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翻译是一种跨语言的交际活动，翻译实践需要理论的指导，而翻译理论研究则需要实证。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一直是翻译研究领域中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热门话题。可译性包含的是对语言共性的关注，不可译性包含的是对语言特殊性的认同。可译与不可译是相对的，不可译可以通过采用一定的方法和策略得到解决转换为可译性。

关键词：可译性；不可译性；转化；翻译策略

引言：

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的主要途径，就中国走向世界的文化战略而言，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由于长期我们对文化差异所造成的障碍分析严重不足，因此中译外翻译首先要解决文化跨越的问题。因此，要制定有效的跨文化交际策略，探讨不同民族间的共性，来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交际的目的。

总的来说人的共性和语言的共性构成了语言的可译性。各种人、各民族的差异、文化价值的不同，尤其是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色造成了文化的不可译性。中俄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俄汉间的翻译也越来越重要，对俄国的翻译理论的研究也尤为重要。

可译性与不可译性：

语言的可译性及不可译性不是指语言之间能否相互传译的问题，是指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可能程度。“可译性”是指两种不同的语言、文字之间，通过翻译将源语文本用另外一种语言表达出来，实现使用不同语言的人群对同一个事物的理解。反之，一种源语文本不能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使用不同语言的人群之间不能沟通或理解的，即为“不可译性”。

可译性的基础

费奥多罗夫（1983）认为，每一种高度发达的语言都是强有力的工具，足以传达另一种语言所表达出来的与形式合为一体的内容。巴尔胡达罗夫（1975）坚持可译性原则，认为语言之间存在意义上的差异，并不能证明译语无法传达源语的意义，因为翻译最重要的不是某些词某些孤立句子的等值，而是整个被译文本在整体上同整个译本的等值。拉特舍夫（1988）认为，可译性是一种可能的规律，在双语交际的实践中，翻译的需求问题大大限制了不可译情形的发生。什维策尔（1988）也认为翻译原则上可行，妨碍跨语言交际进行的困难以及局部损失的不可避免性，推翻不了原则上的可译性。绝对不可译是把翻译看作是纯语言层面的活动，而翻译实际上是在言语层面上进行的。

总之，人类对同一客观世界的本质属性认识的思维活动具有一致性。基于这种共性语言具有可译性。

不可译性的原因

不可译性的问题最主要的不是语言之间的差距，而是由于人类语言与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差异造成。拉特舍夫认为，民族语言障碍包括语言障碍和民族文化障碍两部分，民族文化障碍最难克服，语言差异所导致的不可译性是恒长的，而且不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什维策尔认为，在通往可译性的道路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障碍，所以，可译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斯多布尼科夫把阻碍完全可译性的限制因素分为纯语言限制和由两种文化差异决定的语言外限制。

人类的共性及语言的共性使語际交流的实现成为可能。但与此同时，各种语言文字在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形成各具特色的语音语法形式和修辞手段，语言文化的差异性又决定了可译性的限度，使可译性受到了限制。

不可译的转化

费奥多罗夫认为，个别的不可译性可以在复杂的整体中，通过揭示并传达其意义功能和文艺功能来解决、实践证明，可译性原则是完全可行的。拉特舍夫认为，文化的不可译因素以及原语和译语结构上的深层差异造成了翻译困难。等值翻译是解决这矛盾的最佳方式。什维策尔认为，语言之间的语义差别原则上可以借助各种语境在言语中进行消除。

译者通过创造性翻译，从字型层次、语言层次、词汇层次、句法层次、文体风格等方面的差异着手，可以实现可译性。看似复杂的不可译性比可译性更具操作性、可转换性。为了缩小译文与原文的差异，使译文更加忠实于原文，创造性在翻译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

解决不可译问题的翻译策略

可译与不可译问题的本质不在于能否在译文中传达原语符号的意义，而在于能否借助于原始意义及结构的更改来补偿原语符号及译语符号之间的差异。翻译的可译性、不可译性取决于翻译过程中语言之间是否存在“对等语”。这个对等语从理论翻译角度来看是存在的，从具体翻译实践角度分三个层次：即认知表达层次是可译的；文化层次是部分可译的；艺术层次为不可译。

因此，不可译性是相对的，它可以通过采用一定的方法和策略得到解决。比如，可以使用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异化和归化、语用翻译、语境翻译等翻译策略，以及直译、意译、音译、增补、拆分、省略等翻译方法实现。

结语

可译性和不可译性分为三个层次，即完全可译性、部分相对不可译性和完全不可译性。随着文化交流的深入，俄汉互译中的文化不可译性将会更多地、更大程度上朝可译性方向发展。而语言的不可译性有时只能通过注释的方法进行解决。在翻译实践中，文化的不可译性比语言的不可译性更具可操作性、可转换性。语言的不可译性比文化的不可译性会引发更复杂的状况。

语言是表达思想的有效工具，但又由于文化传统、社会条件、语言结构、思维方式的不同，有时是不完全可译的，甚至是不可译的。我们不能因为语言是可译的而否认其可译性的限度，也决不能因为可译性的限度而否认业已确立的翻译标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客观地、实事求是地探索符合“信”、“顺”要求的译文，使译文读者和原文读者获得相同的感受。

总之，语言的功能与可译性、不可译性问题有着紧密的联系。对于认知表达上的相对可译性，我们需要灵活变通，利用俄、汉两种语言和文化上的特点，将不可译性变为可译。对于文化上的不可译性，随着两国语言和文化的交流，往往不可译性又可变为可译。美学上的不可译性最难翻译，因为俄、汉两种语言各具特色，要在翻译中传达出各自的美感是十分困难的。因此，翻译工作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注意翻译对象的语言功能，如在翻译文学作品时要考虑其美学功能，在进行跨文化交流时要顾及外国人所在国家的文化，尽量准确地传达翻译对象的含义，使得不同语言国家的人们都能更好地相互交流。

参考文献：

[1]吴克礼. 俄苏翻译理论.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2]黄家修.语言功能与翻译 [J]. 中国翻译，1995.

[3]谭载喜.新编奈达论翻译 [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4]Л. С. Бархударов Язык и Перевод.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ЛКИ，1975.

[5]А.С.Фёдоров. Основы теории перевода[M].М：филология три，1983.

[6]А.Д.Швейцер.Теория перевода：статус，проблемы，аспекты（М）.М.Наука.

作者简介：田晓园，1995年2月25日出生，女，汉族，现就读于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2016级俄语语言文学专业。主要研究方向：翻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