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协力

16—18世纪，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相继发生，共同造就了世界历史上的“革命”年代。在如此众多的“革命”事件中，法国革命以其徘徊于宏大理想与跌宕现实之间的激烈进程，不仅独享“大革命”的称号，更是引起时人与后世无尽的争论与追思。相较于英美革命，法国大革命究竟有何不同？如何让学生深入理解法国大革命对后世的价值？笔者认为，近年来的高考试题给我们提供了明确的指引：2019年全国2卷第34题引用法国史学家索布尔的观点，认为法国大革命超过英美革命之处，在于法国大革命以社会平等为首要目标;2017年全国3卷第33题，考查1793年法国最高权力机关国民公会所体现的政治理念——人民主权;2017年全国1卷第41题，材料引用卢梭的人民主权说，要求学生围绕“制度构想与实践”自拟论题进行阐述。这些高考试题都在引导一线教师在处理“法国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这一课题时，注意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为此，本文以“平等”观念的发展与法国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为例，探讨思想与政治的互动。

一、高远理想：“平等”观念的起源

近代以来，“自由”与“平等”是西方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两面旗帜。17世纪的英国革命、18世纪的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都追求自由与平等。但是，不同国家在自由与平等之间的选择其实是有所侧重的。英国《权利法案》只是重申了英国人自古以来享受的十三条自由，却没有提到平等。美国《独立宣言》提出了平等，但只是“生而平等”。而法国大革命期间颁布的《人权宣言》则说：人人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1]法国史学家索布尔直言：“作为争取平等的革命，法国大革命大大超过了以往的历次革命。”[2]同样受启蒙运动的影响，为什么法国人民对“平等”观念格外执着？这就涉及到法国启蒙运动中“平等”观念的起源及传播。

在启蒙运动有关“自由”和“平等”的论述中，首先兴起的观念是“自由”。英国早期启蒙思想家洛克被称为“自由主义之父”，洛克认为：“自由，正如人们告诉我们的，并非人人爱怎样就可怎样的那种自由……而是在他所受约束的法律许可范围内，随其所欲地处置或安排他的人身、行动、财富和他的全部财产的那种自由。”[3]洛克对“自由”的定义符合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到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前夕，备受专制主义摧残的法国资产阶级仍将洛克的思想作为反对封建专制的有力武器，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将洛克的自由主义介绍到法国，激发了法国的启蒙运动。但就在法国启蒙运动的进程中，我们发现英国的自由主义在法国社会却远不如卢梭的“平等”观念有号召力。[4]卢梭甚至进一步指出私有制是人类社会不平等产生的根源。[5]考虑到法国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这种平等观念其实是非常超前的。为什么法国人会如此钟情于卢梭的思想？

在人教版必修1第9课《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在欧洲大陆的拓展》中有这样的描述：“18世纪时，法国是欧洲典型的君主专制国家，社会矛盾尖锐。以封建贵族和教会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十分强大。”而人教版必修2第7课《工业革命》中写道：“18世纪时，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进一步发展，英国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迅速。……由于呢绒出口剧增，刺激了羊毛需求，地主们热衷圈地养羊，很多农民被迫离开土地，去工场做工。”引导学生对比18世纪的法国社会与英国社会，法国人之所以如此偏爱平等，一方面是源于法国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另一方面也源于对英国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反思。光荣革命之后的英国社会相对于传统封建社会来说确实是一种进步，但它仍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法国人想要的不只是资产阶级的平等，而是全体人民的平等。法国革命者还幻想创造世界奇迹，甚至发出“泽被全球”、“解放全人类”的豪言壮语[6]，这是多么宏大的愿望！这种愿望会给法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带来什么问题？

二、泥泞现实：“平等”观念的实践

1789年7月14日，法国大革命爆发。1791年，法国人颁布了历史上第一部宪法，建立起君主立宪制。

从宪法的内容看，这部宪法不仅保留了“国王”这一封建等级制度的残余，还为选举权设置的财产限制。这当然不能令醉心于“平等”理想的法国人满意。于是，人民提了一项要求：议员的财产限制可以有，但是，立法机关的大门必须永远敞开，随时欢迎百姓旁听。法国议会的议员虽然只有一千多人，但旁听的公众时常多达万人以上。于是我们就会看到这样的场景：“议会的议事环境充满随时冲入的贫苦百姓、底层妇女。大厅里充满情绪性的叫喊，走廊内的地板被跺得震天动地，旁听席上不时响起足以压倒议员发言的欢呼或唾骂。”[7]当一些特别具有煽動力的人在议会中得不到支持时，首先想到的办法，不是通过正常途径去说服其他议员，而是到广场上去，直接获取民众的支持，形成山呼海啸的群众运动，再回来推翻议会的统治。因为卢梭曾经教导大家，只要有人民公意的同意，任何法律都可以被废除。[8]

在人民的支持下，法国人推翻了君主立宪制，颁布《1793年宪法》，建立起民主共和制。这部宪法取消了财产限制，放松了选举的年龄要求。不仅如此，两部宪法在权力结构上也有很大不同。为实践卢梭的“人民主权”说，让人民拥有更大的权力，《1793年宪法》没有设置分权，人民的代表国民公会不仅拥有立法权、还拥有行政权和司法权[9]。而让人民掌握如此巨大的权力究竟是福还是祸？以下是国民公会颁布的法令和社会上流行的民谣[10]：

无偿废除一切封建义务，所有有关农民欠缴租款的诉讼案均不予受理。（1793年6月）

在全国举办社会救济事业，颁布消除乞丐和救济贫民的法令，规定发给产妇和抚养两个以上子女的劳动者补助金。（1794年6月）

把高个儿截短，把矮个儿拉长，大家个头一般高，人间天堂乐无疆。（社会民谣）

凡是与人民为敌的都是罪犯……对共和国的敌人，只有死刑一种判决;为加速对敌人的处决，废除预审制度，审判时也毋需有证人、辩护人出庭。（1794年6月）

根据材料，引导学生思考：公民平等权的实现可能会给法国社会带来什么影响？

从积极的层面而言，法国大革命对“平等”观念的追求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平等，保护了平民权利，但同时也为后来国民公会颁布的一些非理性政策埋下隐患。1793年之后，一方面，法国社会风气焕然一新，历代国王的塑像被推倒，人们放弃了旧式称呼，一律以公民相称。三千多个市镇在镇名前加上了“人民”两个字，街道的墙面上都贴满了标语：“只有高尚的心灵，没有高贵的阶级。”[11]革命前，贵族是法国时尚界的主导力量，他们的服饰发型极尽奢华;革命后，流行的是象征革命的徽章、绶带和红白蓝三色简易服装。[12]甚至连扑克牌都发生了变化，扑克牌上的国王、王后、王子被古代神话人物、启蒙思想家和普通的劳动人民取代。[13]这一切都体现了人民对平等的热烈追求。但另一方面，1793年后法国社会动荡异常，政体不断反复，还一度出现过政治恐怖和大屠杀。所有的美好与恐怖在1793年之后的法国共同上演，这不禁让人联想起英国作家狄更斯在描绘法国大革命的小说《双城记》中的一段话：“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坏的年月……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绝望的冬天。”[14]

到1832年，法国革命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阅读雨果的《悲惨世界》就能体会到，法国社会仍然充斥着巨大的不平等。而同一时期，英国即将完成工业革命，学者研究显示，正是在大革命时期，法国的经济全方位落后于英国。[15]不仅如此，到1870年，法国还输掉了普法战争。这引起了法国人的反思，为什么我们用平等观念去指导实践，得到的是这样的结果？法国未来的路应该怎么走？

三、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平衡：“平等”观念的改进

法国人反思的结果，在《1875年宪法》中有所体现。这部宪法与《1793年宪法》相比，重新确立了分权制衡的原则。从“平等”观念实践的角度来看，这种改变并不意味着法国人在追求“平等”的道路上出现了倒退，因为宪法仍然保留了民众参加政治的权利，它是对公民平等权的一种完善。从这部宪法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法国人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平等是应该追求的价值，但同时也要有一些制衡机制，来规避过分平等带来的一些不利影响。在1875年之后，法国人民也逐渐懂得，如何在宪法规定的框架内，通过投票的方式争取自己的权利。到这里，法国才算是真正走上了现代民主之路。

在近代历史上，英国为世界贡献了自由主义，而法国则为世界贡献了更具人文关怀的平等思想。法国大革命之后，“平等”成为一股势不可挡的浪潮、一种普世价值传播到世界，被写进了几乎所有国家的宪法中。同时，人们也发现，自由和平等虽然都是人们热爱的价值，但自由和平等之间，其实存在一种内在的张力。如果一味追求自由而忽略了平等，等待我们的可能是一个贫富分化、弱肉强食的悲惨世界;如果一味追求平等而忽略了自由，等待我们的可能是一个连人的权利都无法保障的专制深渊。如何在自由和平等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这是法国大革命留给后世的思考，也是当代政治的重大课题。

【注释】

[1][11][13]高毅：《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73、156、159页。

[2][法]阿尔贝·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在近代世界历史上的地位——比较研究》，《历史研究》1982年第4期，第154页。

[3][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37页。

[4]高毅：《从法国大革命看法兰西民族的一种文化特性》，《历史教学》2008年第4期，第6页。

[5][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123页。

[6]程汉大：《西方宪政史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95页。

[7]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第223—224页。

[8][9][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29、83页。

[10]转引自周友光：《卢梭的平等思想及其在法国大革命中的实践》，《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3期，第89页。

[12]汤晓燕：《沟通服装史与革命史的尝试——浅析艾琳·里贝罗的<法国大革命的時尚>》，《法国研究》2013年第2期，第1—11页。

[14][英]狄更斯：《双城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1页。

[15][法]雅克·索雷：《拷问法国大革命》，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