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琪

摘 要：从女娲炼石补天到父本神话“盘古开天辟地”的转变，暗示着女神世界的瓦解，随之而来的是以男性神话为主导的文化霸权，男权制的压迫从家庭延伸到了社会制度层面和文化心理层面。改变女性受压迫地位，不仅要从制度上保障女性能够享受到更具“人性”的权利，更重要的是从心理层面上改变两千年形成的文化心理，女性要充分觉醒，勇敢地走出家庭的樊篱。

关键词：女性解放；走出家庭；人文传统；他者

伍尔夫在其意识流小说《一间自己的房间》中谈到，女性写作的两个条件：“每年500英镑”和“一间独立的房间”。我们也可以说，女性独立的前提是：经济独立和精神世界的独立。然而，尽管当代社会已经初步实现了男女平等，大部分妇女走出了家庭和社会，在精神层面上，步入社会的妇女在回归家庭时，仍然扮演着服侍男性的侍者形象。

一、物化的“他者”形象

“罗马人认为人有别于动物就是由于说话的能力——而且还指能够抓住和提出论点或者批驳论点的思维能力。”[1]帕斯卡尔也曾说，“人是会思想的芦苇”。然而，男权制社会将女性贬低到了“物”的性质，女性失去了独立意识，成为男性眼中的“他者”。女性的物化是人性的弱化，平等地对待女性才是人性的社会。

（一）“第二性”与存在主义

关于存在主义，萨特提出了三种形式：自为的存在、自在的存在、为他的存在，其中，“为他的存在”是最适于女性主义分析的范畴。萨特认为，男性通过压迫女性来建构自我。在同男性相处时，女性忘了自己是自由的主体，不是被决定的物，女性的肉体与精神脱离使身体成为物化的对象，成为男人眼中与动植物处于同等地位而丧失了自己作为人的“自为”的存在。波伏娃在借鉴存在主义哲学的基础上，提出了“他者”和“第二性”的概念，她认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

（二）中国古代女性的物化

女性作为妻子和母亲已经被工具化，成为传宗接代的生育机器。女神世界给予生命的神圣形象消失，“母以子为贵”，生女孩的妇女会被歧视、冷落。此外，为保证血统的纯洁，女性必须忠贞，她们被严格地限制在家庭中，而男性为传宗接代可以三妻四妾。另一方面，女性也被玩物化，女性对男性来说，是具有观赏性与性快感的玩物，男性从服装、外貌等表层来评价女性，而很少在乎她们的思想。

二、主动与被动——中西方女权奋斗史

（一）西方女权运动史

西方女权运动有着三百年的历史，它的兴起是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根源，它是政治运动深入到文化领域的结果，在上层的资产阶级妇女的带领下，逐步团结中产阶级、无产阶级以及黑人妇女的运动。在18世纪末的法国，妇女解放借助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人权宣言》提出了男女平等的权利；在美国，妇女积极参与废奴运动来求得男性的尊重。1848年首届女权大会在美国田纳西州塞尼卡·福尔斯召开，提出了男女在工作、财产、受教育等方面的平等要求，这场运动被看成是女权主义运动的第一个高潮。20世纪60年代，女权运动高涨，相继出现《第二性》等女权主义理论，广大女性也将黑人女性团结起来，形成全球范围内的女权主义运动，在社会与政治等权利诉求上取得了成功，这被看成是女权主义运动的第二个高潮。西方女权主义文学理论与女权运动相辅相成，它们互相推进了女性争取平等权利的进程。

（二）中国女权运动的空白与断裂

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借着民主与科学之风，曾形成一阵关注妇女问题的讨论，这也是妇女解放的高涨时期。出现大量反封建的妇女团体和妇女刊物。在文学上，出现了一系列歌颂母爱的文学作品，例如冰心的《南归》，丁玲的《母亲》，凌淑华的《杨妈》。鲁迅的《伤逝》更成为思考女性出路的经典作品。到1928年，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大胆地、真实地表现了女性的爱情与欲望。

然而，无论是1950年实施的《婚姻法》，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一夫一妻制，还是1955年响彻大江南北的“妇女能顶半边天”，都是直接从政治制度上对妇女的被动解放，妇女的现实遮蔽了妇女解放的种种困惑。“‘通过政治和革命在立法形式上超前实现（李小江语）的妇女解放在铲除男权残余方面的不彻底性，至少在观念意识深层女人依然是作为男人的工具而受到尊敬或鄙视、宠爱或厌弃。”[2]到新时期，由于政治经济政策的开放，国内翻译、吸收了大量西方女权主义文学理论，女性作家在作品中以先锋的姿态反对父权制，但未能形成强大的女权主义运动。直到今天，社会上仍然萦绕着“多妻制”的幽灵。

（三）小结

西方女权运动和女权主义理论，这两方面在中国始终处于缺失状态，一方面，中国只是“解放”运动，还未能达到西方妇女争取平等权利的阶段，而这种女性解放也从属于救国的民族大业，另一方面，即使在80年代后期，大量女权主义理论翻译造成了一股浩大声势，许多女性作家仍不愿被称为女权主义者。这使得中国女性解放运动处于尴尬和进退两难的地位。究其原因，中国女性在解放的问题上始终是被动的承受者，西方女性靠“争取”得来的，中国女性靠的则是政治的“施舍”，女性始终处于被催熟的状态。

三、女性的出路

（一）精神觉醒与经济独立

西方女权运动有着两百多年的历史，然而她们的觉醒历史，还要追溯到有着几百年历史的人文主义传统。人文主义发扬于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是对古希腊古罗马的古代经典的复活和再生，古希腊奠定了西方文明的一个伟大的假设，即可以用教育来塑造人的个性的发展。人文主义的力量十分强大，源于它对“人的尊严”的坚持。同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相比，我国的妇女解放似乎还未站稳脚跟，就已经匆匆消逝，因此培养女性的独立意识，为两性的和平相处打下思想基础是十分重要的，这不仅仅是在争取妇女权利，也在维护“人的尊严”。

实现女性的经济独立是使女性走出家庭的另一重要因素，它与女性思想独立同等重要。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为女性走出家庭打开了方便之门，它动摇了传统的夫权根基，使妇女有可能站在社会的角度上重新认识自己。如果女性在经济上依附男性，便意味着服从男性，在家庭中没有话语权，成为任男性摆布的对象，因此，女性要努力走向社会，寻求经济独立。

（二）两性的共同努力

在妇女解放的道路上，最顽固的阻力还是来自家庭，两性的平等与和谐对妇女解放至关重要。从历史上看，我们曾有过和谐的“伙伴关系”社会，在现代社会，也有大批富有责任感的男性哲学家、作家支持妇女解放运动，他们站在人性的角度上，呼吁男女平等。在西方有卢梭、马克思等参与了男女平等的讨论，在中国，康梁发起了“不裹足会”、胡适写了《女子问题》、《易卜生主义》等关注妇女问题的文章。因此，两性的共同合作有助男女平等。

（三）制度的保障

社会和政治制度的保障有利于促进女性走出家庭，参与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社会上的歧视制度和文化规约，使得妇女有许多无法涉足的领域，往往让许多女性望而却步，如科学方面；也应使那些纯妇女的职业，逐步对男性开放，如教师和护士职业，社会应该对女性更加宽容，相信女性的潜力和创造力，创造男性女性在事业上的平衡。

四、结论

走出家庭的束缚，还需要妇女珍惜受教育的机会、争取经济独立两方面做出努力，女权主义运动或女权主义文论也并不旨在推翻男权统治，取代男权主义，我们要达到的是超越性别的“伙伴关系”。“终有一天，在人类共同事务面前，站出来说话的不再是男人或女人，而是一个共同的名字：人。”

参考文献：

[1][英]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M].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5.

[2]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5：213.

[3]李小江.人类进步与妇女解放[J].马克思主义研究，198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