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 伟

（安徽省宁国中学历史教研组，安徽宁国242300）

朱书（1654—1707），字字绿，一字紫麓，号恬斋，别号杜溪，安徽宿松人，清初杰出的学者，一生著述丰厚。据初步统计，有《杜溪文稿》《杜溪诗稿》《朱杜溪稿》《游历记》《癸壬录》《闽游诗》《评点东莱博义》《松麟堂偶钞》《古南岳考》《恬斋日记》《恬斋纪闻》《恬斋漫记》《寒潭琐录》《谋野录》《糊饦集》《仙田诗在》《朱氏家谱》等十余种，还参加过《宿松县志》的校阅和大型类书《佩文韵府》《渊鉴类函》的修纂。但是，由于受戴名世“《南山集》案”和乾隆朝禁书令的影响，朱书的著作沦毁几尽，存者十不足一。清中叶以后，学人开始收集朱书散佚的诗文，初步探讨朱书的学术成就。然而，时至今日，学界大多将朱书视为古文家，注重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对于他的史学成就，则鲜有研究。据笔者所知，目前只有吴航《清代南明史撰述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一书对朱书的史学成就略有涉及。本文拟在此书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朱书在晚明史研究上的成就，以期抛砖引玉，进一步深化朱书史学研究。

一、朱书晚明史撰述考略

朱书是清初古文名家，然其学术追求却是史学。他的史学成就主要集中在明史领域，正如他的好友方苞所说：“（朱书）尤熟于有明遗事”[1]。在明史研究中，朱书对晚明史（包括南明史）又着力甚勤，成就最大，其史学撰述大多集中在这一领域。

（一）《癸壬录》

《癸壬录》是朱书的史学代表作。是书记事上起明万历元年癸酉（1573），下至清康熙元年壬寅（1662），历时90年，取“癸酉”“壬寅”两个纪年的首字，故名《癸壬录》。《癸壬录》内容涉及面很广，朱书在《自序》中介绍说：是书“上而朝廷之爵赏予夺、巡幸播迁，下而朋党之角争盛衰、往来报复，内而宫闱宦竖之显晦，外而督抚勋镇之战守，以至忠臣之捐躯湛族，义士之穷饿远遁，莫不见于是编”[2]20。

《癸壬录》今不存于世，故无法得知其篇目。查阅康熙《杜溪文稿》，发现该书卷二录有《癸壬录自序》一文，卷六又有《龙眠愚者方公家传》《金中丞传》二文，题下小注都说“入《癸壬录》”。朱书为友人张符骧文集《依归草》作序又说“属有《癸壬录》之编，乃作《艾御史传》寄良御（张符骧，字良御——引者注）”[3]。可见，《艾御史传》也是《癸壬录》中的一篇。有学者据此推断，《癸壬录》很可能是传记体史书，或至少存在为数不少的传记[4]。

《癸壬录》之所以不存世，是受到文字狱的影响而毁。由于受康熙朝戴名世“《南山集》案”和乾隆朝频繁文字狱的影响，朱书的著作大多沦毁不存，幸存下来的只有诗文集等数种而已。据此可以推断，《癸壬录》就是在这两次文字狱中被禁毁的。乾隆四十七年（1782），闽浙总督陈辉祖奏缴应毁书籍，将《杜溪文稿》列入应禁书籍清单：“《杜溪文稿》一部，刊本。……其稿内《癸壬录自序》一篇，语意更为狂谬。”[5]《自序》尚且“狂谬”，其书必定更是如此。《龙眠愚者方公家传》是《癸壬录》一书存世文章之一，系桐城方以智之传。崇祯帝自缢后，方以智辗转南下投奔南明弘光政权，后又任职于隆武政权和永历政权。清军大举南下之后，方以智秘密组织反清复明，被捕之后又拒绝投降清朝。而且，该文还多次提到南明诸帝的庙号、年号。这样的文章在书中一定还有很多，这是清政府不能容忍的。可见，《癸壬录》一书是因为触及了清政府的忌讳，以致被禁毁。

（二）《皖江先贤（耆旧）传》与《皖江文献》

朱书鉴于国史、方志对乡邦（安庆六邑）人物记述的不足，决定撰写乡邦史书《皖江先贤（耆旧）传》。他说：

伏惟鉴汉唐宋皖人之寡传，乐元明至今之独盛，依小史、外史之义，以成先贤耆旧之纪载，而不为史志之所遗略，则六邑君子必有毅然任之者。书得从其后，以观成焉，不亦美乎？元以前皖人入史志者，不复具，惟蒐明至今止，凡显仕、隐晦、独行概为立传。有著作可传者，别为一书，名曰《皖江文献》[6]11。

由此可见，《皖江先贤（耆旧）传》是一部乡邦传记体史书，记事上起明初，下至清康熙年间。因此，晚明之后的人物也必然在记述之列。文中所谓“隐晦”“独行”，应该就是指那些抗清义士和不仕清廷的遗民。《皖江文献》则是一部资料汇编，必然包括明末清初人物的著作。然而，今未见《皖江先贤（耆旧）传》和《皖江文献》二书，故二书应该毁于文字狱，也可能没有完稿。

（三）其他撰述

除了上述著作之外，朱书还有不少撰述涉及到晚明史。乾隆四十年（1775），安徽巡抚裴宗锡上奏称，缴获《游历记》《闽游诗》等24种“违碍”书籍，这些书“非系及宏光、隆武等伪号，即有悖逆诋毁触碍语句，种种缪妄，殊堪痛恨，应请销毁”[7]。可见，朱书《游历记》《闽游诗》二书，应该记述了很多南明史实，故而遭到查禁。

据朱书在《游历记自序》一文中说：“予生平好游，今天下疆域凡十五区，予足迹所到已三之二。于是仿桑钦、郦道元以道里为经，以见闻为注，作《游历记》若干卷，曰两畿、曰燕秦、曰燕梁、曰秦楚、曰闽豫章入燕、曰闽浙入扬州、曰江行。”[8]《游历记》是一部历史地理学著作，今有《燕秦之道》一卷存世，文中并没有清廷忌讳的文字。可见，该书涉及南明史的内容都在沦毁部分。《闽游诗》是朱书客居福建时所作诗歌，原有150 余首，今只有十来首存世。雍正末年，朱书长子朱晓重刻《杜溪诗稿》，回忆说：“《闽游诗》百五十余首，刻过五十首，板亦不存，今从王年伯方若所订刻之。”[9]《闽游诗》在乾隆禁书之前便已毁板，可见是受到了戴名世《南山集》案的影响。可以推知，《闽游诗》是一部以诗写史的著作，可能涉及到南明鲁监国、隆武两个政权的相关人物及台湾郑成功的事迹。

此外，朱书还有不少单篇文章也涉及到晚明史，这些文章散见于他自己的文集或者附录在他人的诗文集中。

二、对明亡断限及明朝败亡原因的探讨

朱书的晚明史撰述大多湮没不存，故不可窥览其内容。然而，根据朱书现存诗文，可以初步认识朱书晚明史撰述的内核。他对明亡断限的看法，对明朝败亡原因的分析，都具有重要价值。

（一）明亡断限和清朝正统问题

明亡断限，即明朝终结于何年，是清初史学界探讨的核心问题。据研究，清初史学家对明亡断限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亡于崇祯朝，二是亡于弘光朝，三是亡于永历朝[10]。朱书主张明亡于永历朝，他甚至公开提出“明祀绝于壬寅”[2]20，也就是说，明亡于永历十六年，即清康熙元年（1662）。

清初，明亡断限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更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因为明亡断限与清朝正统起始密切关联。确定明朝亡于何年，也就确定了清朝何时开始成为中原的正统王朝。朱书将明朝终结的时间定在永历十六年，意味着他将清朝正统起始时间定在康熙元年。也就是说，朱书不承认清顺治一朝的正统地位，而是奉南明弘光、隆武、永历各政权为正朔。在清初那种特殊的政治环境下，朱书敢于明言明朝亡于永历十六年，这种无所畏惧的史学精神无疑值得后人敬佩。法国学者戴廷杰推崇说：“当其时，如是之言，罕闻极甚，盖人意中有，笔墨间无矣。”[11]

（二）明朝败亡原因的分析

朱书晚明史撰述的学术宗旨，主要在探讨明朝灭亡的原因，总结历史教训。在朱书看来，明朝灭亡不仅在于“天命”，更是因为“人事”，具体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帝王失德。朱书对崇祯帝及南明诸帝痛加贬斥，认为诸帝用人失误，导致明朝灭亡。他说：

嗟乎！明之亡也，固若斯之易乎？得天下有二道，曰英明，曰宽厚；失天下亦有二道，曰刚愎，曰愚柔。崇祯英明，而弘光亦不失为宽厚，宜可以守天下而无失，而究与刚愎、愚柔同尽。悲夫！卫灵公无道，以圉、贾、鮀三人而不丧。今即使尧舜在上，而所用者温体仁、马士英，亦必不能治，况其他乎？[12]

他进一步批评道：

北都沦丧之后，一建南都，再建闽海，三建肇庆，由是迁武冈，迁南宁，迁安隆，迁云南，寄命缅甸，以终焉。方其始也，地大于昭烈、宋端，亲近于晋元，统正于李昪、刘崇，而所仗以立国者，则昏贪之马士英，海贼之郑芝龙，叛降之刘承胤、陈邦傅，流贼之孙可望。人主既无股肱心膂之托，而清流又或从而激之，夫安得而不败？[2]21

不仅如此，南明诸帝每当面临清军进攻之时，往往弃城而逃，以致不可收拾。朱书说：“即以明论，景泰不迁而存，弘光、隆武、永历皆奔迁而亡。崇祯时，京师戒严者四，不迁亦不亡。”至于后来崇祯帝不迁亦亡，朱书则归结为“天命”，非人力所为[13]。

第二，党争误国。朱书对明朝败亡原因的考察，并不限于就事论事，而是注重历史溯源，推原祸始。他认为，朋党之争是明朝败亡的重要原因，但党争之祸却始于万历年间，“要其祸自万历初基之，而万历末即受之，所以基祸者不一端，而党为大”。因此，朱书指出：“明祀绝于壬寅，而其端伏于癸酉（万历元年——引者注）”。[2]22

朱书对明末党争之害的认识非常深刻。他评论道：“门户分，则其事也不急于疆场、重于国是，争者未息喙而国已亡矣。”[14]8又说：

而争门户者，不急国家之急，止急其党。是其党者，虽跖、蹻奉之登天，死犹有余美焉；非其党者，虽管、葛挤之入渊，死犹有余疾焉。收罗党人，智于朝廷之求策，力防异党之攻己而思去之，勇于将帅之除盗寇，卒至卑者泥首事仇，高者殒身膏斧，国与家俱尽，而向所争为党者，亦已烟消影灭，而不知何有，徒委君父于草莽而不能顾[2]21。

这样的论述，使我们看到明末朋党斗争所带来的影响。正是群臣朋比为奸，党同伐异，置国家安危存亡于不顾，这才错失了抗清的良机，以致败亡。

朱书还进一步探讨了明末朋党产生的原因。他认为，官员讲学是结党的重要祸根，“夫讲学之名立，则附会者多。苟不得附，则忌之者众。内部必皆君子，外不能使人安于为小人，则门户分。”[14]8而掌握监察、弹劾之权的言官，为当权者利用，随意行使弹劾权，加剧了党争之祸。朱书叹息道：

然国之败亡，言官实与有责焉。自两党角立之后，内阁、六部不能自主一事，听之言官，言官又自相溃讧。其后，孙传庭宁出关以死，不肯复对狱吏。陈永福辈甘弃守汴之功，投身逆闯。不亦悲夫！[15]

可见，朱书身处明亡清兴之际，对明末党争之祸有更深的认识，他的反思更为沉痛深刻，绝非泛泛而论。

第三，外攘失策。有明一代，北方的蒙古始终是明王朝的巨大威胁。朱书认为，明朝的败亡与明朝后期对蒙古政策的失败有着莫大的关系。他说：

夫秦据天下之首，河环东北，山塞西南，重险之固，号称天府。而屡忧不固、震及疆场者，何哉？其患不在无险，患在有险而无备也。王者苟能奋扬威武，则当收燉煌，守河外三城，复故疆土；不则闭关谢西域，毋疲中以事外。此二者，百世不易之道也。若明之季，既不能张挞伐之威，又不能划疆自守，矜受贡虚名，边备渐驰，使三百年之金瓯，始坏于西陲之彝，终纶于西陲之寇，外攘失策，内乃不安，故至此极也。[16]

朱书的这段评论相当精彩，他是透过历史现象去挖掘明朝统治衰微的深层原因。明朝隆庆年间，朝廷迫于蒙古右翼的军事压力，允许其“封贡”、互市，使宣府、大同以西获得了较长时期的安定。但是，明朝由此放松了对蒙古右翼的警惕，以致西北边境军备松弛，这给李自成农民军提供了机会。而且，蒙古右翼也没有真正臣服明王朝，此后又战争不断，根本没有达到朝廷所期望的目标，故朱书指出明朝政府是贪图“受贡虚名”、“疲中事外”。在抵御后金的战争中，明朝屡屡受到蒙古方面的牵制，进而逐步丧失抵御后金进攻的主动权。后世有学者指出，明朝后期对蒙古政策的失败是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17]。这一观点与朱书的论断不无相通之处。

第四，财力枯竭。明季，财政紧绌，以致对农民军、后金的战事不可为。朱书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他说：

呼呼！有国家而亟言聚财，未有不至于败亡者也。盖尝观于有明之季，崇祯十余年间，天子恶衣菲食，不敢妄自靡费，然展转叹息，恒若窭子寒生，皇皇无策以支吾朝夕用，卒底于灭亡[18]1。

对于明末财政紧绌的原因，朱书认为在政治腐败。他进一步论述道：

延及穆、神，天下无虑，一切皆变而征银。于是奄竖群小之伦，皆得饱其私囊，天子之自供又日益溢。其大患，则屯盐废而边士无所得食。至其末年，边饷之增逾数百万，殚竭天下之膏血以输边，而士之守塞者，曾不得颗粒焉，往往去而为盗。水旱之备日驰，饥馑荐臻，追呼交迫，民亦以盗为薮。不得已，大出向年之所积，求其一救，顾适以藉寇赍盗，而举国以殉之，良可哀也[18]2。

换言之，万历之后，皇帝、宦官化公帑入私囊，严重削减了朝廷的财政收入。更严重的危害是，屯田不兴，水利不修，军民沦为盗匪者日多，从而减少了赋税来源。同时，为了镇压日益汹涌的农民起义军，朝廷又增加了一笔财政开支。也就是说，政治腐败使得明王朝的财政系统失去了再生功能，最终财力枯竭，以致无力支付巨额的军费。

三、朱书晚明史撰述的特点

通过对朱书诗文的解读，可知朱书的晚明史撰述特别重视史料的收集，对弃明贰臣的批判不遗余力。因此，朱书是一位史识绝伦的历史学家。

（一）注重史料收集

史料是历史学的基础。朱书为撰著晚明史，非常重视史料的收集。由于晚明去时不远，朱书特别注意从民间探访遗民故老、抗清志士子弟，以掌握各种传闻轶事，正如朱书自己所言：“书家世力农，三百年无一人通籍于朝，未睹金匮石室之藏，徒以中年好游，因合闻见为此书（即《癸壬录》一书——引者注）。”[2]2可以说，《癸壬录》一书的史料来源，很大一部分是通过调查走访得来的。云南是南明政权最后活动的区域，朱书未能亲往，但友人茹仪凤前往云南景东任职时，朱书还请他代为蒐罗史料，“西南轶事，尚望于政事之暇，为我蒐而示之”[19]。

朱书在探访传闻轶事时，更加注意搜集明人诗文、奏疏等一手史料和墓志、行状、事略、传记等重要的二手史料。他为了撰写《皖江先贤（耆旧）传》，撰文向安庆六邑征集文献，“敢告六邑同志之士，共为揽缀，或行状、事略、事略、传记、谱牒、碑铭之文，乞赐邮寄；有先贤奏疏、文集，并望借览，抄录纳还原本，不敢敝污。”[6]11《癸壬录》的撰著也是如此。朱书客居福州时，友人张岩为他提供了很多资料，“（张岩）家多藏书，喜借客钞，……予方编《癸壬录》，常常往其家借书”[20]。李嶟瑞则“以先曾外大父蒙修王公事迹寄之”[21]，以助朱书。

朱书在搜集晚明史料的同时，还参阅了当时人所著晚明史的论著。如李清《南渡录》就是一例，朱书还撰有《书〈南渡录〉后》一文辩驳其观点。冯甦《见闻随笔》《劫灰录》二书是重要的晚明史著作，朱书“每以未抄为恨”，后从其子冯永年处见到二书，“辄大喜过望”[22]。

（二）痛斥弃明贰臣

出于儒家伦理观念，朱书在撰述晚明史时，对忠臣义士的表彰着墨甚多，《癸壬录》中就有不少忠节人物的传记。朱书在表彰忠节的同时，对投降李闯、满清的明臣又口诛笔伐，痛加贬斥。他讥讽这些贰臣对明王朝的忠贞程度尚不如南京灵谷寺中的银杏树：

其苗裔，即靖难后腰玉者，亦不乏也，受国家三百年爵禄之贵，而两都沦陷，其视腰玉不啻粪土而弃之如遗焉。树犹区区守先朝之赐玉，树殆不知时势之已改矣！庙社既墟，而后天地之间，惟海上一隅以赐玉终奉故朔，垂三十七年，今亦已矣。树又何贵于先朝之赐，而用以见奇若斯哉！[23]

他甚至主张对贰臣以六等定罪，“宋企郊、牛金星等十人可磔，若得而即戮于市，不待议也，余则纵欲罪之，亦必俟北都既复，否则擒之贼中而后可也”[24]9-10。这样一褒一贬的评价标准，凸显了朱书关于忠节的价值取向。

值得一提的是，朱书特别注重明臣的晚节。如弘光时期的马士英、阮大钺，虽有结党误国之大罪，“而其不降犹可原”[24]10。

四、余 论

据前文所述，朱书将明亡时间定在永历十六年，意味着他不承认清顺治一朝的正统地位，而是奉南明为正朔。因此，对于清朝立国以后的史实记载，朱书均不书清朝年号，而是在明崇祯之后，续书弘光、隆武、永历之年号，将南明各政权视为明朝的延续。在朱书的撰述中，还称崇祯帝为“烈皇帝”，称弘光帝为“安宗”。烈皇帝是南明弘光帝为崇祯帝所上谥号，安宗是南明永历帝为弘光帝所上庙号，而清廷给崇祯帝所定谥号是“愍皇帝”，弘光帝则被指斥为僭越帝号。可见，朱书的晚明史研究，是在站在明朝立场进行书写，这缘于朱书强烈的遗民情结。

朱书出生于顺治十一年（1654），严格来说，他并不是真正的明遗民。然而，朱书却将明亡定在永历十六年（1662），则朱书自视为遗民。在故国已亡，空怀抱负的情况下，他只好将自己的亡国亡君之恨诉之笔端，撰史总结先朝败亡的教训，寄寓亡国之痛，抒发故国之思。不过，需要说明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之朱书又入仕清朝，他的思想逐渐发生变化，这种遗民情结也在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