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宏　陶珍生

摘要：深入分析新时期湖北经济发展环境及产业转型升级现状，湖北经济发展存在五大短板：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不高，经济动能转换难度大；资源枯竭与环境恶化加速，整体绿色发展水平不高；开放型经济发展不够，外贸结构失衡；生产效率不高，基于产业融合的联动升级困难重重；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不足，产业转型升级的外部环境不够优化。而创新投入不足、绿色发展水平不高、开放意识不强、市场活力不足是产生短板的主要原因。补齐经济发展短板需加大创新驱动、建设自贸区、构建产业新体系、推动绿色发展等。

关键词：经济短板；产业转型；创新渠道；绿色发展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26X（2018）01-0091-07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年来，湖北经济总量、产业结构调整、区域协调发展、民生保障、生态文明、体制机制创新等各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效。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由“九五”期末的4276_3亿元达到“十二五”期末的2.96万亿元，接近翻三番，位次上升到全国第8位，人均生产总值突破8000美元。三次产业结构由“九五”期末的15.5：49.7：34.8调整到“十二五”期末的11.2：45.7：43.1，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发展提速提质，六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比重明显下降。“一元多层次”战略得到有效落实，“十二五”期末，全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6.6%，年均提高1.38个百分点。农民人均纯收入由“九五”期末的2268.5元提高到“十二五”期末的11900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九五”期末的5524.5元提高到“十二五”期末的27000元。单位生产总值能源消耗累计降低由“十一五”期间的20%左右提高到“十二五”期间的22%左右。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关于农村综合产权流转交易中的“交易一鉴证一抵押”模式成为我国农村产权改革实施“三权分置”的重要实践依据。与此同时，湖北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短板也不容忽视。一是经济结构高级化程度不高、体制机制创新力度不大等历史性问题仍然存在。二是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转变，面临的资源环境压力逐年增大。三是经济新常态下，之前的一些隐形不足逐渐显性化，从而产生新的问题。

一、湖北经济发展存在的短板

（一）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不高，经济动能转换难度大

一是产业结构不够合理。2015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50.5%，湖北为43.1%，落后于全国总体水平。与广东省和浙江省相比，湖北在第二产业比重下降趋势与以上两省接近的情况下，第三产业占比增速与以上两省仍有较大差距（见图1、图2）。二是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较慢。2015年，湖北产业结构层次系数0为2.32，比2000年提高0.12；同年，广东省产业结构层次系数为2.46，比2000年提高0.17；浙江省产业结构层次系数为2.45，比2000年提高0.20。从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发展速度来看，湖北的产业高级化速度明显滞后于广东省和浙江省（见图3）0。三是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市场机制作用有限。一方面，市场主体数量相对我国沿海发达地区差距较大。截至2014年，湖北登记注册的法人单位中，企业法人数为429642个，只有广东省的39%、浙江省的40%。另一方面，小微企业数量少，规模小，吸纳就业能力差。根据第三次经济普查的数据显示，湖北小微企业法人数量为29.24万个，只有广东省的34%、浙江省的36%；资产总规模4.3万亿元，只有广东省的36%、浙江省的31%；吸纳就业人数530.24万人，只有广东省的31%、浙江省的40%。四是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还存在一些“老大难”问题。首先，去产能压力将逐年增加。以钢铁行业为例，如果按照全国平均2.2%的降速来计算，湖北“十三五”期间粗钢去产能约321万吨，达不到中央要求的压减产能363万吨-545万吨水平。其次，房地产去库存区域差异加大。去库存地区分化明显，大城市、中心城市楼市成交情况较好，但仍有27个市县消化周期超过24个月，其中大部分为县城。最后，企业成本居高不下。近年来，不断攀升的企业成本给企业运营带来了巨大压力。五是经济动能转换难度较大。虽然近年来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电子商务增速迅猛，但总量偏小、比重偏低，不足以弥补传统产业的回落，工业尤其是传统重化工业及价值链低端制造业支撑经济增长态势依旧。此外，国有企业贡献大于民营经济，内需不足，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程度有限，人口外流导致人力资本存量不足和劳动力供给不足，经济动能由传统的投资、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的过程更困难，不确定因素更多。

（二）资源枯竭与环境恶化加速，整体绿色发展水平不高

一是资源枯竭加速。建国以来，湖北部分地区依托矿产等自然资源优势，逐步形成了资源主导型的产业结构格局。随着对自然资源的持续开采，矿产等部分自然资源已濒临枯竭，由此造成的传统产业带动经济增长乏力、自然生态环境状况恶化的问题不断凸显。黄石市、大冶市、潜江市、钟祥市和松滋市分三批先后被国家纳入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试点名单。资源枯竭型城市目前面临资源型主导产业衰退而替代主导产业发展不足的困境，影响了本地区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二是环境恶化加速。“三高”产业污染重，转型升级面临巨大环保成本，长江沿线重化工业布局密集，地质灾害、土地污染、空气及水污染等问题逐渐凸显。以空气污染为例，2015年全省17个重点城市空气质量均未达到二级标准，空气优良天数比例为66.6%，其中，达到优的天数比例为11.4%，达到良的天数比例为55.2%；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和可吸人颗粒物（PM10）三项污染物年均浓度与2014年相比分别下降35.7%、15.2%和3.9%。三是绿色发展整体水平不高。全产业中绿色相关产业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为50%左右，与中部其他省份及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仍有明显差距，在中部地区，反映绿色发展的8项指标中，湖北位居第2的指标有3个，位居第3的指标有2个，位居第4的指标有2个，位居第5的指标有1个，仅有2个指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三）开放型经济发展不够，外贸结构失衡

一是外贸规模与湖北经济总体在全国的排位不匹配。2015年，全省外贸进出口总额为446.1亿美元，在全国位次呈现出逐步下滑的趋势，从2010年的第12位下滑到2015年的第15位，在中部六省的位次由第1位下滑至第2位。二是外贸结构失衡。首先，出口商品种类单一。湖北省出口商品中劳动密集型产品仍占较大比重。其次，贸易方式结构失衡。2015年，湖北省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1895亿元，占全省外贸总值的66.8%，加工贸易进出口810.6亿元，仅占20.57%。再次，区域内外贸发展极不平衡。改革开放以来，湖北外贸的增长主要依靠武汉、黄石和宜昌等少数几个城市，其他地区发展落后，其中武汉在外贸中一直占主导地位。最后，外贸主体结构失衡。湖北国有企业在进出口总额中占主导地位，虽然近几年来国有企业外贸所占份额不断下降，从2010年的45%下降到2015年的40%，但是国有企业在进出口中依旧占主导地位。

（四）生产效率不高，基于产业融合的联动升级困难重重

一是生产效率不高。湖北制造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双低”，资本效率、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效率、创新效率不高，直接导致了企业成本不断升高，虽然湖北在企业减负、减少行政审批上走在全国前列，但近年来企业运营成本仍不断上升，2015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成本增长4.8%，主营业务成本占营业收入比重达85.5%，挤占了企业的盈利空间，制约了企业持续健康发展。二是基于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的产业联动升级困难重重。一方面，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拉力不足。制造业对投入过度依赖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发生根本转变，制造业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层次较低，因而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生产技术与品牌较为不足。另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推力不够。当前的物流、研发、设计等服务质量相对较低，产业间的协作与配套体系不健全，导致了生产性服务业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全面解决方案的能力较弱。此外，湖北新兴产业没有形成明显优势，特别是大數据、物联网、云计算、新型航空航天、新能源、虚拟现实等尚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较大规模的新工业产业屈指可数。

（五）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不足，产业转型升级的外部环境不够优化

一是“双创”支持政策实施效果一般，存在政策“玻璃门”现象，创新创业需进一步清障搭台。二是科技成果转化支持政策碎片化、“点射”现象明显，尚未造成“以点破面”的系统性突破，难以形成有效的产业支撑。三是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未能“破冰”，农民集体产权制度缺陷凸显，尚未激发以“还权释能”为核心的改革活力，制约现代农业发展。四是户籍制度改革整体推进缓慢，城乡居民仍存地域限制，依附户籍制度的社会福利功能尚未完全剥离，严重制约劳动力、土地等资源的优化配置。

二、湖北经济发展短板存在的原因分析

（一）创新投入不足导致创新驱动支撑经济动能转换能力不强

从研发投入的数据上看，2002年湖北R&D经费支出仅为47.9亿元，2007年增长到112.5亿元，2014年突破500亿元达到510.9亿元，在此三年中工业企业R&D经费支出占比分别只有34.4%、46.7%、42.5%，明显低于全国水平且没有呈现出长期增长趋势，以2014年为例，全国工业企业的R&D经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为71.1%，比湖北（42.5%）高67.3%。此外，2014年湖北开展研发活动的企业数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仅为12.2%，远低于发达地区平均水平。同时，从与研发支出占GDP比重看，2002、2007、2014和2015年湖北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分别是1.1%、1.2%、1.9%、1.9%，虽然在不断缓慢上升，但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及发达地区水平。实际上，由于湖北研究型院所的集聚，湖北的科研部门投入在全国存在相对优势，而研发投入总量落后的主要原因就是工业企业部门的投入不够，并且由于研发主体中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多、企业少，导致研发成果省内转化率较低，大多被沿海省份转化。

（二）主导产业绿色发展技术水平不高和社会绿色消费意识淡漠制约绿色发展水平

一是省内对绿色技术开发与引进的整体规划缺乏，不能有效促进绿色发展技术的产出与转化，从而导致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节能环保技术在全国的位置靠后。二是从绿色发展的需求角度看，受收入水平、消费观念、二元结构等因素影响，消费选择的价格导向仍比较突出，对绿色产品的认可度普遍偏低。这种消费结构及其特点折射出社会价值观的现状，短期内很难发生根本性转变，普及绿色消费理念、倡导绿色消费方式、推广绿色产品还需要下大力气。社会绿色发展尚未达成共识。

（三）开放意识不强和主导产业外向度不高制约开放经济发展

一是思想认识不到位。由于受内陆思维局限，湖北企业缺乏参与全球竞争意识，还没有站在“简称支点、走在前列”的高度充分认识本省发展开放型经济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区域竞争中对发展开放型经济重视不够，主动性不强。二是产业结构不合理。其主要表现在：湖北传统优势产业外向度低，规模以上工业外向度还不到5%；加工贸易、服务贸易占全省外贸进出口比重较低；新增市场制度中外向型企业所占比重也较低。三是开放环境有待优化。制度性障碍有待破除，配套服务体系有待优化，为开放型经济服务的资金、人才、信息、中介等要素系统不健全。四是市场活力不足导致生产效率不高。据测算，2016年湖北市场活力的总体水平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排名第14位，虽然已经超过了全国及中部地区的平均水平，但与沿海省份相比仍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从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水平看，湖北在全国的排名为第11位，高于全国及中部地区的平均水平，但与山东、江苏、河南等省份相比还有明显差距，进一步鼓励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为市场注入更多活力，才能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三、加快湖北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的对策建议

（一）统一思想，充分认识当前我省经济发展短板的本质，打牢创新驱动、绿色发展、开放经济、要素效率四大基桩

一是要打牢创新驱动基桩。打牢创新驱动基桩，就是要率先主动融入工业4.0时代，对接中国制造2025，要加强创新的产业关联度，围绕第一轮发展所形成的产业基础，驱动关键产业实现“从模仿到创新”，通过密集的知识投入，进行消化吸收直至形成自主创新能力，在创新的“国际坐标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形成强大的“湖北智造”。要从供给侧引领社会投资、大众消费，要顺势而为，引导社会投资关注薄弱环节、重点领域和前沿产业，充分挖掘、释放消费潜力，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推动消费升级，以新消费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二是打牢绿色发展基桩。打牢绿色发展基桩，必须更新理念。绿色是财富，绿色是增长，绿色是民生。绿色不等于绿化，绿色发展体现的是生产、生活、生态之间的一种协调、健康、可持续的现代化新路径。必须践行“低碳升级+循环改造+绿色替代”的产业发展路径，加大传统产业绿色升级改造。要尽快转变思想，落实长江大保护战略，加快传统产业绿色改造升级，优化长江沿岸工业布局，提升节能减排水平，深化“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显著提高全社会绿色发展共识。三是打牢开放经济基桩。打牢开放经济基桩，就是要加大融入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力度，充分利用武汉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的战略优势，发挥武汉的中部地区核心枢纽作用，推进湖北自贸区建设，加强与东盟等次区域经济合作，不断提升国际化水平，提高经济开放度，拓展对外开放的新平台，打造内陆开放高地，提升湖北产业国际竞争力，实现内外贸协调发展。四是打牢要素效率基桩。打牢要素效率基桩，就是要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针对资本效率、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效率、创新效率不高的问题，盘活过剩产能沉淀的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在“互联网+”“平台经济”“共享经济”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的新形势下，实现国际国内要素的流通，让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从低效率部门转移到高效率部门，从粗放型产业转移到新兴战略性产业，促进要素有序合理流动。

（二）拥抱新经济，构建适应服务经济时代的产业新体系

一是通过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为主要内涵的新经济改造传统服务业，实现传统服务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型升级。二是通过现代服务业与第一、二产业融合发展，实现第一、二产业转型升级。要从直接发展工业、制造业的“发展轨迹”调换到率先发展服务业的轨道，选取服务业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突破口，以支持服务业转型升级为抓手，通过提升服务业工资水平，引导劳动力向服务业流动，倒逼制造业对接工业4.0和制造业2025战略，对接中国服务业2025战略，大力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小微企业发展，实现服务业与制造业联动升级。

（三）以自贸区建设为契机，推进大通道、大平台、大通关建设，形成开放经济发展后发优势

一是加快对外开放通道建设。以江海直达、铁路直达、空港联运为目标，在降低运输成本、组织回程货物、缩短运输时间，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上下更大功夫，建设连接“一带一路”大通道，努力把湖北地处内陆地区交通枢纽的优势转化为开放优势。二是加快推进大平台建设。通过建设中国（湖北）内陆自由贸易试验区，突出沿江开放和创新驱动两个特色，打造具有国际水准的对外开放高端平台。整合优化海关特殊监管区和保税物流中心，推动具备条件的沿江地区申建综合保税区和保税物流中心，推进加工贸易向海关特殊监管区集中，促进区内产业向高端和新兴领域发展。三是深入推动大通关建设。推动湖北口岸与沿海、沿边口岸的通关协作，实现口岸管理相关部门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扩大“属地申报、口岸验收”等改革试点。按照“一个门户、一次认证、一站式服务”的要求，加快电子口岸发展，全力推进口岸查验部门、港口、机场与企业之间的数据共享和快速通关，努力打造以降低物流成本和节省通关时间为目标的通关环境。

（四）深刻把握绿色发展大逻辑，在实践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发展模式上探索“湖北方案”

一是落实“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战略定位，牢固树立“绿色决定生死”的理念，为实现经济绿色发展打牢思想基础。切实按照中央决策部署，对产业发展、城镇发展、长江岸线开发等进行对表规划，以生态保护为前提，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贯彻绿色发展理念。二是加大绿色消费行为引导力度。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将绿色标识作为制订政府采购产品目录和指南的基础依据，分行业、分产品编制发布政府绿色采购标准和清单，带动消费者树立绿色消费的信心。三是建立责任追究制度。不断完善湖北长江生态保护的制度体系，以开展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试点和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为契机，落实各级领导干部抓生态保护、走经济绿色发展之路。切实将生态文明作为政绩考核的“绿色标尺”，建立健全绿色CDP核算与考核体系，加大绿色发展考核权重，实行主体功能定位差别化考核，实行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一票否决制”和环境损害追责问责制。四是加强政策体系建设。积极探索绿色投融资政策体系，在绿色化生产、资源性产品价格上发力，建立统计、跟踪和评价的封闭运行机制。创新政策优惠激励措施，做好与现有“低碳发展”“节能减排”“循环经济”等已有政策的衔接。发挥财税资金的“四两拨千斤”作用，建立健全产权、排污权、培育碳排放权、水权和节能交易市场；探索绿色发展的补偿机制、退出机制、污染防治的联动协调机制。稳步改善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经营市场环境，提升污染治理设施提供部门的专业化、社会化运营服务能力。

（五）采取超常规措施充分挖掘湖北人口“二次红利”。力争迅速提升湖北劳动生产率水平

当前在发达地区面临“人口红利”消失背景下，湖北人口“二次红利”还大有潜力。一是湖北一直以来是劳动力流出大省，若劳动力回流，除了数量的提升外，更重要的将是劳动力素质的显著提升。二是大学应届毕业生“孔雀东南飞”现象仍然明显，如大学生留在本地工作或创业，将带来巨大的人力资本存量资源。三是武汉市人口规模与其国家中心城市定位不匹配。四是武汉等中心城市“未富先老”速度已超过广州、深圳、杭州等发达城市。基于此，建议湖北省委高度重视“人口红利”对全省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把以引导劳动力回流、降低武汉等中心城市老龄化水平作为一项重要改革事宜列入日程，采用支持企业吸纳回流劳动力政府补贴，应届毕业生留武汉等城市工作可直接取得城市户籍、住房补贴等超常规措施，深入挖掘湖北人口的“二次红利”。

（六）加大简政放权力度，提升政府服务和监督水平

探索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和经验，对市场准入方式进行改革，对政府管理经济方式进行重大变革，发挥市场作用、刺激市场主体的活力、转变政府职能、建立高效的市场监管体系。全面推进实施负面清单制度，严格执行主体功能区定位，限制落后产能、产业扩张，促进国家级开发区提档升级及各地区符合资源环境要求的特色产业发展；建立准入“单一窗口”制度，将集中多部门受理、分散管理，综合采取一个窗口受理、集中管理方式，推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快速流程化管理；改进项目投资审批方式，对负面清单内的投资项目进行“联合审批”，清单外的采用“承诺审批”方式；建立和完善监管配套制度体系，包括社会信用体系、信息共享和综合执法制度、项目全过程综合监管制度、风险评估机制、社会力量參与市场监督制度等。

（责任编辑：颜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