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会会+郭艳红

【摘 要】艾丽丝·门罗的短篇小说《逃离》，通过对劳拉逃离和回归故事的讲述，表达了作者对女性命运的关注，探讨了女性生存的困境：一方面男权制的挤压使女性身处牢笼，另一方面对“他者”身份的主动认同使女性成为自身的压迫者。在女性出路的思考中，作者以更加包容的姿态来看待男女关系，显示了独特的女性生存智慧。 【关键词】艾丽丝·门罗；逃离；男权；他者；出路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6-0243-02作为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艾丽丝·门罗凭借其杰出的短篇小说创作才华，被誉为“当代的契诃夫”。 小说集《逃离》是作者的代表性作品之一，曾荣获当代英文小说最高奖项之一的布克国际奖，也是在中国最早出版的小说集。其中的短篇小说《逃离》浓缩了作者对平凡女性命运的思考，从中可透视出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处境以及女性自身的反省，在对女主人公劳拉逃离和回归的叙述中，隐含着作者对于女性出路的特殊思考。一、女性的囚笼与逃离——对男权制的批判从1781年奥兰普·德古热发表《女权宣言》，发出第一声呼声开始，几个世纪以来，女性一直在为追求男女平等、争取自己的权利做着不懈的努力。但是直到二十世纪，在爱丽丝·门罗的笔下，这种追求依然是一个神话，从她的作品中仍然能看到男权制根深蒂固地存在。凯特·米利特曾经在《性政治》中首次引入“男权制”这一概念，并用以表示男尊女卑、男性统治女性的社会现实。[1]169《逃离》中的男主人公克拉克无疑是男性极权的现实化身，他在内心深处对妻子劳拉持一种轻蔑态度，“他瞧不起她”。在家庭生活中，他充当立法者和审判者的角色，在他眼中，劳拉“不管做什么都是做得不对的，不管说什么都是错的”。而且他拥有绝对的统治权，每当两人产生矛盾的时候，他会用“用不着你来告诉我我怎么了”，来宣告自己的绝对权威。甚至在克拉克眼中，女性彻底丧失了作为独立个体的价值和意义——“我的老婆也是一个人吗”。克拉克赤裸裸的男性中心主义使劳拉的生存空间遭到了巨大的挤压，与克拉克共处的空间成为劳拉的牢笼。每当克拉克心情不好、家里的气氛压抑的时候，劳拉“最能排除烦恼的还是上厩棚去找点什么活来干干”[2]336，马厩作为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的现实变形，成为她的精神避难所。在克拉克的步步紧逼下，劳拉终于感觉“我受不了了”“跟他一起过真要把我逼疯了”，男权的重压迫使劳拉选择了逃离，“选择了另一种生活，另外一个地方，仅仅是因为那里没有克拉克。”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巴在《阁楼中的疯女人》一书中曾指出，“囚禁与逃跑”是女性描写的一种文学传统和模型[3]1。艾丽丝·门罗以自己的创作与两位女性主义学者的理论遥相呼应，也悲哀地证实了经过百年的抗争，男性中心主义的阴霾依然笼罩着女性的世界，劳拉的困境是所有生活在男权制度下女性处境的缩影，逃离是女性生存空间被吞噬殆尽的被动和无奈的选择。二、“他者”身份的自我沉溺和挣脱——对女性自身的反思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对造成女性困境的成因进行了一种深刻的分析：女性是作为“他者”被造出来的——“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1]309《圣经》中夏娃诞生于亚当的一根肋骨的神话，隐喻着一种父权的想象：男性是女性的生命之源，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属物存在，女性本身是被再造而生的。而女性的悲剧性在于，经过父权社会的“他者”再造，女性“有意识的自我把自身变成了一个超越有意识的自我的人的客体” [2]336。女性的主体性丧失，转而认同男权社会的价值观念和自己的“他者”身份，成为男权制的同谋和自身的压迫者。在《逃离》中，劳拉因为不满现实的处境，背弃父母和克拉克私奔，是因为她把克拉克当作“二人未来世界的设计师”，这本身就隐含着女性靠男性拯救的虚幻想象，而且在克拉克面前，她“甘愿做俘虏，她的顺从既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心甘情愿的”，更是表现了对男权的主动臣服。为了急切地“讨丈夫的喜欢”，她不惜牺牲自己的尊严，一次次向丈夫重述垂危的男邻居如何对她心怀不轨的故事，用所谓女性的特质——色和性来激发丈夫的热情。男高女低、主人和仆人、主宰和顺从，劳拉欣然接受这一系列二元对立的不平等关系，昭示着男性中心主义“他者”再造的成功和女性自我的蒙昧。但是《逃离》描写的光芒在于，劳拉并未一味地沉溺在“他者”的身份中不可自拔，西尔维亚太太作为一个启蒙者，帮助劳拉开始了一场“乘着大巴希望能寻回自己”的逃离之旅，进行了一次以“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勇敢尝试，虽然逃离最终以劳拉的自我放弃结束，但是劳拉在矛盾和痛苦中完成了自我选择，这本身就是女性打破男性权威、探寻自我价值的重大进步，是对“他者”身份的有力挑战。三、挪拉式的出走与回归——对女性出路的探索女性的出路到底在哪里，这是女性主义最终要解决的一个根本性命题。19世纪上半叶，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借娜拉的出走为深受压迫的女性指明了一条出路。激进女性主义一度将抛弃婚姻和家庭当做实现男女平等的手段，其理论前提是男女矛盾的不可调和，“男性是女性的敌人”。相较而言，门罗的态度远远没有易卜生和激进女性主义的激烈和决绝。虽然劳拉也在现实的禁锢中一度选择了娜拉式的出走，但是她却对克拉克以及他们共同创造的生活充满感情，丈夫并不是她的敌人。在她向西尔维亚滔滔不绝地倾诉时，没有提到一件特别的伤心事和烦心事，而且她还在不时地担心家里的生意；在终于下定决心要离家出走时，她“不断发抖”“手抖得厉害”，惊慌失措到字条上的字都写错；在去多伦多的途中，她还在潜意识中为他们的马场选一块好地方。所以，出走让她意识到了对丈夫的真正感情，最终选择了一条和娜拉不同的回归之路。而丈夫也并不是完全魔鬼式的存在，在她回来之后，克拉克对她的表白——“当我看到你的字条时，我的五脏六腑一下子像全被掏空了……如果你真的走了，我就会觉得身体里什么也没有留下了”，也是真情流露。所以在门罗的笔下，男女关系没有尖锐到完全对抗，而劳拉的回归反而使夫妻关系得到了一定的改善，部分地实现了娜拉追求的“改变到在一块儿过日子真正像夫妻”。克拉克开始关心和体贴劳拉，两人在各自干活的时候挥手作别，温情重现。所以，在女性出路的探索上，门罗的观点更温和，“也更充满了和解和包容的姿态”。 [5]艾丽丝·门罗借劳拉的逃离和回归，帮助女性实现了一次精神洗礼和自我探索之旅，但是劳拉的回归远远不是结束，“她像是肺里什么地方扎进去了一根致命的针，浅一些呼吸时可以不感到疼。可是每当她需要深深地吸进去一口气时，她便能觉出那根针依然存在。”[2]47在看似对正常和平淡生活的回归中，逃离作为一种诱惑始终存在。但是劳拉学会了如何抵抗它，并慢慢习惯了心里的刺痛而不感到惊异，这是艾丽丝·门罗独特生存智慧的展现，“从前，结婚就是出路，近年来，离开丈夫成了出路。在我看来，这样的出路很可笑。我的出路只是过日子，活下去。”[6]102参考文献：[1]凯特·米利特.性政治.宋文伟译[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2]艾丽丝·门罗.逃离[M].李文俊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3]桑德拉·吉尔伯特.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4]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5]艾丽丝·门罗：人类的关系和心理之谜，就是文学的本质[N].文学报2013-10-17.[6]An interview of alice

munro[J].Canadian fiction magazine，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