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雪

摘 要：白先勇的小说关注城市及生活于其中的人的生命状态，也浸潤其自身的边缘体验。《孽子》中以同性恋者为代表的他者群体是作者关怀的对象，作为被放逐的他者，主人公以自身的生命状态书写同质化社会中被排斥者的边缘生存。从同质化社会到异质空间，主人公的生命看似被放逐，实则逃离了被规训的窘境，并得以在异质空间中解放被禁锢的生命并以空间赋予的另类视角理解生命。本文意在通过城市异质空间这一中介书写被放逐的他者的生命，反思社会的同质化倾向，呼唤现代社会缺失的普遍的人文关怀的回归。

关键词：《孽子》 异质空间 他者 生命书写

白先勇的小说《孽子》以城市为背景，将以同性恋群体为代表的社会边缘个体的生存状态以不加道德讥诮的笔调呈现出来。“他者”是相对于具有主体地位的“自我”而言的异类，以主体为参照，任何带有否定色彩的事物都可以称为这个主体的他者。《孽子》中具有主体地位的自我是指能使社会顺利发展的、满足社会再生产需要的公民，他者则是各式偏离于这种公民形象的群体。《孽子》主要刻画的便是因性取向偏离常规而失去主体地位的同性恋群体。“人”是古今中外文学作品始终关注的焦点，也是白先勇小说的书写对象，他特别关心生存于城市之中的那些无法融入都市、充满游离感的、孤独的个体生命。《孽子》中关注的生命便是这样游离的个体，他们从社会中逃离，进入了社会夹缝中的异质空间，在别人眼里的黑暗王国中，他们的生命得到了解放与重释。本文从文学地理学视域出发，聚焦“孽子们”的生存场所即城市异质空间，考察生存于其中的特殊群体的生命状态，理解个体差异的生命合理性，阐释在城市异质空间中白先勇生命书写的意义与价值。

一、逃逸的生命：城市异质空间里生命的来访

“平滑（das Glatte）是当今时代的标签。”［1］同质化社会因发展的需要剔除了他者因素，在这个同质化的社会中，带有否定性色彩的他者只能消失。他者要么顺从秩序，要么逃逸。《孽子》中逃逸的他者群体逃向了社会夹缝中的异质空间，被排斥的他者在被排斥的空间中反而得到了自由的可能。

（一）何为异质空间

《孽子》展现了同质化社会对“正常”秩序的渴求。“乌托邦（Les utopies）提供了安慰”［2］，“异托邦（leshétérotopies）是扰乱人心的”［3］。“乌托邦”能安慰人是因为乌托邦秩序给人有序的可预见性，上有警察的强力执法，下有来自学校、家庭等的无意识协助，旨在剪除差异存在使社会得以毫无障碍地向同一秩序迈进。“异托邦”纠扰人是因为它反对乌托邦的同质化，与社会期望的秩序相对，而《孽子》中的新公园等异质空间就是对乌托邦秩序的反思。异质空间的说法来自福柯的异托邦，异托邦是真实存在于社会中的，“这些位置具有与所有其他位置有关的奇怪的特性，但以中断、抵消或颠倒关系的集合为方式，以至这些位置是被确定的、被反映出来的或经过思考的”［4］，它是反思同质化社会、追求多样化美好生活的空间，它以其美好的期望对抗同质化。

《孽子》中的异质空间——新公园，本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真正的“乌托邦”，但它呈现出了异质空间的典型外貌。新公园并非一块完全超脱于现实空间的“飞地”，它存在于同质化的空间之中，甚至本身就是台北市政府建造的作为城市景观之一的公共设施，“仅限于台北市馆前路新公园里那个长方形莲花池周围一小撮的土地”［5］，并与同质化空间接轨，在周围植被的环绕下，只是看起来像被完全隔绝。但巡警的时常介入、公园外聒噪的广播声的传入又揭示了它其实并未与同质化空间完全隔离。这是一个半隐蔽半敞开的空间，新公园的异质性并非仅来自它的外部空间，更多是因为它内部存在着对同质化的反思，其吸引同性恋群体不断前往的原因是它对其性取向多样的包容，和对其主体地位的承认。除新公园莲花池外，安乐乡酒吧、盛公馆、王宅、旅馆、墓地、闹市区、巷子底、灵光育幼院等也为读者呈现了一个个与同质化社会不同的、具有多样化反思气质的异质空间。这些异质空间在现实存在的地理位置上与同质化社会接轨，外表上二者无异，甚至异质空间原身是由同质化社会所建造，但内里却以与同一秩序相异或颠倒的方式呈现出世界的差异性，以其空间的异质性给了人们反思的机会。

（二）他者的生存窘境

小说中的他者是以同性恋群体为代表的边缘个体，在规训的同质化社会中，他者的窘境在于要么戴上面具屈服，要么遭到排斥。在这个倾向于排斥他者的秩序里，“理性主体的中心地位及其普遍合法性的确立是依据它对理性超验结构的精确反映”［6］，排斥他者，掌握他者，将一切纳入规训的操作之内进行掌握是题中应有之义。

选择屈服的他者伪装成自己是异性恋的身份他者，以真实自我的牺牲换取被承认的主体地位以摆脱来自规训机构的无情打击。但身心分离的痛苦在以中学体育老师、安乐乡酒吧的新客为代表的他者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中学体育老师与喜欢的对象日日接触却不能倾诉真情，安乐乡酒吧的新客在安乐乡合乎常规的外表下终于展现出自己的真实欲望。躲藏式的生活给予了他者社会承认的身份，却使他们的真实自我陷入分裂的窘境。

有人选择隐藏，也有人选择直面同质化社会的秩序。被放逐的他者直面来自社会和家庭的规训，他者的身体遭受警察的不公对待，“一阵轧然的皮靴声踏上了台阶，十几个刑警手里执着警棍，吆喝着围了上来”［7］，“这一次，我们一个也没能逃脱”［8］，但他们并没有犯罪。在精神上，警察局、疯人院、火烧岛、感化院时不时幽灵般出现在李青等人调侃的语气中，这只是这群可怜人的苦中作乐，他者对社会规训机构的恐惧是真实存在的，“我还以为你给抓到火烧岛去了”［9］，“他们一定会把他送到火烧岛去了”［10］，“你们猜，咱们会不会送到火烧岛去”［11］，火烧岛频频出现在他者群体的口中，这是社会中无数或隐或显的规训机构的代表，他者的精神时刻受到规训的折磨。除了社会的规训，家庭对他者同样不解，李青、小玉、吴敏、老鼠等人无不失去了家庭这个最后的港湾，成了无根的浮萍。第一部题为放逐，李青光着脚逃跑时的惊慌与其父亲悲愤地叫喊“畜生”的场景是他午夜梦回的梦魇，有家不能回是大家闭口不谈的隐痛。“隐”可获得主体地位但使身心割裂，“显”可获得自由但要时刻面对规训，他者群体无论如何选择，生命始终陷于窘境。

（三）空间突围：他者逃向异质空间

他者生命的自由空间在同质化社会必然遭到挤占，若通过空间突围前往多样化的异质空间则有以退为进实现自由的可能。同质化空间中，规训通过毛细血管一般的权力网络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学校、监狱、家庭、工厂等微型权力机构在悄无声息地协助同一秩序的建构。主人公李青遭受了学校与家庭的双向规训，在学校，李青与同性的性行为被校警发现，学校将其退学并称其品行不端、恶性重大，这不仅是亵渎学校尊严的惩罚，更是对偏离同一秩序者的以儆效尤；在家，李青因同性恋倾向展示出的对父权的反抗遭到其父亲的放逐。“同质化的恐怖（Terror des Gleichen）席卷当今社会各个生活领域”［12］，权力不在显眼处让人一眼识破，而是披上了日常生活的面纱变得温情脉脉起来。

同质化空间的全面“围剿”迫使《孽子》中的他者几乎都有“逃”的野性，他们像鸟一般一直都在飞的旅途中，从压抑的空间到新公园，从新公园再到另一个更加理想的空间，一程程寻找自由之地。以小玉、老鼠、吴敏和李青为代表的他者在同质化社会遭遇了各式压抑，都经历了或主动或被动地逃逸，以实现空间转移：小玉逃离继父的鄙夷、老鼠逃离哥哥的打骂、吴敏寄人篱下最终被驱逐、李青遭受学校与家庭的放逐。作为能动的主体，人有主动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从同质化空间逃逸到异质空间的空间突围为他者生命的解放提供可能。

“乌托邦是趋向（尚未到来的）更好状态的意向（intention）”［13］，在这一点上，异质空间诠释了乌托邦的真正内涵。新公园的莲花池是他者这群“青春鸟”的“老巢”，是他者逃离同质化社会后最初到达的异质空间。这是一个“极不合法的国度”，在这个空间中这群“不事生产”且“有伤风化”的他者在此找到组织得到认可，在被美化的黑暗中物色猎物、释放本性。纽约因城市的纵深感与人的混杂成了龙子杀死爱人后销声匿迹的异质空间，龙子作为“社会人”的枷锁脱落，各式边缘体验成为他遵循自身意志的真实欲求的显现。从育幼院、新公园、盛公馆到龙子租的公寓，阿凤不断进行逃逸以期找到最自由的空间。旅馆是他者追求性自由的地点，逃离了日常压抑的环境，滋生他者的幻想，忘却现实中的伪装。

“逃”似乎是个不光彩的词，但他者肉身如何能够抵御规训秩序的强硬，化退为进的空间突围是最好选择的。正如郭公对李青他们每个人都说过的，他们如同与风浪搏击的海燕，要不断地飞，从同质化空间不断逃向一个个异质空间。逃，且不知最终归宿如何，但是异质空间的多样化性质及其自身的反叛性给了他者生命实现自由的机遇。

二、被解放的生命：城市异质空间里生命的张扬

他者群体在异质空间中找到了自由生存的可能，在身体解放和话语权利解放等一系列同质化社会不认可的行为中尽情释放自己的生命能量，破除了同质化社会对人的生命的控制，使人真正成为自己生命的

主人。

（一）身体的解放

身体是灵魂的载体，既存在于充满权力的空间中，又是抵抗权力的基础，“人的身体是一切乌托邦的首要行动者”［14］，“事实上，我想，所有那些乌托邦，正是通过反对这个身体（仿佛是要抹掉它），才开始形成的”［15］。同质化社会思考如何让身体变得驯服以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但《孽子》中的他者却因异质空间与生活于其中的乌托邦式身体得到了解放的可能。

同质化社会中将人身体中的野性祛除，让人的身体以驯服状态加入生产中，异质空间则允许他者保有未经驯服的野性外貌。铁牛人如其名，“手膀子的肌肉块子节节瘤瘤地坟起”［16］，艺术大师称在他身上找到了原始生命；老鼠不仅有张老鼠样的三角脸，还有老鼠一般的窃物癖；小玉爱美，为人也是长袖善舞极为灵活，被人戏称为“狐狸精”；吴敏时常苍白着脸嗫嚅，像只兔子。除了外表，他者的性格更是野性未驯。异质空间中的他者血里头就带着这股野劲儿，他们不肯停歇。他者拒斥朝九晚五的工作，“外面世界容不下，还是回到自己老窝里舒服些”［17］，新公园为他们释放身体的野性提供了合法场所，这里的疯狂是备受欣赏的。他者拒绝别人的指手画脚，和躲藏式的他者相比，新公园中依靠野性直觉过着冒险生活的他者是真正得到解放的生命，他们对自己的身体行使主权。边缘英雄阿凤是这群人的典型，他天生是公园的孩子，砸碎象征着孤儿院秩序的圣像后逃到新公园，将新公园闹得天翻地覆，与龙子相恋但不认为自己属于任何人，也不遵守男女通常的婚恋道德，在新公园中继续过着无法预测未来的流浪生活。

除了野性外，他者对待性的态度也彰显了其生命的解放。身体不仅是用来生产的，巴塔耶指出，同质化社会将以性与享乐为代表的无益于积累的非生产性花费视为废物。但是这种花费暗合了宇宙的经济行为，实际上使主体摆脱了庸俗的物的世界回归了神圣的自然规律。只有身体不再成为规训的基点，忘记经“痛苦”体验到的身体的存在，才能在实现身体的乌托邦后实现其他的乌托邦。“正常情况下，只有当我们未能实现愿望，或当身体（因为健康、外表等）带给我们痛苦、不适或担忧时，我们才注意到它。”［18］“快感为身体的乌托邦含义进一步提供了例证，这说明它是一个美好而不存在之地。”［19］在新公园中，同质化社会的身份地位可以忽略，“我们共同有的，是一具具让欲望焚炼得痛不可当的躯体，一颗颗寂寞得发疯发狂的心”［20］，而这一切只有在他者“噬人”的过程中得到解放。盛公馆的狂欢使这里变成了异质空间，时间快速流逝与外界的日常时间产生了断裂，灯光急速变换，伴奏挑逗心弦，“好像在向外面那个合法的世界挑战、报复一般”［21］。他者猖狂地舞動身体扯着喉咙尖叫，“在人堆中，肉磨着肉”［22］，感官在此刻无限放大，在拥塞的空间中靠拉扯自己和对方的身体获得慰藉，在这里他者忘我地享乐着，人们的身体在时间的快速流逝中忘却了不可捉摸的未来与外界。新公园为他者猎艳制造了合理空间，在树林掩映和黑暗的环境下进行“夜猎”，同性恋者踏上亭子的台阶挑选对象或被人挑选，这既是钱色交易又是欲求的自然发展，黑暗下集体匿名的刺激与自由感油然而生。旅馆和公寓作为异质空间，与同质化社会对性所规定的道德约束发生了断裂，在那里性既反叛了社会秩序，也满足了自己的欲求。旅馆和公寓在暧昧氛围中给予了他者性幻想的合理性，缓解了他们的伤感情绪。同逃向异质空间的李青第一次发生性关系的中学体育老师哭诉世俗不容的暗恋，龙子倾吐在纽约自我放纵的麻木生活，俞先生抚平李青受伤的心灵……异质空间不仅使性行为有了可能的地点，也使得身体借此摆脱同质化禁锢得到合理的解放，让他者回归神圣的自然规律。

（二）话语权利的解放

空间乃权力、知识等话语，转化成实际权力关系的关键。［23］异质空间以其反叛性解构着同质化社会的话语，建构自身话语的正义。异质空间是一个“无政府地带”，话语权力相对自由，他者通过解构同质化社会话语的虚假与破除话语对自身的压迫获得了解放。面对规训机构的代表警察时，他者对警察的印象常伴随监狱、拘留、火烧岛等一系列糟糕的负面联想，仅仅是听到警察皮靴的咯吱声就条件反射似的意图逃跑。他者对警察的态度更是充满了嘲讽，新公园里收留了一群不满同一秩序的他者，这里酝酿着抵触情绪，杨教头戏称巡逻警察是“穿狗皮的”，身处下层社会困境中的丽月在其家中的私密场合称警察的执法行动是“抄家”。普通人眼中执行公务、清除社会犯罪的正义之举在生存于异质空间的他者身上调转立场俨然是欺凌，他者对同质化社会话语的恐惧与不屑就如新公园中时不时出现的警察皮靴的咯吱声，体现在交谈时的不经意一提，异质空间时刻解构着同质化社会话语的正义性。

他者不仅要解构话语，还要建构自身的合理性。青春艺苑这家照相馆积累着无限的时间与记忆，此处时间的凝固与外界时间的流逝产生了断裂感，历史与记忆氤氲在这个异质空间中。不仅以往的他者被封闭在内，主角李青位列八十七名也加入其中。郭公与李青翻阅着这些照片，小麻雀、铁牛、阿凤等边缘英雄们的爱恨传奇与不羁事迹便随着照片鲜活浮现，在这个共享记忆与确立身份的仪式中，他者感受到了自身历史的正确与集体的召唤，开始建构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异质空间内外话语颠倒，以其封闭性结构维持着自身的合理性。李青以前时常听闻新公园的反面传闻，在自身加入其中后，老人给新人讲古，一代代前辈的故事在他们的话语中逐渐神化，这构建了与外界流言颠倒的边缘传奇。阿凤与龙子的故事是代表，阿凤不断逃离、龙子杀死爱人的狂恋，在十多年后仍是无数小辈的渴求，情杀事件在同质化社会中闹得腥风血雨，人们觉得他二人疯了，但在新公园中，他者肯定着自身话语建构的行为，以赵无常为代表的人们自许性解放为风流韵事，“我们那时是公园里的‘四大金刚”［24］，小辈们也是“无限敬畏”地听着。异质空间因其自身的秩序使话语的正确性得到了肯定，话语权力也得到了极大的解放，生命在异质空间所允许的自由行为中得到了张扬。

三、被理解的生命：城市异质空间里生命的人文关怀

《孽子》的故事主要发生于台北的异质空间，异质空间以其特有的反思性质给他者生命重释的机会，他者在异质空间与同质化社会的穿梭中理解生命，人文之光也透过异质空间这个小小的缝隙照亮着外界。

（一）自我的和解

“不觉得生命本身就是很可怜的吗”［25］，白先勇这样问询着每一个生命。在白先勇的生命观念中，芸芸众生禁锢于其生死爱欲无法自拔，生命各有一种悲剧因素浸润其中。

《孽子》中主人公李青和他的同伴被比喻为失去窝的海燕，他们要不断与现实的风雨搏击，不断寻找生命的下一个落脚点，对李青来说生命始终在自我理解和理解生命的旅途中。社会秩序是为了大多数群体，但作为同性恋者，少数群体的身份定位是无法改变的，他者的幻想终止于安乐乡的梦碎。安乐乡这间酒吧不到六十平方米，环境封闭，是只有他者才会知道的空间，内部镶嵌的镜子给人一种迷幻感，满足了同性恋群体对驻足停歇的幻想。酒吧的镜子有着多重内涵，它既是乌托邦，因为镜中影像是无场所的“飞地”，宣告着安乐乡的虚幻；又是异质空间，它作为一个实体存在于现实中，但以其呈现的虚假影像反映了理想，就是此刻包蕴着他者理想的安乐乡酒吧。在外界不怀好意地窥探下，安乐乡最终停业。安乐乡的梦碎使他者不得不认清自身命运又重新回到各自生命的旅程中，小玉寻父远走日本，吴敏重新回到张先生身边，老鼠终因窃物癖被送进感化院，李青自己也找了一份工作，他者这群“青春鸟”终于在安乐乡这个中转站崩塌后再次走向了各自的生命旅途。曲终人散，异质空间的不稳定性与他者生命需要不断辗转的悲剧性在李青眼中豁然呈现。透视生命的悲剧因素，却以强大的内心练就心灵的家园，若现实无家园静待，便自己创造，李青理解了自己的生命。除夕夜，他者齐聚新公园，罗平作为新来者受到了李青的善意对待，二人一同奔跑在朝向未来的大道上。他者在不同空间游走的经历也让李青明白，除了同性恋群体，所有生命都被各自的悲剧因素困扰，李青的父亲独守荒芜的家园，母亲在监狱似的贫民窟里等死，傅老爷子痛失爱子被困在傅宅的回忆中，芸芸众生不论身份阶层平等地享有不同的悲剧。他者在异质空间获得的独特视角给予刨除外在因素后对赤裸着的自我和一切生命以真实的理解。

（二）人文关怀的回归

白先勇力图召唤一个人文关怀重回的包容社会。在傅宅这个同质化社会与异质空间的重叠处，傅老爷子以其作为社会上层人士与父亲的双重角色重新接纳了这群在社会失位的他者。以傅老爷子的儿子自杀为起点，傅宅便在傅老爷子的追悔和反思中在同质化社会圈出了一个小小的充满回忆的异质空间，傅卫的一切都被送走了，但在傅宅墙上挂着的父子二人的巨幅军装照仍无声谴责着傅老爷子曾经的错误，这个空间里住着悔恨的傅老爷子，充斥着一个父亲对儿子的思念。在這群少年身上，傅老爷子看到了同样身为同性恋者的儿子的影子，他利用自己的社会身份帮助这群他者摆脱了警察的审讯，资助安乐乡的开业，用父亲的身份诉说对他者的关爱与内心纠结，替李青的父亲为李青准备了冬衣，用那只永远不能送到儿子身边的手表遮住了吴敏割腕留下的伤疤，傅老爷子象征着社会与家庭对他者的双重理解。在傅老爷子的墓旁，龙子撼天震地地悲号着，“于是我们六个人，由师傅领头，在那浴血般的夕阳影里，也一齐白纷纷地跪拜了下去”［26］，他者代替傅卫为傅老爷子披麻戴孝，恢复了人之子的身份。墓地是一个与生者世界分割的异质空间，作为死者永远的居所，他们今生的躯体滞留此处，这里既是死者的转生处，也承载着生者的无限思念。沐浴着如血的夕阳，李青、龙子、小玉等人恢复了家庭与社会身份。跪拜，既是他者对傅老爷子关怀的回敬，也暗示着他们宛如刚出生的带着母体鲜血的婴儿再次被世界接纳。

傅宅与墓地这两个异质空间显示了同质化社会对他者的部分接纳，灵光育幼院则昭示了尊重个体生命合理性的人文关怀的回归。育幼院在中和乡偏僻的一隅，进入与离开这个空间时都能听到孩子们将生活的渴求寄予其内的圣歌。在篱笆的环绕下，育幼院像个由孤儿、修士与义务帮忙的老人组成的隔绝外界苦难的小小乐园。育幼院中有着各种被抛弃的孩子，阿凤与残疾儿傅天赐就是其关怀的对象，阿凤在此处得到了孙修士的精心呵护，学到了《圣经》与《桃花源记》中的仁爱与对自由的向往，孙修士不懂阿凤为何叛逆，但仍期望他的灵魂得到安宁。傅天赐在此处得到了傅老爷子的牵挂，从因肢体残疾被抛弃的孤儿成了有家的孩子，人文关怀回归的可能在这些富于人情的空间和人身上得到了初步展现。在白先勇后来的作品Danny Boy（《丹尼少年》）和Tea for Two（《鴛鸯茶》）中，他者群体与主流群体之间相互理解，异质空间的多样性逐渐影响了同质化社会，空间的差异化最终形成了思维的多样，同质化社会也理解接受了各式他者，在面对共同的艾滋病病魔时展现出了理解、包容生命差异的新世界的诞生。

白先勇的小说一方面关注城市，落笔于城市生活，关注时代与世事变迁中的城市空间；另一方面聚焦于城市中的各色他者群体，以同情与激励的笔调关怀他们的命运浮沉。《孽子》中处于城市夹缝中的异质空间是白先勇小说的故事背景，展示其中的人与事是真实目的。生命的多样化存在自有其合理性，正如白先勇所认为的，“文学最大的功能，大概就是唤起人类常常处在休眠状态中的恻隐之心吧”［27］，异质空间不仅是空间的差异，也是思维的多样，白先勇为受社会排斥和处在生命窘境中的他者发声，富于人文关怀，给同质化社会带来了人性的曙光，照亮了异质空间与生存于其中的人们，也启迪了人们对思维同质化的反思。但从理想到现实不仅需要艺术的书写，还需要现实的实践，异质空间的叛逆性使其时刻有被瓦解的风险，社会变革也非即刻到来，创造包容开放的新世界，我们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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