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 弋，罗本琦

（1.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合肥230009；2.安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安庆246133）

新自由主义发端于20世纪30年代，从一开始就是作为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的对立面，同时也作为与社会主义对立的经济理论而存在，从而决定了新自由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理论，也是政治意识形态。其基本思想有三：在经济理论方面宣扬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在政治理论方面否定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国家干预；在战略和政策方面鼓吹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一体化。当新自由主义随着全球化的浪潮被推广到资本主义世界之外时，它的政治功能便更加凸现出来，因为新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输出的其他“主义”乃至资本、制度等等一样，都不过是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霸权主义的工具，是他们为实现其国际政治目的而制造公共危机的手段。近百年的历史已经证明并继续证明，新自由主义还是人类应对公共危机的重大障碍。

一、霸权主义的工具

霸权主义指国际关系中大国、强国凭借军事和经济实力，超越国际法、国际政治格局现状扩张势力范围，操纵国际事务，干涉他国内政，甚至进行武装侵略和占领，称霸世界、主宰世界的强权政治、强权政策。霸权主义作为国际关系中的现象抑或作为一个概念的提出，都与资本主义有着内在联系。从理论上说，资本主义的逻辑与霸权主义的逻辑有着天然的内在一致性；从历史上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一开始就把霸权主义作为他们对外关系的基本战略。从资本与制度的输出到意识形态渗透，都成为推行霸权主义的手段。

资本主义的逻辑与霸权主义的逻辑有着天然的内在一致性，因为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与人性的贪欲以及人性的种种罪恶的张扬是分不开的。当文艺复兴的思想家们把人性的尊严与价值从封建面具里剥离出来并高歌人性的光辉时，他们并没有注意到抑或有选择地遗忘了人性中还有丑恶的一面。伴随着文艺复兴的传播，早期资产阶级原始积累不断扩大与人的私欲不断膨胀以及物质享受和奢靡泛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无节制的私欲与资本的结合决定了资本主义必然以利益的无限增殖为终极目的，对外扩张与霸权自然是资本主义发展“应有之义”。正如马克思曾指出的那样：“如果有20%的利润，资本就会蠢蠢欲动；如果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冒险；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冒绞首的危险；如果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的法律。”[1]事实上，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透过人文主义的表象，我们不难看到日益膨胀的冒险主义、利己主义，这些冠之以“时代精神”的“主义”与资本的原始积累高度结合，构成欧洲向世界扩张的原动力，从而也决定了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跨越是跟欧洲国家的资本原始积累及其海外扩张分不开的。考察资本主义的历史，本质上就是谋求世界霸权、争夺世界霸权的历史。在霸权主义思维下，一切理论、制度与资本都演变成为实现霸权的工具。

至于“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前身——本来就是霸权主义的一奶同胞，是资本主义理论的核心，是资本主义践行霸权主义、对外扩张的理论依据和遮羞布。虽然“自由主义”到启蒙运动时期才被正式升华为资本主义理论意识形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但早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们就把它作为与封建主义斗争的武器。早期的资产阶级就已经自觉地用它的基本思想武装自己。从公元1500 年左右开始，欧洲殖民者就在自由主义精神的激励下（本质上说是在利益的驱使下）为开拓市场“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2]。正是在自由主义旗帜下，资产阶级用了不到四百年的时间就瓜分了整个世界。只是随着资本主义内部危机的恶化，随着社会主义的崛起，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才在对自由主义的检讨中构建了一个“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依然扮演着霸权主义工具的角色。在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陷入“经济滞胀”的背景下产生的“华盛顿共识”就是美国的金融霸权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结合的典范。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垄断资本操纵的一些国际经济组织曾在华盛顿达成了一系列共识，核心内容就是将“新自由主义”作为其改革药方向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推荐。在20世纪70至90年代期间，美国控制的国际金融组织向所有遭遇经济危机而借贷的国家强制推销美国精英精心准备的所谓宏观经济政策。

新自由主义所蕴含的“自由”在现实世界是以实现美国金融霸权的“自由”为核心的。美国反对货币贬值，货币稳定便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定。当债务国货币贬值能为美国带来巨大收益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又强迫债务国实行货币贬值。显然，美国从来都不是遵守国际法，维持世界平衡的“正义的世界警察”，而是双重标准行事，将新自由主义作为霸权主义工具的国家。新自由主义与霸权主义结合的原理通过“华盛顿共识”的推广而呈现得十分清晰：

第一，美国向全世界兜售的“华盛顿共识”，致力于实施贸易自由，开放市场。按照“共识”，急需发展农业生产的发展中国家必须敞开市场，进行自由贸易，但美国自己不会更改贸易协定中的农业保护主义，实际上美国自己在实现农业现代化道路上就对投资进行高额补贴。那些第三世界国家如果要解决粮食作物缺乏问题，就要套用欧美成功的模板：提供保护性关税，对投资进行补贴，从而跳入新自由主义的陷阱。第二，“华盛顿共识”要求接受“共识”的国家放松对外资的限制。美国自己的重要行业的安全是十分重视的，即便国际收支赤字不断提升，也不可能让自己的关键领域资产，如航空、银行、军事和科技公司被外国人收购。但热衷于对别国重要领域的资产大肆收购，以实现对其关键部门的控制。常用的手段是，伙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贷款、投资等强迫第三世界国家接受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策略，凭借对国际金融组织的操纵，制定符合自己利益需求的援助政策，以实现对别国经济主权的控制，既为国际金融资本开辟了自由市场也限制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半个多世纪以来，新自由主义作为美国霸权主义的工具，成功地遏制了二战以后其他国家快速发展的势头。

二、制造公共危机的手段

新自由主义产生后就被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奉为圣经，并努力推广到发展中国家乃至敌对国家。但其目的绝不是象他们标榜的那样，是为了帮助其他国家谋求发展。半个多世纪以来，新自由主义的触角伸向全球各地。实践证明，无论南美国家、俄罗斯还是东南亚等国家，按照新自由主义所规划的路线进行改革的，无一例外都造成了国内严重的公共危机。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20世纪中期以来新自由主义输出及其造成的后果。

先看一看新自由主义在南美的实践。南美洲国家基本上都经历过殖民统治，因此形成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对发达的“中心”国家的依附定势。独立之后的南美诸国虽然政治上的独立了，社会与经济上的先天劣势决定了他们还得依靠发达的“中心”国家的支持，当然接收新自由主义思想是先决条件。阿根廷曾经被认为是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样板。20 世纪80 年代后的阿根廷政府对“华盛顿共识”深信不疑，开始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标准实现国企私有化、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出售了大部分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国有企业和金融银行。阿根廷最大的十家银行大部分为外资控股。外资银行顺利“接管”阿根廷金融阵地后立即通过经营阿根廷比索与美元之间的业务，不断扩大美元流量，实现对阿根廷金融银行领域的控制，削弱政府失调控金融的能力，进而成功实现“鸠占鹊巢”。当2001年阿根廷金融危机爆发时，政府只能等待国际金融机构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贷款缓解危机。但他们等来的不是曾经的援助承诺，而是用国有资产进行抵押贷款。于是，阿根廷失去了几乎所有的国有资产，因为无力进一步获得抵押贷款，金融危机加剧，经济状况一落千丈，贫穷和饥饿席卷全国。据统计，1980 年至1992 年的十多年间，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南美国家贫困人口，从1.36亿猛增到2.66亿[3]。

新自由主义在苏联的实践有着更丰富的内涵。苏联解体是霸权主义胜利，它证明了新自由主义在制造公共危机进而削弱敌国国力方面巨大的功能。20 世纪初，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建立起来以后，资本主义世界曾联合武装镇压，也曾尝试“经济战”“金融货币战”“军备竞赛”“舆论战”等一系列手段，都没有实现扼杀这一新生政权的目的。但却成功地通过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渗透实现了肢解苏联的目的。正如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所说：“我们一直采取行动，削弱苏联经济，但是遗憾的是，无论我们怎么努力，苏联的政治形势长期保持十分稳定，我们陷入了困境。不过很快我们得到情报，说苏联领袖逝世后，经我们帮助的人可以继任，借助他能够实现我们的想法，这个人就是戈尔巴乔夫。”[4]20 世纪80 年代中期苏联的改革，虽然是在社会主义旗帜下进行，时任苏联领导人已经不知不觉地接受了新自由主义，并将新自由主义的精神融入改革实践当中。反省苏联解体前的改革措施，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是新自由主义的翻版。经济改革的“500 天计划”直接针对“公有制垄断”，完全是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彻底颠覆了社会主义经济，直接地在经济基础上促使了苏联的解体。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以及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则直接迎合了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目标。因而，加拿大的经济学家迈克尔·莱博维茨说：“当苏共党内的主导势力更多地趋向于遵从资本主义逻辑时，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必定走向终结。”[4]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新自由主义实践在世界各地造成的公共危机正是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目的。通过制造公共危机以搞乱别国社会秩序，进而实现削弱敌国势力或控制敌国的目的，是霸权主义的行为模式之一，输出意识形态则是制造公共危机进而实现这一目的手段。

为什么选择制造公共危机的方式达成目的？新自由主义何以能够制造公共危机？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公共危机是社会运行过程中发生的可能危及公共安全和正常秩序的危机事件。公共危机指向对象是特定区域的所有公民，容易引发社会恐慌。公共危机可能造成巨大的社会破坏，因而，能否处理好公共性危机被视为考验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指标，成为民众评价政府的重要参数。一场公共危机造成的实际破坏力——包括对社会的破坏和对政府的影响，往往超过一场战争，而引发公共危机的成本则远远小于一场战争。殖民时代结束以后，随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及意识形态对立的产生和发展，这种行为模式便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广泛使用。

新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够制造公共危机，则需要从意识形态的对抗性以及社会稳定机制中求解。每一个国家或社会都是一个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稳定的系统。国家或社会的稳定性取决于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各种要素的协调。其中，文化是受历史影响最为深远并难以改造的要素，同时也是一旦受到冲击则破坏性不可估量且难以复原的要素。或许正因为如此，早在殖民时代早期，欧洲殖民者们就在武装殖民的同时，不遗余力的把他们的某此文化元素传播到世界各地。20世纪以后的世界文化交流中，意识形态（特别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作用备受关注，自然在选择文化武器时被作为首选。在一个国家中只要成功培养一批持异端立场者，就为造成公共危机创造了可能。正如美国前中央报局局长罗伯特·盖茨在谈到苏联时所说：“我们知道，无论施加经济压力还是进行军备竞赛，甚至用武力也拿不下来。只能通过内部爆炸来毁灭它。”[4]由于新自由主义宣传的欺骗性，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的推销与贷款等经济支持或相关“援助”是捆绑操作，而且伴随着对相关力量的额外扶持，从而使新自由主义在异国他乡被接受的概率大大提高。

三、人类应对公共危机的障碍

在国际关系的实践中，基于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和公共危机的特点，新自由主义常常被改造为制造公共危机的手段。基于同样的原因，当公共危机发生时，新自由主义又成为人类应对危机的障碍，阻碍人类命运共同体健康发展。

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正在用生命的代价证明着这一事实。当中国政府和人民全力投入疫情防控时，一些国外媒体却用所谓“人权”对中国的防控措施指手画脚。当疫情在欧美世界局部地区漫延时，从民众到政府，非但没有引起警惕，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有人通过“舔马桶”向“新冠病毒挑战”，有人声称“既使得了新冠，也不能阻止我去参加聚会！”在西欧和美国都发生了数万人规模的游行或刻意组织的聚会，以彰显“自由”。有些国家政府则纠缠不同制度和意识形态之分，不是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人民生命健康，而是念念不忘重启经济、恢复商业。全球疫情爆发背景下这种种现象的背后，实际上都是根深蒂固的新自由主义观念。民间对“新冠病毒挑战”也好，官方念念不忘的经济重启也罢，都不过是新自由主义追求的所谓“自由”和利益至上的价值目标的体现。

如果把视野再拉长一点，我们会发现，早在数年前，新自由主义就为欧美社会应对公共危机埋下隐患。有研究表明，无论是欧洲的英、法、意等国还是美国，在过去的十余年中都在扩大私有化领域，把更多的公共服务投入交给私人去做，这一政策直接后果就是公共服务投入下降，据统计，当下疫情最突出的国家，也正是公共服务投入下降最突出的国家。有专家撰文指出：“英国疫情迅速加剧，国家束手无策的最大的原因是公共服务过度私有化，特别是国民健康服务体系（NHS）的过度私有化和低预算进而引发的全民公共卫生安全危机。”[5]

客观地说，新自由主义成为人类应对公共危机的障碍，并非某些国家的主观愿望。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推销新自由主义，固然有通过意识形态渗透他国制造公共危机以实现其政治目的之动机。但他们或者未曾想到被他们奉为圣经的新自由主义会成为他们自己应对公共危机的障碍。但这场全人类的公共卫生危机不可阻挡地检验着每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检验着每一种价值体系或理论形态。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实证明：新自由主义强化个体利益与自由，无视或者淡化公共利益与秩序，而公共危机恰恰是不分高低贵贱一视同仁的，新自由主义与公共危机客观上相辅相成，而与人类应对公共危机行为针锋相对。实践证明：应对公共危机需要人类共同的一致的协同行动，放弃暂时的狭隘的自由才能保障更长久的大众的自由，牺牲眼前的经济利益才能赢得长远的可持续的发展。实践证明：私有化框架内构建不了应对公共危机所需要的治理体系和服务体系，加强国家主导的公共卫生系统建设和相关生产服务体系的完善，是人类应对未来公共危机的不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