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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文脉赓续离不开师承传授，桐城文章广播天下则与桐城派文人投身教育密不可分，故桐城派与教育的关系也是桐城派研究的重要对象。

桐城派文人的教育活动很丰富，朱孝纯、曾国藩、吴汝纶等直接主导兴办书院，参与书院建设考课及教学，堪称清代办学史上的典范；据《桐城文学渊源考》初步统计，桐城派曾有96人历官州学学政、县学教谕、县学训导、候选教谕训导等，至北洋政府时期吴闿生任职教育部次长，桐城派文人直接参与基层官学管理或现代高等教育管理，在中国教育史上有重要地位；刘大櫆、罗有高、韩梦周等大批桐城派文人或授业家塾，或居家讲学，或书简指授，也是桐城派师徒授受、薪火传承的主要方式；而桐城派文人历任书院讲席或山长的多达145人，姚鼐“历主梅花、钟山、敬敷、紫阳等书院讲席四十年”，王元启“十主书院三十年”，刘庠“教授徐、淮间积三十年”，王柏心“主讲教席五十余年”，近代教育转型之际，吴汝纶、姚永朴、姚永概、林纾等或考察学制，或弘文励教，在近代高等教育史上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总之，桐城派教育活动持续时间长，参与人数广，名家名师多，教育贡献大，本领域研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学界在桐城派与古代书院、桐城派与京师大学堂、桐城文章与教育等领域均有广泛考察，其中以桐城派与某一书院、某一教学群体关系入手的探索成果最多，也不乏厚重扎实之作。然而，仍有很多尚待梳理与发掘的对象，如桐城派的对外汉语教学及其汉学传播便存在一条明显的线索，现略述如下，仅供参考。

综观桐城派对外汉语交流，又以对日本人的教学指导最为突出。早在王文治随清朝册封使团出使琉球时，姚鼐、朱孝纯等桐城派早期文人便通过好友王文治了解到日本的风景民俗。孙衣言于道光年间被选为国子监琉球教习，教导琉球弟子向克秀、阮宣诏、郑学楷、东国兴等四人读书，期间还指导琉球贡使问学，迁任后又以再传弟子琉球人林世功为小门生，存有孙氏选评《琉球诗录》《琉球诗课》各四卷，可见其对日本生徒的教学贡献。戴钧衡、邵懿辰等与琉球生徒也有诗文酬答，可窥其时桐城派文人与日本学人的交游。

清末驻日公使何如璋、黎庶昌及其团队与日本学术界的交流更为广泛，被收入《桐城文学渊源考》的宫岛诚一郎、藤野正启与何、黎均曾多次互为主客、宴集笔谈、酬诗赠文，特别是黎庶昌任公使时期，常常在重九日、三月三日定期举办中日诗人大会，频繁的切摩客观上促进了桐城派义理、辞章之学的域外传播。张裕钊、吴汝纶的日本弟子宫岛彦、中岛裁之更是传为对外汉学教育的佳话。

宫岛彦，字咏士，通称大八，是宫岛诚一郎的儿子，师事黎庶昌，后到莲池书院留学，师事张裕钊，追随张先生七年之久，历游保定、武昌、襄阳、西安等地，直至张裕钊去世才返回日本。返日后先后创办咏归舍与善邻书院，开展汉语与汉文学教学活动，张裕钊次子张浍以赞成员列名《创立善邻书院启》；张裕钊长子张沆是黎庶昌女婿，出使日本期间也倡导中日文化交流。宫岛家与张裕钊父子数代相交，在桐城派域外教育交流史上有示范意义。宫岛彦的《官话急就篇》不断再版，在日本对外汉语教学界产生深远影响。

中岛裁之字伯成，一字成章，凭着青年气盛与远渡重洋的梦想来到中国，幸运录取为留学生，游历中国大地，两次往返中日之间。1897年第三次来到中国，到莲池书院拜在吴汝纶门下，深受器重，兼任日语教习，亦陪同吴汝纶前往日本考察教育学制。得到吴汝纶与廉泉的支持，在北京创办东文学社，招收学员教授日语及历史、地理等，对中国教育的国际化、近代化产生一定影响。吴汝纶去世，中岛急赴桐城扶柩，可见域外弟子对老师的尊敬。

本期刊出田卫冰、安扬《弓汝恒生平述略》与杨璐《姚永概与安徽近代高等教育》二文，考察桐城派文人与莲池书院、安徽高等学堂的关系，可为桐城派与教育的研究提供学术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