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伊格尔顿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论述了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以及两者之间的关联,本文试图通过对伊格尔顿论述的分析梳理作者在行文中的脉络,并通过这些论述了解伊格尔顿本人的思想。

关键词:结构主义 后结构主义 伊格尔顿

伊格尔顿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的后结构主义部分有这样一句话:“要是索绪尔料到了他所开始的这一切,他当时很可能就只盯住他的梵语所有格了。”首先让我们回顾伊格尔顿提及这句话的背景,在伊格尔顿看来,英美的后结构批评标志着自由主义的怀疑主义的最后阶段,而欧洲的后结构主义则转向反共主义,转向了对神秘主义的寻求。这句话里所说的由索绪尔开始的一切当然指的是受索绪尔的观点,即语言的符号系统以及能指、所指和符号的意义的来源这样一系列的理论影响下的文学、哲学和社会等诸多领域。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出现伊格尔顿所说的“由索绪尔所开始的一切”,这样一个语言学的领域的理论变革竟会对文学、哲学乃至社会产生如此重要的影响,伊格尔顿本人的思想或者说侧重对他在论述这一段历史时的观点产生了多大的影响,这些是笔者试图关注的。

伊格尔顿认为:“普遍意义上的结构主义乃是一个将此种语言理论(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应用于语言自身之外的种种事物与活动的尝试。”用弗里德里克·杰姆逊的话来说就是:“结构主义是从语言学的角度重新理解一切事物的尝试。”索绪尔的语言理论认为语言符号系统中的每个符号之所以有其特定的意义仅仅是因为它本身与其它的符号的不同。即意义并非神秘地内在于符号,它只是功能性的,是这一符号与其它符号之间区别的结果。结构主义者运用这样的观点对其他的事物比如社会结构、权力机构或是家族关系进行科学分析,它关注的不是这些事物表面上的现象,而是内含在其中的关系,即那些使这些事物“结合成为意义的一组潜在规则”。

结构主义运用了这样一种科学的分析方法,使得我们可以剥开事物的表层形象从而可以细致科学地观察它们的深层结构,然而这一方法具体运用到文学上带来的结果则是不再关注作品说了什么,不在乎传统意义上的所谓作品的文学性。伊格尔顿认为结构主义带来的首要问题是“对文学毫不留情的非神秘化”,结构主义不再看重原先所谓的对文学的类似于天赋(gift)的洞察,任何一个对文学毫无了解的人都可以借助结构主义批评这把手术刀对文学进行一种看似批评实为暴力切割的行为。在笔者看来,这种对于文学作品的纯科学化的分析事实上是在解构作品的完整性,使作品成为一个纯粹无生命的test,其唯一值得推崇的可能就是这种科学切割之前所需要的仔细阅读。

我们知道后结构主义作为结构主义的继承发展或者说是反叛,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中关于意义界定的方法在后结构主义这里得到了更深入广泛的发扬光大:既然意义来源于符号的区别,那么这个区别就不仅仅是与一两个其它符号的对比,它的对比范围可以被无限的延伸,这样无限的延伸对索绪尔的边界确定的意义结构提出了挑战,这样的边界当然是存在的,可是存在于距离起点多远的地方就不得而知了。“符号的意义……不存在于其自身之内……被打散和分布在整个一条能指链上……所指会为它被纠缠于其中的各种各样的能指链所改变。”

如伊格尔顿在分析后结构主义是所论述的“意义,即所指,只是词语或能指的暂时产物,因而始终变动不居,半隐半现,那又怎么能有任何确定的意义或真解?”伊格尔顿认为对于绝对性或者说是真理的否定带来的是怀疑主义,除此之外,后结构主义赋予了自己一支攻无不克的矛以及一件永远无法被穿透的盔甲,这就是“我们是自己的话语的囚徒,因而无法合理地提出某些真理主张,因为这样的主张仅与我们的语言相关。”这意味着后结构主义批评家可以肆无忌惮地对他人进行批评而自身不必承担这一批评所带来的任何责任,持有这样的一种观点你就可以不必接受任何信念,“你对这些问题所发表的意见只不过是能指的暂时产物,所以无论怎样都不应该被当作‘真实的或‘严肃的”。

这种对于“无法被决定性”的着迷导致了虚无和怀疑,由开始结构主义的纯粹科学严谨反神秘走向后来后结构主义的彻底虚无怀疑的神秘化,基于同样一种语言学理论,只不过是对于这种理论的过分使用或者说是着迷。这不禁令人想到实证主义,对于科学严谨或者说理性认知的偏执追求往往会带来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这一点无疑发人深思。

值得关注的是德里达解构的操作方法,伊格尔顿论述道:西方哲学的一个传统是相信存在这样的一种基础即某个终极的词,如:“在”、“真理”或“实在”,可以成为我们整个思想和语言系统的基础,某个可以成为其它一切意义来源的意义——“超越的能指”。在德里达看来,如果存在这样一个起源的意义,那么必然有在其之前的符号来界定它。如果这种意义不是起源而变成了目标,即所有其它意义向之前进的目的,那么则是对“语言在其种种事迹过程中的种种或前或后、或左或右,或隐或现的运动”的“简单直线”化。德里达认为这些所谓的基础或者说是第一原则都可以被解构,这些第一原则通常被其排斥者所界定,这就是所谓的二元对立,而解构就是部分颠覆这种对立,即寻求X与非X这种二元对立中非X作为X的“外在之物”同时也可能是“内在之物”,是“异己之物”亦是“切己之物”。通过将这种“对立拆松一点,证明相对项中的一个是怎样秘密地存在于另一项的。”结构主义满足于寻求出这种二元对立,而德里达则在这种二元对立中挖掘内在的暧昧联系。

伊格尔顿在分析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转变时除了提及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影响之外,还涉及到了当时发生在西方世界的一件极为重要的事件,即1968年的学生运动。伊格尔顿说:“后结构主义是从兴奋与幻灭、解放与纵情、狂欢与灾难——这就是1968年——的混合产生出来的。”在这次学生运动当中,学生们罢课反对教育体制的权威主义,在法国甚至演变成对资本主义当局的反对。伊格尔顿认为在经历了混乱与失败之后,后结构主义者发现他们虽然颠覆不了国家,但还是可以颠覆语言的种种结构,颠覆一种整体的系统思想或者说“总体结构”,而伊格尔顿强调这一立场“产生于特定的政治失败和幻灭”。在这里,伊格尔顿实际阐述了他自己的一个观点,即政治与文学理论的密切关系。“不必把政治拉进文学理论……政治从一开始就在那里”。这里伊格尔顿所提及的政治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指的上层建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把自己的社会生活组织在一起的方式,及其所涉及到的种种权利关系(power-relations)。”

伊格尔顿毫无疑问是非常“政治”的,在整本《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他在解构各家文学理论流派的同时无时无刻不与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紧密联系,这当然和他当时作为一名不断进行理论探索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的身份相关。伊格尔顿眼中的文学研究或多或少都是社会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即便是那些宣称与政治等毫无关系或是排斥性的在他看来也是极其政治的,伊格尔顿说:“甚至就在逃离种种现代意识形态的举动之中,文学理论也暴露出它与这些现代意识形态的经常是无意识的同谋关系”,“认为存在着种种形式的‘非政治的批评,这其实只是一个神话,一个更加有效地促进了文学的某些政治用途的神话”。伊格尔顿对所谓政治与非政治的批评之间的区别作了一个极为有趣的比喻,认为二者其实是君主和首相之间的区别,无非与政治的直接与间接联系。伊格尔顿在那些非政治的文学批评里寻求出了其中政治性,这在笔者看来是运用德里达解构主义的方法对文学批评本身的解构批评。伊格尔顿在其最后的政治批评一章中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这种理论被伊格尔顿要求要综合结构主义、符号学、解构主义等各家批评之长,伊格尔顿在其自身的批评实践之中倒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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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力飞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 20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