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川　杜恩龙

摘要：中国古代官方组织佛经抄写时，会在“抄经列位”上标明抄写、笔受、校对、付阅、证义、监督官员的姓名以及用纸、装潢等内容。“抄经列位”实际上类似“版权页”，其主要是标明责任，以便出现错误后追责。考察“抄经列位”的缘起、功用，也有助于梳理中国古代的翻译制度、校对制度。

关键词：抄经列位；佛经；版权页；校对；翻译

中国国家典籍博物馆存有一部敦煌写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编号为0690。该经末尾详细记载了写经时问、书写者、用纸量、装潢、初校、二校、三校、详阅（四名）、监督官员等，其功能与时下通行的“版权页”颇为类似。依据《图书书名页》（GB/T12450-001）相关规定，当代图书版本记录页须列载的项目包括出版人、印刷者全称、发行者全称、第一版及时问（版次）、印刷次数及时问（印次）、印张数、字数、定价、开本、幅面尺寸等10余项内容。中国古代图书出版版权项目则格式不一，多为“题记”或“书牌”，注明施刻人、版本、书坊名称、书坊地址、刻工、校对等。牌记也形状各异，比如琴形、钟形、碑刻形、方框形、葫芦形，等等。

一、抄经列位的缘起

“抄经列位”的出现与佛教东传关联密切。佛教自东汉由印度传人中国，而佛经为梵文，须经过翻译才便于流传。早期佛经翻译多属私人行为，往往错误较多，影响佛教的发展。后来政府成立官方译经组织，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为明确责任，政府往往要求负责人员署名，这就形成了抄经列位和译经列位。译经列位重在译（官定标准版本），抄经列位重在抄（抄本）。译经列位实际就是将翻译佛经的参与人员都列出来，更像是现代的“翻译委员会名单”。抄经列位则接近于“版权页”。

从现在发现的写经来看，抄经列位都写在佛经的末尾，有的四五项，有的多达十八项；不顶格写，且低几字格起笔，约占正文二分之一的高度；字号较正文小很多，明显区别于正文。抄经列位第一行因是皇帝年号，比如“咸亨”“上元”“贞观”等，多高出两字格，其他项目一律上下平齐。也有不出格的，与其他项目顶部平齐。如大英博物馆藏S.513《金刚经》抄经列位第一项虽涉及皇帝年号，也没有高出其他项目，可以看出抄经列位属于附属性文字。抄经列位第一行与经名之间空一行。经名相当于版权页的书名项，与正文末行之间空一行。经名的字体、字号和正文相同。一般统计抄经列位时不把经名算在内。

在历史上，我国东汉以后很多朝代大力推广佛教。为避免佛经传播过程中的错误，官府往往会颁布标准文本。为了制作标准文本，官府首先要翻译佛经，经文译好后，官府再组织抄经，这样的行为很多。梁武帝时就开始由官方组织抄经。甚至皇帝也亲自抄写，陈高祖、陈世祖、陈高宗、魏太祖都曾亲自抄经。官方抄经有的是官立寺院抄经，这是官方抄经的主力。此外，唐代在门下省、秘书省、弘文馆、左春坊、集贤殿书院设立抄经机构负责抄经。官方为了明确责任，往往要求抄经人员在抄经上署名，形成抄经列位。有些抄经列位很详细，列载很多参与人员，比如抄经人、校对人、审阅人、监督官、用纸量、装潢手等，有些抄经列位仅“详阅”就有四位，有些校对人员有三位，说明三校制度已经建立。此举无疑给人以权威、标准的感觉，便于佛经的推行，当然，这也是一种责任管理，—旦出错，很容易找到对应的责任人，也客观上留下了很多可贵的版本信息。

官方组织的抄经實际上是一种出版行为，复制者为抄经人，出版者就是政府本身。私人抄经的出版者和复制者是合一的，都是抄经者本人。

二、抄经列位的发展

佛教正式传入中国普遍认为在东汉明帝时期，白马寺应该是最早的佛经翻译场所。有了佛经翻译，自然就需要佛经抄写。在没有雕版印刷的时代，经文的传播主要靠抄写，只是现在还没有发现汉代的抄经实物。

笔者经过咨询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学专家林世田老师得知，抄经列位最早的文件是抄经《诸佛要集经》，此件曾被日本京都西本愿寺第22代住持大谷光瑞派遣的“中亚探险队”掠走。1914年，大谷光瑞搬至旅顺，将其收藏寄存在日本在华设置的“关东厅博物馆”（旅顺博物馆前身），后被中方接管。20世纪80年代，工作人员清理馆藏时，在一个角落的麻袋里发现了这批珍贵文物。旅顺博物馆有此经残片。抄经列位为四五行，记载了抄经时间为晋惠帝元康六年（296年），笔受聂承远，译经人竺法护，经文19596字等内容，还比较简单。其中字数的记载很独特，有如当代版权页中的“字数”项，而后世抄经列位中很少有字数记载。该抄经列位题写于经卷尾部，后世抄经列位基本都在这一位置，成为一种定例。《诸佛要集经》也是已知最早的纸本文献。

据学者朱瑶考证，从现有的题记资料来看，自北凉（397-460年）开始，就已出现官方的写经机构，并形成了“一写二校一监制（或审阅）”的写经模式。此后在唐代形成了严密的写经制度，“新译经典首先要经过昭文馆学士的详定才能颁行，而抄经除了遵循‘一写三校四审的模式外，还需要在政府官员（监或使）的监管下谨慎进行”。

三、唐代以前佛经翻译的职位设置

晋惠帝元康六年（296年）的抄经《诸佛要集经》仅仅记载了“译经人”和“笔受”两个职位。由于早期佛经翻译的主译都是外国人，这些人即使懂汉语，也是粗通，要想准确翻译，就需要一个中国人来把他们的口译笔录下来。“传言”（把主译的话翻成汉语）、“笔受”职位在很早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多为两人合译。晋代以后开始出现多人合译的情况。前秦苻坚组织的译经活动召集了很多名僧参与，分工明确。赵政和释道安在前秦时主持译经活动，译经时增加了记录梵文、证义、校对三个职位。

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后秦（384-417年）国王姚兴邀请鸠摩罗什作为国师来华，在逍遥园组织译经，建立起翻译制度。翻译人员多达500多人，且有多位高僧学者。翻译过程如下：读梵文、口译汉语、证梵义、核对汉梵文字是否符合佛教义旨，然后笔录成汉文、整理文字、勘削冗余语句、证义、写出翻译序言。这一程序的确立，奠定了佛经翻译制度的基础，具有创新性，为后世所继承。

隋文帝、隋炀帝时在译场职位设置上添加“复勘”“监护”两个岗位，说明对翻译、校对更加认真，“监护”设置说明加强了政府对译经的管理，已经不再仅仅是僧人自己的事，政府要加以管理监督。这一职位的设立在唐代得到了继承。这些职位都包含在抄经列位里面，是对抄经列位的丰富和规范化。

唐代官方译经场译经列位项目较多，有些达十七八项，比较详备。有一件大周长安三年（703年）写经P.2323《能断金刚般若经》竟然有八个“证义”。S.2423《佛说示所犯者瑜伽法镜经》所留题记17项，“详定”多达11人。这“是新译佛经经奏进获准颁行后，由秘书省或东宫详定编目后准予颁行的写本”。“详定”基本相当于最后的审阅，也就是最后的把关人，如同现在的付印前审读。一部经卷要审阅11遍，而且由不同的人担任，确实是前所未有的。

四、抄经列位的版本记录意义

抄经列位前一般都会有题记，题记主要是写明佛经的名称，这可以算作版权页的书名项目。佛经属于劝善书，不讲究版权保护，一般不署作者姓名，基于传播佛教的目的，鼓励人们传抄、翻印，积累功德。佛经原作者项一般空缺，但保留译者名，比如义净等都在抄经列位中有记录。

隋代留存下来的编号为津艺258的《禅数杂事下》残卷尾部有抄经列位，并且列有用纸量。唐代官方组织的抄经大都标有用纸量，记载用纸量成为一种标准。用纸量相当于现在的印张数，同时也相当于现在版权页中的幅面尺寸。因为隋唐时期的纸张，规格多为高约20-30厘米，长约40-50厘米。有些用纸张数量多一些，有些少一些，高度不会有太大变化，变化的是长度。

现在从已知的唐代写经来看，抄经列位有8行、10行、12行、18行几种，其中最多的是12行款。18行款仅见两种，分别为公元703年、707年抄写，时间较晚。这样的统计习惯没有包含抄经列位前的佛经题名，如《妙华莲花经》等。行款如果加上题名，就应该各加一行，即9行、13行、19行等，习惯上仍不加题名项。

抄经列位中“装潢手”一项的存在，说明唐代文稿写好后一定要经过装裱成为卷轴，才算完成。装潢手相当于现在版权页中的封面设计、装帧设计。“抄书手”项目的存在基本相当于现在的印刷者。

监督抄经的“使”“总监”等官员可以视为版权页中的出版者项目。他们负责抄经、译经的协调、指挥、监督工作。故宫的传世写经《善见律》抄经列位有四位监，还有一位总监。这位总监是大名名鼎鼎的画家、书法家阎立本。由此可见，皇家调用的都是最优秀的人才负责抄经。随着抄经的发展，逐渐增加项目，逐步完善。监督官项目的设立，说明这是官方组织的合法出版行为，可以理解为官方为书籍颁发出版许可证。

现在故宫的传世写经《善见律》写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只有初校、再校两个校次，且执行人不是同_人，说明他们已经认识到—人校对的局限性。抄写于武则天时期的国家图书馆藏编号为0690写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经卷的抄经列位有三个校次，但是均由萧元信—人担任。值得注意的是，敦煌博55号《妙法莲华经卷第六》抄经列位中三校分别是三个人。初校经生王思谦，再校经行寺僧归真，三校经行寺僧思道。但这可能只是偶然行为，不一定形成制度。有些写经中，首校为一人，再校、三校为同_人。说明当时校对制度还不完善，但是抄经工作中详阅、详定等职位很多，可以补校对的不足。

武则天崇信佛教，颁赐给佛寺大量土地、金银财物等，还把自己穿过的小罩衫施舍给了法门寺。武则天曾命人组织译经、抄经。据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赵和平《唐代咸亨至仪凤中的长安宫廷写经》一文可知，咸亨元年（670年）九月，武则天母亲杨氏去世，武则天将杨氏旧居长安修祥坊合为寺院，名太原寺，慧立为寺主，道成为上座。同时“任命虞昶为使，向义感为判官，调集门下省、秘书省、弘文馆、左春坊等机构的楷书手专任抄写工作；同时，又调集西明寺、大总持寺等长安城中至少十七座寺院的僧人担任经卷的初校、再校、三校。为了郑重，专门由宫廷调集（或新制）一批厚潢砑光麻纸作抄经之用，笔、墨及装潢用料或由皇家供给”。后来阎道玄接替虞昶任使，李善德接替向义感任判官。虞昶为著名书法家虞世南的儿子，阎道玄则是著名画家阎立德的第三子，阎立德又为阎立本的哥哥。这批抄经全部用厚潢砑光麻纸抄写，由皇家供给。

另据赵和平统计：唐高宗李治咸亨至仪凤年问抄经留存到现在的含“抄经列位”的写经53件；有6件没有抄经列位；有些不完整，共有42处完整的带有详阅的“抄经列位”。其中41件的四名“详阅”都是完全一样的，只有一件例外，S.5319署为：“大德灵辩、大德嘉尚、大德玄则、大德持世、大德薄尘、大德德愻”，也没有判官，只有两名监，“太原寺主慧立监、太原寺上座道成监”。慧立应该就是玄奘的弟子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作者。字体比正文小，上齐。一般是12行式，有些不全。上述负责人等都是得道高僧。由他们负责，抄经质量能够得到保证。

例如，国家图书馆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题记：

仪凤元年十一月十五日书手刘弘畦写

用纸十二张

装潢手解集

初校秘书省书手萧元信

再校秘书省书手萧元信

三校秘书省书手萧元信

详阅太原寺大德神符

详阅太原寺大德嘉尚

详阅太原寺寺主慧立

详阅太原寺上座道成

判官司农扯林署令李善德

使朝散大夫守尚书奉御阎玄道监

此经为仪凤元年（676年）十_月十五日写，敦煌写经。根据馆方标牌，此經是武则天为去世的母亲杨氏祈福，下令写3000份。同时抄写的还有《妙法莲华经》，也是3000份。“P.3788《妙法莲华经序》和S.7236《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序》中分别有‘奉为二亲，造妙法莲花经三千部和‘奉为二亲，敬造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三千部的句子”。。这两篇序应该是武则天写的。《妙法莲华经》为七卷本，合计21000本。大德嘉尚、慧立、大德道成也都是玄奘法师弟子这些人的参与保证了佛经的质量。校对、详阅人员也都是得道高僧。

官方抄经不同于民间抄经，是要作为范本发给地方使用的，一定是质量第一。如果出现错误，危害很大。官方抄经多为《大藏经》，种类齐全。民问抄经只是个人行为，出于累积功德、家人欢乐、消灾去病、保佑亲人、超度亡灵、报恩等目的，多为日常用经，如《阿弥陀佛经》（将功德转给亡灵），《药师经》（去病），《观世音经》（消灾解困），《金刚经》（增智增寿）。民间抄经因财力有限，加上其他限制，难以聚集各路高手，质量自然难以保证。一些文人也写经，大多是为了修身养性，多是—人承担。有些经生为生计开设经籍铺，抄写佛经，对外出售。这些经籍铺多设在寺院旁边，或者交通要冲。有钱人自己抄不了就买别人的抄经，来累积自己的功德，或者祈求家人平安、消灾去病等。这些抄经也可能会按照买主要求写上买主姓名等项内容，也有请他人代为抄经的。抄经需要字迹工整，不能潦草，易于识别，时间长了，专门形成一种书法字体——经书体（抄经体），为小楷，工整、谨严。

我国古代匠人往往不受重视，虽然古代刻书浩如烟海，但是真正记录写工、刻工姓名的书很少，记载校对者、校阅者同样很少。

编号为0690《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担任“详阅”的人员有四位，而且都是由不同的人担任，分别是“太原寺大德神符”“太原寺大德嘉尚”“太原寺主慧立”“太原寺上座道成”。唐朝政府为保证译经质量，不仅汇集长安本寺高僧，而且调集全国各地高僧汇聚长安寺院，负责译经。可见，当时对佛经质量是非常重视的。如果把详阅也看成校对，那么这些写经要经过7遍校对，可以说校对相当严格。民国时的交通总长叶恭绰，有感于当时翻译质量的低劣，十分推崇唐代译经制度，建议借鉴唐代的译经制度翻译书稿。这种观点颇有见地。

编号为0690《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抄经列位的存在，说明图书责任制已经建立，署名是一种荣耀，更是一种责任，便于发现问题，追究责任者。这部经为皇家写经，为保证质量，相关部门真是下了功夫。据记载，唐代有一段时间禁止私家写经，就是因为私家写经校对不精，错误较多，以讹传讹，亵渎佛教。为避免这种情况，建立责任制无疑是一种较好的方法。

抄经列位在敦煌写经中不是孤立的存在，其他部分写经也有类似的记录。据国家图书馆牌记说明，武则天下令抄写的经卷在国家图书馆存有四十余部。这些抄经列位都是官方组织的抄经才有，民间抄经往往只含少数内容，主要是写明供养人姓名、书写时间、书写人，或书写地点、做功德的原委、祈愿等，格式不一，内容不定，偶尔也记载用纸量、版本，记载5项内容及以上的基本没有。很少有校对、详阅，更不可能有监、判官和使这些项目。

如果参照前文述及的版本记录页国家标准要求，这些敦煌写经的“版权页”内容显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版权页标准来要求唐代的这种版本记录，只能做一参照比较。记载了详细的抄经时间、用纸量、装帧设计者、三个校对责任者、审读人员、具体负责的官员（出版者）等，已經十分珍贵，也十分难得。

总之，抄经列位至唐代已经很完善，具备了很多版本记录页的项目，可以说是最早的一批“版权页”。虽然抄经列位不是为了记载版本信息，但是客观上为我们了解当时的抄经行为提供了珍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