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劲松　伍岳

摘 要 刑讯逼供，对于受刑讯者及其家属、对刑讯实施者、对国家和政权都有着极大的危害。“严打”体制的惯性影响，“事后”治理体制的滞后性弊端，“侦查中心主义”体制的不良影响都是刑讯逼供的体制诱因。目前刑讯逼供的制度防范障碍主要有：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制度尚未确立，沉默权制度的建立受到阻却，刑事诉讼的线性运行机制缺陷明显，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尚待补强。要突破刑讯逼供防范的制度障碍，首先要梳理和总结现有的刑讯逼供法律制度，依国情构建无罪推定和沉默权制度，转换现行的刑诉模式的和补强证据规则。

关键词 刑讯逼供 防范 体制诱因 制度障碍 突破

作者简介：何劲松，广州市公安局从化区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研究方向：刑事侦查、公安学；伍岳，广州市公安局从化区分局明珠派出所一级警员，研究方向：刑事侦查、公安学。

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8.05.09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近年来，随着全面深化改革战略部署的推进，特别是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国家监察体系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加上自媒体和主流媒体等社会媒体的传播效应，关于刑讯逼供等案件迅速成为了民众关注的焦点以及学术研究的热点，比如2000年杜培武案，2005年佘祥林案，2010年赵作海案，2014年呼格吉勒图案等。这些案件之所以能引发国内舆论的“大爆炸”，关键就在于“刑讯逼供”。当然，这些案件的再审一方面说明了国家司法纠错的勇气和担当，但另一方面也应让司法工作人员特别是一线的刑事侦查和刑事执法人员警钟长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