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氢 王沫

[摘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变化，为更好地服务农村，实现常态化帮扶，职业教育急需把握形势、认清问题、重塑路径。文章基于两大战略衔接之际农村地区的发展变化，重新分析了职业教育在持续服务乡村振兴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了常态化帮扶视域下职业教育的发展路径，即针对不同对象特点重构培养机制、优势互补协同多主体共创、因地制宜构建产业新生态、挖掘文化价值引领乡村新风尚。

[关键词]常态化帮扶;职业教育;乡村振兴

[作者简介]陈氢（1968- ），女，湖北武汉人，湖北工业大学，教授，博士;王沫（1997- ），女，湖北荆州人，湖北工业大学在读硕士。（湖北  武汉  430000）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1）15-0005-07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对脱贫攻坚政策体系和工作机制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平稳过渡做出了相应的指导，为完成脱贫攻坚目标后持续巩固发展成果，接续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指明了方向。职业教育作为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最密切的教育类型，因其跨界性，与乡村振兴的多方要素能够充分耦合，是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在由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的过渡阶段，职业教育需要深入落实对乡村地区发展对象、主体、产业和文化的常态化帮扶，把握现阶段主要矛盾的转向，明确建立常态化帮扶面临的问题，探寻常态化帮扶的有效途径，从而有效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为全面实现乡村振兴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常态化帮扶视域下职业教育服务工作的逻辑转向

（一）帮扶对象由单一到整体

从脱贫攻坚战略转向乡村振兴战略，首先要聚焦于帮扶对象。只有了解帮扶对象的特点，把握帮扶对象的特质，以及明晰战略转变中帮扶对象的变化，职业教育才能做出相应的调整，更有效地服务乡村振兴。在脱贫攻坚阶段，需要做到“特殊”对象的重点帮扶，目的是化解贫困群众的问题，帮助特困对象走出贫困。在此基础上，业精准扶贫瞄准的对象由贫困地区细化到贫困村再到贫困户，呈现出具体性和单一化的特点。农村职业教育接收的主要是需要“造血式”扶贫的适龄劳动力贫困人口，帮助他们学习就业技能和知识，从而促进个人发展和稳定就业，最终摆脱贫困狀态。将视角转向乡村振兴后，目标是提升乡村的整体水平，需要激发全体农民建设乡村的内生动力，因此帮扶对象的范围相比脱贫攻坚时期有所扩大。相应地，职业教育也要扩大帮扶范围，及时回应乡村振兴过程中日益扩大的人才培养诉求，培植一部分不仅掌握一技之长，还能扎根乡土的精英人才，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带动当地民众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实现乡村振兴。

（二）行动主体由分散到协同

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的产生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计划经济、教育体制改革的产物，其主导力量是政府的政策推动，是一种“外源性”的发展，与自下而上地推进截然不同。从治理主体上看，脱贫攻坚阶段由党政部门统一领导，凭借强大的经济支持和政治保障，极大地促进了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村经济社会的双线共同发展，确保脱贫攻坚能够顺利完成。迈入乡村振兴阶段，面对外部环境的变化，要实现乡村建设的现代化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就不能仅仅依靠政府部门的强势带动，而是需要动员学校、市场和社会力量自下而上地推进，让多主体在参与过程中顺势而为，从独立走向协同。从治理主体的行动场域上看，脱贫攻坚阶段，我国依据贫困标准筛选出了各种类型的贫困地区，而这些特定的地区就是脱贫攻坚最主要的行动场域，实现重点场域的脱贫摘帽是我国精准扶贫的重要成就，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城乡二元发展模式，惯性地使农村职业教育的行动场域被限制在农村地区，局限于传统农业范畴;转向乡村振兴阶段后，要顺利实现职业教育的常态化帮扶，主体行动场域的拓展需要被重点关注。

（三）产业要素由打包到分解

为实现农村产业的快速发展，脱贫攻坚阶段优先开展专项任务的精准施策，通过补齐发展产业必需的短板，优化政策、人才和资本等一般资源的配置，发展教育脱贫一批;通过整体资源的项目化助推，合力实现区域产业精准化扶持，在此过程中要素由打包的形式进行输入，以实现贫困群众的快速脱贫。乡村振兴是更具顶层设计的谋划，其内容更为丰富，体系更为庞大，最终目标是要实现乡村整体的振兴，在实施过程中所需要调集的资源将远远大于脱贫攻坚时期，对各要素的广度和深度也有着更进一步的要求，各项产业资源不是同方向的单一流动，而是需要协调统筹高效运转，确保跟上时代发展的节奏。如何重构产教融合顶层设计，把握乡村发展本土特色，搭载产业优化科技资源，职业教育承载着服务乡村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新期待。

（四）文化发展由革故到鼎新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才，文化兴旺，生态文明，生活质量才能全面提高。无论是在哪一个阶段，乡村文化建设都不容忽视。脱贫攻坚时期倡导建设美丽乡村，在生活方式上革除旧有的陈规陋习，在思想上引导转变固有的“跳龙门”思维，在文化上增强乡村文化自信，通过树典型形成模仿和带动效应，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来浸润乡村文化底色，更多的是从制度上进行乡村文化氛围的营造，为乡村文化建设打下了基础。而步入乡村振兴阶段后，需要更多地挖掘乡村文化的深层内涵，一方面要继续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农耕文化，另一方面要用发展的眼光推动传统农耕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乡村振兴要形成新的文化风貌，不仅文化需要更新，整体环境也需要面向现代化，要更加符合绿色生态要求，更能推动人与乡村实现和谐共生。农村职业教育在传统农耕文明与现代乡风建设的衔接过程中起到了吸收、调和、转化的作用，随着乡村振兴的常态化推进，对其内涵和外延应该有更为全面的理解。

二、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现实问题

（一）帮扶对象不全面，人才转化不理想

随着脱贫攻坚的全面完成，乡村振兴的帮扶对象不断扩大，乡村地区人力资源的弊病逐步显现。要更好地服务乡村振兴，职业教育需要特别关注特困脱贫人员、农村老龄化群体以及三农新人的持续培育和发展问题。

一是特困脱贫人群存在返贫可能，尚未形成完善的自主发展机制。在脱贫攻坚时期，对部分特困群众进行了重点帮扶，在短时间内资源汇集式的快速脱贫，使得帮扶对象还未形成自主发展的衍生机制，很大程度上还需要依靠一定的技能学习或政策偏向才能保证不再返贫，同时部分帮扶对象内生动力不足，一旦失去持续帮扶将极易返贫。农村职业教育在这部分对象的培养方面存在着培训机会少、培训内容单一、培训内容难以转化为生产力和培训频率未形成完整体系等问题，一些贫困人口在接受帮扶实现脱贫后又回到原来的生活状态，沿用传统的生产方式，未从根本上形成脱贫思维。

二是乡村人力资源本体存量偏低，人口老龄化形势日益严峻。第三次农业普查结果显示，全国农业生产经营人员为31422万人，55岁及以上人口占33.6%，其中农业生产经营人员中有92.9%从事种植业，仅有0.6%从事农林牧渔服务业。农村人口年龄呈现中部凹陷的结构，一端为留守农村的儿童，一端为空巢老人，这些人口不适宜进行传统的劳动，无法成为乡村振兴的主力军。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留守儿童的问题已得到部分缓解，一些家长将孩子送进寄宿制学校或者跟随父母进城读书，相比而言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却愈演愈烈。农村地区针对养老没有建立起一套完善的体系，而农村职业教育未能适时挖掘出老年人力资本，拓展其主体功能，及时回应农村人口老龄化的迫切需要，在专业设置方面缺乏前瞻性和针对性。

三是优质人才储备不足，实用性人才外流严重。乡村的青壮年人群一方面受城乡发展不平衡的影响，被大城市的优质资源所吸引;另一方面在政策驱使和工业化的推动下，“走出去”成为大趋势。这使得农村实用性人才向外流动的问题日益加剧，农村人口呈现出“荒漠化”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实现乡村振兴，不仅需要依靠产业，还需要有优质人才对乡村进行管理和领导。然而，从现实情况来看，农村职业教育在教学内容、教学环境上并未跟上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使得扎根乡村的优质三农新人仍然存在较大缺口。

（二）主体行动缺乏协调，办学理念逐渐偏移

在常态化的帮扶行动中，农村职业教育需要多方协同、形成合力。但是，目前治理主体在内部协调、行动理念以及行动场域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问题，不利于乡村振兴目标的全面实现。

就治理主体自身而言，农村职业教育要实现常态化帮扶，助力解决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各项需求，需要在帮扶对象基础薄弱且内生动力不足的情况下，探索出一条政府主导、多主体协同共育的办学之路。然而，现实情况是农村职业教育培育主体之间未能供给完整成型的育人链条，从中职到高职的职业教育育人体系不够成熟，主体之间不仅缺乏系统性，而且对于人才的输送和牵引不到位，导致育人效果不理想。同时，还存在着城乡二元制结构下师资分布不平衡、发展边缘化、“双师型”教师比例较低等问题。

从主体行动场域来看，农村职业教育急需发挥其“跨界性”。长期以来，农村职业教育将其功能定向局限于传统农业范畴，行动范围囿于对困难群众的散点脱贫。农村的县域职教中心应兼具办学育人和产业发展等多项功能，而常态化帮扶下农村职业教育在产教融合上缺乏敏锐性和协调性，在多主体协同共育方面校企尚未形成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命运共同体，在组织功能、组织文化上尚未协调一致、达成共识。

从行动理念来看，农村职业教育需要以服务农村为导向，以培养符合现代化建设发展要求的技术技能人才为目标，始终坚持扎根农村，夯实农村发展的基础。但事实上在农村职业教育的招生计划中最受欢迎的还是以高考为指向的专业，学校也多以大城市最热门的专业来进行宣传。以笔者在某县域职教中心实习招生的经历为例，一半以上的家长来给孩子报名时都会重点关注两个问题：一是孩子所学专业能否参加高考，二是所学专业能否进入大城市就业。在这些观念的普遍影响下，农村职业教育逐渐偏离了反哺农村、事农亲农的办学理念。

（三）产业要素配置错位，持续发展有待转型

职业教育对农村产业进行常态化帮扶，必然会带动教育资源中的教师、教学、技术和基础设施流向农村地区。产业发展离不开经济基础的支撑、公共设施的完善以及政策的扶持，虽然在常态化帮扶背景下，各项要素能够不断汇集到乡村产业上，但产业和职业教育的各项要素在相互匹配时容易出现配置错位的问题。乡村需要发展的产业，得不到职业教育的相關人才输送。职业教育一方面未能及时将文化资本转化为产业所需要的职业技能，另一方面乡村地区的适龄人群也未能成为发展产业所急需的劳动力。因此，要素配置错位成为影响农村产业发展的不稳定因素。

影响脱贫可持续性的关键在于产业，产业是经济发展的支撑和群众脱贫的根本。在精准扶贫阶段成长起来的产业，多呈现出项目难度大、实施周期长、成果产出慢等特点。这些产业自身想要长期接续发展，不容易从外力资源性的扶持中走出来，大多会忽视产业自身生命活力的挖掘和激发，同时在乡村产业面临残酷的市场竞争时，很容易发展受挫，进而导致经营不善。因此，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实现职业教育常态化帮扶的现实需求。

乡村产业振兴的落脚点，在于产业的成功转型。绿色产业的培植，关乎乡村未来的发展。刚刚实现脱贫的广大农村，将产业的发展重心更多地放在能够快速变现的传统工业行业，很大程度上并未将绿色产业的培育加入乡村振兴的议程中。由于绿色生态产业的培育前期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和建立，在某种程度上当前农村的产业基础还不够，传统产业依旧占据着农村产业的主导地位。广大农村地区现有产业不仅未能做到节能减排、绿色生产，同时还存在对本土资源的不合理利用甚至浪费的现象，对于新型电商融合旅游业发展以及智能技术的应用规模较小，未形成产业的整体带动效应。

（四）乡村文化多重迷失，精神家园急需重筑

对精神文化的培植，映射出乡村发展的整体风貌。当前农村地区的“空心化”问题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态势，从农村“走出去”的人才很难主动“走回来”，没有实用人才做基础的乡村，很难实现真正的振兴。职业教育作为培养乡村实用型人才的关键场所，在精神文化的培植上，缺乏孕育“留得住”人才的深厚土壤。教学内容更多注重知识传授和技能培训，容易忽视对反哺精神的培育，导致学生缺乏对美好乡村的想象和向往。在接受职业教育过程中，大部分人都致力于学会一项安身立命的技术，却忽视对个体存在意义的探寻，从职业教育中走出的人才，因精神动力不足习惯性地忽视对养育自己沃土的回馈。同时，乡村自身的精神文化建设也存在诸多问题。资源政策的集中倾斜使得农村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但在追求经济发展的進程中，精神文化相对重视不足，缺少精神文化的滋养，乡村经济发展也容易失去内在活力。

对物质文化的建设，集中反映了乡村文化的凝聚力。依托乡村文化教育设施，可以很大程度上将人口聚集起来，成为独特的文化传播场域。职业院校作为乡村物质文化的一部分，不仅需要承担传授相应规范、秩序和道德的功能，还要能承载乡村文化的繁荣与复兴。据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全国有体育场馆的乡镇为16.6%，有剧场、影剧院的乡镇仅占11.9%，乡村地区的公共文化设施相比城市都不够完善，无法满足广大乡村的物质文化需求。另外在迈向乡村振兴的路途中，围绕美丽乡村建设主题，改善乡村居住环境、建立完善的乡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成为乡村物质文化建设的另一需要。然而，现实是乡村文化中蕴藏的丰富故事和典型原型未得到充分挖掘，因此代表乡村本土气质的文化景观较为贫瘠，乡村物质文化的全面建设任重而道远。

对技术文化的忽视，显现着现代化浪潮对乡村文化的冲击。在技术巨变的时代，大量的现代技术开始进入乡村发展的空间，现代技术内蕴的技术文化观念必然会对乡村传统文化形成一定的冲击。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浪潮深深影响着乡村经济发展的方向，为追求快节奏发展，经济效益成为乡村振兴路上的首要追寻。同时，受制于农村地区的产业结构发展，乡村技术文化自身发展较为缓慢，其自身文化变迁也相应滞后，乡村社会更多关注技术文化在器物层面的变更，对技术文化的深层内核认识不够，无法从技术视角去观察和反思乡村文化现象。

三、常态化帮扶下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

（一）针对不同对象特点重构培养机制

全面实现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要素。为适应从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过渡阶段的对象变化问题，职业教育在服务乡村振兴过程中，需要精准把握不同帮扶对象的需求特点开展分类管理，精准分类，按需培养，将育人与服务相结合，畅通职前职后的衔接机制。

一是针对刚脱贫易返贫人群，帮助建立自主造血功能，形成稳定的个人成长机制。一方面，职业院校要做好教育培训，在培训内容上要贴合易返贫群体的生产生活需求，选择农业生产、农业生态、农业技术等模块，依托于县域职教已有平台，创立多级教学网络，校内创业导师、校外创业导师和先行创业者多方联合、按需教学，使学员们学有所长、业有所精。另一方面，在常态化培训的基础上创新方式方法，挖掘职业院校的社会功能，引导学员进行小组合作，协同共创，在学习的过程中搭建属于自己的社交网络，积累深厚的人力资源，为后续学员们自主共建产业小组打好基础，增强易返贫人群的自适应能力和风险应对能力。

二是为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从需求出发完善职业教育供给。农村老年人口过多并不代表要将这部分人口尽可能地转化为劳动力，而是需要依托老年人口，提倡“积极老龄化”。教育部在关于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2947号（教育类281号）提案答复的函中指出：“一方面农村职业教育在专业设置上，要顺应需求，积极开设养老服务相关专业;另一方面民政部、教育部依托职业院校和养老机构重点建设一批养老服务实训基地，开发行业企业指导方案，强化实践性教学环节，以达到促进教学生产高效对接，切实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例如，重庆女子职业高级中学在深入社区实地调研的基础上，组建了“中职教师+学生志愿者+学习老年人”的网络学习共同体，开展远程在线互动教学活动，同时组织开展老年人现场集中面授体验学习，推进线上线下一体化教学，建立了职业教育服务农村老年人口的双向互动新模式。

三是培养造就一批具有广博知识和综合能力的复合型、创新型乡村人才。要从源头上为实现乡村振兴招揽和培养人才，建议参照“公费师范生”制度，建立“公费振兴乡村生”制度，构建一种由国家财政全额拨款的支持振兴乡村发展的“定向生”服务体系。例如，为助推脱贫攻坚，服务乡村振兴，咸宁职业技术学院于2016年在湖北省启动了“一村多名大学生”计划，以“脱贫致富带头人”“电商创业合伙人”“农村基层组织接班人”为培养目标，四年共为咸宁市905个行政村，定向培养1582名“一村多”大学生，在2017级和2018级学员中，36.09%成长为村级“两委”成员，34.58%成为农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法人代表，扎实推进“双创”教育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培养了一支扎根乡村的人才队伍，涌现了一批振兴乡村的创业典型，形成了一套培养乡村人才的咸职经验。

（二）优势互补协同多主体共创

一是转变主体行动定位。在专业设置上，职业院校要探索立足本地服务乡村的特色专业，一方面要引导乡村群众选择符合本地发展的专业技能进行学习;另一方面根据招生情况和涉农特色专业培养情况，及时调整专业设置，构建一流专业群。在师资队伍建设上，职业院校要积极引进一批高素质“双师型”教师，与高校开展深度合作，建立起专业教授“定时”下乡、定期讲座的服务模式，让职业院校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前沿阵地。例如，山东省平度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在深化“双元制”改革助推县域“三农”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建立起三级带动体系，全面培养“双师型”教师。首先，聘请德国专家，引入技术建立标准;然后，选派优秀教师，接受常态化进修，提升教学水平;同时，邀请名师带徒，锤炼专业基本功，培植学科带头人，使教师团队全面提质。目前，该学校共有省市级名师7人，学科带头人和教学能手61人。

二是完善多主体协同发展。乡村振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打破学校职业教育和社会技能培训的界限，多主体协同发展，最终形成发展合力。职业院校要坚持主动作为，争取各方支持，由政府主导制定推进职业教育本土化改革的相关政策方案，支持学校深化“校企共建”发展模式，成立协调委员会，协调各部门统筹推进，明确责任分工，引领扎根农村的职教办学模式健康发展。

三是实现多空间一体化发展。一方面，实现城市职业院校和农村职业院校协同育人，贯通职业教育发展通道。城乡职业院校发挥各自资源优势，实现深度互动和资源共享。以共育留得住的乡村人才为出发点，共同改变城乡职业院校各自招生、各自培养的分隔状态。打破城乡地域、招生、管理局限，探索区域性城乡职业教育统筹发展机制，实现区域内城乡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建立城乡职业院校乡村振兴公共服务平台。另一方面，把课堂搬到乡村公园，开到田间地头，依托现代农业示范区进行学习，让学员们亲身体验“中国样本”的美丽乡村，在感受乡村的过程中自发去建设美丽乡村。

（三）因地制宜构建产业新生态

产业振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坚实基础。一方面要解决传统产业的接续发展问题，另一方面要因地制宜地挖掘符合本地特色的可持续产业，为达成产业兴旺的目标，实现生产、生活、生态的和谐统一，以绿色生态农业取代传统农业。职业教育为实现常态化帮扶，在新阶段要打好产业基础，转变产业思维，挖掘产业特色，稳定多方要素，汇集多方资源。

一是以生活环境改善为切入点，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职业教育通过帮助乡村不断消除阻碍生态农业发展的不利因素，利用技术切实助推农村地区生态环境改善。人居环境得到改善，生态环境优良，农民发家致富的心气才能高。例如，海南省五指山番赛村就以村容村貌提升、污水治理为主攻方向，解决农村人居环境的突出问题，依托于当地独特的气候和地形，进一步发展特色产业，构建“电视+夜校+钉钉+服务热线”的全新职业教育培训模式，全面解决群众在农业转型过程中的生产生活诉求。

二是以產业可持续发展为发力点，为实现产业振兴注入新活力。职业教育要引导乡村产业因地制宜地发展生产，科学适应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资源，在适应的基础上对接市场需求，让产业既源于乡村又服务乡村。例如，崇明职业教育就在生态农业教材开发和特色农业品牌等方面，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强有力的服务支撑。具体来看，主要是通过开展针对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及社员的培训，逐步形成职业教育培训的“一镇一品”，促使崇明成为上海最大最重要的绿色农产品供应基地，推动生态农业逐步取代传统农业，并向品牌化发展。

三是以产业绿色发展为创新点，用科技赋能产业转型升级。职业教育要在深化产教融合的过程中，改变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通过教育培训赋予产业发展新思路。例如，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与赣州市南康区人民政府签署协议共建产教融合平台——南康家具学院，瞄准的就是南康家具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人力资源缺口与科技创新需求，为当地家具产业转型发展提供人才和技术支撑，将职业教育为产业服务的功能落到了实处。

（四）挖掘文化价值引领乡村新风尚

文化是一种特殊的精神存在，在特定的空间产生、发展和传播。乡村文化厚植于乡村的珍贵土壤，因其独特的内涵和价值，又深深地影响着成长于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职业教育需要依托乡村文化景观，培育文化主体新思维，助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与时俱进，消解技术文化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冲击，从而保障乡村振兴的全面实现。

一是为重塑乡村的精神文化家园服务。一方面通过价值观的引导，规范乡民的文化行为;另一方面通过市场和技术资源的革新、文化产业的创新，重新定义乡村文化的时代新理念。职业教育要助力乡风文明的培育，助推乡村新风貌的形成，引导乡村民众提升对当地优秀文化的认同感，培养一批时代新人，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优质人才，同时顺应文化传承的需要，推动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例如，为营造区域旅游大环境，丰富地方民俗文化活动，在海南金秀瑶族自治县，当地职业院校助推改革，创新了一系列特色民俗文化品牌活动，加强对民俗旅游项目提质升级的培训，通过打造长垌民俗旅游文化景观，做活旅游扶贫的文章，并辐射到其他乡村，共同发展文化旅游产业。

二是为满足乡村的物质文化需求服务。满足物质文化需求要倚靠乡村公共文化的发展，职业教育可以依托现有的乡村文化景观，革新乡村文化生态，挖掘出富有当地特色的文化资源，合理地融入职业教育课程中，让乡风文化融入多方要素，在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中变革生活方式，在成熟的文化产业中有效传播乡村文化，在积极的文化服务中践行文化精神。

三是为营造乡村的技术认同环境服务。技术作为快速提升产业发展的工具，是衡量乡村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指标。职业教育的工具性价值主要就在于可以为受教育者提供技术指导和培训，使他们掌握更为先进的生产方式。为了帮助乡村民众应对现代技术和传统技术的交互与更迭，职业教育必须充分发挥其人文性功能，真正实现以文化人。在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过程中，首先要从心态上逐渐消除对新技术的抵触情绪，然后在技术培训过程中重实践应用操作，让乡民真正感受到技术对生产生活的帮助，最后以专家定期指导和下乡讲座的方式，帮助乡民搭建起起新技术与新生活的桥梁，让乡民认同技术、认可技术、认清技术，做到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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