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非凡　熊杰

摘要：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不仅要加强党内的政治思想建设，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通过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提升党的宗旨意识和执政意识，而且还要创新和发展党的领导方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充分发挥党的先进性，走一条具有时代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发展道路。在这一方面，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建设或有值得借鉴之处。论文从思想理论层面、组织层面和实践层面分析瑞典社会民主党党政建设的经验，并期望从中获得相关提升党的服务宗旨和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相关启示。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政党建设;瑞典社会民主党;经验启示

中图分类号：D7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4657（2019）01-0028-07

瑞典社会民主党诞生于1889年，是马克思主义与瑞典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社会民主党在1920年至2014年已经累计执政长达半个多世纪，在其执政实践中建立了以平等、福利、合作为主要特征的瑞典模式，并且使瑞典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在一个世纪后成为“一个政治民主、经济发达和福利全面的发达社会”[1]93，被誉为世界政治史上“不老的常青树”（1）。同时，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指导思想是民主社会主义，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那么，瑞典社会民主党党政建设的实践是否能给中国共产党党政建设带来启示？能带来哪些启示？这是值得探究的问题。

一、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历史演进

瑞典社会民主党（Swede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是19世纪瑞典工业化兴起后工人运动同马克思主义结合的产物，其标志是一朵红色的玫瑰花[2]。瑞典早期工人运动的先驱奥古斯特·帕尔姆曾在德国和丹麦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并且受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帕尔姆在1881年回到瑞典后开始仿照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哥达纲领》相关内容，在其主编的《人民意志报》撰写了瑞典的第一个社会主义纲领，至此拉开了长达百年的瑞典社会主义运动的序幕。1883年，帕尔姆根据德国社民主党的《哥达纲领》的建党原则，在斯德哥尔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俱乐部[3]。此后，其他的社会主义俱乐部和工会组织在全国各地相继建立起来。1889年4月19日，瑞典全国16个社会主义俱乐部和54个工会组织的49名代表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会议，宣布成立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会议通过决议宣布瑞典社会民主党将是一个“革命的政党”[4]。会议宣布了党的任务是争取选举权和通过议会改变劳动者的处境，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开展夺取政权的斗争”[5]，确认党的工作方向为“政党工作和工会工作是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两方面，工人政党同工会的密切活动应当逐渐加强并发展起来。”[1]93

从党的成立到20世紀20年代，瑞典社会民主党称这一段历史为“斗争时期”，即把工作的目标设定为争取普选权。如1889年首届党代会具体提出普遍的同等选举权、组织工会的权利和缩短至8小时工作制的斗争目标。瑞典社会民主党的第一份党纲在1897年明确提出党的最终目标是“全面地改造资本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实现被压迫阶级的社会解放。”[6]在政治纲领中鲜明提出“给所有成年人普遍的、同等的在政治和地方选举中的直接选举权，不因其性别不同而有差别”[1]157，并在1905年、1911年的党纲里反复强调。在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努力之下，党的支持者不断增加，于1907年和1909年政党议会决议部分实现了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目标，即“年满24岁的男性在全国议会和地方议会获得选举权”[7]。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和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施压下，右翼党被迫做出让步，实现了8小时工作制。1920年选举中，瑞典社会民主党获得29.7%的选票并作为少数党单独执政，最终使得瑞典议会正式通过普选权法案。

从实现普选制开始至20世纪40年代末，被瑞典社会民主党称为“突破时期”。这一时期主要是以瑞典社会民主党取得国家政权为标志。同时，整个欧洲乃至世界处在一战后经济混乱的状态之中，瑞典各个党派组阁更替频繁，政治处于极度不稳定状态。针对这一状况，瑞典社会民主党的第二任主席阿尔兵·汉森在1928年提出“人民之家以及福利社会主义的口号和理想”[7]，这就为瑞典社会民主党实现执政和人民之家的理想提供了契机。1932年，社会民主党依靠其反对失业的竞选纲领在大选中获得巨大胜利并且组成第四届政府，执政上台后的瑞典社会民主党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通过国家借贷、开办公共工程等措施使得危机时期失业人数大为减少。此外，瑞典社会民主党促成工会联合会与雇主联合会签订劳资合作的《萨尔茨巴登协议》。二战爆发后，以社会民主党为主的联合政府保持中立，专心致力于国内建设，在1944年，瑞典社会民主党发布了“以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为主要内容的《工人运动的战后纲领》”[8]，为战后瑞典经济的高速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战胜利后到20世纪70年代的这一段时间被称为“人民之家建设时期”。瑞典社会民主党在“突破时期”数十年的执政实践使其加深了对瑞典国情的认识，这集中体现在1944年修订的党纲之中，党纲宣称“社会民主党是旨在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组织，以便使生产的决策权掌握在全体人民手中，使绝大多数人从少数资本家的依赖下解放出来，使建筑在经济阶级基础上的社会秩序让位于自由与平等基础上相互协作的公民共同体”[1]176。这就在理论上提出了以实现缓和阶级矛盾为特征的“人民之家”理论。瑞典社会民主党利用二战结束后集约式的工业普及的机遇和在促使劳资协作的福利政策支持下，瑞典在战后短短数十年迅猛发展，构筑了独具特色的“瑞典模式”。在50年代至60年代，瑞典社会民主党开展了大量有关福利政策的立法工作，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养老金法案”的提出，“养老金法案”规定政府、企业、职工三方将联合管理养老金，这将使得职工得到终身保障，瑞典社会民主党在养老金的基础上扩建公共服务部门，并满足了包括工人和职员在内的绝大多数居民的需求，同时大力扩建教育机构、改善医疗保健设施等，并且相继增加和解决了合并社会保险、人民大众的住房问题以及教育平民化改革。在这种改革之下，“瑞典50年代的国民生产总值以年均3.5%的速度不断增长，至60年代更达到5%以上”[9]，同时“瑞典的社会福利建设也取得显著成就”[10]，最终形成以平等、福利、合作为主要特征的“瑞典模式”。

20世纪70年代以后则是社会民主党的“调整时期”。这一时期的瑞典社会民主党处于以滞涨为主要特征的困境之中。这是因为“人民之家建设时期”所拥有的稳定的劳动市场、高科技保证的质量和劳动市场各方合作下不断提高的效率已经一去不复返，同时以固定汇率为形式的稳定的国际货币制度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在海外市场，以日本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国家使瑞典工业受到强大的竞争。竞争条件的恶化以及布雷顿森林体制的破产所导致的金融市场的蓬勃发展使得像瑞典这样的民族国家在经济上难以控制，“瑞典模式”面临经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双重挑战，瑞典社会民主党传统的福利政策面临难以为继的风险。面对这一困境，瑞典社会民主党依然在不断寻找突破和解决的方式，并相继提出了“职能社会主义”[11]和“基金社会主义”[12]等理论来尝试破解上述难题。在党的政策和纲领中提出了减少国家干预、开放国内资本市场、改革国有企业、相抵税收和改革社会福利等市场取向性改革措施。经过若干次的调整，瑞典社会民主党最终在2014年9月15日的瑞典大选中又得以再度组阁上台执政来践行其政治理想。

二、瑞典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的路径分析

（一）党的思想理论层面：与时俱进

第一，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纲领及其政治思想。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纲领和政治思想在瑞典社会民主党成立的一百年间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这个过程转变可以用与时俱进来概括，也是瑞典社会民主党对国情的认识不断深入的过程。瑞典社会民主党政治纲领和政治思想的发展是渐进性的，并非盲目一次性实现所有目标，而是根据每一时期工人阶级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制定，并最终反映在“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党纲》和政治思想的发展历程的变动上”[1]157-383。

最初，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党纲》是德国社会民主党1875年《哥达纲领》和1891年《爱尔福特纲领》的翻版，其真正的独立《党纲》于1897年通过，出自于瑞典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丹尼尔松之手。1897年《党纲》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和工人阶级的最大愿望，即实现普选权和八小时工作制。就政治思想理论来说，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意识形态专家恩·考克指出这一时期“新的政党的基础之一是马克思主义观点，即社会是划分阶级的，阶级的定位是由其在生产生活中的地位所决定的，而社会民主党是工人阶级政党”[1]135。其后，瑞典社会民主党先后在1905年、1911年两次修改《党纲》，但这两次修改仅仅是对原有内容的小修小补。1920年瑞典社会民主党《党纲》的修改受俄国十月革命后国际形势的影响，同时也借瑞典社会民主党在1920年实现普选权和八小时工作的胜利推进，当时，瑞典社会民主党在国会里第一次获得单独政权，在《党纲》中采用了一些更加“革命化”的语言，如“阶级斗争从整体上永远不会停止，直到社会得到改造以致资本主义剥削被彻底清除，阶级社会的垮台和群众性贫困被消灭。这只有在取消私人资本主义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并将其置于社会控制与占有之下，用一个社会主义的、根据社会的实际需要制定计划的、为提高繁荣而发展的生产，来代替目前的无计划的商品生产，才能实现”[1]172。1944年修订的瑞典社会民主党《党纲》最具突破性。1932年瑞典社會民主党上台执政，这一时期的执政探索反映在了1944年的《党纲》之中，《党纲》虽然仍以马克思主义为其基础，但在社会主义的实现等问题上采取了更加务实的态度，着重强调较为可行的公民平等方面，如“社会对生产力的影响、劳动人民对财产的参与、计划性生产、公民间的平等是社会民主党奋斗的指导性原则”[1]181。1960年和1975年《党纲》沿着1944年《党纲》的方向继续前进并且形成十五年修改《党纲》的硬性规定。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党纲》贯穿“在党纲与实际政策之间不应该出现强烈的反差”[1]138，这就要求党的纲领应当反映和总结过去执政和正在执政的经验并且要符合实际。瑞典社会民主党将自身近三十年执政进行了总结，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基础，即“瑞典社会民主党超越资本主义世界的无尽贪婪以及缺乏民主的列宁主义国家。在民主的社会主义基础上进行和平的社会改革是唯一可行的人民解放的道路”[1]226。“瑞典社会民主党有自身独特国情，其根源在于瑞典古老的农民社会的地方自治传统。瑞典社会民主党将马克思理论应用于瑞典，根据自己的经验进行了重新解释，做了补充或删减”[1]93。瑞典社会民主党就此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政治理论和政治思想：自由、平等和团结。“自由即个人意志的自由与社会为实现个人自由提供必要支持的统一;平等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必须接受统一模式的要求，而是要求人人作为个体都具有同样的价值，有着成长和发展的同等权利;团结意味着建设一个以共同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新社会。这三者相辅相成：自由要求平等，平等需要团结，而团结又以自由和平等为前提”[1]93。瑞典社会民主党在执政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套适应瑞典社会的理论，同时又利用这种创新的理论来治理瑞典。

第二，瑞典社会民主党的经济理论及其经济政策。瑞典社会民主党的经济理论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发展阶段是“人民之家和福利社会主义理论”[13];第二个发展阶段是“职能社会主义”[11];第三个发展阶段是“基金社会主义”[12]。由于社会民主党本身存在的价值是实现社会主义，但实现目标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阶段性的努力。瑞典社会民主党在创建初期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爱尔福特纲领》为主要蓝本。这一时期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为瑞典社会民主党的经济理论的雏形。随着瑞典社会民主党在八小时工作制和普选权方面的逐渐胜利以及瑞典社会民主党具有成为执政党的潜质，经济理论就被提上了社会民主党的议事日程。1928年，党的主席汉森首次在议会中作了一次“人民之家”的演讲。“人民之家”如同一个家庭，而一个家庭首先要具备的要素是团结，国家亦如此。国家之间应当没有被剥削者和特权。瑞典要发展必须消除阶级差别，使“家庭”的每一份子都得到照顾。而实现这个目标就是实现经济平等。平等、福利与合作就是“人民之家”的基本要素。而这个“家庭”不应当是暴力的，即通过暴力来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反而应当承认“私人经济对整个国家发展所具备的特殊作用”（2）。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为瑞典社会民主党实践“人民之家”和福利社会主义提供了契机。汉森根据斯德哥尔摩学派和凯恩斯主义的理论，认为不能将贫困、失业等个人遭受的苦难视为个人行为的结果，这是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阵痛”所带来的结果，政府的作用就是采取适当的措施来缓和这种“阵痛”，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资本主义发展的目的在于获取剩余价值，而不考虑对工人本身的保障，这就要求政府担负起这部分的职责，即社会保障的实施。据此采取以国家行政干预为主要运作方式的综合手段，通过充分就业来增加和刺激消费。在稳定局势后，汉森采取全面性的社会改革措施来推行“人民之家”方案并向综合性社会保障体系发展。1946年汉森去世后，艾兰德继任瑞典社会民主党主席并且继续汉森的福利社会主义。这一时期的福利社会主义即是要实现所有人充分就业，同时在民主上享有基本社会保障权利，进而确保“人民之家”中的人民平等地享受幸福生活。从1930年代至1960年代，瑞典社会民主党在执政时期探索的福利社会主义在瑞典取得了显著成绩。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得以全面实现。工人阶级与人民群众实现了从“摇篮到坟墓”的全套福利措施。

但由于福利社会主义仅仅涉及社会财富的再分配领域，未能触动资本主义所有制问题和贫富差别的扩大，福利社会主义自身一系列弊端的显现，再加上整个1960年代新左派运动的兴起，推动瑞典社会民主党进一步探索相关经济理论。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探索有卡尔松的“职能社会主义理论”[11]和麦德内尔的“基金社会主义理论”[12]。

卡尔松的“职能社会主义理论”[11]试图根据资本的所有权职能理论从所有权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权职能的归属具有分离性，这些职能可以在不同的主体间进行分配，同时也可以在经济领域中实现权力的平衡，即：所有权O=a+b+c+……+n。这些理论的实践意义在于可以在保留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的情况下，只通过国家的各种政策和社会立法手段，对不同经济部门中最关键的一些职能实现有利于全社会利益的限制，并且保持所有权涉及各方的力量平衡。从而限制资本家的绝对权力。这样既保留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活力，同时也限制了资本主义弊端”[14]389。“职能社会主义”[11]在1970年代的特殊环境下，不可避免地具有一些空想成分，而“基金社会主义”的产生就是对它的扬弃。

麦德内尔的“基金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在于通过议会立法，将企业的部分利润由资本家转为工人的集体财产，并将其用于生产投资，使之成为与资方资本相抗衡的一种经济力量和所有制成分。这部分转让利润占企业总利润的20%，同时不离开企业，而是转化为企业雇员集体的等值股票。按照这一征收率，在10年内便可获得企业的17%～24%的股份，在25年内即可获得超过整个企业股份的50%。从而将企业最终转化为雇员的集体资产。倘若全社会均实现此方案，那么整个国家将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而真正的“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的公有制”[14]400。基金社会主义毕竟是在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对现存经济制度、财产关系和权力结构进行的一次重大变革，因而它的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必将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留下一笔”[14]403。

瑞典社会民主党在成立的一个世纪中，先后依据自身政党的使命和瑞典的实际国情探索了三种不同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尽管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但这种与时俱进的创新却成为瑞典社会民主党不断发展和保持执政地位的不竭动力。

（二）党的组织层面：上下通联与包容性

第一，瑞典社会民主党“自身内部的组织方式”[1]93-117。瑞典社会民主党的组织最初采用一种极其松散的组织结构，成立初期由14个工人公社共3 194名党员组成。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后，于20世纪60年代基本形成。凡是承认党的纲领，并向其居住地的社会民主黨基层协会报名登记并按时交纳党费即可成为党的一份子。党内采取民主制衡原则，即党的基层同党的高层的声音具有同样的价值。在大选前夕，各个地方组织和相关政治俱乐部依据现实情况召开内部会议，将其中达成共识的意见上传至党的高层。而党的高层则依据其中有代表性的意见汇总并且根据瑞典具体的国情提出相关修改意见，初步形成议案稿，将这些议案稿发回地方进行二次讨论，再综合地方意见发至中央，形成最终意见，因此，“未来所要执行的政策的组织方式”[15]“包容”了中央和地方的两种不同的声音，其所形成的决议案带有全党共同的意志，使瑞典社会民主党避免了内部分歧，从而团结起来形成一个具有强大组织力的集体。

第二，瑞典社会民主党同工会之间的关系。瑞典社会民主党认为“党同工会的关系是工人运动的两个方面”[16]，因此，党同工会形成了互相支持的关系，但在形式上，党的组织和总工会保持独立。1897年瑞典成立瑞典总工会时就要求其保证同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合作，并且在入会三年内自动集体成为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党与工会的领导成员相互重叠，总工会的主席同时也是党的副主席。这一传统保持了近一个世纪，直到1987年相关条令的解除，这就使得瑞典社会民主党源源不断地得到瑞典总工会的人力和财力支持。同时瑞典社会民主党在大选中的经费也大量来自于瑞典总工会的资助。而瑞典社会民主党一旦通过大选成为执政党，就会在国家政策上体现总工会的要求，并且通过执行来实践和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在瑞典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岁月里，二者互相支持，并且在包容中成长，最终创造了瑞典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的奇迹。

第三，瑞典社会民主党同民众之间的关系。瑞典社会民主党同普通民众之间的联系渠道有两种，一种是大选时通过宣传党的竞选纲领使之在民众之间得到传播，以得到选民赞同，进而获得支持。这种方式不是强制性质的，是靠民众自觉地认同。第二种方式是瑞典社会民主党的社群组织。瑞典社会民主党的社群组织包括“瑞典社会民主主义妇女联合会（SSKF）、瑞典社会民主主义青年联合会（SSU）、瑞典基督教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SKSF）等组织”（2）。瑞典社会民主党通过这些社群组织对各项事务开展讨论，将普通民众所关心的各项事务搜集起来，形成强大的民意调查并且上达至社会民主党总部。由此对来自不同地方的声音实现“包容性”解读，最终实现民主意愿的最大化，从而保证瑞典社会民主党的长期执政。

第四，瑞典社会民主党同资本家及资本主义政党之间的关系。瑞典社会民主党用“包容与协作”[17]原则处理同资本家和资本主义政党之间的关系。1928年，瑞典社会民主党的主席汉森在“人民之家”中就已经为这一原则奠定了基础，即用“人民之家”来替代传统的阶级斗争尖锐化概念。而在实践中，劳资双方“包容与协作”的代表性事件是1938年签订的“萨尔茨巴德协议”，这项协议是在汉森政府的推动下由工会联合会同雇主联合会签署的。该协议使得工会联合会获得了合法地位，同时也承认了雇主联合会所具备的领导资质。并且规定了有关劳资纠纷的相关程序，取消了雇主可以随意解雇工人的相关条款，提出了政府作为劳资双方的调解人和仲裁人。“萨尔茨巴德协议”[18]开创了劳资双方“包容性”协作的新开端，同时又能够避免阶级对抗，从而推动瑞典整体发展。

瑞典社会民主党在政治组织层面，通过这种上下通联和包容性来综合处理各种关系，从而为瑞典社会民主党的长期执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党的实践层面：以人为本的普惠式瑞典模式[19]

瑞典模式形成于1929年至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期间。瑞典社会民主党在1929年所采取的反危机措施以解决失业问题为中心，基于使用货币和财政手段加强国家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干预。其理论来源于斯德哥尔摩学派的宏观预期理论和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相关内容。这些理论随着瑞典社会民主党的上台成为了现实，随后在大规模社会改革基础上建成的社会保障体系成为了瑞典模式的基本框架。最终在1930年代至1960年代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执政实践中，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瑞典道路。“瑞典模式”是“混合经济、福利国家和阶级合作的三位一体的综合模式”[20]。其中，混合经济是指在长期保存私有制的前提下，限制资本家的某些职能，加强国家在经济中的权力，以和平手段发展国有企业和劳动者集体资产，避免失业和各种危机，提高全民物质生活水平。而福利国家是指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一系列社会福利政策，通过累进所得税制和社会福利政策进行社会再分配，从而实现社会公平。阶级合作是指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社会各阶层之间实现广泛的团结。最终目的是采取不同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又不同于苏联式的共产主义的方式来解决社会经济问题，其基本考虑是“保留富有竞争性和高效率的资本主义私有经济”[21]，充分利用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地位和工人运动的实力，限制和调节私有经济不利于社会整体利益的一面，求得“社会平等、安宁和富裕的发展”[22]。

三、瑞典社会民主党建设对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启示

虽然瑞典社会民主党和中国共产党所处的政治背景、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各方面有所不同，但是瑞典社会民主党党政建设的经验还是有值得借鉴的地方。瑞典社會民主党党政建设值得参考的经验主要有三个方面：（1）在党的思想建设层面突出与时俱进的内容。瑞典社会民主党能够根据具体的社会现实和党的历史使命制定出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相关政策，并随着政治时代化的发展而与时俱进，最终形成符合瑞典自身国情的政党纲领，这是难能可贵的。这条对于提升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启示，被习近平同志多次、反复提出并强调。他在《发扬钉钉子的精神，一张好的蓝图一干到底》中就说到，“为官一方，为政一时，当然要大胆地开展工作、锐意进取”[23]399、“我们的认识和工作也要与时俱进，看准的要及时调整和完善”[23]399，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中提到，“党内政治生活因素复杂，具体到一个地方、一个部门、一个单位，问题各不相同。……无论解决什么问题，都要综合分析、举一反三”[24]。与时俱进是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也是保持先进性的前提条件。中国共产党在开展党政建设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发挥与时俱进的工作作风和态度，注重理论和实践的学习，理解学习型政党的核心内涵。（2）在党的经济建设理论和实践层面体现创新、创造和勇于开拓的特征。瑞典社会民主党会根据执政实践的相关情况，变更、升级、转变相关经济理论和实践发展路向以适应瑞典当前经济建设的需要，比如汉森的“人民之家与福利社会主义理论”“职能社会主义理论”和“基金社会主义理论”等。当党政建设的理论发展水平滞后于实践，不能指导政党建设的实践，升级、创新理论就将变得重要和必要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的说明》就明确强调了“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加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23]88。变革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创造条件大力发展生产是衡量共产党人执政水平的关键之一。时代在发展，国内外的发展环境相应地产生了不同于以往的特殊变化。适应新形势进行党政建设，是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难题，是对共产党执政能力和水平的一个考验。深化理论改革、完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是题中之义。这个要求实际上与瑞典社会民主党当时所处的改革环境有较大相似之处，在这一方面，瑞典政党结合国情、世情创新了一批建设理论，能为共产党的执政破局提供参考。（3）在组织层面上，结合社会民主党党组织建设情况，采取较为灵活的组织方式，密切同工会的关系，不仅获得来自工会的强大支持，而且在与工会工人、群众的相处中，通过自身的宣传影响和社群组织来获得选民支持，并由此建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创新了党的执政实践，将党的理论与目标不断地同瑞典社会民主党在执政实践中的经验相结合，走出了一条符合瑞典自身政党发展的“瑞典模式”。

此外，瑞典社会民主党能走出一条符合本国发展实际的政党道路，保持长期执政的最大原因在于正确处理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发展道路，也必须抓住这个核心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更是将群众路线看成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23]365，把人民群众看作是“我们力量的源泉”[23]423。可见人民群众在政党建设当中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员在自我建设的过程中，不仅要牢牢树立宗旨意识，提高创新和再学习的能力，而且更应该走群众路线，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为出发点，密切党群关系，夯实共产党执政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在参考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执政经验时须注意以下两点：（1）正确认识党的性质。瑞典社会民主党并未代表广大工人群众变革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和所有制关系，其所提倡的福利制度只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出现危机的时候，局部变革分配关系达到缓和社会矛盾的作用，实质是一种社会民主党领导的社会改良运动。严格意义上说，在社会运动中模糊了党的性质，在发展社会制度方面未正确坚持党的领导。瑞典社会民主党在改革过程中，希望通过渐进式的改良完善党的组织方式和执政水平，但改革并未触及彻底变更资本主义的性质和制度设计，以致于在执政过程中坚持人民选票优先的原则，将工人阶级的政党变成群众性选举决定的政党，意味着选票决定了政党的性质，这从1991—1994年社会民主党下野可以明确看出，由原来单纯捍卫工人阶级的政党蜕化为忽视宗旨、使命动摇的政党。在我国，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比如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在面对重大挑战和重大风险时，“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25]。（2）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瑞典社会民主党实行的福利制度形式上是为了人民，但实质是为巩固资产阶级统治而被迫采取的缓和措施，福利制度后来演变成一种特权。这给中国共产党的启示就是坚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态度。

注释：

（1） 瑞典社会民主党仅在1926—1932年、1976—1982年、1991—1994年以及2006—2014年下野，并在2014年9月15日的瑞典议会选举中再次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完成组阁再次执政。瑞典社会民主党未成为执政党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国际背景的影响，如在1976—1982年美国、英国推行新自由主义的背景下，整个欧洲弥漫着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浪潮，导致瑞典社会民主党内赞成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呼声很高，最终使得社会民主党下野;二是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社会主义声望一落千丈，导致社会民主党在1991—1994年暂时性下台。

（2） 翻译于艾格斯坦《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发展》，第265页。资料引自于：社会党国际官方网站：http：//www.socialistinternational.org.

参考文献：

[1] 高峰，时红.瑞典社会民主主义模式[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2] 顾俊礼.西欧政治[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279.

[3] 任军锋.超越左与右？北欧五国政党政治比较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148.

[4] 张磊.欧洲议会中的党团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109.

[5] 徐崇温.民主社会主义评析[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320.

[6] 阿尔贝克.北欧地方政府：战后发展趋势与改革[M].张志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00.

[7] 盧克·马奇.欧洲激进左翼政党[M].于海青，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177.

[8] 黄安淼，张小劲.瑞典模式初探[M].吉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23.

[9] 王云龙.福利国家：欧洲在现代化的经历与经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53.

[10] 刘成，马跃生.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缘起与演进[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244.

[11] Wilensky H L.The Welfare State and Equality：Structural and ideological roots of public expenditures.[M].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74.

[12]Baker R J.Constructing the People’s Home：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Swedish Modal” （1879—1976） [M].2011：58.

[13] Einhorn E S，Logue J.Modern welfare states：Scandinavian politics and policy in the global age[M].Westport：Praeger，2003：301.

[14] 徐觉哉.社会主义流派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389-403.

[15] 郭玉良.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基层组织[J].北京支部生活，2007（8）：56.

[16] Hirdman Y，Vale M.Utopia in the home[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2，22 （2）：117.

[17] Hedman E.A history of the swedish system of nonprofit municipal housing[M].Stochom Swedish Board of Housing，Building and Planning，2008：213.

[18] Gearty G V.Architectures of collectivity：swedish cooperative housing in stockholm[M].Stochom Swedish Board of Housing，Building and Planning，2016：183.

[19] Immergut，Ellen M，The Swedish Constitution and Social Democratic Power：Measuring the Mechanical Effect of a Political Institution[J].Scandinavian Political Studies，2002（25）：232.

[20] For a World in Solidarity：The Party Programme of the Swedish Left[EB/OL].（2016-06-24）.http：//spectrezine.org/europe/Vansterprog.htm.

[21]Von Aert van Rie.SPD Spaltet Internationale[EB/OL].（2012-09-16）.http：//www.neues-deutschland.de/artikel/820762.spd-spaltetinternationale.html.

[22] 刘建设.民主社会主义的“瑞典模式”评析[J].学校思想教育，1990（3）：33-36.

[2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88-423.

[2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184.

[25]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5.

[责任编辑：陈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