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梅

摘要：浪漫与反浪漫一直被视为两大对立阵营而存在，但是在有些作家身上，特别是在其关于某一主题的表达上，浪漫与反浪漫却是和谐统一的。澳大利亚当代作家考琳·麦卡洛在对苦难主题进行书写时，就呈现出浪漫与反浪漫的双重特征。作为一名现实主义作家，她无法忽视现世的苦难，并自觉探寻征服苦难的方法。同时，作为一名拥有浪漫情怀的作家，她又对人性、人类的栖居进行了浪漫主义想象。

关键词：考琳·麦卡洛；小说；苦难；浪漫；反浪漫

中图分类号：1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26X（2018）01-0121-05

考琳·麦卡洛的作品是否具有浪漫主义特征，历来评论界争论不休。考琳·麦卡洛对澳大利亚独特风情的浪漫书写、对古希腊朴实人性的诗意想象、对自然的讴歌等都体现她具备诸多浪漫主义情愫，因此众多的评论者将考琳·麦卡洛归入浪漫主义作家行列。但是，也有的研究者着眼于考琳·麦卡洛作品中的现实主义题材，否定她作品中的浪漫主义因素，进而将她归入现实主义作家之列。Mary Jean DeMarr在研究考琳·麦卡洛的专著《Colleen McCullough：A Critical Companion》中专门从“浪漫”的角度对考琳·麦卡洛的浪漫主义风格进行了研究，指出了学界对考琳·麦卡洛浪漫风格的一贯看法：“浪漫经常被视为考琳·麦卡洛作品的基本风格”。该著作还从男女主角形象设置、爱情故事结局等不同的角度剖析了考琳·麥卡洛的浪漫风格与传统浪漫风格的异同。Mary Jean DeMarr强调考琳·麦卡洛的一些作品如《第三个千年的纲领》、“罗马系列小说”等并不具备浪漫主义特征。考琳·麦卡洛曾坦言自己比较抵触被归入浪漫主义作家之列，“羡慕和尊重我作为神经科学家工作的人突然说我是女性浪漫的作家。”另一方面，她在承认自己的一些作品具备浪漫特征的同时，也强调了作品之间的不同，如《苦乐参半的人生》与《荆棘鸟》。

但是，通观考琳·麦卡洛的作品后发现，考琳·麦卡洛在浪漫与反浪漫问题上并不是对立的：她对彼岸的自我、理想的人性、人类的栖居环境等都进行了浪漫主义想象，但她又对现世的苦难、自我实现的途径和方法等问题进行了反浪漫主义式的思索。因此，她的作品既有浪漫主义的情愫，又有对现世的客观、冷静的思索。尤其在关于苦难主题的表达上，考琳·麦卡洛的浪漫与反浪漫书写模式表现得尤为突出：一方面，她通过浪漫想象建构了一个远离苦难的完美世界；另一方面，她又通过反浪漫主义思索呈现了苦难的客观性，探寻了征服苦难、建构完美世界的方法。可以说，在对苦难主题进行表达时，浪漫与反浪漫在考琳·麦卡洛的作品中是和谐统一的。

一、浪漫主义想象：建构一个完美的世界

众多的研究成果表明，考琳·麦卡洛的作品之所以能够风靡全球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其无懈可击的浪漫情愫。她的作品关于澳大利亚乡村、荒原、庄园等异域风情的反城市、反文明书写，对人类美好人性王国的构建等都对20世纪70年代乃至当今处于现代文明话语束缚中的读者产生了难以抵触的吸引力。

（一）关于人性的向善性思考：建造一个完美的人性王国

在对人性进行展现时，考琳·麦卡洛的浪漫主义倾向得到了充分表达，她的向善人性观在作品中处处闪现。首先，她每一部作品中都有一位正面的、拥有美好品格的人物；其次，她的作品虽然阐释了由于人性恶导致的诸多悲剧，但她无法忍受人性恶的存在；再次，她通过故事情节的发展，竭力对人性中的瑕疵进行修正，并力图建构一个诗意人性王国。

《摩根的旅程》是一部关于澳大利亚诞生的史诗，也是一首英雄的颂歌。在这部作品中，理查德·摩根这样的英雄创建了澳大利亚，谱写了澳大利亚的历史，考琳·麦卡洛对于他们抗拒苦难、开创历史新篇章的英雄品质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次‘实验之所以成功，主要是靠了‘试验品——囚犯们的品质……”在考琳·麦卡洛的其他作品中，拥有诗意人性美的人物也不断闪现，如《荆棘鸟》中雷纳的普世思想，《呼唤》中亚历山大的魄力、李-康斯特万的信义，《恺撒大传·十月马》中恺撒的事业心、进取心和道德感，《特洛伊之歌》中阿克琉斯的英雄责任感和道义，《遍地凶案》中卡尔米内探长的工作责任感和对家人的无限关爱等，都是考琳·麦卡洛向善人性观的体现。

考琳·麦卡洛的向善性人性观还体现在：她无法忍受人性恶的存在，在她的作品中，善良的人虽然有时会遭受命运的不公，但邪恶的人则一定会遭受惩罚。《遍地凶案》中的埃文·皮尤是一位“精神变态，无药可救”的大学生，他贪婪、人性异化，最终被以惨不忍睹的方式折磨而死。《班纳特小姐的自立》中的卡罗琳·宾利似乎天性就坏，她喜欢散布谣言，造谣生事，坏念头就像泉水一样自然地从她身上喷涌而出。在作品中，考琳·麦卡洛让她备受周围人的疏离和排斥。《荆棘鸟》中的玛丽·卡森贪婪、自私、控制欲强烈，在作品中，考琳·麦卡洛把她塑造成了一只可怕的老蜘蛛形象。

约翰·斯坦贝克曾强调“一个作家如果不是满怀激情地相信人有改善自己的能力，就不配献身于文学，也不配跻身于文学”。除了生活中无奈的、无法回避的人性恶，考琳·麦卡洛更愿意相信人的向善性本质，因此她展示了人性的瑕疵，又基于约翰·斯坦贝克的观点和艾里希·弗洛姆关于人性“第二潜能”的理论，对人性瑕疵进行了修正。《荆棘鸟》《呼唤》《恺撒大传·十月马》《特洛伊之歌》中的正面人物都存在一定的人性瑕疵，如亚历山大的自负和以自我为中心，恺撒的野心勃勃、玩弄女性情感的卑劣行为，拉尔夫的贪婪、软弱，茹贝·康斯特万的偏激，等等。考琳·麦卡洛在作品结尾处都对他们的性格瑕疵进行了修正，《荆棘鸟》中的“拉尔夫对自己疯狂追逐进行了沉痛的反思”；《呼唤》中的亚历山大用博爱修正了自己的狭隘；《恺撒大传·十月马》中的恺撒摈弃了一切为政治目标服务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坦然面对爱情，淡然接受死亡；《荆棘鸟》中的朱丝婷和《呼唤》中的内尔·金罗斯弥补了自己的性格缺陷，获得了真爱，明确了自我寻求的最佳途径；《班纳特小姐的自立》中的费兹·威廉·达西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当行为对妻子及子代们造成的伤害，并忏悔、改过，使家庭关系重现和谐。

（二）关于人类栖居的诗意想象：与自然共舞的快乐的人

经受战争、现代文明创伤的考琳·麦卡洛对人类栖居环境的诗意想象充满了浪漫情愫。在她的作品中，城市、科技等现代文明遭受疏离，战争、宗教、政治是导致人性异化、抑制人本需求的罪魁祸首。与城市相比，乖戾的原始荒原、沉默无声的土地、幽静无人的海边、静幽的深潭、深邃的尼罗河等都对人类充满了无法抵御的吸引力，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生活充满了诗意。

在《荆棘鸟》中，克利阿里一家在新西兰的生活是困顿、拮据的代名词，而与此相比，德罗海达的生活则宛如一首充满温情的田园诗。尽管克利阿里一家也和荒原上的其他人一样恐惧原始荒原的魔力，但是他们无法抵御这片不可捉摸的荒原的强大吸引力。这里的一切都让他们着迷，“帕迪和男孩们很喜爱这个地方……仿佛他们恍惚成了天上的神仙。”而这里温暖、质朴、原生态的人性关怀更令克利阿里家的女性们感动不已。因此，可以说，德罗海达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诗意生活是考琳·麦卡洛对克利阿里一家之前充满城市文明的窘迫生活的否定。

在考琳·麦卡洛描绘的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画卷中，人类不仅在与自然“合一”的过程中体悟到生命的美好、获得了生命的启迪，而且还卸下了文明的外壳，回归到了本真状态。考琳·麦卡洛在《遍地凶案》《呼唤》《摩根的旅程》等作品中都诠释了人在与大自然相互融合的过程中所体察到的宁静和自我。在《遍地凶案》中，被错综复杂的案件、下级的晋升、凶险的社会环境等问题包裹的卡尔米内探长只有在面向蔚蓝色的大海时，才能剥離尘世的包裹，体察到内心渴望已久的那片宁静和自由。而考琳·麦卡洛在《呼唤》中呈现的不为人所知的那片原始森林中的“深潭”更是成了遭受精神禁锢的伊丽莎白的精神家园，正如她所感叹的，“深潭让我保持了健全的心智”。《摩根的旅程》中的理查德·摩根不仅在美丽与荒蛮并存的澳大利亚通过耕作重建了家园，而且还在大自然中发现了另一个与英国时期截然不同的自我。

二、反浪漫主义书写：关于现世的冷静思索

考琳·麦卡洛不愿将自己归入浪漫主义作家行列的原因之一，在于个人艰辛而又曲折的奋斗历程让她无法忽视现实中的苦难，无法像传统浪漫主义作家那样通过浪漫主义想象将现世中的苦难归于虚无。为此，在对未来充满美好希冀的同时，她又从现实主义作家的角度出发，对现世的苦难和苦难的拯救方式进行了理性思索，这也是她反浪漫主义的体现。

（一）无法回避的苦难

苦难的内涵和外延都相当宽泛，一般被分为精神苦难和肉体苦难两种类型。目前，学界比较认可的对苦难的界定是“痛苦和灾难”。父母之间不和谐婚姻导致的家庭阴影、曾经拮据的经济状况、被边缘化的女性身份、民族苦难史、世界大战和冷战的阴影导致的文化创伤等，都让考琳·麦卡洛深切体察到了肉体和精神苦难的双重折磨，因此在创作过程中她对苦难主题尤为关注，她作品中的人物普遍面临各种困境，备受苦难的折磨，致使她的作品呈现出浓烈的悲苦意识。整体来看，她作品中的苦难主要包括家庭残缺之伤、人本需求被抑制之苦、现代文明危机等。她认为这些苦难都赤裸存在，无法回避。

作为当前社会最基本的组成单位，家庭得以维系的最基本要素是家庭成员之间的爱。爱拉斯漠认为“有一些中间类型的感情，可以说是自然的感情，如孝父母、爱子女、爱亲友，对这些感情多数人还是给予相当的尊重的”。但考琳·麦卡洛作品中的人物几乎与充满亲情之爱的家庭无缘，她作品中的家庭与和谐家庭模式相背离，普遍处于残缺状态，几乎难以寻觅到父母同在、和睦相处、互敬互爱、共享天伦之乐的画面。她作品中的父亲形象普遍呈现出缺席、沉默、不负责任等特点；母亲们要么冷漠无情，要么母爱泛滥，要么专横跋扈，要么懦弱无能。根据原生家庭理论，考琳·麦卡洛作品中子女们的人格缺陷、自我身份的焦虑、自我寻求的艰辛等都与家庭的残缺不无关系，因此她作品中处于畸形家庭关系中的子代们经受着自我丧失之痛，热切寻觅自我拯救的途径和方法。

在考琳·麦卡洛的作品中，科技、政治、战争等现代文明是导致人类灾难的罪魁祸首，人类不得不忍受生态遭受破坏、人性遭受扭曲引发的恶果。《荆棘鸟》中的昆兰士由于制糖业的发展而终年被糖臭包围；德罗海达由于兔子泛滥而深受生态失衡的创伤；《呼唤》中的格拉斯哥城“是一座让人心悸的城市”。加里·纳什曾经强调：“现代战争不仅给人们的生命财产带来极大破坏，还给整个社会打上了烙印……对于置身其中的那一代人来说，战争的影响是深刻的。”在考琳·麦卡洛的作品中，战争也是引发生命个体痛苦的直接原因，它不仅损伤了参战者的肉体，而且还扭曲了参战者的灵魂，给整个社会造成了巨大的阴影和无法治愈的创伤。考琳·麦卡洛的小说呈现了不同类型、不同原因的战争及其带来的深重创伤：《荆棘鸟》展现了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以及对参战者造成的无法弥补的精神和肉体的双重创伤；《恺撒大传·十月马》《特洛伊之歌》直接呈现了战争中疲惫的灵魂、被摧残的肉体和无尽的苦难；《遍地凶案》则描绘了冷战给美国人民留下的无法平复的伤痛。

（二）理性征服苦难

关于苦难的救赎问题，哲学家们从不同角度给予了不同回答。萨特基于“存在决定本质”的观点，指出人类摆脱苦难的唯一方法就是否定人的存在。与萨特相类似的是叔本华，他认为要摆脱苦难，就必须否定意志、否定欲求，“随着志愿的否定，意志的放弃……最后的基本形式主体和客体也取消了，没有意志、没有表象、没有世界。”美国心理学家艾里希·弗洛姆则认为“爱”是对人类存在问题的一种回答，博爱才可以实现对人类困境的救赎。

作为一名经受过多重创伤的现实主义作家，考琳·麦卡洛在否定了一系列“沉默的”抗拒苦难的方式之后，从社会环境论的角度对苦难中的拯救问题进行了探讨。她首先否定了沉默拯救的无果；其次强调了“个人生命意志”对自我拯救的不可或缺性；最后，她还发掘了知识对苦难拯救的决定意义。

“沉默美学”是美国当代著名作家、文学理论家苏珊·桑塔格首先提出来的一种美学思想。她通过小说创作构建了一个灰暗的、沉默言说的世界。考琳·麦卡洛也通过小说创作呈现了桑塔格所言的沉默性抗争的虚妄，但与桑塔格不同的是，她强调人类固有的顽强向上意志和坚韧的生命力对苦难救赎的积极意义。在《荆棘鸟》《呼唤》两部作品中，考琳·麦卡洛分别否定了菲奥娜和伊丽莎白所采用的自我放逐、自我疏离的沉默式的反抗苦难的方式；在《班纳特小姐的自立》中，考琳·麦卡洛通过多米诺斯神父的死亡否定了臆想这一沉默式的反抗苦难的方式。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将人类有别于动物的那种永不停歇的寻求意识、超越精神称之为“向上意志”，他认为“人类的一切行为都受‘向上意志的支配，人生来就有一种内驱力，这种内驱力唤起人们的一切动机，都是向着一个方向，以此来追求优越，追求征服，继续奋斗，永不停留，进而来引导着人和种族永远不断进步，这是生命的一个基本事实”。考琳·麦卡洛的小说通过不同的历史语境向读者阐释了一个朴素的道理：执着的荆棘鸟式寻求精神和坚韧的原始生命力是深陷困境的、无所依旁的人摆脱苦难的最深层次的动力。《荆棘鸟》中的罗德里克·阿姆斯特朗在英国移民当局丧失德性的移民实验中凭借坚韧的原始生命力和不屈服的向上意志击溃了动物般的、丧失德性的统治者们，挽救了自己的生命，铸就了家族的辉煌。在《摩根的旅程》中，理查德·摩根也是英国拓殖实验的牺牲品，但他凭借着坚韧的生命力和可贵的向上意志寻觅到了另一个崭新的自我、重建了家园。

作为一名现实主义作家，考琳·麦卡洛在肯定人类意志对苦难的拯救意义的同时，从现实出发，从个人成长、国家民族兴旺等不同的角度，考量了知识对苦难拯救的决定意义。在她的诸多作品中，“大学”“藏书室”“书”“图书馆”等均是知识和智慧的象征，也是个人、国家和民族实现苦难救赎的利器。

在《荆棘鸟》中，书拯救了被隔离在同龄玩伴、性知识、男性世界之外的梅吉，知识的丰富还促使她走出了貌合神离、无爱的婚姻，做出了与世俗对抗、向上帝宣战、寻求真爱的抉择。《班纳特小姐的自立》中的玛丽·班纳特则通过书报拓展了视野，摈弃了自卑和怯懦，坚定了寻求自我价值的决心，踏上了追寻自我的旅程。《摩根的旅程》中理查德·摩根与苦难环境相对决的唯一精神支柱也是书籍。

考琳·麦卡洛还在《呼唤》《班纳特小姐的自立》《恺撒大传·十月马》等作品中分别表达了对图书室的溢美之词。在这些作品中，图书室在主人公们的生活中都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要么是他们自我成长的精神家园，要么是他们进行自我沉淀的最佳场所，要么是他们引以为荣的珍贵财富。在《呼唤》中，容量浩大的藏书室既是亚历山大进行心灵洗礼的私密空间，也是他不断丰富自我的知识存储器；《班纳特小姐的自立》中的费兹·威廉·达西也拥有令旁人羡慕的、堪比国家图书馆的宏伟藏书室，这里既是他进行深度思考的最佳场所，也是他接见高层次客人的荣耀之地。除了书、图书窒对个人成长积极意义的发掘外，考琳·麦卡洛还通过城市、国家的规划，进一步强调了代表知识的图书馆、学校在城市、国家建构过程中的不可或缺性和对苦难拯救的积极意义。在《呼唤》中，考琳·麦卡洛通过亚历山大的视角，建构了一座颠覆英国传统文化束缚的崭新城市——金罗斯，在这座全新的城市中，除了阶级融合、民族平等、接受知识的机会均等外，代表着知识传授平台的学校、图书馆等在城市的规划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在《恺撒大传·十月马》中，恺撒也通过对埃及女王克里奥帕特拉的“教诲”，强调了知识对苦难中的古埃及的拯救意义。

作为一名神经病理学家和创伤体验深重的现实主义作家，考琳·麦卡洛无法忽视现实中的苦难和创伤，因此她的作品充斥着战争创伤、科技创伤、政治创伤等各种苦难，呈现了处于“非我”状态中的人在精神和肉体方面的双重苦难。考琳·麦卡洛对苦难的主题的表达方式异于别的现实主义作家的地方在于：通过浪漫主义想象使美好与苦难并存，使独具一格的澳大利亚浪漫情愫散布在作品的字里行间，向读者呈现了另一个远离苦难的唯美世界，令读者对挣脱苦难后的新世界充满无限憧憬，也使她的作品具有一种充满浪漫风情的、别样的美。但是，考琳·麦卡洛又跳出了传统的浪漫主义创作的窠臼，她没有仅仅停留在对自然的歌颂、对诗意人性的赞美、对现代文明的抵触上，没有振臂高呼远离现代文明、回归自然，也没有通过浪漫主义式的想象化解苦难，实现传统浪漫主义式的大团圆。而是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从反浪漫的視角剖析了匍匐在自然脚下的人的局限性，清晰指出了人与自然之间理应保持的和谐关系、人类应对现代文明持有的接纳态度及人类建构充满生态文明的现代健全社会的途径和方法。因此，可以说在对苦难主题进行表达时，浪漫/反浪漫的书写模式在考琳·麦卡洛的作品中是和谐统一的，浪漫主义风格使她的作品具备了一种独特的风情和唯美的情愫，反浪漫主义手法又促使她对苦难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从而使作品具备了深邃的内涵。

（责任编辑：许桃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