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闻理论是从新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也是不能脱离新闻实践并最终应该指导新闻实践的。作为新闻理论与新闻实践的有效缀连，新闻教育理当始终围绕着“以社会活动实践为主导”的基本理念来进行。探寻谢六逸对新闻教育与新闻媒介之关系的认知轨迹并从中获取有益的启示，实有必要。

关键词：新闻教育 新闻媒介 新闻理论 实践

在哲学视域，“是”“是什么”“应该是”一直是人们认知事物的关键所在，也是人们对对象概念以及相关现象进行研究时用以区分学术疆界与学术边际的根本前提。不论是中国古代的“邸报”“小报”“京报”还是欧洲出现的“手抄新闻”，自信息传播诞生迄今，关于新闻“是”“是什么”“应该是”的讨论就没有停歇过。毋庸置疑，新闻理论是从新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也是不能脱离新闻实践并最终应该指导新闻实践的。作为新闻理论与新闻实践的有效缀连，新闻教育理当始终围绕着“以社会活动实践为主导”的基本理念来进行。然而，随着信息传播实践的延宕，特别是传播学研究的烂糊以及综合性大学泛新闻教育的普及，曾几何时，这个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开始出现，文化传播和新闻传播的边际开始变得模糊起来，理论研究和新闻实践的缀连关系出现裂隙，甚至出现了理论脱离实践和理论指导不了实践的尴尬。尤其是在新闻研究领域，新闻传播的理论认知要么言必出自西方传播学者之口并以他者的视角对中国新闻传播活动做穿衣戴帽式的所谓诠释和认知，要么从非新闻传播的视域拿其他学科的知识与经验以受众的姿态自说自话地对新闻媒介以及新闻传播实践现象指指点点……这些现象的存在，不仅扰乱了新闻从业者的视听，而且造成了新闻专业学生的迷蒙。怎样才能拨乱反正、使得新闻教育能够牢固树立起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下的中国新闻认知并立足我者本位去认知和从事新闻活动？这的的确确不容轻视。因为，新闻学科教育理当“举旗帜、聚民心、兴文化、育新人”，始终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新闻学科教育之中去。也只有这样，新闻教育方能在把新闻知识与技能传授给学生，使之成为传播媒介源源不断的从业人才的同时，让学生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种新闻教育的责任，是办大学教育的人应该负担的。”[1]

春风化雨，成风化人。“随着形势发展，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创新理念、内容、体裁、形式、方法、手段、业态、体制、机制，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2]随着媒体融合力度的增强，对新闻理论研究、新闻媒介实践、新闻学科教育特别是新闻教育与新闻媒介之关系的认知必须清醒。俗话说得好，温故而知新。回顾中国早期新闻教育先驱之一的谢六逸对新闻教育与新闻媒介之关系的认知轨迹及其新闻教育实践活动，不仅能够让我们清本溯源地了解谢六逸本人对有关问题的思考与做法，而且能够令我们依托过往，不忘新闻教育的初始目的，勇立潮头搞好今天的宣传舆论工作。

一、谢六逸新闻教育思想的理念来源与学科认知

“新闻是从政治变过来的”。[3]31926年，对日本大学新闻教育比较感兴趣且对中国当时现实不满的谢六逸立志要创办新闻学系，并以此为出发点来革新中国的大学教育。他认为，中国的大学不应该是“为准备留学某国之大学是也”，“大学是一国的最高学府，最高学府不能独立地完成某学术上的研究告一段落，殊令人有‘大学无用之感。”“……现在办大学的人，不知道大学的本身，有独立完成学术的使命，他们只能拿一点粗浅的知识贩卖给学生。”“他们所给学生的知识，只有半截。”而“社会教育，有赖报章，然未受文艺陶冶之新闻记者，记事则枯燥无味，词章则迎合下流心理，于社会教育了无关涉。本系之设，即在矫正斯弊，从事于文艺的新闻记者之养成，既示以正确之文艺观念;复导以新闻编辑之轨则;庶几润泽报章，指导社会，言而有文，行而能远。”[3]214-217

之所以要从创办新闻学科教育这一路径出发来革新中国的大学教育，这是因为，谢六逸认为：如果“大学里没有代表学校精神的刊物，仿佛大家都在黑暗中摸索，甚至于社会也会把它的存在忘记了。”[3]217也正是由于如此，尽管谢六逸在1917-1922年间去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期间学的是政治经济学学科（含语言学习的预科），但是，在关注世界大事、泛论欧美改革、完成学士学位的同时，谢六逸对新闻以及新闻教育已然逐步形成了足以影响其一生的观念认知。

首先，謝六逸对日本和美国的大学教育以及大学新闻教育有所观察并持思考态度。例如，谢六逸看到日本早稻田大学办有《大学新闻》（College news）刊物发布新闻、报告师生活动、披露学术信息外，还办有有一定规模的出版部来出版各类学术专著，从而形成了能够引领日本东京文化发展与文化传播的书肆。再例如，谢六逸通过阅读相关文献对美国大学的新闻教育以及校内新闻活动也有所涉猎。他认为，“近代的报纸是一所文化大学，他的学生就是全社会的民众。普通的学校教育是在特定的时间，把特定的知识，施教于特定的学生。报纸是将非特定的知识问题，教授非特定的学生。学校把原理原则教人，报纸将实际状况教人。学校教的是过去的社会，报纸教的是眼前的社会，把现代的社会人所必需的经验知识资料供给它的学生。要想把知识普通化民众化，没有比报纸更大更适宜的机关了。报纸把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科学、运动等专门的知识与技术，使之通俗化，使之民众化。”“这些大学的新闻，长执全校舆论的牛耳。”[3]217-219正是基于定期刊物（Journalism）的勃兴，在谢六逸的眼中，日美大学能够通过自身的新闻活动带动整个社会的变革，从而实现民族文化的振兴。

其次，“教育的普及与国民读书力的增进”“国民生活的进步”，和大学的新闻教育及其泛新闻活动息息相关。在谢六逸看来，通过“写实主义”的文艺创作，特别是文艺思潮在大学新闻教育和新闻泛传播活动中的形成，能够起到时势造英雄的良好作用。谢六逸指出：“凡创造人物，因恰当的根据心理学原理。所以，凡小说必深写人心的内面，而使它如现在眼前一样。能够这样，才能写出各时代的人情世态，才能说小说是人生的批评。”而“我国的习惯，视小说为教育的一方便法门，一面高唱应该用‘劝善惩恶为主眼，实际是以杀伐惨酷或猥亵的故事迎合读者。作者原无大见识，或为舆论的奴隶，或为流行的犬马，织成投合时尚的残忍的稗史，写出猥陋的情史;借劝惩为名义，强要主旨，结果是悖于人情，作成不合理的结构。这样的，拙劣的趋向益增加其拙劣。在学者看来，真是愚蠢，不值一读。”[3]160-161或许，正是因为大学读书期间对“普罗”文学特别是对平林初之辅的偏爱，谢六逸终其一生都接受和贯彻着日本新闻评论家平林初之辅《Journalism与文学》的认知理念，是主张把文学教育和新闻教育合二为一的，甚至认为“报章杂志最快取用的艺术，就是文学。”[3]174实事求是地说，这种模糊文学与新闻的粗浅认知是利弊各半的，甚至是有局限和有害的。也正是因为抹杀了文学与新闻的学术疆界和学术边际，不仅导致了谢六逸不加批判地盲目照搬平林初之辅的认知观念，而且还导致了综合性大学新闻教育与专门性大学新闻教育在认知理念上的迥异。谢六逸这种新闻教育的思想教育理念及其之后的新闻教育实践也势必导致新闻教育的泛化性偏差，使得谢六逸所主张的新闻教育难以得到普遍认同。

再者，新闻教育“当然以大学新闻系学生为中心，而令全校的有志者辅佐之。”[3]217在谢六逸主持复旦大学新闻学系的工作期间，本着“直接替学校服务，间接为社会服务”的原则，其主要完成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一、从“课程”、“设备”、“永久的计划”入手，对新闻学科展开全面的建设。例如，在“课程”设置方面，谢六逸把新闻学系的课程分为5个部分来进行。基础知识教育，也就是大学必修课程，由中国文学、英文、第二外语、心理学、逻辑、统计学及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构成。专门知识教育，包括报学概论、编辑、采访、报馆组织、管理、广告、发行、照相绘画、印刷等。辅导知识教育，要求学生掌握新闻记者理当了解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社会、法律、外交等常识。写作技能部分，要求学生熟悉消息、通讯、评论等各类新闻文体并掌握速记、校对等基本技能。实习与考察部分，要求学生能够利用所学知识与技能参与社会实践并完成相关任务。为了弥补自身知识与实践的不足，谢六逸还广泛聘请负担校内的其他学科教师和新闻媒介中有丰富工作经验和社会影响力的从业人员来为新闻学科的学生做讲座授课。二、将新闻理论教育与新闻实践教育并重，通过潜在课程的开发与利用来充实大学新闻教育，使得学生能够打通显性课程教育和潜在课程教育的缀连关系，从而达到学中用、用中学的教学效果和学习的理想状态。为此，在谢六逸的努力与倡导下，学生报刊（复旦校刊社）、学生通讯社（复新通讯社）、学生新闻学会（新闻学系执监委员会）等一系列机构得以建立并有效运行。三、“左为政治，右是文学，新闻居于二者之间。”[3]219-229为践行谢六逸认同的日本人平林初之辅的文学新闻观，不论是鼓励学生进行课外研究，还是参与学生课外实践，谢六逸不仅积极主动地帮助学生与社会建立联系，而且也经常执笔为学生撰稿和改稿。除此而外，谢六逸还倡导语言的标准化，提倡报刊当在社会文化的现代语言规范方面做到新闻的责任与担当。

客观地讲，谢六逸的新闻教育思想的来源既有对中国问题的关注性思考，也有对日美大学新闻教育的观察与借鉴。这其中，平林初之辅的文学新闻观对谢六逸的影响最大，也最为持久。甚至可以说，谢六逸是平林初之辅文学新闻观的中国传播者与践行者。尽管，谢六逸的新闻教育理念与学科认知在今天看来或许不够规范和不够严谨，但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谢六逸的新闻教育理念和学科认知无疑是有着推动中国早期新闻教育发展的历史作用的，也是值得肯定的。

二、谢六逸对新闻教育实践与新闻媒介之关系的基本认知

新闻教育离不开新闻实践，更应该适应时代的需要。谢六逸曾经这样寄语学生：“‘求知实在是一桩最要紧的事。我们每天要看报纸，主要的目的就在于‘求知。假使一个人隐居在深山大泽，不愿意做一个‘社会人，那么，不看报也是可以的。但是这种人和野蛮人有什么差异呢？文明人是没有一天不看报的”“因为看报就是看社会”“求得此刻现在的知识，活鲜鲜的知识”“把握现在的世界大势、国家、社会、学术情况”。[4]115-117由于非常重视新闻教育与新闻实践并重，谢六逸的新闻教育实践理念和做法实施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首先，大力提倡新闻教育的校内实践并鼓励创办校内学生媒体。谢六逸认为，日本大学的教育特别是新闻教育之所以弄得比较好，关键在于其形成了一批类似《大学新闻》（College news）的能够代表“学校精神”的学生出版物。为此，在谢六逸主持复旦大学新闻学科教育期间，谢六逸团结校内同仁并带领学生创办了复旦校刊社（复旦旬刊）、《新闻世界》、《明日新闻》、《新闻学期刊》、《星火壁报》、《短波无线电壁报》、复新通讯社、新闻学系执监委员会等一系列的媒介机构组织。本着“直接服务于学校”的办学理念和“勤于写作、勇于任事”的办学追求，谢六逸并不满足于新闻学科教育能够为本国报馆培植人才这一短期目标的实现，而是希望能够把新闻学科教育普及为大学内所有学科的新闻素养教育这一理想层面，从而使大学教育真正成为“社会教育”的先驱，并切实转变大学的风气、让大学能够真正承担起率先唤醒民众进而改良社会的责任与使命。应该指出，在谢六逸的不懈努力下，复旦学生的校内新闻实践搞得虎气生生不说，许多教师包括外籍教师的参与也给复旦校内新闻教育以及新闻教育实践带来了文化上的厚重和鲜活。据谢六逸的学生杜绍文回忆，“自民国十七年（1928）夏天到二十年（1931）暑假间，我做了母校学校新闻的一个先导人物，关于形成新闻的动态现象，突发事实，静止表征及内在趋势，莫不一一忠实地报告于全校的读者。当时的学校新闻，不只是学校园地的缩影，且系学生生活的全貌。”[5]

其次，大学新闻学科教育的新闻教育实践应该积极地“走出去”，“新闻教育应与报业谋合作”，实现校内学生媒体与社会媒体的无缝对接。为了检测师生校内媒体的新闻实践水平，使大学的新闻教育真正融入社会并转化为社会教育、民众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谢六逸是主张师生要积极主动地和校外的社会新闻媒介发生广泛的联系并承担起新闻媒介的部分报道任务和新闻问题研究的。例如，复新通讯社不但每天要完成校内新闻的报道稿件，而且要给《大公报》、《申报》等同步提供可以向社会传播的有关稿件。这样，不仅激发了新闻学科学生对新闻学习的热情和新闻实践的勇气，而且也使得新闻学科教育的实践成果得到了新闻媒介与社会民众的高度认可。再比如，谢六逸要求学生在校内掌握新闻学科教育基础知识与基础技能的同时，要能够积极关注新闻媒介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并尝试给出理论上的创新性认知，要有填补学术研究空白、协助新闻媒介摆脱实践困境的意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面对谎言传播日盛和国民党对国内报刊新闻检查力度加大，导致报纸开“天窗”的现象频繁出现，谢六逸在安排学生研究世界各国的新闻政策变化情形的同时，还组织学生筹办“世界报纸展览会”，协助记者公会在杭州首次记者节上承办了“全国报纸展览会”。上述新闻教育实践活动以及诸如此类的新闻教育与新闻媒介联动行动，不但得到了全国报业、记者公会、新闻学会乃至各大学新闻学系的广泛支持，而且赢得了逼迫国民党中央撤销新闻检查所的显著成果。[3]234-237可以说，谢六逸“直接替學校服务，间接为社会服务”的新闻教育思想理念不但超越了当时大学教育尤其是大学新闻教育的时代认知水平，而且通过社会活动检阅，也证明把大学教育提高到全民文化教育、把大学新闻教育视为社会变革的发端和“新闻即史”是完全可行的。

再者，大学新闻教育实践应该“引进来”，要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当作新闻学科的泛性教育来认知并通过新闻学科的新闻教育实践活动向社会传递出去，要想新闻媒介之所想、思新闻媒介之所思，切实令社会发展与大学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在谢六逸看来，大学新闻教育以及新闻教育实践不应脱离于其他学科，更离不开新闻媒介的校内渗透和教育辅助，甚至理当把对新闻媒介从业人员的再教育当作是大学新闻教育和新闻教育实践的合理组成部分。“新闻记者必须受高深的教育和修养，”“大学新闻教育研究的内容，要研究帮助未来记者提高活动能力的学问，并对各类记者提出不同的要求。”[3]229正是基于如许的认知，谢六逸非常重视其他学科的教生对新闻学科教育的参与，更主动和新闻媒介的资深从业人员建立联系以期实现新闻教育、新闻教育实践和新闻媒介间的横向互动。在谢六逸的不懈努力下，复旦新闻学系得以充实起来，一方面谢六逸以自身为表率带头兼职新闻媒介的新闻实践活动，对以《申报》为代表的守旧报刊提出过尖锐批评并倡导报纸改革，一方面谢六逸积极邀约著名新闻人到复旦新闻学科兼课并指导学生的校内外新闻教育实践。例如，谢六逸并不畏惧当时办报历史最长也最为著名的上海《申报》，勇敢地对《申报》老板提出“你们的报馆已经有五十多年的历史了，为什么老是不进步，不想改革呢？”在得到对方“我们何必改革呢。因为照向来的老样子已经能够赚钱，股东们可以多分利息，报馆同人到了年终可以分得两三个月薪金的红利，也就心满意足了。说到改革二字，谈何容易呢。万一改革之后，看报的人减少了，登载的广告减少了，那岂不倒霉吗？所以留学回来的新闻学家，我们不敢聘请，纵然聘用一两个，最高的限度是请他们在广告部办事。至于编辑部则绝对不敢任用一个懂得新闻学的人……现在我们的编辑部，都是在报馆内做了四五十年的老先生。”的回答之后，谢六逸是持否定态度的。在其给学生郭箴一的《上海报纸改革论》一书所做的序中，谢六逸郑重指出：“现在上海的报纸，有几点是急需改革……老实说，我是极愿意介绍这本书给他去仔细玩赏的。”[6]再例如，谢六逸联合当时著名报人出版《日本的新闻事业》、《新闻职业与新闻教育》、《怎样应付国际宣传战》等一系列书籍。这些书籍不仅让校内外的新闻从业者及时地总结了自我的新闻从业经验、从理论认知的高度提升了新闻从业者的素养，而且也有针对性地丰富了新闻教育的教材建设，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与有机转换。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7]时至今日，谢六逸对新闻教育实践和新闻媒介之关系的基本认知并未有半点过时之处。回顾谢六逸当年的相关论说与具体做法，仍然对当下的新闻教育、新闻教育实践以及新闻教育实践与新闻媒介之关系是具有毫不逊色的现实指导意义的。

三、新闻媒介实践对谢六逸新闻教育思想和新闻教育实践理念的影响

新闻教育是从新闻媒介的实践活动中衍生出来的，也是最终离不开且不能脱离对新闻媒介实践活动的依托的。探寻谢六逸新闻教育思想和新闻教育实践理念的形成轨迹，我们不难发现，谢六逸个人的新闻媒介实践活动以及其他新闻媒介从业者对其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容回避的。换句话讲，“主持新闻教育的人与研究新闻学的学生，诚心为报业服务，而报业经营者对于研究新闻学的机关，也应该尽量辅助。”[3]238基于“以社会活动为主导”的原则，谢六逸长期担任过《立报》副刊《言林》的主编，并且与胡愈之、茅盾一道创办过《国民》周刊，并被茅盾戏称为“贵州督军”。[8]透过谢六逸文艺小品文和新闻小品文的创作主张，我们能够确认，谢六逸不仅在新闻教育即是社会教育的基础上进一步地意识到了新闻媒介应“极力顾到当前现实与时间性”的原则，而且还超越了自我留学期间的早期认知、把新闻媒介提高到“全国民众的舆论机关”的高度自觉来办。

从“新闻是从政治变过来的”一个“变种”的最初见解，到勇敢表达思想情感的“报章文学”创作不断，谢六逸切实感受到了新闻媒介作为“公用的武器”的威力所在。谢六逸一方面充分发挥《国民》和《言林》的新闻媒介优势深入对社会组织报道，一方面更加鼓励学生强化新闻教育实践动手能力的训练。“学中用”，“用中学”，谢六逸从最初对新闻的受众化的趣味性喜好逐渐转变成为一个对新闻文体应对裕如的合格新闻媒介从业者和新闻教育开拓者。例如，由于近代的报纸是从西方引进的，谢六逸一开始是把英文Journalism译作“报章文学”来看待的。但是，Journalism这个单词的含义既可以拿来指代“新闻”、也是可以拿来视作生产新闻的现代媒介或新闻学系的。故而，在从事新闻教育特别是参加到新闻教育的实践活动之中后，谢六逸逐渐意识到仅从语言的形式来理解Journalism并将之翻译为“报章文学”是不确切的。当时的新闻文体若按体式划分，可以分为社论、时论、来论、时评等新闻评论文体，还可以包含简明记事、趣味性记事、特写、长篇特写文等散文性新形式，甚至在副刊里刊载并非“报章文学”的诗歌、戏剧、杂文、漫画、长篇小说等。特别是报纸中news的存在，更是带来了独有的“新闻现象”：评论文并没有news，但是报纸的评论文不仅不可能离开news泛论，而且应该主动围绕着news展开。也正是由于新闻教育实践的充分积淀，谢六逸在其《什么是报章文学？》一文中着力阐释了新闻文体的三个根本标识：“新闻文体，须顾及新闻记者的立场，对于事实的纪录，纯以‘事实为对象，不掺杂空想或偏见。”“新闻文体以简练经济为主，不取空泛或堆砌的描写。”“新闻文体宜写现状，不宜用回忆录或传记文体。”[3]250-251正是建立了如许的认知，随着新闻教育和新闻教育实践的深化，谢六逸更看重而且是越来越看重带有news性质的“报章文学”。这种学理认知上的渐进性提升，进而导致谢六逸新闻观念上的变迁，即从在复旦主持新闻教育时期提倡大报文艺的作用以及语言的规范化，演变为离开复旦到西南后，强调小报地域性报道和方言性报道。

在谢六逸的新闻教育与新闻教育实践生涯中，新闻媒介，特别是新闻媒介的著名从业人员对其新闻教育思想和新闻教育实践理念的形成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如，为了确保复旦新闻学科教育的质量，谢六逸不仅主动邀约戈公振、叶圣陶、郭沫若、许广平、洪深等人进入学校给学生授课，而且还主动推荐学生去求教田汉、茅盾、胡愈之等人，以期借助外部力量提升学生的撰稿能力。这其中，戈公振的新闻从业理念对谢六逸的新闻办学理念影响最大。作为“报业鼻祖”的戈公振不但是我国早期报人的代表人物，曾经到欧美各国考察过西方的新闻事业，而且还去访问过苏联并对苏联的新闻事业有着充分的了解。为了让新闻学系的学生全面而系统地掌握新闻专业所必备的知识和技能，谢六逸除了聘请戈公振给学生讲课外，还尤其重视戈公振对中国新闻媒介和中国新闻教育的看法。“理想的政治记者，应该研究的是历史，地理，法律，国民经济，统计学和外国语。理想的商业记者，应该研究的是国民经济及统计学，地理，法律和英语。理想的省报和地方报纸的记者，应该研究的是历史，地理，国民经济，统计学和特殊的法律。理想的文艺记者，应该研究的是哲学，历史和本国文学。”[9]戈公振的上述看法，谢六逸是高度认同的，他要求学生把戈公振的这些认知当作“新闻记者的座右铭”来加以牢记。从戈公振的认知出发并加以发挥，谢六逸除了按照戈公振的认知来设置新闻学科基础教育课程外，还另外撰写过《新时代的新闻记者》一文，对怎样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新闻记者给予了必要论述。[10]在谈到新闻记者的“标准”问题方面，谢六逸于文中认为，“健康”“明快”“机智”“热情和兴味”“常识”“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涉猎现代人应有的一切知识，有尖锐的眼光观察我们的社会与时代”，这些不仅是一个记者适应时代的基础，而且还是一个记者成为“社会的先驱者”的从业特质。

“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11]新闻教育、新闻教育实践、新闻媒介实践和新闻教育与新闻教育实践的关系，梳理中国早期新闻教育先驱者之一謝六逸先生对这些问题的认知并给予思考，至今仍有温故知新的现实意义。当今，我们正处在一个媒体融合和媒体变革的新闻教育语境之中，一系列新的新闻概念纷至沓来。也唯有认清新闻教育与新闻媒介之关系，才能更好地办好新闻教育、促进新闻媒介发展。

注 释：

[1]谢六逸.新闻教育的重要及其设施[R].曾虚白.新闻教育的发展.中国新闻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9：78.

[2]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N].2016-2-19.

[3]秋阳.《谢六逸评传》引言[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7（3）：214-217，217，217-219，160-161，174，217，219-229，234-237，229，238，250-251.

[4]章玉梅：复旦新闻系第一位系主任——谢六逸[C].上海：新闻大学，1982（3）：115-117.

[5]杜绍文.在母校求学时代之回忆[R].复旦杂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9-1）.

[6]谢六逸.《上海报纸改革论》序[R]。茶话集[M].上海：新中国书局，1931（10）.

[7]（唐）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Z].刘宾客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6）.

[8]茅盾.忆谢六逸兄[R].谢六逸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01）.

[9]谢六逸.忆戈公振氏[R].上海：立报[N].1935/10/25.

[10]谢六逸.新时代的新闻记者[R].茶话集[M].上海：新中国书局，1931（10）.

[11]（唐）元稹.离思五首[Z].元氏长庆集[M].中华古籍资源库影印刻本.

（作者李效文系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师，新闻传播学、戏剧与影视学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新闻教学与新闻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