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升

[摘要]当人们思考社会平等时，必须面对每个人之间的差异。罗尔斯在面对自然偶然性和社会偶然性的时候就出现了困难。实际上平等总是设定了不平等，没有不平等，平等就没有意义。平等就是用来证明不平等的正当性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恰恰运用了这种辩证关系，不断地夸大和设定各种不平等，以维系这个社会的平等的运行机制（机会均等）。如果没有不平等的存在，平等的社会机制就无法运行。在对平等的这种追求中存在一种同一性的逻辑，它忽视乃至否定了人的差异，追求社会平等的同时也必须承认差异。这就是要让人的个性得到自由实现。

[关键词]平等 不平等 辩证法

在现代文明中，平等被许多人看作理所当然应该追求的价值目标。但是在现代思想史上也有人对这个价值目标提出质疑，比如尼采和叔本华等。这是不是意味着，在平等背后还隐藏着某些被人们所忽视了的东西呢？从表面上来看，平等的价值追求就是要消除社会生活中的某种不平等。但是这里是不是存在这样的情况，即在追求平等的时候，同时就要设立一种不平等，并把这种不平等合法化呢？这样的情况确实存在着，而这就是平等的悖谬。

一、平等与差异

在讨论平等的时候，人们必然要涉及社会差异以及如何对待差异。罗尔斯认为，由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所造成的差异是一种社会事实，这是由自然和社会的偶然性造成的。他称之为自然偶然性和社会偶然性。这种自然偶然性和社会偶然性本身并不直接构成社会不平等。他说：“自然资质的分布无所谓正义不正义。人降生于社会的某一特殊地位也说不上不正义。这些只是自然的事实。正义或不正义是制度处理这些事实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的不平等根源于一个社会以什么样的方法来对待由这些偶然因素所产生的后果，而不是这些自然事实本身。然而，罗尔斯对他的这个基本思想似乎有点迟疑。他又说，社会的基本结构“包含着不同的社会地位，出生于不同地位的人们有着不同的生活前景，这些前景，部分是由政治体制和经济、社会条件决定的。这样，社会制度就使得某些起点比另一些起点更有利。这类不平等是一种特别深刻的不平等”。或许在这里罗尔斯是要暗示，由自然偶然性和社会偶然性所表现出来的差别也是不平等的。不过，罗尔斯在这里主要还是强调，如果社会制度让其中的某些人由于这种偶然性而处于更有利的地位，那么这种不平等就是“特别深刻的不平等”。从理论上来说，罗尔斯并没有把社会差异等同于社会不平等。但是如果一种制度对于这些偶然因素所产生的后果不加调控，那么这种制度就是不正义的。在罗尔斯看来，自然的自由体系或者说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体系就是那种容忍由自然偶然性和社会偶然性发展的体系。他说：“自然的自由体系最明显的不正义之处，就是它允许分配的份额受到这些从道德观点看是非常任性专横的因素的不恰当影响。”自然的自由体系的最明显的不正义之处就是它没有对自然和社会偶然因素所造成的后果加以调节。然而从罗尔斯的这个论述中我们还是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自然偶然性和社会偶然性“从道德观点看是非常任性专横的”。在这里，罗尔斯显得模棱两可。一方面，他认为个人的自然资质是一种自然事实。既然这是一种自然事实，那么它既不是道德的，也不是不道德的。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从道德上看这些自然资质是专横任性的。或许在这里他认为，如果这些自然资质所产生的后果没有受到调节.那么这就是专横的和任性的。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来理解，那么我们就应该调节自然资质所产生的后果，而不是调节自然资质本身。

如果说在如何看待个人资质的时候，罗尔斯是模棱两可的，那么在具体处理它的时候，他并没有把个人资质和个人资质所产生的结果区分开来。于是，他在建立正义制度的时候，不仅要处理个人资质所产生的结果，而且要处理个人资质本身。他说：“把天赋的分布看作在某种意义上的一种共同资产，可以共享这种由天赋分布的互补性带来的较大社会与经济利益。那些先天有利的人，不论他们是谁，只能在改善那些不利者状况的条件下从他们的幸运中得利……没有一个人能说他的较高天赋是他应得的。”在这里，罗尔斯没有明确区分天赋和天赋所产生的结果。如果一个人的天赋是自己应得的，是个人的资产，那么它们就不能被说成共同资产。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之所以可以让那些天赋较高的人努力改善不利者的状况，不是因为个人的天赋是社会的共同资产，而是因为为了使社会成员成功合作，其他社会成员有义务帮助不利者。天赋较高者在自己获得利益的时候，同时也帮助了其他人。这是对由天赋所产生的结果的调节，而不是对天赋本身的调节。如果天赋本身是共同资产，那么社会就有义务对天赋本身进行调节了。当然，天赋和天赋所产生的结果有时很难区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无法区分。如果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主要是处理社会差别（自然偶然性和社会偶然性意义上的差别）所产生的结果，那么正义制度的构想就是要思考如何建立一种制度调节社会财富、调节社会地位等后果上的差别。但是罗尔斯的正义论却不是这样，他把人的天赋作为一种共同资产。这就使他的理论导向一种抽象的平均主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诺齐克批评罗尔斯说，如果一个人是瞎子，而另一个人有两只眼睛，那么在两个人构成的社会中，这两只眼睛是不是社会的共同资产，一个人应该把自己的一只眼睛给予另一个人呢？在罗尔斯的无知之幕的设想中，所有人都在一个“无知之幕”的背后进行思考和选择，一个人不知道其他人的能力和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这就意味着，在制订契约的时候社会差异的因素是被排除在外的。虽然参与制定契约的人知道人与人之间有差异，但是在制订契约的一开始，他就要把自己的天赋上的差异当作社会的共同资产（无论是正资产还是负资产），他要把自己的天赋所产生的结果与他人共享。于是，个人的天赋和能力在分配中就不能发挥作用。这样，罗尔斯就不得不在如何对待天赋和社会差异的问题上不断徘徊：一会儿他要承认差异的必然性，由此，无知之幕背后的人会从自己的天赋差异所产生的后果的角度来考虑后果的分配；一会儿又要调节差异本身，把差异屏蔽在无知之幕的背后，使人们在无法知道天赋差异的背景下制订契约，从而被迫把自己的天赋作为共同资产。按照我的理解，罗尔斯在设计无知之幕的时候是把天赋作为共同资产来看待的，而在无知之幕背后的人在进行思考和抉择的时候主要考虑他们的天赋所造成的后果（当然不排除有瞎子希望共享别人的眼睛的可能性）。

从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平等总是力图消除由差异引起的不平等，但是差异总是困扰着平等。这是因为，平等包含了否定差异的内涵。罗尔斯在追求平等的时候，不仅要消除由平等引起的后果，而且要控制人和人之间的差异，甚至把差异作为社会的共同资产。控制乃至消除差异成为平等观的要素。然而，罗尔斯又不得不承认差异是一个无法消除的自然事实。于是，摆在罗尔斯面前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难题是，既然差异是不可消除的.而社会平等又要限制差异，这就是既要承认差异又要限制差异。罗尔斯解决这个难题的方案是，那些处于优势地位的人们在获得和保持他们自己的优势地位的同时也要给那些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们带来好处，这个差异原则和其他原则一起构成了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核心。按照差异原则，社会中的人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使一些人处于社会最不利地位。或者说，存在自然差异的人本身就是不平等的（社会差异就更是如此）。由于罗尔斯没有把差异和不平等区分开来，于是对于罗尔斯来说，社会差异就构成了社会不平等，只要处于优势地位的人能够给社会最不利者带来好处，那么这种社会不平等（即优势地位的人对最不利者的不平等）就是正义的。当罗尔斯致力于建立一种正义制度并实现社会公平的时候，他最终所证明的是，社会不平等是正义的。这也是为什么科恩竭力批判罗尔斯的重要原因。

于是，在这里我们必须提出一个问题，致力于实现社会平等的正义理论怎么会内在地包含这样的意思：社会不平等是正义的。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平等总是设定了不平等，没有不平等，平等就无法表现自己，就没有意义。只有存在不平等，平等才有意义。同样，同一性必须以差异为前提，没有差异.同一性就失去了意义。

二、平等总是设定不平等

本来追求平等的社会运动是要消除不平等的，但是它又总是潜在地设定了不平等。本来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是要证明更加公平的分配是正义的，但是它又潜在地确证社会不平等是正义的。而要更深刻地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借助于否定辩证法。

按照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思想，任何一种积极的肯定的东西中都包含了消极的、否定的东西。而当人们强调积极的、肯定的东西的时候，恰恰忽视了其中所包含的消极的、否定的东西。一切肯定的东西中都包含了自我否定的内在要素。如果我们以这个思路来说明平等的话，那么这就意味着平等总是包含了不平等，包含了对平等的否定。马克思当年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就提出了这样的思想。比如对于劳动者按照劳动进行平等分配，这从表面上看是平等的，实际上是不平等的。因为有些劳动者结婚了，有孩子，有些劳动者没有孩子。于是。马克思在对平等权利的批评中指出：“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尺度；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而如果他们不是不同等的，他们就不成其为不同的个人）要用同一尺度去计量，就只有从同一个角度去看待他们，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去对待他们。”这就是说，平等总是一种抽象，它撇开了人的许多不同的东西，它不是从差异的角度去看不同的人.而是从一个方面把不同的人等同起来。马克思关于平等交换中的不平等的分析也说明了这个道理。不同的商品之间之所以能够平等交换就是因为人们都是从其内在凝聚的劳动时间来计算而进行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果真是相等的。如果两个东西完全相等，那么交换就没有必要。恰恰因为它们是不相等的，人们才进行交换。当人们拿不同的商品进行交换的时候，人们从一个角度把它们等同起来了，同时也设定这些东西之间的差别。如果没有差别，人们就不需要把它们从一个角度等同起来。

同样的道理，当资产阶级在对前资本主义制度进行革命的时候，当资产阶级宣布人和人之间的平等的时候，它只是承认人在某些政治权利方面的平等，比如所有人的选票都具有相同的效力。一人一票，这是相等的，但其他许多方面都不是相等的。当资本主义宣布这种相等的正当性的同时，它也宣布了其他方面不相等的正当性。平等的意识形态的功能在于，它公开地宣布了相等的正当性，而同时又潜在地宣布了不相等的正当性。当资本主义社会宣布机会平等的时候，同时它也就宣布机会（能够获得的机会）是不平等的。如果说它宣布了机会均等的正当性，那么它同时也就宣布了机会（能够获得的机会）不平等的正当性。

阿多诺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运行机制中的平等和不平等的关系时揭示了其中的奥秘。按照资本主义的制度设计，所有的人都可以成为富翁，成为富翁的机会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平等的。如果一个人把这种平等看作正当的，那么这个人就必须接受贫富差距的正当性。而资本主义的制度设计从一开始就设定了只有少数人成为富翁，而大多数人则是平民百姓。显然，如果所有人都能够成为同样的富翁，那么机会均等的说辞和它的运行机制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恰恰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从一开始就确认贫富的差别，并使这种贫富差别永恒化，才需要有机会均等的说辞或者机会均等的社会运行机制。只要人们承认机会均等的正当性，人们就不能反对贫富悬殊。其实，资本主义制度所需要的恰恰是贫富悬殊的永恒性，而这种永恒性在很大程度上是要靠机会均等来维持的。阿多诺说：“在统计学支配一切的时代里，最大的讽刺莫过于，公众从屏幕上就已经把自己与百万富翁等同了起来，最大的迟钝莫过于，人们忽视了大多数原则。在概率计算中意识形态掩盖了自身。”这就如同电视上的选秀机制。在这种选秀机制中，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但在平等之中却隐含着极大的不平等。如果没有地位等方面的天壤之别，平等的选秀机制也就没有必要。从表面上看选秀机制是平等的、正当的，但实际上这种平等的选秀机制就是要证明地位不平等的正当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样的选秀机制。从表面上看，它是一种平等的竞争机制，而实际上这个平等的竞争机制就是要证明社会不平等的正当性。

从一般人类学意义上来说，所有人都是有差别的，平等就是要在一定范围内限制这种差别，从同一性的角度来看待所有相关人。而从辩证法的角度来说，差别就是在同一性的背景中显示出来的。如果没有同一性，差别就没有意义。如果把同一性理解为平等，那么差别就必然会被理解为不平等。当人们强调人和人之间的平等的时候，人们把某些人等同起来了，同时又把某些人看作与自己不平等的对象。人是平等的理性存在物，那么疯子就不会被我们当作平等的人来对待；人是会劳动的存在物，那么病人、老人、孩子就不是平等的存在物。当社会强调人是平等的社会存在物的时候，某些人被我们当做“超人”“英雄”来崇拜。当我们强调社会平等的时候，一些人却要通过取笑弱者获得快感。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当人们把某些人看做平等的对象时，他一定把某些人看做不平等的。从这个意义上，也仅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越是追求平等，那么不平等就越是被凸显出来。当资产阶级在追求政治权利上的平等时，政治权利上的不平等也越来越多地显示出来；当资本主义社会追求经济上的平等时，经济上的不平等也越来越多地显示出来。

正是由于人和人之间的差别，正是由于同一性的逻辑限制乃至否定了人和人之间的合理差别，一些人对平等的观念持一种反对态度。尼采所强调的超人，对于他来说，要实现平等是一种恶毒的精神，是智力低下者对高大者的复仇，而“崇高精神”就是要“维持等级划分”。叔本华认为，平等的观念是一种向下来的冲动，人和人之间变成了简单的数量上的相等，人的个性和特殊性被否定了。从理论上来说，他们的这种主张是对近代资本主义所主张的那种政治权利上的平等观念的反动。从实践上来说，他们不经意地透露出资本主义向另一种形式的等级秩序的回归。从阿多诺对资本主义社会机制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平等的机制可以被用来为不平等的正当性辩护，甚至把这种不平等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再生产的手段。

三、资本主义制度与不平等的建构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知道，平等的机制可以用来为不平等辩护。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会用抽签的方法来对稀缺资源进行分配，从而确认这种不平等分配方法的正当性。一旦抽签的方法被固定化，分配中的不平等就被永久地合法化。一旦不平等的分配被合法化，那么它又会反过来成为维系这个抽签系统的必要手段。

从文艺复兴以来的资本主义兴起的历史中我们发现，追求平等的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抱有强烈的等级观念。当文艺复兴时代的资产阶级强调“我是人，我要求人的幸福”时，他既要实现平等，又追求等级。他之所以要实现平等，是因为他希望与封建贵族一样，能够同等地享受社会物质财富；他之所以要追求等级，是因为他也要像贵族一样炫耀自己的财富，表明他高于平民的特殊地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资产阶级在追求平等的时候，它是要实现另一种形式的贵族制度。如果说封建贵族制度是建立在政治上的不平等和经济上的不平等的基础上的，那么资产阶级的这种“新贵族制度”则是建立在政治和经济的“平等的”基础上（在这里，平等和不平等实际上是可以互换的）。资本主义恰恰借助于经济上的“平等”权利建立了经济上的不平等制度：一些人纸醉金迷，一些人食不果腹。这是文艺复兴时代资产阶级在一开始所期盼的。资产阶级在追求社会平等的时候，从来就没有期待真正地实现社会平等。他们期待成为贵族的那种根深蒂固的精神从来也没有放弃过。

或许有人会说，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福利国家建立，人们经济收入的差距在不断减小，生活水平在不断接近。这是一个不容否定的经济学事实。人们在政治经济上的平等在不断改善。但是正如我们所指出的，经济上的平等在不断被改进的同时，等级也在不断地被制造出来，追求成为“贵族”的那种“贵族精神”也在不断地扩展，并深入人心。最初只有文艺复兴时代的那些新兴资产阶级才能够像贵族那样进行炫耀性的消费，比如争先恐后地供养艺术家，而如今这种炫耀性的消费方式普及了，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普遍形式。我们知道，在福利国家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已经有了极大的提高，再也不存在那种“食不果腹”的人群了。他们的收入水平已经远远超出了基本生活的必要范围。于是，他们在生活上开始追求更高的“档次”。而福利国家的发展也开始满足人们对于各种“档次”的需求。人们几乎在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都区分了档次。他们所居住的旅店要区分星级标准，汽车要区分高中低等档次，银行卡要分为贵宾卡和普通卡。在生活中，我们几乎看不到有什么地方没有等级。教授有等级，学校有等级，职位有等级，我们平时吃的水果有等级，蔬菜有等级，粮食有等级，食油有等级。所有这些等级都是当时封建主所无法想象的。封建的等级制度被推翻了，但是它又以新的形式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普遍化。贵族被推翻了，那种期望成为“贵族”的精神却深化在每个人的精神中。所有人都生活在“等级监视”之中，所有人都是监视者。如果你到商店购买了“低档”的东西，你就会感到仿佛周围的人都在用鄙夷的目光看着你，它仿佛让你感到无地自容。

应该承认，其中的某些等级划分确实有利于人们生活质量的提升，比如，我们的基本生活用品的质量的提升。但这不意味着在生活的所有领域都需要区分档次，特别是某些时尚用品的档次。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衣服、皮包等日用品被大规模地、批量地生产出来。商家为了促销就需要不断地提高档次，扩大宣传，从而使自己的包或者衣服成为“名牌”。这些所谓的名牌只是在形式上发生了变化，而在功能上却没有什么改善。但是在生活中人们却乐于购买“形式”而不关注“功能”。我们在生活中经常发现，许多名牌都喜欢用特殊的形式包装起来。如果在生活中许多东西都用形式上的包装来提高档次，那么我们究竟根据什么来区分哪些东西真有档次，而哪些东西却徒有其表呢？在当今这个时代进行这种区分已经变得非常困难了。

既然许多徒有其表的档次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为什么人们还要追求呢？更进一步说，为什么一个追求平等的社会竟然会制造出如此多的等级？因为平等必须用不平等来维持，这就是平等的悖谬。这里当然有许多原因：资本主义在追求平等的同时也确立了不平等，而这种追求不平等的“贵族精神”已经深入人心，甚至成为人们的基本生活方式。当然，这里还有一个更深刻的原因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平等的机制需要借助于不平等来维持。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的经济系统是一个强调人人机会平等的系统。要维持这个系统的正当性，就得借助于不平等的关系。如果没有不平等，那么谁会努力参与这个竞争的经济系统呢？显然，没有这种竞争，没有这种参与，资本主义机会平等的机制就会崩溃。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平等需要借助于不平等来维系。这就是平等的悖谬。

四、马克思的解答

从前面的论述中我们知道，平等的追求同时也会产生一种不平等，在确证平等的正当性的同时也会产生一种不平等。平等总是与不平等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没有不平等，平等就没有意义。在这里或许有人会说，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必再追求平等了。我们运用这样一种否定辩证法的认识方法就是要帮助人们清晰地认识到，平等的诉求总是会导致一种新的不平等。于是平等诉求所涉及的核心问题是，我们究竟如何对待差异？差异究竟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被看作不平等。

在现代文明的发展中，追求平等的制度不断被建立起来，这无疑是人类的进步。追求平等就是注重同一性。当同一性被凸显出来的时候，原来被人们忽视的差异却越来越受到重视。人们的这种重视使差异获得了新的意义，即原来不受重视的差异被看作一种新的不平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差异究竟是不是被看作不平等，既与人们的思维方式又与人们的价值观有关。从思维方式上来看，如果只是片面强调同一性，那么差异也会被扩大。近代社会的人道主义观念强调人和人之间的平等，这无疑是人类文明的进步。然而，当我们按照同一的标准来衡量人的时候，必定有人不符合这个标准，而不符合这个标准的人就被排除在人的范围之外。当我们说，人是会劳动的动物时，病人、老人、儿童就被排除在人的范围之外，他们受到了社会的排斥。实际上，法西斯主义就是按照同样的方法把犹太人排除在“人”的范围之外的。这就是所谓大写的“人”对人的否定。反过来也是如此，只要我们片面地强调人和人的平等，那么平常人之间的差别就被拉平，而某个方面非常突出的人就会被当作“超人”。平常人就会接受超人，崇拜超人。希特勒就是在同一性的逻辑中被凸显出来的“超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和人之间的平等实际上潜在地包含了人和人之间有等级的意思。如果没有同一性逻辑，那么所有人都是明星，所有人都不一样。

与同一性逻辑相联系的是某种单一的价值观。当所有人都按照同样的尺度被衡量的时候，人和人之间必然会存在等级。其中不是政治上的等级就是经济上或者文化上的等级等。在社会生活中我们常常批评“官本位”“拜金主义”，但是我们实际上又是那么无奈。因为我们的社会就是用这样的价值观来衡量人的。当我们的社会褒奖一个人的时候，或者给予金钱，或者赐予官位。当我们批评“官本位”“拜金主义”时，实际上我们就是在搞“官本位”“拜金主义”。人就是在这个单一的尺度下被区分为不同等级的。

既然平等中就包含了不平等，同一性中就包含了差异，那么我们就应该像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那样，坦率地承认平等中所包含的不平等，即用抽象的平等的方式对待不同的人必然是不平等的。于是，在我们追求社会平等的时候，我们就必须思考这种社会的平等中包含了哪些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不是可以被容忍。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按照付出劳动的多少来分配财富既是平等的又是不平等的。它之所以是不平等的，是因为它一方面默认了“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这是“不平等的权利”；另一方面，即使劳动者获得了相等的财富，但是他们每个人的社会状况不同，因此每个人享受的成果也不同。马克思强调这都是现代社会中的一些弊病，而“这些弊病”在一定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说，在一定的条件下，这种不平等必须被当作合理的东西而承认。在现代社会中一些人的特殊能力必须得到承认，一些人对社会的特殊贡献也必须得到承认。虽然这也是“不平等的权利”，但是这种不平等的权利必须被看作差异。那种只强调平等。而否定平等中所包含的不平等的观点恰恰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当然那种只承认差异而否定平等的做法意味着回到传统的贵族制度。

实际上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是不同的，都是有差别的，而我们需要获得的资源又是有限的，如何有效地分配这些资源成为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在平等地分配资源的同时，也必须承认差异，或者说把那些在抽象同一性逻辑中看作不平等的东西当作差异来处理。这就是霍耐特在承认理论中所提出的基本思路。这就是说，平等不仅仅要在抽象的同一性逻辑中按照某个同一的标准来衡量一切人，相反，人们应该在交往中相互承认，承认其他人的特殊个性和才能。

如果我们要实现平等，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差别。真正的平等是承认差异的平等。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的平等权利时说：“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这不是要回到贵族制度，不是说一个人应该拥有比其他人更大的权利，而是说我们要尊重每个人的特殊性，要让每个人的个性得到自由发挥，使每个人都得到自我实现。个人的自我实现意味着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才能和基础而发展自己的特殊的个性和才能，而不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共同的尺度上来束缚自己，使自己成为同样的人中的一个样本。因此，马克思的思想中同时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方面，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中存在着不平等；另一方面，马克思在共产主义的构想中强调每个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马克思说，在未来的共同体中，人将成为“有个性的个人”。G.A.科恩设想了一种展示每个人各自才能的野营活动（即第一种野营）。这种野营活动虽然是一个临时共同体，但是这个共同体中的人都通过自己的一种特殊贡献而得到其他人的承认，而不是要通过交换来维持野营的存在。在这里。人和人之间的大量差异并不会导致人们在原则上会加以反对的不平等。按照科恩的这个思路，反映人们之间偏好的那种收益或者负担上的差异就不能被说成不平等。这就是说，社会主义不是要否定一切差异，反而必须承认人们之间的差异。在某些情况下，收益或者负担上的差异不能被看作不平等。当我们不是把自己束缚在社会生活的某个共同尺度上的时候，我们是自由的，我们是有个性的。我们不会像鲍德里亚所说的“自动木偶”…那样赶时髦，盲目追求与别人一样的生活。别人有某种名牌皮包.我也必须有，似乎只有这样我才够“档次”。这种“档次”不是别的，恰恰是对人的个性自由的束缚。人和人不一样，每个人的快乐也不一样.吃牛肉有吃牛肉的快乐，吃青菜有吃青菜的快乐。难道只有和其他人一样吃牛肉才快乐吗（这里必须承认人们之间偏好上的差异）？然而.当代人在同一性逻辑的束缚中，已经无法享受这种具体的快乐了。他们都需要像其他人一样吃牛肉，购买名牌皮包、名牌汽车。据说，有人在巴黎一掷千金去购买名牌皮包，却不舍得花50欧分上厕所。这个极端的例子告诉我们：在同一性逻辑的束缚下，人们无法像“正常人”那样生活了。同一性的逻辑是理性的标准，但是这种理性的原则已经让我们变得如此不理性，以至于正常的、基本的生理需要，我们都不打算满足，而对那个只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比如名牌皮包）却乐此不疲。所以在追求平等的时候，我们还要承认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