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明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盛世”之一，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前人对明史作了许多研究，成果丰硕，但继续研究仍有空间。当前，明史研究面临进一步大发展的新局面，搞好明代古籍文献的整理工作，特别是搞好《明史》点校本修订工作，十分必要。

关键词：明史;明史研究;《明史》点校本;修订

作者简介：南炳文，男，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明清史研究。

基金项目：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之子项目《明史》修订工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明实录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3&ZD090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5）01-0144-08

笔者自1962年开始立志重点学习明史。至今已有50多个年头，由一个毛头小伙子新兵变成了一个年过古稀的老兵。在开展点校本《明史》修订工作的今天，谈一下自己学习明史的感受，虽多旧话，但由之引起共同进行《明史》初校本修订工作的合作伙伴的思考，或许对大家加深关于这项修订工作重大意义的认识，并将之搞好，有所帮助。

一、明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盛世”之一

提起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盛世，皆称汉唐。而明代也应为盛世之一。其故有八：

1. 疆域辽阔

西北约至哈密以东，西南至西藏，南至南海，越南一度纳入版图，东南至钓鱼岛（嘉靖时陈侃著《使琉球录》明载钓鱼岛在中国海域之内），东北至黑龙江入海口（特林），北至大漠。此为清代疆域的进一步扩大和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2. 近三百年间政局大体稳定

明朝凡16帝277年。其间尽管发生过一些战争：明初的统一战争;统治集团内部战争（靖难之役、平定正德初宁夏安化王朱寘鐇与正德后期宁王朱宸濠反乱）;农民起义（永乐时唐赛儿起义、正德时刘六刘七起义、李自成张献忠起义）;与边疆少数民族的战争（对付鞑靼、瓦剌、女真）;对外战争（抗击倭寇与驱逐西方殖民者骚扰沿海），但总的来看，和平环境占主体，政局稳定。

政局稳定的原因很多，而其中重要者在于有一套完整的、适用的管理机构和制度。如对分封制度的改进，使藩王不再有成为政治上不稳定因素的可能;政权机构的职能有分割又有制约（司法：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兵权：兵部与五军都督府），使文官武将不易发动叛乱，一旦发生也易于平息而不易扩大。由之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治国经验的丰富。

3. 生产力有所提高

农业：较多进行了综合经营，地利利用充分;引进新品种：甘薯、玉米、烟草;经济作物棉花广泛种植。

手工业和矿冶业：纺织业出现结构复杂的花机，能织出复杂的新花样;陶瓷业制成斗彩、五彩等新品种，印刷业发明套印、饾版、拱花新工艺;采矿业发明竹竿排瓦斯;钢铁业上用带活塞、活门的大风箱，提高了冶炼温度。

4. 商品经济空前繁荣

明中叶以后，在发展程度达到新水平的农业和手工业中，商品生产比重增加：如河南棉花多归商贩;商路贯穿东西南北，商人用书《天下路程图引》等大量出现。两京之外，运河沿岸、各地交通中心、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城市和市镇大量出现;资本雄厚的徽商、晋商，足迹遍布各地。

5. 出现了与商品经济繁荣相适应的思潮

包括反对孔孟说教、主张思想自由;反对夫权、主张男女平等、否定旧礼教;鼓吹工商皆本，肯定追求私利的思想。

6. 对传统学术、科学技术知识进行了大总结

永乐时的《永乐大典》共22 211卷，3.7亿字，在保存总结古代文献上意义重大。后期的李时珍《本草纲目》、徐光启《农政全书》、宋应星《天工开物》总结了明代、明代以前的医药学、农业、手工业知识，甚至也收进了一些西方新传入的科学技术。

7. 航海活动空前发达

永乐至宣德年间以郑和为首的船队七下西洋，空前扩大了中国船队的远洋航行范围。

8. 世界上最大经济体，国力强盛

众所周知，15至16世纪是世界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的时期。首先是中国的郑和七次航海于印度洋，而后是西欧人搞环球航行，发现了美洲新大陆。由此带来了一个新时代。此前，世界各国间虽有漂洋过海的洲际远距离相互交往，但非经常性的，大陆间一直没实现顺畅通航，而这时由于航海知识和技能的进步（如地球圆形的地学知识和天文定位知识的掌控等）使得洲际的交往从此成为常态，通航相对顺畅起来，地球村之形成开始逐渐实现。在这种背景下，此后一个国家的强盛与否，不再仅看其所在的地区，而是要从全球的角度来衡量。在此后至明朝灭亡止，中国从这个角度来衡量，也是强盛的。其时虽没有精确的经济总量统计数字，而学术界公认其时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其时西班牙在南美洲开采的白银，作为货币流行世界各地，而进入中国的即占1/3，即在经济贸易中中国处于出超的地位，反映了中国产品制造的强大竞争力。其时西方殖民者在世界各地进行征服活动，一个个国家为其所征服，而在中国他们却只能骚扰于沿海，其武力不能伸展至中国的内地。其时西方殖民者的传教士作为急先锋，进入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但在其他国家传教士传教的手段是强迫的方式，迫使当地人一切遵从欧洲的习惯和办法行事，甚至强力集中儿童，使之与外界隔绝，完全按欧洲样式生活，说话改用欧洲语言。而对中国，则是改欧化当地人为自己主动中国化：学中国语，穿中国衣，读中国书，力求与中国人打成一片，甚至通过传授西方科技以获得中国人好感，用中国儒家经典的语言翻译基督教著作。为何如此委曲求全，不言而喻，中国实力太大，其不得不如此。如此等等，说明当时的中国确实是国力强盛的。

八个方面反映了明代确实处于盛世，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盛世”之一。不容置疑，这是一个值得中国人骄傲、自豪的时代。研究这样的时代，必然会增强中国人的自信心和爱国心。这个研究显然是有意义的。

二、明代历史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

明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盛世”之一，其时上上下下之人共同建成“盛世”的作为，对于后人来说，留下了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当有许多条。而这里只讲一条，以见一斑。这一条即重视学习、引进外国的先进武器装备。一个国家，不可穷兵黩武，那样会劳民伤财。但因境外存在其他势力，其利益与本国不可能永远一致，一旦其与本国的利益产生矛盾，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难免产生。因此为了民族与国家的利益和安全，本国虽不应主动向境外用兵，但要重视增强自己的武备，重视学习、引进外国的先进武器装备而拥有之，是十分必要的。明朝对境外势力采取的是睦邻政策，只有在对方威胁己方的情况下才采取武装对抗的措施。这是明太祖用祖训的方式为整个明朝定下的方针大计。在《皇明祖训》中对此有明确的记载。其中说：“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其时所定的在普通情况下的“不征”之国，有朝鲜等十五国之多。[1]（祖训首章）可见明朝的对外政策，一方面是睦邻，但另一方面也注意有备。为了有备而无患，明朝凡见到境外的先进武器，即予引进。其时处于冷兵器向热兵器过渡时期，热兵器的新品种，即为先进的武器装备。因此明朝所注重学习、引进者，即为热兵器的新品种。中国在明朝以前已有火器，如南宋时有突火枪，元时有铜火铳，但数量少、威力不大。明时大力发展军事装备，其中主要手段为引进。早在明初永乐时，从交阯得其“火器法”，即“立营肄习”，遂形成了一个单独的兵种，称为“神机营”。[2]（卷89）成化以后（1465—1487），特别是正德（1506—1521）、嘉靖（1522—1566）以后，西方的火器传到东方，明朝又大力引进西方的火器，诸如鸟枪、连珠佛郎机炮、大小佛郎机铜铳、佛郎机铁铳、西洋大炮等，皆为引进、仿制的西方火器。这时引进的火器，逐步加上和改进了照门、准星等装置，射击的准确性大有提高，威力大有增强。诚然，当时引进的西方火器，“规制则是，质料则非，炼铸点放，未尝尽得其法”[3]（卷483，李之藻《制胜务须西铳敬述购募始末疏》）。但毕竟在紧紧追赶着世界先进武器的发展步伐。前述当时中国在西方殖民者东来之时能够御敌于沿海一带，使中国不致如美洲、东南亚一些国家那样沦入亡国、成为殖民地的处境，其原因当然很多，其时明朝因注意引进国外先进的火器使国力相当强盛当为重要的一个原因。对比一下清朝的情况，这一点即可以看得更加清楚。清朝入关后的很长时期内放弃了对当时作为先进武器的西方火器以及新出现的大型战船的引进。其时，正是欧洲火器大发展的时期，如枪炮内膛加上螺旋纹线，使命中率大大提高，口径加大，炮弹种类加多;其战船体积庞大而且坚固。但清朝在这些方面毫无作为，一方面其对汉族军队不予信任，对其兵器严加限制，不肯为之引进西方先进武器装备，另一方面其目光短浅，错误地迷信满洲八旗骑射，以为凭之可以横行天下无敌手，将之与满语当成了固守的“根本”即命根子，不重视用西方先进武器装备代替其已属于落后于时代的冷兵器骑射之术。[4]这使其国防力量远远低于西方。在鸦片战争前夕，清朝水师兵船最大者“仅宽二丈余，长11丈2尺，安炮不过十门”，鸦片战争中急速改进后，也不过最高水平者船长12丈，宽2丈余，安炮20～30余门。而这时英舰大者长32丈余，宽6丈余，船上火炮一般多达170位，且口径大，炮弹种类多。两者相较，差距甚大。清朝在鸦片战争中遭到惨败，这一武器陈旧因素实为不可忽视者。言念及此，当更可看出明朝重视学习、引进外国的先进武器装备，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正面经验。

明朝虽然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盛世”之一，但在其存在期间也产生过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民族、外交等多层面的种种问题，并且各种问题积累起来，终于使其大厦崩坏、一命归西，给后人留下许多教训。这里亦只讲一条，以见一斑。这一条是在商品经济发展兴盛的条件下，必须重视反贪，否则就会导致亡国之祸。

如前所述，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繁荣起来。商品经济的繁盛具有重大的积极作用，是“盛世”的表现。它既能活跃经济生活，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需要，又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促进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商品经济的繁盛也有负面的影响。贫富分化由此产生、加剧。急剧富裕起来的人，以金钱为基础，生活放纵，奢侈腐化。富人的表现，不能不刺激其他社会成员，其结果往往造成全社会疯狂追逐金钱的畸形状况。明中叶以后的情形正是如此。有人用“金令司天、钱神卓地”[5]（P76下）来形容当时的中国社会。许多文艺作品描写了其时金钱财富的威力。时人朱载堉所撰《醒世词》中《山坡羊·钱是好汉》称：“世间人睁眼观见，论英雄钱是好汉。有了他诸般趁意，没了他寸步也难。拐子有钱，走歪步合款。哑巴有钱，打手势好看。”[6]（P77）时人薛论道所撰《林石逸兴》卷五《沉醉东风·题钱》称：“有你时人人见喜，有你时事事出奇，有你时坐上席，有你时居高位。有一朝运去时移，垂首缩肩雨内鸡，想从前交情有几？”[6]（P97）于是追逐金钱成了人们的重要活动，人们连做梦也离不开这一内容。朱载堉撰《醒世词》中《山坡羊·做好梦》称：“正三更，我做个好梦。我梦见银共钱无边无岸，霎是间盖高楼起大厦。喀咱，我也方便。些须出几股本钱，置地土，买下庄院，干监生，成门乡宦，众亲友，齐来瞧看。我家下骡马成群，喜地欢天。我的银钱，被那不材的妻儿，把我一足蹬散！我的银钱，再想做这好梦难上又难。”[6]（P74）为了金钱，人们甚至背信弃义、胡作非为。时人薛论道的上述民歌中称：“人为你名亏行损，人为你断义辜恩，人为你失孝廉，人为你忘忠信。细思量多少不仁，铜臭明知是祸根，一个个将他务本。”[6]（P97）

当时现实生活与文艺作品所描写的完全相同。明代中期以后，直至明朝灭亡，整个社会充斥着形形色色疯狂追逐金银的犯罪行为。今天能够看到的使用假货币、碰瓷、丢包、骗婚、色骗、下药、以残疾儿童行乞、冒充高官子弟等各种坑骗行为，在明代中后期即已盛行。为了提醒人们避免上当，当时甚至有人编写出了揭露诓骗窃夺手法的专门书籍（张应俞《杜骗新书》即其一种）。当时在为商旅外出提供方便而编写的旅行指南类书籍中，也不会忘记写进防范诓骗窃夺的注意点（如李晋德《客商一览醒迷》、黄汴《一统路程图记》）。

明代中后期社会上疯狂追逐金钱的现象也广泛存在于官场。上自皇帝，下至一般官吏无不贪污受贿，而且数量大得惊人。明神宗是皇帝中贪财的代表人物。众所周知，为了搜刮钱财，他向许多地方派出了矿监税使。当时全国每年进京的正常赋税，总额约白银1461万两，而矿监税使由于为皇帝搜刮私财每年向百姓搜刮白银达1710万两。[7]（第十五章第三节）严嵩是高级官吏中贪财的代表人物。嘉靖三十一年（1552）南京御史王宗茂揭发其受贿行径：“如吏、兵二部每选请属二十人，人索贿数百金，任自择善地。”[2]（卷210，《王宗茂传》）六年后刑部主事张翀再次揭发：“户部岁发边饷，本以赡军，自嵩辅政，朝出度支之门，暮入奸臣之府。输边者四，馈嵩者六。臣每过长安街，见嵩门下无非边镇使人。未见其父，先馈其子。未见其子，先馈其家人。家人严年，富已逾数十万，嵩家可知。私藏充溢，半属军储。”[2]（卷210，《张翀传》）一般官吏同样普遍贪污，崇祯元年（1628）户科给事中韩一良在一个奏疏中说：“今之世局，何处非用钱之地？今之世人，又何官非爱钱之人？皇上亦知文官不得不爱钱乎？何者？彼原以钱进，安得不以钱偿？臣所闻见，一督抚也，非五六千金不得;道府之美缺，非二三千金不得;以至州县并佐贰之求缺，各有定价;举监及吏承之优选，俱以贿成……今日之势，欲求人之独为君子，已必不能。”[8]（卷89）即使是皇宫中的太监，亦同样大肆贪污。万历时人沈德符在其笔记中记载说：“天家营建，比民间加数百倍。曾闻乾清宫窗槅一扇，稍损欲修，估价至五千金，而内珰犹未满志也。盖内府之侵削，部吏之扣除，与夫匠头之破冒，及至实充经费所余亦无多矣。”[9]（卷19）当时的武将也大肆贪污，如崇祯十六年（1643）三月检讨汪伟上言指出“南京营兵，旧称十万有余”，至其时“总不过三万”，但“兵亏而饷不减”。[8]（卷99）为何如此？显然是京营武将将多余的部分，即军饷的2/3以上中饱私囊了。贪官如此之多，必然加重人民的负担。明末有所谓三饷加派，而且数量甚巨。据记载崇祯四年（1631）辽饷总数达到白银1029.9602万两1，崇祯十年（1637）开征剿饷，总数为280万两白银[2]（卷252，《杨嗣昌传》），开始于崇祯十二年（1639）的练饷，总数为730万两白银2。加重的赋税主要由土地负担，导致当时许多地方土地价格严重下滑，甚至送人却无人肯收。如现存的河南内黄县苏王尉村《荒年志碑》记载，当地时价不属昂贵而处一般的米麦之价格与土地价格相比，一斗可买地五亩以上。《履园丛话》记载，明中期田价值银“五十余两至百两”，崇祯末“咸以无田为幸，每亩只值一、二两，或田之稍下，送人亦无有受诺者”[10]（卷1）。情况达到这种地步，百姓自然生活不下去，明末李自成起义之所以受欢迎，明朝之所以归于灭亡，此当为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明朝在商品经济繁盛的情况下，没有认真注意和对待其负面作用，没能解决好由此而发展起来的官吏大肆贪污的问题，最终导致其政权之崩溃。这一教训，是十分惨痛的。

明代历史留给后人的经验以及教训，对于后人都是十分宝贵的启示，效法其经验，吸取其教训对于后人都是十分重要的。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研究明史意义重大。

三、前人研究成果丰硕，继续研究仍有空间

自明朝建立起，明史研究之事就已在中国开始进行起来。明朝前期主要是按照中国的传统，由官方撰写实录，另有少量私人撰写的部头不大的关于特定史实的史书，实录这种编年体本朝大事记的撰写，一直继续到明朝灭亡之前。明朝中期以后私人修撰本朝史的风气有所发展，其依据主要是官修的实录及其他官私文件，而鉴于官修史书多忌讳，私人所修与自己本身有某种关系的史书多曲笔美化，于是提倡辨明真伪，力求合乎真相。及至晚期，官府曾修纪传体的本朝史，但未成功，半途中辍，私人所修者则有多部问世，这时因鉴于国家衰象丛生，时局危殆，私人所编修的本朝史书，多有以经世致用为指导思想之作。

进入清朝后，关于明代史书的修撰继续与时局关系甚大。清初，忠于明朝的遗民为表达对故国的怀念，或撰写明朝的全史，或记录南明抗清事迹，而这时的清朝官方，为了笼络内地的知识分子，也为了继承新朝为前朝修撰纪传体正史的传统，组织了大部头的后来成为二十四史之一的《明史》的编撰。这部书系统地叙述了明代历史的方方面面。但为了清朝的统治核心即满洲贵族的面子，将其祖先即女真人臣服于明朝的历史完全掩盖，未予叙述。清朝中期以后，随着清朝控制力的削弱，私人撰写明史者或有对官修《明史》之错误进行修正者，但政治立场不敢脱离清朝一方，官修《明史》仍为其基本依据。清末反清高潮大起，于是撰写南明史成为反清人士反满、排满、推翻清朝的宣传工具。

辛亥革命后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共30余年，这时由于矛盾复杂，明史研究甚具特色。一为积极鼓吹民族革命思想，继续宣传南明抗清事迹。二为针对日本之侵我东北和散布“满蒙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的谬论，大力研究明代对东北的经营以及倭寇对明朝的骚扰。三为随西方近代思想和马列主义的传入，用进化论和马列主义理论研究明史之风气兴盛起来，研究范围突破了以帝王为主的束缚，关于元明之际的政治变动、明代社会各阶级、明代社会经济、明代农民起义、郑和下西洋、中欧关系等著述先后出现，成为研究的热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文革”之前，明史的研究范围更为扩大，其中明代的资本主义萌芽、土地制度、赋役制度、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农民起义、民族问题、中外交往等研究尤多。总体呈现出空前兴盛的状态，而因受时局的影响，通过研究明史为新中国的成立作历史论证的论著占据主流，视野仍嫌不够广泛。另外在“文革”前夕极左思想渐趋严重，对有关知识分子、清官等问题的研究，其结论和倾向越来越脱离历史实际。这些是不能令人满意之处。至于“文革”十年间，正常的明史研究更被终止，所发表的有关明史的文章基本为服务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影射文字，搞所谓“评法批儒”，大讲农民起义队伍中的路线斗争，等等，明代历史的真相横遭歪曲。

改革开放以后，明史研究进入了真正的春天，达到了大繁荣、大发展。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论著发表数量空前增多，每年论文在300篇左右;二是解放思想，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前提下，大胆利用、借鉴国外同行有益的研究方法如定量分析法、比较法等，令人目不暇接;三是研究的领域大大扩展，或因应现实的需要，或效法国外同行的独特角度，或根据个人的偏好，或发扬传统的取向，真正实现了研究无禁区，各随所便;四是研究达到新深度。资料的发掘更为充分，论述的详尽程度超越往昔。

以上是关于国内的研究状况。在国外和我国港台地区，由于各种需要和学者的努力，明史研究的成绩也值得注意。我国港台地区有许多大家和学者，对明史研究作出了很多贡献，香港如赵令扬、马楚坚等，台湾如黄彰健、吕士朋、徐泓、张哲郎、林丽月、朱鸿、张琏等，皆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在国外，日本研究成绩卓著者有清水泰次、仁井田升、内藤虎次郎、和田清、山根幸夫、西鸠定生、田中正俊、岩见宏、谷光隆、石原道博、森正夫、滨岛敦俊、小野和子、夫马进、岸本美绪、吉尾宽、松浦章、佐藤文俊、浅井纪、川越泰博等。韩国有吴金成等。新加坡有李焯然等。西方各国卓有成就者以华人为主，如何炳棣（美国）、黄仁宇（美国）、陈学霖（美国）、姜永琳（美国）、柳存仁（澳大利亚）、李晟文（加拿大）、马骊（法国）等。非华人者，如范德（美国）、泰勒（美国）、司徒琳（美国）、戴高乐（加拿大）、傅吾康（德国）等。

回顾迄今为止的中外明史研究，真可谓成果丰硕、前进不息，但后人仍有继续努力的必要。从哲学上讲，真理或真相是客观存在的，人可以去认识它，但其认识是有局限的，可以逐步加深，但永远不可能完全掌握，换言之，人的认识即使是正确的，也永远只能是相对的。明史研究不可能脱离这一规律。明朝是一个时间较长的时代，问题相当复杂。过去的研究虽涉及了许多领域，但尚有许多领域未曾涉及。另外，已经研究的领域，也会有研究不充分、偏颇甚至有错误之处。这除了与时间、人力有限相关外，与信息不畅通、一般研究者在利用资料上存在不便、有力用不上也有关系，还与学术、社会的现实状况尚未使学者想及或充分重视有关，甚至与研究者的主观意图有关。关于学术、社会的现实状况的影响，可举明代在北方边境屯田的例子。最初学者对这一历史问题关注的仅为解决军粮的便利，完全是肯定的评论，但最近因人类过度使用自然资源而造成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的问题产生了，由此对这一历史问题的研究，遂在生态环境方面的影响作出了观照，对其评价作出了新的调整。这一例子会使大家看清，明史上的其他问题需要用新角度重新审视者也当不少。关于研究者主观意图的影响，在前文关于明史研究发展历程的叙述中已经叙及，这里再作补充。可举20世纪30—40年代国民党御用文人关于明末农民起义的研究。当时蒋介石不顾严重的民族危机曾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所谓理论，为此而牵强附会地引来明末的历史作为所谓根据，于1933年7月声称“当明末之时，一面陕西、山西的土匪猖獗，他没有先去剿清，因之满清入关”，“明朝之亡国不是亡于满清，而是亡于匪乱。现在我们的国难同明朝的情形差不多一样，所以我们要以明朝为前车之鉴”。[11]蒋介石的这些言论传出后，其御用文人纷纷效法，如在同年12月出版的《汗血月刊》上即有人发表文章，对明末农民起义大加讨伐、诬蔑，用以影射攻击共产党人，甚至赤裸裸地说：“自九一八以来，暴日进逼于外，共匪猖獗于内，与明末外有满清的侵扰，内有流寇的纷乱，国家是同样地陷在风雨飘摇的境地。”这样的研究，显然是对历史的歪曲，掩盖了真相。出于错误目的者会对历史进行歪曲;意图正确者有时也会在作出贡献的同时，因故出现偏差。如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进步史学家，对于明代历史的研究无疑贡献巨大，对阐述当时的历史本质、进程真相和历史地位，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或因感情用事，出于对革命者的爱戴，和对居于统治地位的反动派的憎恨，发展至见当权者即反，而不分好坏，见与当权者作对的“盗贼”即给予起义者的桂冠，不管其是真正的起义者，还是不择手段谋求个人私利之人或野心家。这显然也不利于全面深刻地揭示历史的“真相”。

总之，明史继续研究的空间仍旧很大，甚至是不可穷尽的，需要今人和后人继续努力。

四、迎接明史研究的新局面，做好《明史》点校本修订工作

当前，明史研究面临进一步大发展的大好局面，其原因有四。

1. 全国上下重视文化建设，具有庞大的明史研究队伍。在现代化建设中，从上到下，都认识到文化建设的重要，在抓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建设的同时，必须大抓精神文明建设，大力总结中华民族历代的文明成果，大力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加强对明代历史的研究，正是这一总结和发扬的内容之一。国家支持的中国明史学会已有20多年的历史，国家各级社科研究规划中都有明代历史研究的项目列入其中，明史研究队伍不断扩大，仅参加中国明史学会的专攻明史的副教授以上会员即达三百多人，各地参加其他学会但研究内容与明代历史有关的专家学者更是不计其数。

2. 国际交流广泛。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外国研究中国历史者日渐增多，其中专门研究明史者不在少数，这些人常来中国访问、进修、参加有关会议，特别是两年一度的中国明史学会年会，更有数量甚多的世界各国明史学者前来与会，互相交流，彼此启发。中国的明史学者出国访问、讲学、交流亦不断增多。

3. 信息空前畅通，研究资料大量出版。过去由于资料分存各地，研究者利用不便，严重妨碍研究工作的开展。现在有了互联网，许多资料一点即在眼前。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版事业大发展，许多原来分存北京、上海、天津、南京、台北、中国其他省市以及海外日本、美国等国难得一见的历史文献资料化身千万，进入国内各大学和各城市的图书馆中，研究者可以方便地进行阅读。其中相当大的部分正是研究明代历史所需要者，其数量远远超过与中国古代其他朝代相关者。近年来出版的仅卷帙浩大的丛书有《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未收书丛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丛书》、《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历代日记丛钞》、《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丛刊》、《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台湾成文出版社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书店等出版《中国地方志集成》、《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国家图书馆藏明代孤本方志选》、《乡土志抄稿本选编》、《中国明朝档案总汇》、《明代传记丛刊》等。这些丛书中除单收有关明代者外，其余的也是所收多半或很大部分属于与明代历史有关者。

4. 明史研究后继有人。明史研究的继续发展，寄希望于广大的青年后生。现在各大学当中，不仅有数量颇多专攻明史方向的博士、硕士，而且许多大学生，包括历史院系和其他院系的，皆对明史研究抱有强烈的兴趣。明史研究有庞大的队伍，有阅读方便的资料，再加上全国上下的支持和国际交流的启发，其进一步发展的局面，必到无疑。

对于未来明史研究应如何继续进行，笔者主要有十点建议，包括不忘资治，重视资生，关注区域，眼观全球，注意正误，大力立新，宏微并重，雅俗共行，急用先上，重在求真。以上十点的内涵，研究明史的学者当皆十分了解，笔者不用赘为展开叙述，而在此特别加以强调者，乃为希望将有关明代历史的古籍文献之整理，充分重视起来，对于其中最重要者，尤其要首先着手进行。由于种种原因，有关明代历史的古籍文献，在整理前不同程度地存在不便阅读，甚至文字讹误、史实记载有误等缺陷，只有将之加以整理，才能将这些缺陷克服，为明史研究的顺利进行，提供条件。这是一件不可或缺的铺路之作。由于现行的考核机制有不完备之处等原因，进行古籍整理的工作常遭受歧视的不公平待遇，挫伤了整理者的积极性。面对这种状况，学者们常常不愿从事古籍整理之事，尤其不愿从事耗时、费力、功效不显著的深度古籍整理之事。这是十分有害的。为了学术的发展，明史工作者应该重视有关明代历史的古籍文献整理工作，尤其应该重视这些古籍的深度整理工作。《明史》是关于明代历史的古籍文献中最为重要者之一，当前进行的《明史》点校本校勘记修订工作，是对这一最为重要的关于明代历史的古籍文献所开展的再一次深度整理之举，更应竭尽所能，坚决搞好。

做好《明史》点校本校勘修订工作的关键，在于遵循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郑天挺先生领导南开大学明清史研究室诸位先生对《明史》进行初校时规定和执行的校勘诸原则及具体办法。郑先生等在点校《明史》时所规定的诸原则中，最主要的一条是把重点放在“校史”上，即主要工作为利用本校和他校的办法，将《明史》中的史实失误（包括时间、地点、人名、史事等内容之失误），寻找出来，加以改正或指出。至于利用万斯同《明史》、王鸿绪《明史稿》等《明史》拟稿作比校，以改正《明史》的文字失误，即进行“校文”，只是修订工作中的很小部分，且即使这部分工作中，除“校文”外，“校史”的成分也很大。这与“二十四史”中的其他各史多数以“校文”为主有所不同。《明史》之所以在校勘中主要做“校史”的工作，乃是因为其书之祖本即殿本尚存于世，其他各本皆是依殿本而翻版，在发现因版本不同而造成文字不同时，只能以殿本为正，不需作什么考证、推敲，换言之，《明史》不需作本书的版本校，在文字上以殿本为准即可。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明史》中在史实方面存有若干失误，而与明代历代相关的文献存在甚多，爬梳与明代历史相关的文献，可以发现《明史》存在的史实失误，于是为了使《明史》记事更为准确，提高其价值，就应该在注意校勘文字的同时，更多地关注利用与明代历史相关的文献存在甚多的条件，对《明史》从事以“校史”为内容的校勘工作。至于“二十四史”的其他各史，一因其本身存在许多版本，无所谓祖本以定于一，二因他校的资料数量有限，难以据之将其记载的大部分内容考辨出真相，少部分可加考辨者亦往往以所据资料不充分难于得出定论，故而多数史书只好从事以“校文”为主的校勘工作。由此可知，郑天挺先生等在点校《明史》时所规定的原则，是正确的，符合实际的，也是可行而行之有效的。有鉴于此，参加这项修订工作的各位伙伴在这次修订中，一定要完全依从郑先生等所规定的原则。依从这些原则，再加上辛勤不懈的努力，这次修订工作一定能取得预定的成功。

[1] 《皇明祖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2] 张廷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

[3] 《明经世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2.

[4] 马书珂：《军事技术发展纵横史略》，北京：兵器工业出版社，1988.

[5] 《凤宁徽》，载《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九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6] 路工：《明代歌曲选》，北京：中华书局，1959.

[7] 南炳文：《明史》，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8] 谈迁：《国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9]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北京：中华书局，1980.

[10] 钱泳：《履园丛话》，北京：中华书局，1979.

[11] 张其盷：《党史概要》，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9.

[责任编辑 王雪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