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洁

摘 要：在“物转向”逐渐成为文学研究热点的过程中，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对物的书写逐渐受到学界的重视。着重从“棋”的物性特征为视角去看《棋王》的叙事特点和文化建构，可以发现“棋”的博弈性和互动性促进了情节发展和人物联系，“棋”也成为作者在多重人物“对立”关系中建构人物形象的媒介。小说中的“棋”有着丰富的历史与时代内涵。作者利用“棋”的规则性，并将其与道家文化进行联系，由此建构小说中的道家文化内蕴，这实则是为缓解时代中的青年们的身份困境。

关键词：物叙事 《棋王》 棋 主体性

阿城在小说《棋王》中对棋的物性有明显关注和利用。作者通过王一生对“棋之痴”完成对该人物的形象建构，并展现王一生、“我”、脚卵三人对棋在实用性和审美性等方面的不同价值倾向。“叙事中那些一再提及或被置于重要位置的物，一定都是有深意存焉，放过它们便有买椟还珠的嫌疑。”［1］《棋王》通过棋形成对物的书写，利用棋的叙事功能推动情节发展，建构人物，也利用棋的文化属性消解宏大叙事，有丰富的政治文化内涵。回顾“寻根文学”的发生场域，“寻根叙事所普遍出现的一种状态，即‘回到事物本身的叙事美学所表征的现代化（西方化） 与传统文化话语之间的撕扯与扭结”［2］。《棋王》作为阿城的代表作，也是“寻根文学”的扛鼎之作，我们不仅可以利用物性的叙事视角重新审视作者如何利用棋本身的物性推动小说叙事发展，也可以进一步回归时代场域思考阿城如何利用棋进行话语转换，达到自己的叙事目的和文学诉求。

一、物性的叙事推动：棋的博弈性与互动性的利用

《棋王》中事件的推动离不开人物之间的交往。整个故事分为四个部分：“我”与王一生在火车上相识、王一生来农场找“我”、“我”与知青同伴一同去总场看王一生比赛、“我”与众人旁观王一生的车轮大战。整个故事的发展主要依靠人物的连接和空间的变化，而棋便是作为贯串小说的重要线索，成为人物关联的纽带，带动人物的空间转移，有很明显的“施事能力”［3］。

“人际交往和关系融通等免不了以物为媒。”［4］棋的博弈性带动了“我”和王一生的相识及二人后续关系变化。小说一开始以知青前往插队的车站为场景，“大红布标语”［5］和放着毛主席语录的“喇叭”［6］都只被作者作为环境的点缀轻描淡写地提及，丝毫没有引起“我”情绪上的触动。当车厢中各校知青都探出身子哭泣，“我”却沉浸在可以离开的欢喜和向往中。文本一开始塑造的“我”是一个和周围人群、整个时代的宏大氛围格格不入的人，“我”对一切都漠不关心。但小说情节的转折和“我”注意力的转变都源于王一生那句：“下棋吗？”［7］“我”虽无心下棋，但还是“拈起炮，往当头上一移”［8］，由此开始“我”和王一生之间的互动。棋的博弈性使“我”从一个与群体疏离、沉浸在自我世界中的旁观者，变成与他人产生联系的交往者。“我”由此成为故事的参与者，并推动情节的发展和走向。

两人的关系深化体现在“我”对王一生的态度转变和情谊发展。当“我”得知下棋对手是王一生，并与之开始谈及“吃”与“棋”等问题时，“我”的态度发生明显转变，即“我”对王一生有了好奇：“有互相的信任和基于经验的同情，又有各自的疑问”［9］。如果说实物的“棋”是“我”和王一生接触的契机，那么“棋”展现出王一生的精神向度则是“我”想要了解他，并与他情感递增的开始。“我”回顾起王一生的名气，对他的过往产生疑问：“只可惜全国忙于革命，否則呆子不知会有什么造就？”［10］继而“我”感觉到王一生不理会他妹妹的送行，这无疑使“我”感受到王一生和“我”都是时代中的迷茫者，并都与家人关系疏离。当王一生说出“一天不吃饭，棋路都乱”［11］，“我”的看法却是“人一旦迷上什么，吃饭倒是不重要的事”［12］。与其说交流中观点的不同引发“我”的疑问，倒不如说这引起了“我”的思考与好奇。“我”在故事的结尾达成了对王一生想法的认同。因此，下棋与谈棋都奠定了后续情节和情感的发展。“我”和王一生之间的联系从博弈开始，关系的深入则从后续关于“吃”与“棋”的“对话”中得到实现。

除此之外，棋的博弈性和互动性牵引了人物的空间转移。“叙事学研究既存在一个时间维度，也存在一个空间维度。”［13］小说中呈现明显的空间转变，即“火车站—农场—总场”。火车上“我”和王一生的相遇拉开了故事的序幕，奠定了整个故事的开端。第一章的最后，即火车到站时，以“我”对王一生说的话结尾：“呆子，要分手了，别忘了交情，有事儿没事儿，互相走动”［14］，这预示了故事的空间将从火车站转变为农场。当“我”到了农场，“我”和王一生的故事再次开始，这个开始的契机正是因为王一生对下棋的渴望，“搭一段儿车，走一段儿路”［15］，一路找到了“我”所在之处。棋的博弈性使得王一生需要“对手”，并使他迫切希望找到对弈之人，所以“棋”是王一生空间移动的契机和动力，使得王一生忽略了空间之长和时间之久，也使接下来的故事得以发生。由于棋的关联，与王一生产生联系的知青开始增多，主要为脚卵等人，这与在火车上时的人物关系场域有明显不同。在火车上，王一生与“我”是“一对一”的关系模式；在农场，王一生开始与脚卵等人有了较多的互动，即“一对多”模式。“我”再次开始角色的转换：“我”不仅是故事参与者，也是王一生与他人互动的旁观者。而这正是“棋”的博弈性与互动性带来的结果。

脚卵的出场是“我”为满足王一生下棋愿望而“召唤”出的人物，“我实在对棋不感兴趣。我们队倒有个人，据说下得不错”［16］。由此，脚卵和王一生相识于棋，并形成了亦敌亦友的对弈关系。虽然最终脚卵输了，但他依旧对王一生发出“蛮好，蛮好”［17］的称赞，并在对弈后发出“我们做个朋友”［18］的邀约，王一生也开始了对脚卵的认同。“弈之情，则更多地体现于弈棋者及弈棋的过程中”［19］。不同于“我”和王一生是在交流对话中逐渐产生的认同，王一生和脚卵的相互青睐则出于博弈中“棋逢对手”的境况。脚卵基于对王一生的肯定，介绍他参加比赛，并想借自己祖传的乌木棋帮助王一生获得比赛资格。棋的博弈性再次带动故事的后续发展。

棋的博弈性带动“我”、王一生和脚卵等主要人物的关联，观棋的参与性则使其他知青参与文本的情节走向。脚卵与王一生博弈过程并非始终借助显性的具体棋路，在后续中也依靠盲棋完成对弈，这使旁观的知青们既无法真正参与，也无法及时得知输赢，直到最后脚卵发出“蛮好”［20］的感叹，观棋者才知晓结果。“中国象棋偏重于抽象化象征意象的表达”［21］，这样的情节发展正与中国象棋偏向抽象性的物性有关，观棋者在看棋时并非注重被看者（王一生与脚卵）及其棋路的具象呈现，却更偏向于以自身抽象的想象及情绪参与其中，并与下棋者的一方产生情感的共通。所以，他们面对王一生和脚卵的盲棋摸不清具象的棋路时，最后结果让这些知青对王一生产生认同。小说一方面通过知青的观棋进一步拉近王一生与人群的关系，另一方面观棋的快感也强化了他们对王一生参加比赛的期待，继而有了后续他们再次到总场看王一生比赛的情节走向。

综上所述，棋作为贯穿小说之物，成为拉扯整个文本情节和人物关联走向的重要一环。正是因为作者利用棋的物性特性：博弈性和互动性，使得人物之间产生交流与互动。物既能在时间维度中带动故事发展，也能在空间维度中展现人物关系的变化。

二、以“棋”见人：多重“对立”关系中人物形象的建构

“以物见人是我们这边一个重要的叙事传统。”［22］“我”和脚卵都与王一生有相似或相悖之处，其中明显的不同在于他们对“棋”态度的不同。阿城将“棋”作为人物关系网的中心，由此产生连接，同时在比较中呈现人物的差别，完成对王一生的人物建构。以“棋”见人便是作者的一个叙事策略。

首先，作者通过“我”与王一生对棋的不同态度以及“我”的有限视角，展现王一生从“棋痴”到“棋王”的形象升华。小说对王一生的形象呈现主要通过他有限的外在动作和语言，而对王一生内心世界的直接流露同样笔墨有限。作者通过“我”与王一生的交往使二人一同成为故事的经历者，再以“我”为叙述者，通过“我”的有限视角完成“我”对王一生的思考和形象建构。显然，王一生的形象主要依靠“我”来完成。“我”与王一生的相识契机在于棋，但二人一开始对待棋的态度则相反。当“我”面对王一生找我下棋时，我只回应：“这么乱，下什么棋？”［23］当我随意下棋时，王一生则乘胜追击，“他的马却‘啪的一声跳好，比我还快”［24］。甚至当“我”接着下棋，他却从中看到一个好的开局。“我”的随意、业余和王一生的敏捷、投入、兴奋形成反差。王一生一出场，作者就通过语言和动作展现出王一生渴求下棋，爱棋、护棋的状态。当后续同车的人答应王一生下棋的请求时，“他就很高兴，连忙码好棋子”［25］。当同车人决定不下时，“王一生便很沮丧”［26］。王一生的动作与情绪的快速变化都是随着棋而变化。作者也通过同学之口道出王一生的身份背景，进而补充他对棋的痴迷，这些都突出了他“棋呆子”的身份。

随着王一生到农场寻“我”，二人的关系逐渐拉近。当作者以“我”观连环大战来完成王一生“棋王”身份的建构时，也完成了人物的升华。该场面的描写好似武侠小说中的高手过招，小说并无意直观展现王一生下棋的具体方法，而着重展现王一生下棋的状态。所以作者写王一生下盲棋时，非着重于具体棋路，其笔墨主要集中于众人观棋的浩大场面以凸显这一场景的壮阔，反衬王一生棋艺高超。作为观棋者的“我”则冷静旁观，感受周围人的高涨情绪和王一生专注于棋、以一敌多的狀态。“我”的情绪到达高潮则体现在“我”对无字棋的特征展现，此处呈现作者创作思路：“我”观王一生下棋后被王一生的精神状态所折服，继而“棋”也由此变得更加具象。故在此处，阿城对无字棋有了难得的细致描写：“我不由伸手到王一生的书包里去掏摸……取出一个棋子，确实很小，在太阳底下竟是半透明的，像一只眼睛，正柔和地瞧着。我把它攥在手里。”［27］“我”从看王一生到看棋，人与物的形象产生了联系和契合，说明“我”在观王一生的棋子时产生对棋的认同，而这更是出于对王一生的钦佩。“通过描写那些与人相随相伴之物，达到衬人、代人、名人、助人和强人的目的”［28］，同理，无字棋成为王一生作为“棋王”的衬托。“我”与王一生相遇时的疑问，对于“吃”和“棋”的思考，都在“我”观对弈和看无字棋的过程中找到答案，继而也对王一生“棋王”形象产生认同，由此完成王一生从“棋呆子”到“棋王”的塑造过程。

其次，小说通过“我”与王一生对“吃”和“棋”的不同态度，以及二人受物质限制程度的不同，建构出王一生不为环境限制的自由精神。王一生在火车上邀“我”下棋，“我”回应：“这么乱，下什么棋？”［29］由此看出，“我”对棋的态度出于实用上的娱乐消遣，并非如王一生一样无时无刻不陷于棋的痴迷。两人对“棋”的态度的最大差异体现在他们对“吃”和“棋”的探讨上，王一生对二者的看法是“一天不吃饭，棋路都乱”［30］，即物质温饱是生活和精神需要的基础，同时否认“我”的看法：吃饭“是一种精神需要”［31］。王一生认为那只是好上加好，“那是馋”［32］。作者借王一生区分了“饿”和“馋”的区别，认为“吃”和“棋”都构成生活的本身，在“吃”中生存，也在“棋”中形成对生活的超越。由此表明王一生对物质的作用有清晰认知，但不困于物质之中。王一生关注“棋”在生活中的精神维度以及对现实的超越，所以他认为：“何以解不痛快？唯有下象棋”［33］。此处可以看出，王一生是一个立足于生活本身，并有一定精神超越性的个体。

当“我”来到农场，小说交代此处物质境况：生活清苦，有米没油，无法满足知青的“馋”。王一生的出现，“我”再次和他形成“对话”：“我”询问王一生，假若不让他下棋该怎么样？王一生则表示：“不可能……我能在心里下呀！还能把我脑子挖了？”［34］阿城借王一生之口表达了具体物质对人的完整性的决定有所限度，人的主体性与自由更主要在思想精神层面，这再次突出王一生在精神上超脱于物之形的约束。棋在“我”眼中为具体物象，人的精神建构受具体生活的约束，但王一生的“棋”则是精神之物，彰显他“物我合一”的精神维度。

最后，作者通过王一生和脚卵对“棋”在“实用”和“审美”上的不同态度，进一步衬托王一生不为物役的形象。在王一生向“我”讲述自己身世后，阿城似乎有意安排脚卵出场。作者向读者透露出脚卵的外貌特征和身世，并与王一生形成明显的对照。王一生从小生父缺席，与继父关系疏离，且生活环境困顿，属于社会底层。脚卵则是大城市知识青年，其父有权力地位，家世荣耀，且有家传棋道，自成一路。王一生的棋艺则是儿时叠书页时无意学得，自己练习，最终从捡烂纸儿的老人那进一步习得。相比脚卵，王一生的棋路更像“野路子”，所以二者身份的差别折射在二者之棋的差别上。王一生的无字棋是其母用别人废弃的牙刷把制作而成，脚卵之棋则是祖传的乌木棋，二者之棋在来历、外观等物质特征上显示出了二人身世背景的区别。

二者对待棋的态度则形成最主要的“对立”。当脚卵用乌木棋换取自己的调动机会和王一生的比赛资格时，这乌木棋便和脚卵赠予书记的字画一样，成为获利的功利手段。王一生拒绝了脚卵以棋相助的举动，并谈道：“那是他父亲的棋呀！东西好坏不说，是个信物。我妈留给我的那副无字棋，我一直性命一样存着，现在生活好了，妈的话，我也忘不了。倪斌怎么就可以送人呢？”［35］王一生将“棋”看作亲情伦理的承载物，而非冷冰冰之物。所以，王一生对待母亲生前为他制作的无字棋，视若珍宝，随身携带。在车轮大战中，王一生担心事情闹大，他的直接反应是让“我”护好他的棋。他不仅爱下棋，而且对棋倾注了明显的情感，故十分珍视。脚卵对以棋换取利益的行为觉得理所应当时，是因为他从物的实用性来使用物。而王一生践行“为棋不为生”［36］的理念，不为“生道”妨害“棋道”，是从情感的寄托和自我精神建构来看棋的内在价值。因此他是无功利地爱棋和下棋，以对棋的情感和痴迷来建构真实的自我。读者通过脚卵和王一生在背景以及对待棋的态度的差别中，可以看出二者处世态度的不同以及情感倾向的区别。

三、“棋”的价值：消解身份焦虑与建构文化精神

《棋王》中以知青为主要人物，且形象参差。无疑，阿城在文本中通过“我”的认同来建构理想的知青形象。棋不仅成为王一生审美层面和精神层面之物，也透露出阿城对时代身份焦虑的缓解和文化精神的建构。“文学作品中意义世界的形成，与对物的讲述大有关系。”［37］阿城不仅利用“棋”推动文本叙事发展，也通过“棋”的叙事功能寄托自己的审美理想和时代思考，实现“棋”在政治文化上的价值。由此《棋王》摆脱以往“知青文学”对“伤痕”的直接控诉，而以“一种淡泊沉静的文化意味”［38］契合了“寻根文学”的發展向度，改变中国当代文学的审美取向。

其一，阿城利用“棋”缓解身份焦虑，消解“父权”。下棋的规则作为一种束缚无疑隐喻了时代与知青的关系：家庭背景决定了知青阶层和地位。这也似乎成为时代的规则。“我”和王一生都受到时代和身世的限制，不仅“家庭之父”缺席，而且缺少“政治之父”的认同。

王一生成长主要依靠母亲，生父和继父都属于“缺席”的地位，但王一生仍有对“父”的渴望。当脚卵出现，他代表王一生身世背景的对立面，引起了王一生的好奇。除了二人的棋艺促进他们的联系，更重要的是王一生对脚卵的家世及其拥有“真正之父”的艳羡。其他知青质疑“棋”是否会有遗传时，王一生说：“家传的棋，有厉害的。”［39］王一生仍然认可“棋道”的渊源，这实则是表达他对家世和身份的情感倾向。二人对弈结束，脚卵谈及二人可做朋友，王一生却更关心脚卵的父亲：“将来有机会，一定见见你父亲。”［40］脚卵的乌木棋便成为他有别于王一生而人生完满的象征，象征王一生所缺少的“父”、家世、物质和阶层。所以，当脚卵要将其父赠予的乌木棋送于他人时，王一生有着强烈的不理解。当王一生对母亲无字棋产生珍视，最终成为名副其实的“棋王”时，父系之棋的价值也随之消解，母系之棋的价值得以凸显，这实则是作者缓解了王一生对“无父”身份的焦虑的表现，突出“父”之外个人的主体性的价值。

“棋”除了缓解王一生的“无父焦虑”，也有“反抗父权”的作用。相比于脚卵受到体制的认可和优待，王一生则相反。他在中学时传说因串联犯事，并且在与“我”相识之后，打算参加总场比赛，但因其表现不好而不准报名。王一生的成长并不受“父权”认可，但阿城通过王一生对棋的痴迷和棋艺的精湛消解了时代“父权”对他的压抑。王一生拒绝脚卵“好意”的姿态反映普通人对官方“制度”和“规则”的反抗，不屈从“父权”的摆布。王一生的车轮大战是民间自发的比赛，与官方比赛也形成对照。这个比赛诞生出的真正“棋王”，让王一生的身份和主体性最终不再需要“秩序”和“官方”的承认。

作者通过王一生对“棋”的态度消解“父权”的同时，进一步消解“我”的“无父焦虑”。小说一开始就介绍了“我”的背景：“父母生前颇有些污点，运动一开始即被打翻死去。”［41］在此，“我”是一个“没有身份”的人，是一个被“政治之父”疏离的“局外人”。但“我”仍然有着对“父权”认同的渴求，“我”之所以前往插队，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斗争之中除了阶级，尚有国际，出身孬一些，组织上不太放心。我争得这个信任和权利，欢喜是不用说的”［42］。可见“我”在火车上时与周围的疏离实则是出于身处时代边缘的无奈，“我”仍有获得“身份”、获得秩序认可的愿望。另外，“我”对自身主体性探寻主要体现在对“馋”、对书与电影等方面的寻求与思考之中，这种探寻的过程正是通过“我”对王一生的身份认同完成新的认识。在阿城与施叔青的对谈中，阿城谈及：“我”代表着主观世界，王一生代表客观世界。“一个客观世界跟主观世界的参照，小说结尾的时候我想这两个世界都完成了”［43］。王一生形象依靠“我”的有限视角塑造，但“两个世界都完成了”则包括“我”对自己处境达成和解，缓解了“我”的身份焦虑。这尤其体现在上文提到“我”见证王一生在车轮大战中获胜，看到无字棋时的反应，以及“我”最终对人生本质有了自己的顿悟：“衣食是本，自有人类……可囿在其中，终于还不太像人。”［44］“我”看到王一生因为棋不受“具体的生活”的限制，不受阶层、身份、时代处境等方面的束缚，完成了作为“人”本身的主体性建构，这时的“我”对个人身份的认可不再是“时代中的知青”，而超越为“生活中的个人”，以此探索个人主体身份具有超越具体时代的永恒性。当“我”对王一生产生认同，是对他的生活方式和自我主体性确立方式有了认同，更是对和自己一样“无父”的边缘人身份有了认同。

其二，小说利用“棋”的规则性与道家文化中“无为而无不为”关系的契合，将道家的文化迁移到棋的物性中。作者虽然利用棋的博弈性带动情节发展，却最终在文本价值上突出棋精神层面的纯粹性，将棋定位为“文化之物”，突出道家的文化价值。这也是阿城为消解时代对个人压抑，消解身份焦虑开出的“药方”。下棋作为规则性很强的技艺，王一生不仅可以超越规则展现技艺的自由，同时也不被棋子、棋盘等具象之物束缚，在下盲棋中游刃有余地享受精神的自由。这主要原因在于他经过捡烂纸老头的点拨，接受了棋中的道家文化，形成下棋时“无不为”的超越。小说通过老者之口，建构了棋背后的“道”，“这势要你造，需无为而无不为。无为即是道……棋运和势既有，那可就无所不为了。”［45］老者的这番话突出了下棋时“自我造势”的主体性作用和文化的作用，弱化了下棋时敌我之争的对峙，强调了下棋向内求，而非向外进攻的方式。庄子强调“自然而然的无为性，人应顺物自然”［46］，也强调“人应不为物役”［47］，即道家之“物”强调与人和谐，且人不被物支配，不异化，应有人的本性。阿城利用老者之口将下棋者的精神状态与道家中“无为而无不为”的观点联系在一起，正如阿城谈及的“‘无为而无不为 我看是道家的精髓，‘无为是在讲规律面前……可知道了规律，就能无不为”［48］。阿城将下棋背后承载的“道”与道家的“道”契合起来，小说由此突出了“精神的棋”和“文化的棋”，形成“棋”当中道家的文化隐喻。阿城写出王一生的“得道”体现：得“棋道”，更得道家之道。这强调了王一生的精神境界，突出是棋背后的道家文化让王一生从物资匮乏的年代中超拔出来。由此，作者使得小说中的棋有了建构道家文化的时代价值。

“作家们正是通过把他们的青年主体性灌注渗透到小说的人物形象中去，以此来表达他们的困惑与探索，而不仅仅满足于塑造某一两个青年形象。”［49］阿城利用“棋”建构知青形象，更意于完成阿城自我的主体性确认。正如阿城在《父亲》中写道：“我很感激你在政治上的变故，它使我依靠自己得到了许多对人生的定力，虽然这二十多年对你来说是残酷的。”［50］阿城父亲钟惦棐遭遇批判后，阿城也成了时代的“边缘人”。王一生和“我”对生活意义的思考，以及最终二人对自我的接纳，实则表达了阿城与自我的和解，以及对一代知青人生意义的定位。他利用“棋”完成时代中道家文化意蕴的呼吁，更是对这一代人身份焦虑和时代创傷的补偿。小说突出了道家之棋的文化意义，强调“棋之根”“为棋不为生”等内蕴，无疑是一种叙事策略，即在叙事上弱化对时代创伤和政治社会层面等问题的反思，将话语集中在文化语境中，强调了个体精神独立的活法，呼吁通过“棋之根”找寻自己人生的“根”。

四、结语

“《棋王》的成功决不在题材上，而是其独特的叙事方式和深蕴其中的文化内涵。”［51］“寻根文学”代表作《棋王》成功地通过对物的叙事，在叙事方式上改变了以往知青群体对“伤痕”的控诉，将“写什么”隐藏在“怎么写”之下，从而将20世纪80年代早期小说中政治社会层面导向转向了审美和文化层面的导向。所以《棋王》中以“棋”为载体的道家文化实际上也是阿城对时代“伤痕”的崭新书写，它以更加隐蔽的方式达成对“父权”的反拨，以及对宏大叙事进行消解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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