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桂林

[摘要] 目的 分析育龄期妇女避孕方式的选择现状调查及影响因素。减少意外妊娠和人工流产的发生，提高计划生育服务水平。方法 采取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2017年9月—2018年9月选取264例在山东省聊城市莘县的6个村中18～45岁的育龄妇女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调查人群中，未避孕的妇女只有62名（23.48%），避孕的女性有202名（76.52%），大部分妇女还是会采取相应的避孕措施的。目前常实施的避孕方式包括口服避孕药（15.84%）、戴避安全套（41.09%）、放置宫内节育器（28.22%）和结扎（9.41%）等，相比之下，大部分女性采取避孕套作为首选的避孕方式。影响女性避孕方式选择的因素是避孕不良反应、家庭月收入、文化程度、人流情况。结论 大部分育龄期妇女均存在避孕现象，首选戴安全套方式，而影响育龄期女性避孕方式选择的因素包括家庭月收入、避孕副作用、人流情况、文化程度。

[关键词] 育龄期妇女;避孕方式;现状调查;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R16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5654（2019）06（a）-0178-02

育龄期妇女是在人类的再生殖中负担很大，是主要的承担者，因此其生殖健康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而至2013年，世界避孕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人工流产手术高达1 300万例/年，这不仅严重制约了我国生殖健康优质服务质量，也不利于妇女的身体健康[1]。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国内外可供选择的避孕节育措施不断增多，但由于育龄期妇女身体、心理和社会等方面的特殊性，其对避孕存在多种多样的需求，要想提高计划生育服务水平，改善育龄期妇女的生殖健康状况，就必须充分了解育龄期妇女避孕节育方式[2]。为确保避孕宣教知识的顺利开展，该研究就育龄期妇女的避孕方式选择进行调查研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现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选取264名该县育龄期妇女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自愿参加该次研究;②能够完成正常交流、沟通;③无精神障碍及认知障碍。

1.2  研究方法

反复查阅文献制定调查表，主要包括年龄、学历、职业、婚姻状况、户口所在地、月收入、流产史、避孕情况及方式等。由研究者制定统一指导语，发放并收回问卷，填写问卷前向被试者说明调查的目的和意义，问卷以不记名方式独立填写，当场收回，共发放调查问卷270份，回收有效问卷264份，有效回收率为97.78%。

1.3  统计方法

用SPSS 19.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与处理，计数资料[n（%）]行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育龄妇女一般人口学资料情况具体资料见表1。

2.2  已婚育龄妇女避孕方式选择情况

通过调查显示，未避孕的妇女只有62名（23.48%），避孕的女性有202名（76.52%），大部分妇女还是会采取相应的避孕措施的。目前常实施的避孕方式包括口服避孕药（15.84%）、戴避安全套（41.09%）、放置宫内节育器（28.22%）和结扎（9.41%）等，相比之下，大部分女性采取避孕套作为首选的避孕方式。

2.3  育龄期妇女避孕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

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后，发现避孕副作用、家庭月收入、文化程度、人流情况均是影响女性避孕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见表2。

3  讨论

我国是全世界现代避孕方法使用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进入20世紀90年代后，中国的综合避孕率一直稳定在85%～90%之间，在世界范围内处于较高水平，2015年已婚育龄人群的综合避孕率为86.1%[3]。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大部分家庭生育一孩后选用长效避孕方法，其中以宫内节育器最为普遍[4]。宫内节育器是一种简便、经济、安全、长效、可逆、有效、剖宫产后及人工流产术后可即时放置的避孕方法，是我国育龄妇女采用的主要避孕方法[5]。调查结果显示，未避孕的妇女只有62名（23.48%），避孕的女性有202名（76.52%），大部分妇女还是会采取相应的避孕措施的。目前常实施的避孕方式包括口服避孕药（15.84%）、戴避安全套（41.09%）、放置宫内节育器（28.22%）和结扎（9.41%）等，相比之下，大部分女性采取避孕套作为首选的避孕方式，与杜雨的研究一致[6]。

避孕节育知情选择是人们对避孕节育做出决定的一个动态过程，需要完全可及的服务、完全能够理解的信息支撑。基层计划生育服务提供者直接面对育龄群众，他们的数量和技术胜任能力直接关系到群众的利益[7]。见表2，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避孕不良反应、家庭月收入、文化程度、人流情况均是影响女性避孕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计划生育服务机构在已婚育女性避孕方法知情选择上应开展更有效的宣传告知，针对有避孕要求的女性，鼓励其用更主动科学正确的态度客观、全面、正确地认识IUD，更主动地选择合适自己的避孕方法保护自己，促进女性生殖健康[8]。

[参考文献]

[1]  蔡雅梅，程怡民，吕岩红，等.中国开展流产后计划生育服务的必要性[J].现代预防医学，2007（12）：2255-2257.

[2]  张广荣，肖永红.农村已婚育龄妇女避孕节育状况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妇幼保健，2014，29（2）：245-248.

[3]  邹艳辉，刘鸿雁，王晖.新时期避孕模式的演变（2010～2016）[J].人口研究，2018，42（5）：3-16.

[4]  张妍，蔡建华，俞华，等.城镇已婚育龄妇女避孕方法选择现状及影响因素调查[J].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2010（10）：602-605.

[5]  钟甲萍.初次放置宫内节育器1525例避孕效果分析[J].临床合理用药杂志，2013，6（2）：48.

[6]  杜雨，应小燕.南京市育龄期妇女避孕方式的选择现状及其对性生活影响[J].江苏医药，2015，41（4）：477-479.

[7]  周颖.北京市东城区育铃妇女避孕节育知情选择现况调查[D].上海：复旦大学，2010.

[8]  杨向飞.已婚己育女性宫内节育器放置的相关因素探讨及对策[D].南宁：广西医科大学，2016.

（收稿日期：2019-0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