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鑫宇 徐志武

摘 要 探讨青年群体对政务微信认知的影响因素，以及青年群体对政务微信认知对其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引入技术接受模型中的经典变量和信任理论，构建青年群体对政务微信的认知影响政治效能感模型。利用相应软件进行调查问卷数据分析，验证模型中相应路径的显著性。研究结果显示，政务新媒体的技术因素和社会因素影响青年群体对政务新媒体的认知；青年群体对政务新媒体的认知影响其政治效能感。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政务微信优化服务和培育青年群体政治效能感的相关建议：把握政务微信发展的技术逻辑，提升政务微信服务水平；注重政务微信运营的公共逻辑，优化政民互动功能；通过政务微信提升青年政治效能感。

关键词 青年；政务微信；认知；政治效能感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21）23-0039-06

移动互联网作为一项基础性技术，为开创政府治理的新模式、新方法和新思路提供了更多可能性。截至2020年12月，中国互联网政务服务用户人数达8.43亿，且与2020年3月相比增长1.50亿，共占整体网民的85.3%[ 1 ]。政务新媒体是指各级国家机构等在新媒体平台注册并实名认证的账号，如政务微博、政务微信、政务抖音号等。政务微信是重要的政务新媒体类型之一，指各级政府机构等在微信平台上注册并实名认证的政务账号或应用，目前多以微信公众账号和微信小程序的形态出现。

政治效能感的概念源于心理学中的自我效能感，指个人认为自己的政治行为对政治过程能够产生政治影响力的感觉[ 2 ]。青年群体是政务新媒体主要用户。当代青年成长于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其政治参与态度与方式也受到新媒体技术的持续影响而发生改变。研究青年群体对政务微信认知的影响因素，以及这种认知对青年政治效能感的影响，有助于明确青年利用新媒体进行政治参与的规律与特点，明确政务微信质量建设的方向。

1.1 文献回顾

政务微信作为新媒介技术的产物，用户对其的认知和使用研究可以借用信息技术采纳领域的研究成果，如使用与满足理论、创新扩散理论、技术接受模型等。陈然[ 3 ]对我国农民群体的政务短视频使用情况进行考察并指出，政治兴趣、政治效能感、绩效预期、社会影响和参与资源是农民接触和使用政务短视频的影响因素。陈明红等[ 4 ]引入SOR模型框架，探索了政务微信持续采用行为的产生机理及影响机制。已有研究多关注行动层面的接受与采纳行为，但对政务新媒体认知状况及其影响的关注不多。

技术接受模型（TAM）可以有效预测用户对信息技术的接受程度，由Davis提出。用户对信息系统的接受由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两个要素决定，如图1所示。其中，感知有用性指个体认为系统使用能够提高工作效率的程度；感知易用性指个体认为系统使用的方便和容易程度。该模型较为普遍地应用于构建消费者态度、意向和行为之间的关系。信任作为一个跨学科的概念，表示一种期望或预期。在这种期望下，人们才会针对特定的对象采取相关的行动。本研究从信任主体层面，将信任定义为青年群体对官方机构和与之配套的政务微信的信任，主要是指政务微信的稳定性和信息安全性以及对政务微信提供服务的信任。

LANE[ 5 ]依据心理学研究的相关成果，将政治效能感的概念划分为内在政治效能感和外在政治效能感两个部分：内在政治效能感是指公民认为自己比其他人更有能力影响到政治体系；外在政治效能感是指公民认为政治体系会对其要求进行回应。陈志广等[6]的研究表明，政治效能感微观层面的影响因素包括性别、年齡、教育水平、收入水平、信任、政治参与行为、媒介使用情况。目前关于媒介使用政治效能感关系的研究均从公民视角进行，国内尚未有基于青年群体视角的相关研究。

综上所述，在政务新媒体接受和采纳方面，学者们学者依据技术接受模型和信任理论等进行了广泛研究并取得了富有意义的成果。同时，媒介使用情况作为影响公众政治效能感的重要因素，也为本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1.2 研究设计

对政务微信的接受与采纳研究属于行动层面，而对政务微信认知层面的研究则较为少见。认知是接受与采纳行为的前提条件，同时用户也会依据其使用行为调整其对政务微信的认知。综合技术接受（TAM）模型、信任理论以及政治效能感影响因素，本研究提出青年群体政务微信认知影响政治效能感模型，如图2所示。

1. 2.1 技术因素与用户感知

移动性的概念是指任何地点的用户都能进入一个或多个通信网进行通信的特征，也是移动互联网技术最突出的特征之一。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节奏伴随着技术的进步不断加快，各种信息设备与应用也因为移动性较强，受到用户的认可与采纳，并对这些设备和应用产生相应的认知。例如，陈明红等[ 7 ]认为，移动社交媒体的移动性与有用性感知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徐向东等[ 8 ]在移动图书馆推广过程中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政务微信基于移动社交媒体，用户只要拥有移动终端和社交媒体账号，就可以随时随地使用政务微信浏览政务信息，处理相应政务。在此过程中，用户可以形成和调整对政务微信的相关认知。本研究假设：

H1a：政务微信的移动性正向作用于有用性感知。

H1b：政务微信的移动性正向作用于易用性感知。

服务质量在营销学领域是服务业满足规定或潜在需求（或需要）的特征和特性的总和[ 9 ]。丁依霞等[ 1 0 ]认为，政务微信作为重要的政务服务方式之一，其服务能力直接关系着公众对政府服务的满意度，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电子政务的成败。在政务新媒体使用过程中，其提供的政务信息越易于理解、契合需求，政务处理越快捷方便，越容易使用户感知到有用性和易用性和可信任性。因此，政务微信的服务质量很有可能正向影响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感知和信任感知。相关假设如下：

H2a：政务微信的服务质量正向作用于有用性感知。

H2b：政务微信的服务质量正向作用于易用性感知。

H2c：政务微信的服务质量正向作用于信任感知。

1.2.2 社会因素与用户感知

产品或服务用户增加量和给用户带来的效用之间的关系可以用Rohlfs在1974年提出网络外部性概念解释[ 1 1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任何个体的行为都收到社会因素的控制，其除受到主观控制外，还受到所属群体与社会系统的影响。区别于其他电子政务系统，作为基于移动互联网发展逻辑的移动社交媒体政务系统，其发展过程遵从着社会化趋势。本研究引入网络外部性概念，将其作为个体用户周围政务微信的用户规模和流行程度，以及用户规模大小等等的描述性概念。当周围的人较多地使用政务微信时，个体可能越会感觉到政务新媒体的有用性、易用性和可信任性。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3a：政务微信的网络外部性正向作用于有用性感知。

H3b：政务微信的网络外部性正向作用于易用性感知。

H3c：政务微信的网络外部性正向作用于信任感知。

1.2.3 用户感知与政治效能感

国内外学者对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出发。其中，媒介使用情况作为重要的微观因素影响公众的政治效能感。李梦瑶等[ 1 2 ]认为，基于社交网络媒体的政治传播可以增强中国网民的内部政治效能感。认知是个体认识客观世界的信息加工活动。青年对政务微信的认知是其特性在青年心理上的表现形式，是客观现实在大脑中的反映。考察公众对政务新媒体认知与其政治效能感之间关系的研究较为少见，谢小雨[ 1 3 ]通过实证研究认为政务新媒体综合评价情况能显著影响大学生的外在政治效能感，也可以显著正向影响总体政治效能。青年用户在使用政务微信的过程中，对其有用性、易用性、可信任性的认知极有可能影响自身参与政治活动的信心以及对政治体系的信心。本研究做出以下假设：

H4a：有用性感知正向作用于外在政治效能感。

H4b：有用性感知正向作用于内在政治效能感。

H5a：易用性感知正向作用于外在政治效能感。

H5b：易用性感知正向作用于内在政治效能感。

H6a：信任感知正向作用于外在政治效能感。

H6b：信任感知正向作用于内在政治效能感。

2.1 测量工具

设计“青年群体对政务微信的认知及其政治效能感的调查问卷”，共包含9个变量，其中每个变量包含适量问项。移动性和服务质量改编自Park E等[ 1 4 ]和Zhou T[ 1 5 ]的研究，网络外部性的测量参考了Jung J[16]的研究，选择了其测量网络外部性的一个面向，即用户普遍性。信任感知的4个问项参考了Cheung C等[ 1 7 ]的研究。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改编自Davis F D等[ 1 8 ]的研究。内部政治效能感和外部政治效能感的测量参考了谢小雨[ 1 3 ]的研究，剔除了外部政治效能感的一个反向问项。除人口变量外，其余变量均采用里克特五点式量表。

2.2 数据获取

目前学界和社会对于“青年”的年龄界定暂无统一意见。本研究以年龄在14～35周岁的中国公民为研究对象，共回收问卷212份，扣除答题时长小于两分鐘和所有选项都选同一答案的问卷，以94.33%的回收率得到有效问卷200份。

2.3 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2.3.1 信度检验

采用Cronbach’a系数检验法，即衡量问卷中各量表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a系数大于0.7时，表明量表的可靠性较高[ 1 9 ]。SPSS软件的计算结果表明本研究问卷信度较好，见表1。

2.3.2 效度检验

对问卷中各变量进行KMO和Bartlett球形检验，得出的KMO值为0.854，大于0.80，同时，统计数据的Bartlett球度检验的X2统计量显著性为0.000，小于0.001。以上数据符合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条件。AMOS软件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以及变量的平均方差提取值、组合信度值见表2。这说明，问卷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2.3.3 拟合检验

表3为AMOS软件运算后的相关适配指数。可以看到，除GFI值未落在推荐值范围内，但十分接近接近推荐值0.9外，其他适配指标均符合拟合检验的要求。因此，本研究模型设定基本通过拟合检验。

2.3.4 假设检验

通过运行AMOS软件，可以看到除“网络外部性正向作用于信任感知”“信任感知正向作用于内在政治效能感”两组假设未得到支持外，其余假设均得到统计学上的验证，具体结果见表4。本研究的结构方程模型运算结果如图3所示。

3.1 研究讨论

3.1.1 技术因素与社会因素影响青年群体对政务微信的认知

移动性和服务质量作为技术因素对于用户感知和评价非常重要。政务微信的使用不仅可以节约时间和成本，还可以获得高质量、高效率的服务体验，这使青年群体认同其有用性和易用性，同时可以增强青年群体对其的信任程度。网络外部性作为描述政务微信普及程度概念，对政务微信在青年群体中的认知产生影响。在使用政务微信的过程之中，青年用户周围群体的政务微信普及度，会使青年认为政务微信是有用的、易用的。

与汤志伟等[ 2 0 ]基于政务短视频的研究结论不一致的是，本研究中社会因素对信任感知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现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青年群体用户对于各种信息应用的认知能力不断提升，对层出不穷的信息应用进行是否值得信任的判断时，不再简单地受到群体压力的影响而产生的趋同心理，而是逐渐回归理性，从产品实用性和自身的实际使用体验出发进行判断。

3.1.2 青年对政务微信的认知影响其政治效能感

青年用户对政务微信的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感知和信任感知既是外界刺激的作用结果，同时又对青年群体的政治效能感具有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本研究认为，作为影响媒介接触和使用的媒介认知情况，可以显著影响青年群体的政治效能感。当青年用户对政务微信在便利性、服务质量和可信任性方面都表示认可，其便会认为自身影响政治体系的能力增强，且政治体系更容易对自己的政治诉求产生回应，因而产生更强的政治效能感。

同时，本研究发现信任感知正向影响外在政治效能感，但与内在政治效能感却无显著正向作用关系。仔细分析信任理论的概念不难发现，信任作为一种主体对客体的期望或者预期，在本研究中指青年群体对于政务微信的期望或者预期。因此信任感知的提升更显著地作用于外在政治效能感，即是指青年认为政府部门会通过政务新媒体回应自己的相应诉求，而对于内在政治效能感，即青年群体认为自己会更加有效地影响到政治进程的感觉，正向作用则不显著。

3.2 实践启示

本研究对于理清政务微信的发展逻辑，明确政务微信的发展方向，以及如何利用政务微信提升青年群体的政治效能感具有借鉴意义。

3.2.1 把握技术逻辑，提升服务水平

政务微信的发展基于移动社交应用平台，虽然其存在着商业属性和公共属性界限模糊不清的弊端，但其本身仍可以通过相应的技术突破，提升服务水平。一方面，政府部门可以与微信平台进行合作，针对政务微信开发各种新型的互动传播技术，借助LBS技术和场景技术使得政务信息传播和政务服务更加本地化、场景化。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则可以提升用户利用政务微信办理相关事务的效率。另一方面，政务微信在第三方技术力量的帮助下能够实现基于微信平台的升级改造。未来，政务微信可以通过技术植入，实现包括政务微信与地方政务服务办事大厅的互联互通、政务微信与地方政府网站的功能交互等，最大限度地满足“青年粉丝”的需求。

3.2.2 注重公共逻辑，优化政民互动

虽然我国政务微信发展势头较快，但由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其在政民互动方面还存在待完善之处。一些部门只是机械地将原来出现在公文、网站中的内容搬到了微信公众号上，政民互动功能并未得到有效重视和开发。因此，为了提升政务微信的普及程度，首先，政务微信的运营人员要密切关注最新的实时动态，发布有质量、有态度的政务信息，获得青年群体广泛的信任与支持；其次，设计并创立相关特色栏目与青年进行互动，对于相关的问题和留言，要积极回复并处理，并实时显示办理进程；最后，形成媒体矩阵，增强社会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各层级的政务微信需要力求实现全面覆盖，产生的“政务新媒体矩阵”的效应，使得政民互动更为便利高效。

3.2.3 通过政务微信为提升青年政治效能感

青年群体的政治效能感关系着国家的政治发展活力，且青年群体是政务微信的主要用户群体。政府部门想要延伸影响触角，提升青年群体政治效能感，应该充分利用好政务微信这一优势工具，提升青年群体对政务微信的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感知和信任感知，打通政治体系与青年群体交流沟通的通道，提升青年群体的政治效能感。各地区各级政务微信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优化政务微信建设：树立“需求导向”，了解青年群体的实际需求，做好栏目与功能设置、主题与内容策划，激发青年人政治参与的热情与主动性，提升其政治效能感；坚持“内容为王”，以优质的内容基础和丰富的表现形式，吸引青年主动学习政治知识，增强政治能力；打造“技术特色”，发挥微信平台的互动特性，不断提高信息发布质量和互动办事效率；采用大数据等技术，把握青年群体的舆情动向；采用直播、H5、短视频等新媒体形式，推进与青年群体的政务互动。

本研究引入技术接受模型（TAM）中的经典变量和社会学范畴的信任理论，构建青年群体对政务微信的认知影响政治效能感模型。研究结果表明，政务微信的移动性与服务质量、网络外部性作为外部刺激对用户认知产生显著影响，青年群体对政务微信的认知显著影响其政治效能感。

目前学界从政治效能感角度研究对政务微信认知的研究较为少见，受调查条件等因素的限制，本研究在以下几方面尚存在不足。第一，作为一个复杂的信息技术系统，青年用户对于政务微信的认知，除受到技术因素和社会因素刺激外，还可能受到用户个体条件、具体使用场景等因素的影响与调节，本研究尚未考虑。第二，政务微信正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之中。從层次上可以分为中央级、省级政务微信等，从功能上可以分为资讯类、服务类政务微信等。但本研究并未对政务微信的概念进行细分，而是针对政务微信这一整体概念进行调查。第三，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为青年群体，但83.5%的样本具有本科学历，后续研究将设法保证调查样本的全面性。

参考文献

[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OL].[2021-08-20].http：//www. 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2102/ P020210203334633480104.pdf.

[2]CAMPBELL A，GURIN G，WARREN E，MILLER.The Voter Decides[M].NewYork：Row，Peterson and Company，1954：187.

[3]陈然.农民使用政务短视频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技术采纳和政治参与的视角[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42（10）：148-152.

[4]陈明红，潘子璇，曾庆彬.政务微信用户持续使用行为及用户契合的调节作用研究[J].现代情报，2020，40（11）：85-98.

[5]LANE R.Political Life：Why People Get Involved in Politics[M].New York：Free Press，1959：149.

[6]陈志广，魏可可.政治效能感研究综述及展望[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 2019（3）：52-61.

[7]陈明红，孙顺，漆贤军.移动社交媒体位置信息分享持续意愿研究：隐私保护视角[J].图书馆论坛，2017（4）：58-67.

[8]徐向东，何丹丹.图书馆移动服务使用意愿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信息安全感知和移动性等变量的技术接受模型[J].图书馆，2019（2）：79-85.

[9]Grnroos C.An Applied Service Marketing Theory[J]. European Journal of Marketing，1982，16（7）：30-41.

[10]丁依霞，徐倪妮，郭俊华.基于TOE框架的政府电子服务能力影响因素实证研究[J].电子政务，2020（1）：103-113.

[11]Rohlfs J.A Theory of Interdependent Demand for a Communications Service[J].The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1974，5（1）：16-37.

[12]李梦瑶，陈志远，沈明明.社交网络媒体作用与政治效能感：基于倾向值匹配的实证研究[J].社会科学家，2021（4）：139-144.

[13]谢小雨.政务新媒体对大学生政治效能感的影响研究[D].徐州：中国矿业大学，2020.

[14]Park E，Kim K J.An Integrated Adoption Model of Mobile Cloud Services：Exploration of Key Determinants and Extension of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J].Telematics&Informatics，2014，31（3）：376-385.

[15]Zhou T.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 Continuance Intention of Mobile Payment Services[J].Decision Support Systems，2013，54（2）：1085-109.

[16]Jung J，Park E，Moon J，et al.Exploration of Sharing Accommodation Platform Airbnb Using an Extended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J]. Sustainability，2021，13（3）：1185.

[17]Cheung C，Lee Z WY，Chan T K H.Self-disclosure i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The Role of Perceived Cost，Perceived Benefits and Social Influence[J].Internet Research，2015，25（2）：279-299.

[ 18]Davis F D，BagozziR P，Warshaw P R.User Acceptance of Computer Technology：AComparison of Two TheoreticalModels[J].Management Science，1989，35（8）：982-100.

[19]曾五一，黄炳藝.调查问卷的可信度和有效度分析[J].统计与信息论坛，2005（6）：11-15.

[20]汤志伟，赵迪，罗伊晗.公共危机事件中政务短视频公众使用的实证研究：基于新冠肺炎疫情[J].电子政务，2020（8）：2-14.

38705005892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