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蓉 韩 芬

摘 要:汉代秦嘉的《赠妇诗》及其妻徐淑的《答秦嘉诗》将哀婉缠绵的夫妻情以赠答的方式抒写出来,对赠答诗的题材拓展不无首创之功。而且,因其以“诗”来进行个人间性灵交感的往返,成为赠答诗中的典范诗篇。

关键词:秦嘉 徐淑 往返赠答诗 典范意义

赠答诗是中国古代文学中非常特殊的一类诗型,它注重诗人之间诗歌的回环往复,进而实现诗人情感的交流互动。赠答诗源于先秦,汉代出现了赠答诗的成熟之作。项羽、虞姬的唱和,桓麟与客的对答,蔡邕的答诗,以及秦嘉夫妇的赠答,均是诗人自作的赠答作品。当然,桓麟与客的“即席应对”承继了先秦赋诗的形式。蔡邕的答诗则有意识地传承了“吉甫作诵”的赠别之风并有所发扬。他们的赠答诗与先秦赠诗的应酬性和功利性完全是一脉相承的。但是,通过他们的创作,赠答诗由先秦的集体交际,政治交际转化为个人之间的应酬交际。这一点对后世影响深远。之后的赠答活动更多地展开于文人个体之间,成为他们应酬交流的重要工具,甚至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其中,秦嘉、徐淑的往返赠答则注重于个人情灵的交感传递,几乎不带功利性,而纯粹是赠答主体情感的抒发。这就扩大了赠答诗的表达功能,为赠答诗的写作开创了新的局面。

秦嘉、徐淑夫妇的诗歌赠答之事可算是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两人颇有诗名,钟嵘《诗品》中将秦嘉、徐淑置于“中品”,评曰:“士会夫妻事既可伤,文亦凄怨。二汉为五言者,不过数家,而妇人居二。徐淑叙别之作,亚于《团扇》矣。”[1]这个评价可谓很高了。关于二人生平,曹旭《诗品集注》有秦嘉、徐淑小传,所记甚详,曰:“秦嘉:生卒年不详。字士会,陇西(今属甘肃)人。东汉桓帝(刘志)时,举郡上计吏,赴洛阳,除黄门郎。后病卒于津乡亭。嘉工诗文,所作今存《与妻徐淑书》、《重报妻书》文二篇,诗五首,断句若干。以举上计赴洛阳,未及与妻徐淑面别所作《赠妇诗》为著名”,“徐淑,生卒年不详。陇西(今属甘肃)人。秦嘉妻。与秦嘉同郡,有才章。秦嘉赴洛阳时,徐淑因病还母家,未及面别。秦嘉客死他乡,兄逼她改嫁,淑毁形不嫁,守寡众生。嘉、淑有一女,无子,淑遂乞子养之。《隋志》谓‘梁又有妇人后汉黄门郎秦嘉妻徐淑集一卷,已散佚。今仅存文三章,《答秦嘉》五言诗一首”。[2]

秦嘉夫妇诗最早收在《玉台新咏》中,秦嘉《赠妇诗》三首之序文曰:

秦嘉,字士会,陇西人也,为郡上掾。其妻徐淑,寝疾还家,不获面别,赠诗云尔。

《西溪丛话》云:“掾,一作计。案,汉法。岁终,郡国各遣吏上计。”[3]可知,秦嘉为郡上计,将赴洛阳执行公务。其妻徐淑抱病而居于娘家,结果“不获面别”。夫妻情重,自然是倍觉凄凉。故而“托诗以怨”。其诗如下:

人生多朝露,居室多屯蹇。忧艰常早至,欢会常苦晚。念当奉时役,去尔日遥远。遣车迎子还,空往复空返。省书情凄怆,临食不能饭。独坐空房中,谁与相劝勉。长夜不能眠,伏枕独展转。忧来如循环,匪席不可卷。

皇灵无私亲,为善荷天禄。伤我与尔身,少小罹茕独。既得结大义,欢乐苦不足。念当远离别,思念叙款曲。河广无舟梁,道近隔丘陆。临路怀惆怅,中架正踯躅。浮云起高山,悲风激深谷。良马不廻鞍,轻车不转毂。针药可屡进,愁思难为数。贞士笃始终,恩义可不属。

肃肃仆夫征,锵锵扬和铃。清晨当引迈,束带待鸡鸣。顾看空室中,仿佛想姿形。一别怀万恨,起坐为不宁。何用叙我心,遣思致款诚。宝钗可耀首,明镜可鉴形。芳香去垢秽,素琴有清声。诗人感木瓜,乃欲答琼瑶。愧彼赠我厚,惭此往物轻。虽知未足报,贵用叙我情。

秦嘉的三首五言《赠妇诗》可以说是赠答诗中的典范之作。

首先,夫妇情事,本为闺阁私密,难登大雅之堂,尤其是礼教森严的汉代。张敞就曾因为妻子画眉而颇受非议。秦嘉诉诸于诗,直抒胸臆,开风气之先。且文情雅意,将平凡而真挚的夫妻情意,抒写得淋漓尽致,令人柔肠百转,荡气回肠。钟嵘称:“夫妇事既可伤,文亦凄怨。”清人陈祚明评曰:“伉俪之情甚真。”又曰:“情深缱绻,句亦苍逸。”确实是中肯之语。

其次,二人赠答诗不仅对题材上有开拓之功,对形式上也颇为引人注目。因为是抒写夫妻情事,所以作者舍弃了当时社交酬答时所惯用的“四言正体”,而采用“清丽居宗”的“五言流调”。[4]应该说这是一次大胆的创新。且诗中使典用事,灵活化用《诗经》“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谁谓河广,一苇航之”、“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瑶”等诗句,浑化无痕,成为五言诗中使典用事的滥觞者。钟嵘云:“二汉为五言者,不过数家。”在笼罩于四言体之下的汉代诗坛,秦嘉这三首五言诗的出现,宣告了文人五言诗的成熟。它表明,相较于四言,五言在自主地抒写情性上更具有优势,它终将取代四言的正统地位而蔚为大观。

再次,诗人个性化的抒情是这组诗最大的亮色。第一首开篇云:“人生多朝露,居室多屯蹇。”体现出作者强烈的惜时伤世的生命意识。正所谓人生苦短,世事无常。这其实是东汉后期中下层文人对生命意识的共同体认和感慨。这一点,在同时代的《古诗十九首》中多有反映。但是,同是感伤时节,《十九首》中,文人慨叹的是“立身苦不早”,忧虑着“岂能长寿考”。[4]秦嘉不能释怀的却是“欢会常苦晚”,“欢乐苦不足”。夫妻情重却聚少离多。因为不能面叙款曲,故而“一别怀万恨”。一腔幽怨萦绕于胸间,挥之不去,发而为诗。可见,秦嘉对人生的感悟,不是出之以理,而是出之以情。触发他人生无常的感慨,源自于夫妻间的生离死别。这样的抒情方式,在两汉是极具有个性化特色的。

徐淑有《答秦嘉诗》一首,为骚体五言。

妾身兮不令,瘿疾兮来归。沉滞兮家门,历时兮不差。旷费兮待觐,情敬兮有违。君今兮奉命,远适兮京师。悠悠兮离别,无因兮叙怀。瞻望兮踊跃,伫立兮徘徊。思君兮感结,梦想兮容辉。君发兮引迈,去我兮日乖。恨无兮羽翼,高飞兮相随。长吟兮永叹,泪下兮沾衣。

徐淑的答诗,紧承秦嘉的赠诗,抒发自己因病滞留娘家,而不能与丈夫面别的痛楚。诗中寄托了自己缠绵不尽的刻骨相思。在感情基调上与秦嘉诗是非常契合的。正所谓“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楚骚体的表现形式,与女子悱恻凄绝的婉转情思相得益彰。正如肖瑞峰所指:“这与其说是五言诗尚未成熟的标志,不如说是作者故意作这样的变形处理,以求与自己低回掩抑的情感相适应。”[5]后世评论秦嘉、徐淑夫妇诗的优劣,说法亦不相同。许文雨《讲疏》云:“嘉不如淑,诗自可睹。”李因笃评云:“淑诗不烦追琢,质在自然,胜于秦掾矣。”陈衍《平议》曰:“(淑)诗平平,不及嘉作。”其反差之大竟至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秦嘉、徐淑在以诗歌赠答的同时,还以书信赠答往来。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全后汉文》六十六卷收有秦嘉《与妻徐淑书》、《重报妻书》,卷九十六收徐淑《答夫秦嘉书》、《又报嘉书》。其中都述及 “寝疾还家,不获面别”之事。由此可知,这次分别对秦嘉、徐淑夫妇而言始终是难以释怀的,故而反复言说,且言之不足又歌咏之。

如此,为了一件事而同时采用诗歌和书信反复寄赠,在文学史上当属首次。

秦徐书信与赠答诗中的内容大致是相同的。秦嘉《与妻徐淑书》叙写自己即将上京,思念妻子,故遣车迎接,“欲暂相见,有所嘱托”。[6]《重报妻书》抒写“车还空反”的怅然别恨,并以物赠别。徐淑《答夫秦嘉》表明自己因病还家,不能面别的怅惘及对丈夫的思念。《又报嘉书》则抒写睹赠物而思人,同时以物作答。

因为书信内容相同,所以有些词句大致是一样的,比如秦嘉《重报妻书》中提到赠物与妻作别云:“明镜可以镜形。宝钗可以耀首。芳香可以馥身去秽。麝香可以辟恶气。素琴可以娱耳。”其《赠妇诗》第三首云:“何用叙我心,遣思致款诚。宝钗可耀首,明镜可鉴形。芳香去垢秽,素琴有清声。”词句大致相同,只是诗句语言更为凝练罢了。

秦徐既以书信往还,又以诗歌赠答。固然是因为书不能尽言,言不能尽意,所以歌而咏之。但究其因,恐怕他们赠答往返,是为了倾吐绵绵不断的情思。相较于书信,诗歌的抒情功能则更胜一筹,而书信则偏向于叙事功能,实用性较强。当然,秦徐的书信写得还是很抒情的,尤其是徐淑的《又报嘉书》,文情并茂,非常感人。但是因文体所限,与她的《答秦嘉诗》相比,就有所不及了。

秦徐二人有意识的选择,正是明确了书与诗两种文体所具有的叙事与抒情两种不同的功用。而他们的成功创作,使得这两种文体形成互补,交相辉映。

赠答诗经由秦嘉、徐淑的创作,于传统的社交应酬功能之外,走向了新的发展道路,即被用来进行个人情性的交感传递。而且,标志着汉末五言诗在艺术上已经成熟,五言诗文人化倾向进一步加强、突出、全面、整体,也标志着汉代赠答诗在技巧上的高度成就。所以,在赠答诗的发展史上,是具有典范意义的。

注释:

[1][2]曹旭:《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97页,第199页。

[3]周振甫:《文心雕龙选译》,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3页。

[4]肖瑞峰:《花上雨——古典文学中的别离主题研究》,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61页。

[5]曹旭:《古诗十九首与乐府诗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

[6][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六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

(韩蓉 苏州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苏州校区 215131;韩芬 四川南充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 637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