课程设置内容：以经典诗歌文本为中心

按照当前的课程设置习惯，汉语新诗的讲授内容一般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诗歌史的讲述，侧重于新诗发展的历史过程和思潮、流派等以纵向时间发展线索上的诗歌现象的评说；另一部分则是统称为新诗作品选的部分，这部分则是以感悟文本为中心，分析诗歌的文本结构、审美特质乃至思想构成。考虑到通识教育的要求，以及审美性目的，淡化文学史的知识讲解，以经典诗歌文本为课程设置的核心内容将是合理的，也是操作性强的选择。

1 选择经典诗歌文本。在众多号称以经典为标准的新诗选本中，每个选本所依据的经典的定义并不统一。有的是以文本的历史价值为选材标准，所以将胡适的《老鸦》、《老洛伯》等开创性大于艺术性的作品以及大跃进诗歌、小靳庄诗歌里的一些仅具有时代性的篇目选人，有的选本以受众的多寡和曾经获得的轰动性为选材标准，因此将郭小川、贺敬之等的政治抒情诗以及舒婷、北岛等人的朦胧诗作为选材重点。这些选本的出发点都无可厚非，既有其合理性亦有其显在的弊端。既然是教材，必然是服从于特定的教学目的和受众人群的，有较强的针对性，因此，新诗课程所厘定的经典性标准，将以艺术性为首要选择依据，以通过强烈的艺术性美感和诗意所焕发的想象力来增益非中文专业学生的审美体验和建构“想落天外”的思维空间，凡符合此要求者，均可以作为经典文本选人。

2 新诗内容设计要与中学诗歌教育相衔接。进入到现代文学领域之后，诗歌的创作和阅读已经改变了原有的创作和阅读向度。如果说唐朝诗人白居易作诗务使老妪能解，体现出传统汉语诗歌的某种大众性特点的话，那么，新诗在更多的时候则“狭隘”得多。在真正的诗意至上的诗歌流派中，新月诗歌、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派诗、九叶诗歌、20世纪90年代诗歌乃至于新世纪诗歌，大多是贵族性的。即便是朦胧诗和第三代诗这样曾经引起过轰动的诗歌流派，其所影响的人群也多是有较高文化修养的知识分子群体，圈子化是新诗的主要特征。就新诗欣赏来说，生活中有了诗意的体验，未必就能够读懂诗歌。“体验与诗永不相当：即使一个修养很好的读者，也可以在诗中发现他从前阅读时未曾体验过的新的细节，而一个在这方面缺乏素养或者根本没有素养的读者会把诗读得如何走样、如何肤浅就无须细论了”。就目前来看，中小学时代的新诗教育很难说是实现了理想的预期，诗人李琦说：“仅就个人的经验，我们所受的是劣等的、相当糟糕的诗歌教育。在我们心地纯洁，年轻得像新鲜水果一样的年纪，除了古诗，我们读到过什么动人的诗句？谁向我们讲述过代表着人类精华的诗人？”并通过对自己女儿所受诗歌教育的现状分析，有的放矢地认为现在的新诗教育是“意在栽培实则毁坏的审美教育，这种强制性贯输给幼小心灵的‘诗，多么轻而易举地伤害了人的创造力和艺术情怀；而一个人来自童年的经验和体味对一生都会深具影响。人们一代又一代习以为常地承袭了平庸与浅薄，须知，日后将付出怎样的努力，才或许得到一种补救和修正”。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中小学新诗教育的现状的。目前来看，在应试教育为中心的中小学语文教育中，出于考试可操作性的需要，对诗歌文体的排斥也是显而易见的，写作文时特别注明“诗歌文体除外”，语文课本的新诗选篇被列为非考试内容，已是惯例。面对学生如此薄弱的新诗教育状态，要想非中文专业学生更好地接受新诗教育，必须在理解并掌握中学新诗教育的基础上展开，由浅入深，逐步过渡到新的阶段。具体操作上说，可以将入选中小学课本的相关新诗篇目以新的视角和叙述方式进行讲述，比如，徐志摩的《再别康桥》、郑愁予的《错误》，等等。中学语文教育的教学内容多侧重于思想主题的讲述，那么，在高等教育中可以继续从思想性切人，然后转移到诗学结构、情境营造、内在的音乐节奏等更为深入和专业性的内容上，让学生在既熟悉又陌生的诗歌语境中融洽地进入到新诗欣赏的情境中，渐次培养他们的诗歌修养，为以后的课程内容的展开打下基础。

3 因材施教的新诗理论教育。作为一门有着严格学科意义上的课程，理论联系实际是必然的选择。缺乏理论的指导，单纯的诗歌欣赏大多停留在感性经验的层面，要想使得新诗教育获得更为透彻和系统的理解，就必然需要相关理论的介入。因为不是中文专业的专业课程，因此，在相关诗学理论的选择上就有必要兼顾基础性和广泛性。所谓基础性，就是将诗学理论的基本问题贯穿到具体文本的讲述中，比如，接受美学的期待视野理论、文本理论、作品理论等不同于传统的诗学理论，就可以在讲述《人间四月天》、《死水》、《致橡树》等含义丰富的诗歌时引人进来，阐述诗歌含义的非确定性所带来的魅力。在此基础上，还可以把英国诗人和理论家威廉·燕卜逊的《朦胧七型》中的含混理论作以介绍，以照顾到诗学修养较高的学生。所谓广泛性，就是不能只局限于新诗的理论，还应该将传统的汉语诗歌理论，比如，《诗品》、《原诗》、<沧浪诗话>等著作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介绍给学生，使其明了新诗美学的源头，意象的传统内涵和创造性。对讲述如新月诗歌、朦胧诗等和传统汉语诗歌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诗歌文本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课程教学方法：对话的而非教授的

就目前的文科课堂教育情境来说，虽然几经改革，但基本上依然是经院式的教授方式。整个教学内容被限定在特定的时空中，教师是整个教学活动的主宰者，是全知全能的传道者，所谓“教学生一滴水，教师要有一盆水”的比喻，很生动地将教师的这种地位凸显了出来，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学生只是被填鸭式地灌输进去教师的“一滴水”，这几乎是一种单一指向的知识教育，学生虽然在场，但实际上是缺席者。讲授模式之所以如此盛行和难以改革，主要在于它是一种非常具有可操作性的教学模式，条理化和客观化的知识传授成为这种教育模式的出发点和结果，非常适合现代管理模式下的教育理念。其实，进一步说，在这种教育模式中，不只是学生是被动的，教师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某种先验理念的“傀儡”。德国教育学家雅斯贝尔斯直陈这种教育模式“仅仅限于‘传授知识，教师只是照本宣科，而自己毫无创新精神”。在相对固定的教材和教育主管部门设定的先验性的教学目标的束缚下，教师也必然成为某种理念的传声筒，虽然在场，也是事实上的缺席者。

如果说现代的讲授教学模式是建立在现代实证主义思维模式下，以理性方式传授客观知识为教育目的而设置的话，那么，新诗教育显然不适合这种教学框架。俗话说，“诗无达诂”，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戴望舒的《雨巷》在不同的读者、不同的心情环境下得出的结论也是千姿百态，无论是具体指向戴望舒的情感生活，还是联想到江南小镇的雨季感伤，还是引申到颠沛流离的孤独情怀，都是读者充沛的想象力和特定时空情感与诗歌共鸣的正解，都有其合理性，无所谓正确与否。现代诗人金克木说：“几乎所有情绪微妙思想深刻的诗都不可懂，因为既然不用散文的铺排说明而用艺术的诗的表现，就根本拒绝了散文的教师式的讲解。”诗歌语言结构的独特性，悖论语言的本质，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解构了诗歌理解的“客观性”和“正确性”，永远没有唯一的、永恒的阐释结论。“我们永远不能用科学的或哲学的尺码衡量一首诗，因为当你把诗放在这种尺码上衡量时，那首诗永远不会是一首‘完全的诗，只不过是从那首诗中抽出来的抽象概念而已”。

这样看来，最为适合新诗课程的教学当属对话式、互动式教学。“我们教书，并不是像注水入瓶一样，注满了就算完事。最重要的是引起学生读书的兴味，做教员的，不可一句一句，或一字一字的，都讲给学生听。最好能使学生自己去研究，教员竟不讲也可以，等到学生实在不能用自己的力量了解功课时，采取帮助他……学校教育注重学生健全的人格，故处处要使学生自动”。这是一种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中国传统私塾教育理念的启发式教学，显示出蔡元培中西相融合的现代教育理念。现代美学家朱光潜如此评价早年时期学习国文的经历：“私塾的读书程序是先背诵后讲解。在‘开讲时，我能了解的很少，可是熟读成诵，一句一句地在舌头上滚将下去，还拉一点腔调，在儿童时却是一件乐事。这早年读经的教育我也曾跟着旁人咒骂过，平心而论，其中也不完全无道理。我现在所记得的书大半还是儿时背诵过的，当时虽不甚了了，现在回忆起来，不断地有新领悟，其中意味确是深长。”实际上，私塾教育尽管在形式上依然表现为讲授式，但因为有了学生早期的诸如大量的背诵和初步的理解，在后来的“讲经”阶段，和教师形成了非常融洽的互动。因此，新诗课程的讲述应该在借鉴传统和结合实际的情况下，灵活处理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采取合理的、恰适的教学模式。

1 改基本的知识传授为创造性的新诗欣赏。相对于中小学生而言，大学生已经具有了较高的文化修养和较强的自主学习能力，随着图书馆、互联网等图书信息检索手段的不断完善，对他们来说，关涉新诗基础知识的检索和获得已经是易如反掌。因此，新诗课程的课堂教学完全可以弱化诗歌背景知识的讲述，而将其作为学生课前掌握的部分。比如，在讲述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时，提前让学生阅读好海子的生平、性格特征乃至诗歌特点等基础性的东西。然后在课堂上的讲述，则不妨直接让学生来讲述对此诗的理解，不拘一格，并结合当下的社会文化情境，引发出对死亡、幸福、生活、明天等意象含义的思辨归纳。突出学生的主体性是新诗课程实现理想预期的关键。

2 融欣赏和创作为一体。大学生时代是青春洋溢的时代，是激情满怀的年龄，是一个最为适合写诗的年龄。因此，新诗课程的开设要从欣赏的单一性转变为经典诗歌欣赏和新诗写作相统一。教师在讲述经典诗歌文本的时候，可以就同一题材、同一意象，让学生结合自己的欣赏心得，进行诗歌创作。比如，在讲述到顾城的《一代人》的时候，“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可以让学生尝试运用此首诗表现技法上的隐喻，来写生活中的比如爱情、死亡或者某种较为难以直接说出感受的题材，从黑夜、眼睛、寻找以及光明等词语和意象上学习诗歌语言表现上的相对性和关联性，并体现在新诗的创作中，这种掺杂模仿和创造的新诗体验教学，有利于学生深入地理解生活和把握新诗的内在规律，体会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人世沧桑、壮怀激烈等社会万象、人生百态。

当代作家张炜说：“最好的文学课就是把它办成一场文学的盛宴，即搞成一堂集体欣赏课。尽可能地诱发每一个体验者，让其个人经验复活，活生生地、一个一个地，从群体中分离出来。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具体的生命有了具体的感动……就要尽可能地把这场盛宴上所有的能力、所有的可能性全部调动起来，从而形成及其活泼、极其冲动的局面，一瞬间让生命中最敏感的因子飞扬起来。感动、愤慨、回忆、痛苦，整个‘合谋所需要的这些因素全部焕发出来了——这才是一堂真正的文学课。”副在通识教育背景下开设新诗课程，自然应该以这样一门真正的新诗课作为终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