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雯文　邱勤

摘 要：绿色发展理念彰显了清晰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理论逻辑上，绿色发展理念既呈现出古代智慧与时代哲学的交相辉映，也再现了发展道路与发展模式的深刻变革;历史逻辑上，绿色发展理念既演绎了人本逻辑与资本逻辑的对话交锋，也凝结了惠民利民与富国强国的理想诉求;实践逻辑上，绿色发展理念既展现了经济增长与生态压力的矛盾，也显示了党对人民的绿色承诺与绿色发展的使命践行。这三重逻辑彼此融合、相互关联，统一于党的领导下“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指向。

关键词：绿色发展理念;普惠民生;三重逻辑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1）11-0004-0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1]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一直遵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快速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这使我们在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生态问题。以绿色生态引领高质量发展，这一新发展理念不仅契合了民生国情和生态国情，契合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和长久期盼，契合了国家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拓展与实践构架，也契合了在凝聚绿色发展合力的过程中国家主体道德尊严和道德责任的彰显。因此，对绿色发展理念普惠民生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进行理论分析就显得十分必要。

一、绿色发展理念普惠民生的理论逻辑——理论溯源与理论创新

（一）理论溯源：古代智慧与时代哲学的交相辉映

绿色发展理念的提出可以溯源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朴素理念与马克思“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在中华大地的交相辉映。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之所以能够顺利地在延绵千年的古老土地上落地生根，正得益于中国古代智慧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契合共通。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命题，“天人合一”思想体现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论与朴素辩证法相交融的自然观和宇宙观。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时代哲学的基本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对“自然人化”“人化自然”等辩证关系的阐述，集中体现了其生态学思想。把人和自然的关系看作考察人类社会的起点与核心，这同是中国古代智慧和马克思生态观的精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与自然对立统一的生态整体观。“人创造环境，环境也创造人。”[2]马克思认为人与环境是相互依赖和双向建构的根源性关系。人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既改造了自然也改造了自身。中国的儒家向来以仁爱之心对待万物，如孟子认为：“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表达了万物同根的思想。

第二，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生态伦理观。生态伦理的本质是人在生态实践中对自身活动意义的拷问，它反映了人在处理与自然关系时承担的道德责任。马克思曾提出对自然“人道的占有”问题，在肯定了自然的优先地位和人的主体地位时，更多的是对人类改造自然的正当性及方式的深入思考。儒家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折射出的是万物平等的大智慧。

第三，人与自然以规律为遵循的生态实践观。恩格斯认为能够支配自然、使自然为人类服务是人类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但这一支配过程必须要以“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为前提。孟子提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只有“不违农时”才能为后代子孙留下足够的物资。

第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资产观。自然本身即价值，生态本身即资产。要像对待人的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有节制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马克思认为生态问题本质是一个社会问题，与发展密切相关。“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3]。“仲冬斩阳木，仲夏斩阴木”，古代先哲的生态智慧已经有了生态经济学的萌芽，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现代生态理念遥相呼应。

总之，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朴素生态理念本质上是一致的，不同之处在于古代生态思想展示了农耕时代先哲对人与自然关系感性、经验、朴素的认识，马恩的生态思想则是逻辑、思辨、科学的，马克思洞察到工业文明时代人与自然正在走向分裂，在第一时间对人类提出了预警。

（二）理论创新：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变革发展

在古代生态智慧的丰厚滋养和马克思生态思想引领下，共产党人开启了对生态文明的探索之路。新中国成立初，毛泽东同志“人定胜天”“向大自然宣战”等口号似乎凸显出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但如果把这一口号重置于彼时内忧外患的国情，会发现这一口号本身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革命宣传功能，人民的温饱是党需要解决的头等大事。同时，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厉行节约”“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等号召可以说是生态文明建设的萌芽。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虽然认识到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但也开始思考如何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提出“谁污染谁治理”，并从“生态建设法制化”的角度来规范生态文明的建设走向。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初步孕育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在生产力的持续推动下，人口要素与资源要素、环境要素之间有机互动并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的整體，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顺应了全球性绿色发展浪潮，“科学发展观”被赋予了绿色内涵。在此，“以人为本”“以生态为本”达成了价值取向的和解与统一，从而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的和谐共进有了新的理论指向。

“改革”“发展”“创新”奏响了新时代最强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4]在新一轮价值建构和路径选择中，“美丽中国”成为强国目标，被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新发展理念，绿色发展第一次上升到党和国家的意志层面，成为国家的执政理念。“十四五”规划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目标落笔绿色发展，努力探索“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互相转化的新路径。

作为后发追赶型工业化国家，我们走的是一条自上而下的、从理论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实践层面高度自觉、强力推进的道路。纵观这条绿色发展日渐丰富、成熟的发展脉络，“民生”始终是最清晰的刻度。“良好的生态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不仅是口号和学说，也成为国家执政理念和实践。

二、绿色发展理念普惠民生的历史逻辑——历史定位与历史使命

（一）历史定位：人本逻辑与资本逻辑的对话交锋

自人类推开工业革命的大门，生态问题便如影随形。21世纪生态问题日渐成为显象，近几年全球极端天气频发，特别是席卷世界的新冠病毒，更是被视为二战以来人类经历的最大劫难，人类不禁发问：这个世界怎么了？

要化解生态危机，须反思引发危机的深层社会根源——资本逻辑。新冠病毒肆虐之际，资本逻辑与人本逻辑的交锋正在全球激烈地上演，中国为什么能够迅速控制住新冠病毒而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国家却步向灾难？因为在中国共产党看来，生命的价值远重于经济上的算计。

马克思曾提出“瓦解资本逻辑”这一克服生态危机的药方，也构想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从市民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到底是“生态资本主义”还是“生态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关系人类生死存亡的焦点问题。

资本逻辑指资本在运动过程中所追求的价值无限增值的逻辑。从生产力角度看，在资本主义时代，生产力已不是人與自然之间简单的物质变换，而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保驾护航下不断将生态资源吸纳到资本永无止境的自我扩张系统中，将完整的生态系统割裂、撕碎后再以生产原料的形式重新整合到现代工业链条中去。生态异化是资本主义旧有的生产方式始终无法解决的问题，资本逻辑和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资本逻辑具有反生态性。正如马克思所言，“但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5]因此，资本逻辑和生态环境间的对抗性矛盾的本质是以资本的私人占有性和生态环境的社会性间的矛盾为核心的[6]。2020年的新冠疫情，更是把资本逻辑推演到极致：资本安全第一、资本逻辑第一，以对人民生命安全的漠视为代价来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由欧美现代文明模式的内在本质决定，看似疯狂的举措暗合资本逻辑的内在规律。

资本逻辑不会主动退场，它会采取更为隐秘的方式推行生态殖民主义。面对资本逻辑的生态霸权，以社会主义中国为代表的人本逻辑必须勇于亮剑，以人本逻辑超越、规约甚至取代资本逻辑。“绿色发展理念”的提出即斩断了资本和自然的对抗关系，是一种全方位的生态关怀。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的规约中，在绿色发展与自然界的德化互动下，资本逻辑和生态环境间的对抗性矛盾才能得以解决。

（二）历史使命：惠民利民与富国强国的理想诉求

“民本”与“邦固”辩证统一，以人民为中心，顺应人民的发展愿望，满足人民的发展需求，就会国泰民安。“惠民利民”与“富国强国”是绿色发展理念的两大价值目标，该理念的提出体现了党时刻把共同富裕置于心头，在充分发挥国家战略指导性、人民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通过政治引领、制度安排、文化化育、国际协作等方式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穿越“绿色库兹涅茨曲线”，迈向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决心和定力。

绿色发展之路首先是绿色惠民利民之路。绿色发展理念是人类文明所达到的新的高度，它并非自发盲目的认知，而是人作为主体的理性自觉;它没有局限于眼前的困顿，而是以人类解放的远大目标为参照。首先，绿色发展理念回答了发展“为了谁”的问题，并使这一理念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生态发展良好的获得感中实现。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威胁，中国尽一切努力挽救生命，这种人民至上的疫情防控，是对绿色发展承诺的最有力践行。

其次，绿色发展理念回答了发展“依靠谁”的问题。习近平主席在2020年与波兰总统杜达通电话时说：“战胜这次疫情，给我们力量和信心的是中国人民。”在与新冠肺炎疫情斗争过程中，14亿中国人民乐观坚韧，中国精神在这次大考中被熔铸得熠熠生辉。未来的绿色发展仍需要人民来打胜污染防治等攻坚战。

绿色发展之路也是绿色富国强国之路。绿色发展有利于破除资源和环境瓶颈，孕育新兴业态，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和新动力[7]。而今，党已为群众架起了从“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桥梁，人民在绿色发展理念引导下自力更生，共享绿色福利。绿色发展是加快工业转型的必然选择，当前，“新基建”已然启动，“新基建”的投资、发展以高质量为前提，而以“绿色”和“科技”为特征的供应链则是一系列重大基建项目的有效支撑，这在惠民的同时，也为个体“人”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三、绿色发展理念普惠民生的实践逻辑——中国问题与中国方案

（一）中国问题：经济增长与生态压力的矛盾呈现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历程，中国经济的大船在无数次惊涛骇浪中颠簸却依然前行，从新中国成立初的一穷二白成长为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中高收入国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即使受疫情影响，在全球经济衰退情况下，我们的产业体系扛住了冲击，经济发展势头强劲，民生得到了有力保障。

但必须承认，4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也付出了环境代价。改革开放之初，由于科学技术水平较低，我们只能在不断增加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基础上，通过对资源的粗放式利用以及污染物的大量排放为代价来提高产值，由此造成了生态环境的恶化。之前的快速发展，是通过“拼资源”换来的，今天，生态环境问题正以“时空压缩”的方式呈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既表现在物质与精神层面，也表现在生态层面。

而今，中国已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传统的增长方式面临的资源瓶颈和环境容量的制约越发明显，“促转变”成为政府经济工作的重心。转什么？怎么转？已然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党的十八大，生态文明建设被置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宏大视野中;党的十九大不仅更清醒地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问题，且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清晰的思路和举措。经不懈努力，目前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已呈现向好之势。然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依然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方面。当前，我国生态文明的建设还处在各类压力交织叠合，但毅然负重前进的关键时期，用绿色发展成果来提升整体发展质量任重道远。同时，生态问题得以解决的“窗口期”已经来临，中国有信心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打好打赢这场攻坚战。

（二）中国方案：绿色承诺与绿色发展的使命践行

今天，全球性生态问题频发，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肆虐，生态问题从未像今天这样成为人类永续发展的重大隐患，我们对于生态问题的理解也不应停留在传统意义的制度和措施等层面，而应该从人类文明转化更替的高度来加以认识。我们要建立的是一种不同于以往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全新生态文明，这也是马克思所追求的“自然界的真正复活”[8]。

我们正担任着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的角色。2000年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之后，中国就积极参与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特别是2020年“绿色发展”被聯合国开发计划署首次提出以来，中国已经从深度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全人类共同发展的高度践行了对绿色发展的认识。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中国就二氧化碳排放量等问题向世界郑重承诺;2016年联合国正式采纳中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两山论”发展理念作为全球新理念;在2020年的气候雄心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5%以上”等郑重承诺。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中国以自己的行动履行了共筑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使命，为全球战疫贡献中国智慧。

当前，中国正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姿态，以建设“与自然为友”的绿色文化为转型的灵魂和动力，以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为制度建设的框架保障，以创新驱动为助推自身绿色发展方式转型的引擎，以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为培育绿色社会风尚的手段，顺应生态全球化的趋势，发挥中国绿色生态发展之路的示范效应，推动生态外交和绿色国际合作。

总之，从普惠民生的维度看，绿色发展理念遵循了理论、历史和实践三重逻辑。对理论逻辑的梳理使我们坚定理念引领、道路选择的充分自信和理论定力;对历史逻辑的剖析使我们了解中国所处的时代坐标和责任使命;对实践逻辑的诠释使我们明晰中国未来的发展动力和前进方向。这三重逻辑彼此融合、相互关联，统一于党的领导下“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指向。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张红霞，谭春波.论全球化背景下的资本逻辑与生态危机[J].山东社会科学，2018（8）.

[7]刘德海.绿色发展[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92.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