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艳

摘要：在控制市民化时长的前提下，通过潜在类别分析发现样本村改居居民的社会适应情况可以划分为非常适应型、适应良好型、初步接纳型，三个类型的潜在类别概率依次为23.13%、51.77%、25.1%。研究发现个体特征是制约村改居居民社会适应程度的前提条件;经济状况是决定村改居居民社会适应的关键要素;社会排斥和社会保障是影响村改居居民社会适应程度的主要因素。安置地原住居民的歧视对村改居居民具有“推出”作用，居民间融洽的社会关系会缓解村改居居民的社会适应障碍。社会保障在推动村改居居民社会融入过程中也发挥着积极促进作用。

关键词：村改居;社会适应;潜在类别分析

中图分类号：C913.3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4657（2018）06-0064-08

城镇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直观表现就是农业人口向城镇转移。2013年12月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化人”而不是“造城”。按城市化意愿可以将农业转移人口分为主动城市化群体和被动城市化群体。主动城市化群体在进城务工之前对城市生活有过或多或少的了解，进城的决定是理性权衡基础上的自我选择，具备一定的心理调适期，难以适应城市生活的情况下可以退回农村。被动城市化群体是政府制度安排的产物，他们缺乏成为市民的心理机制和前期准备，没有重回农村这一退路。村改居居民在各方的协调安排下，实现了户籍身份转变、地域转移和职业转换。有实证研究表明这些改变与努力尚未满足村改居居民的利益诉求，并没有实现他们对市民身份的认同，也没有完全促成“农民—市民”的角色转型与再造。大部分村改居居民面临着再就业压力和社会融入等问题。村改居居民市民化后的社会适应程度怎样？不同特征村改居居民社会适应程度的差异性如何？这些是本研究尝试回答的问题。

社会适应起源于智力缺陷诊断标准的研究，是个体在社会生存环境中，为应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做出的主动或被动的行为改变，包括对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的应对[1]。风笑天[2]用邻里关系满意、住房状况满意、生活习俗适应、生产劳动适应、经济收入满意、提高经济信心、怀念原来地方、思念原来熟人这8个指标衡量三峡移民的社会适应情况。张海波和童星[3]用自我认同反映被动城市化群体遭遇的变革，将6个方面的自我认同凝结为未来归属倾向和目前身份判断两个因子，从时间性和空间性两个维度考察失地农民的社会适应情况。韩丹[4]对南京村改居社区的调研发现，农民角色的社会记忆、差异化的社会政策安排、经济收入与期望值的差异、社会关系网的断裂重组是影响村改居居民身份认同和社会融入的主要因素。何建宁[5]认为自身特征是村改居居民融入城市社会的主要影响因素，物质资本的固定收益会弱化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人力资本是推动其社会融入的内生资源，社会支持是促进社会融入的最强外力。

学者们对被动城市化群体的社会适应及影响因素的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依据和参考。现有研究中采用因子分析法对社会指标加以精炼的占大多数。本研究基于湖北省武汉市3个城中村改造还建社区的调研与访谈数据，运用潜在类别分析揭示市民化群体社会适应程度，并探讨村改居居民社会适应与社会保障、社区特征间的关联性问题。

一、研究假设

经济状况无疑会制约村改居居民的社会适应效果，绝对收入水平涉及个人隐私，被访者往往不愿意透露个人真实收入，收入数据质量不高甚至有可能失真。家庭赋予了个体最初始的社会地位，是个体进行经济活动和社会交往的纽带和平台[6]。用市民化后的家境作为绝对收入水平的替代变量更能反映真实的经济状况。住房是个体融入社会的重要前提经济条件，安东尼·奥罗姆指出住房的本质是可以给人身份认同感、社区归属感、过去和将来感以及舒适感。换句话说，住房除了具有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功能，还具有标识个体身份地位、提供情感寄托与归属、显示与维系社会信任等功能[7]。据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1）a.市民化后家境越好的村改居居民社会适应程度越好。b.市民化后住房条件影响村改居居民的社会适应程度。

养老风险和疾病风险是农民最为担忧的两大问题。农民养老传统主要是子女赡养和独立养老[8]。新农合制度尚未给大多数农民提供稳定的健康安全保障预期。城中村社会保障由于城乡二元经济制度和二元社会福利制度处于相对低效率状态。据此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2）社会保障状况对村改居居民的社会适应有正向促进作用。

当社会成员个体从一个社会系统进入另一个社会系统，成员之间的社会性取决于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现象生态系统变式理论提出环境中的危险因素、个体的适应压力体验会影响其社会适应行为选择。原住居民的歧视是市民化群体转型环境中的危险因素和压力源，会导致个体产生消极的适应感受，对市民化群体融入新生活具有破坏作用[9]。據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3）遭遇原住居民歧视的村改居居民，社会适应程度较差。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城市化进程中村改居居民市民化及城市适应性问题”调查。该调查于2014年7月～10月在武汉市开展。武汉市拥有40多个城中村和35.66万村改居居民的庞大样本群体。该调查综合考虑武汉三镇（武昌、汉口、汉阳）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区位特点，选取三个居民数量相近的村改居社区，并采取等额随机抽样办法从每个社区抽取80个家庭进行问卷调查，发放问卷240份，回收有效问卷232份，初步清理后纳入分析范畴的样本为231个。

样本村改居居民中年女性居多、受教育程度以初中为主、健康状况好的居多、有配偶的居多、家庭人口以三人为主、市民化前务农的居多，市民化后以灵活就业形式居多。样本村改居居民平均年龄为52.29周岁，最小年龄被访者为23周岁，最大年龄被访者为86周岁。样本村改居居民中青年组（20～39周岁）占样本量的12.99%，中年组（40～59周岁）占样本量的57.58%，老年组（60岁及以上）占样本量的29.44%。样本村改居居民受教育年限平均为8.4年，最短受教育年限为0年，最长受教育年限为16年。样本村改居居民家庭平均人口数3.28人，最少人口数为1人，最多人口数为6人。样本村改居居民市民化前以务农和打工为主要职业。样本村改居居民市民化后主要以新社区工作人员和其他类型工作为主，占样本总量的62.61%。样本村改居居民市民化平均年数为11.8年，从农民转为市民时间最短为4年，时间最长的为48年。

（二）实证模型

本研究通过两步回答村改居居民的社会适应问题：第一步基于7个方面的社会适应指标用潜在类别分析方法生成社会适应程度的潜变量;第二步用社会适应程度潜变量作为因变量，纳入个体特征、经济特征和社会保障相关变量，进行多元Logit回归分析。

潜在类别分析最基本的应用就是根据个体的外显行为指标判断个体潜在特征分类，并得出不同类型人群的比重，进而对不同细分群体采取不同的干预策略[10]。潜在类别分析一般先把零模型作为假设模型，从零模型开始逐渐增加潜在类别数目，用极大似然法对模型进行估计，通过假设模型与数据间的检验结合模型适配度指标比对，找出最匹配模型。确定最佳模型后，依据条件概率确定各类别的反应倾向，条件概率越大表明该潜在类别在这一外显变量上属于该水平的概率越大。接下来依据各潜在类别在外显变量上的倾向分布给潜在类别命名，最后根据后验概率推断每个样本所属的潜在类别。

模型适配度检验指标主要有似然比卡方检验（LL或G2）、艾凯克信息准则（答IC）、贝叶斯信息准则（BIC）等，以BIC和答IC应用最广，数值越小说明模型与数据的拟合度越好。Entropy指数一般用来评估分类的精确程度，取值范围在0～1之间，该指数在0.8以上说明分类的准确度在90%以上，越接近于1代表分类的准确率越高。“最优”模型应该是BIC值最低的模型，次之为Entropy最高的模型[11]。

（三）变量设置

本研究将村改居居民的社会适应类型作为因变量反映该群体的社会适应程度。社会适应类型通过社会适应多维指标进行潜在类别测量。社会适应多维指标包括7个方面：生产劳动与工作方式适应、住房与饮食起居方式适应、闲暇和娱乐休闲方式适应、人际关系和交往方式适应、政府管理和组织形式适应、社会治安和社会风气适应、生活态度与观念适应。每一个方面的适应程度分为五个维度，即很不适应、不太适应、一般适应、比较适应、非常适应，编码依次为1～5。本研究将村改居居民个人特征、经济状况、社会保障享受情况、是否遭遇原住居民歧视等变量纳入模型以探讨社会适应程度的影响因素。自变量设置详见表1。

三、村改居居民社会适应的潜在类别分析

本研究使用Latent Gold4.5版本软件，基于村改居居民的7个方面适应的外显变量进行潜在类别分析，从假设只有一个类别的初始模型起步，将村改居居民社会适应的潜在类别分析依次抽取1～5个类别，各模型的拟合指标见表2。

从表2可知，M1为只有一个类别的零模型，随着类别数目的增加，模型各个适配度指标在不断变化。在生成的5个潜在类别模型中，除零模型外，BIC值最小的是模型3，AIC最小的是模型5，G2最小的是模型5，Entropy值最大的是模型2。在模型的适配度指标未指向同一个最优模型时，第一序位的模型适配度指标是BIC，第二序位的模型适配度指标是AIC，第三序位的模型适配度指标是Entropy值[12]。由此看来，模型3和模型5可以作为备选模型，但模型5的Entropy值略小于模型3，说明模型3的分类精确度高于模型5。综合来看，模型3应该是对村改居居民市民化适应程度进行潜在类别分析的最优模型。据模型3将村改居居民的社会适应程度划分为三个类别。模型3的潜在类别概率和条件概率详见表3。

如表3所示，类别1在7个外显变量上的适应程度为“比较适应”的条件概率最高，类别2在7个外显变量上的适应程度为“一般适应”的条件概率最高，类别3在7个外显变量上的适应程度为“非常适应”的条件概率最高，将其命名为“非常适应型”。类别2在7个外显变量适应程度上为“一般适应”的比例最高，说明被访者既未明显排斥也未欣然接受村改居后的变化，也存在适应程度为“不适应”的条件概率分布，综合考虑将其命名为“初步接纳型”。类别1在“比较适应”上的条件概率最高，说明这一类型的居民对村改居后各方面生活的适应情况较好，据类别内和类别间的条件概率分布对比，本研究将其命名为“适应良好型”。

四、村改居居民社会适应的差异化分析

为明确村改居居民的个体特征、经济特征和社会保障与社会适应程度是否存在显著，检验前文提出的三个假设，本研究利用stata13.0建立多元Logit回归模型，将市民化时长作为重要的控制变量纳入模型中，探讨村改居居民社会适应程度的差异化。模型估计结果详见表4。

村改居居民的社会适应程度在年龄、受教育年限和市民化时长上具有显著差异，在性别、婚姻状况、自评健康、职业上差异不显著。在年龄上，相比于社会适应程度为“初步接纳型”的村改居居民，中年组的村改居居民倾向于“适应良好型”的概率显著高于青年组村改居居民，中年組改居居民的概率是青年组村改居居民的4.409倍，说明年龄较大的村改居居民社会适应程度较好。在受教育年限上，相比于社会适应程度为“初步接纳型”的村改居居民，受教育年限越长的村改居居民倾向于“适应良好型”的可能性越小，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村改居居民倾向于“适应良好型”的概率降低13.2%。在市民化时长上，相比于社会适应程度为“初步接纳型”的村改居居民，市民化时间越长的村改居居民倾向于“非常适应型”的可能性更大。村改居居民市民化时间每增加一年，倾向于“非常适应型”的概率值增加8.6%。

社会保障享受情况对村改居居民的社会适应具有不同程度的显著影响。在社会救助项目上，相比于社会适应程度为“初步接纳型”的村改居居民，享有社会救助项目的村改居居民倾向于“适应良好型”的可能性越小，享受救助的村改居居民比未享受社会救助的村改居居民概率低56.5%，享受社会救助的村改居居民倾向于“非常适应型”的可能性更小，享受社会救助的村改居居民比不享受社会救助的村改居居民概率值低81.4%。可能的原因在于享受社会救助的村改居居民往往可能是社会适应情况相对较差的弱势群体。在养老保险方面，相比于社会适应程度为“初步接纳型”的村改居居民，享有养老保险的村改居居民倾向于“适应良好型”和“非常适应型”的概率高于未享受养老保险的村改居居民。与此相反的是享有医疗保险的村改居居民倾向于“适应良好型”和“非常适应型”的概率均低于未享受医疗保险的村改居居民。综合这三个保障项目来看，社会保障与村改居居民的社会适应程度存在关联，前文的研究假设（2）得到部分验证，但是作用机制较为复杂，有待后续深入挖掘。

经济状况对村改居居民的社会适应程度具有显著影响，家境越好和住房满意度越高的村改居居民社会适应情况越好，前文的研究假设（1）a和（1）b得到验证。在家境方面，相比于社会适应程度为“初步接纳型”的村改居居民，家庭“一般”的村改居居民倾向于“适应良好型”的可能性显著高于家境“贫穷”的村改居居民，家境“一般”的村改居居民的概率是家境“贫穷”村改居居民的5.67倍。家境“富裕”的村改居居民倾向于“适应良好型”村改居居民的概率是家境“贫穷”村改居居民的15.13倍。家境“富裕”的村改居居民倾向于“非常适应型”的概率是家境“贫穷”的村改居居民的15.808倍。在住房满意度方面，相比于社会适应程度为“初步接纳型”的村改居居民，对住房满意度“一般”的村改居居民社会适应程度与“不满意”的村改居居民没有显著差异，对住房感到“比较满意”和“满意”的村改居居民社会适应程度具有显著差异。相比于社会适应程度为“初步接纳型”的村改居居民，对住房状况“比较满意”的村改居居民倾向于“适应良好型”的概率是对住房“不满意”村改居居民的4.678倍，持“比较满意”态度的村改居居民倾向于“非常适应型”的概率同样显著高于对住房状况“不满意”的村改居居民，前者是后者概率的9.172倍。对住房状况“满意”的村改居居民倾向于“非常适应型”的概率是对住房状况“不满意”的村改居居民的17.263倍。综合来看，经济因素在村改居居民的社会适应程度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新社区原住居民的歧视对村改居居民的社会适应程度同样具有显著影响。相比于社会适应程度为“初步接纳型”的村改居居民，未遭遇原住居民歧视的村改居居民倾向于“适应良好型”的概率显著高于受到歧视的村改居居民。未遭遇原住居民歧视的村改居居民倾向于“非常适应型”的概率也显著高于受到歧视的村改居居民，前者是后者概率的4.709倍，说明原住居民的歧视对村改居居民的社会融入具有明显的阻碍作用，前文的研究假设（3）得到验证。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从生产劳动与工作方式、住房与饮食起居方式、闲暇和娱乐休闲方式、人际关系和交往方式、政府管理和组织形式、社会治安和社会风气、生活态度与观念七个方面度量样本村改居居民社会适应程度。样本村改居居民社会适应三个类型的潜在类别概率分别是：“非常适应型”村改居居民占样本总量的23.13%，“适应良好型”村改居居民占样本总量的51.77%，“初步接纳型”村改居居民占样本总量的25.10%。

村改居居民的个体特征、经济状况和社会保障状况均对社会适应程度具有显著影响。第一，个体特征是制约村改居居民社会适应程度的前提条件。村改居居民的社会适应程度在年龄、受教育年限和市民化时长上具有显著差异，在性别、婚姻状况、自评健康、职业上差异不显著。第二，经济状况是决定村改居居民社会适应的关键要素。家境相对优渥和住房满意度较高无疑会显著增进村改居居民的社会适应程度。第三，社会排斥和社会保障是影响村改居居民社会适应程度的主要因素。安置地原住居民的歧视对村改居居民具有“推出”作用，居民间融洽的社会关系会缓解村改居居民的社会适应障碍。社会保障在推动村改居居民社会融入过程中也发挥着积极促进作用。

基于以上结论，本研究认为应从三个方面推动村改居居民的市民化进程：第一，针对性开展村改居居民的就业促进与帮扶工作，通过职业满意度增强村改居后的经济信心，推动改居居民的社会融入;第二，畅通村改居居民和原住居民的沟通交流渠道，帮助村改居居民从“熟人社会”尽快过渡到“城市社会”;第三，完善村改居居民的社会保障机制，解决村改居居民未来生活的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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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