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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家伦的藏书与题献

2017-12-15闵惠泉

现代出版 2017年4期
关键词:罗家伦罗先生宋美龄

闵惠泉

在台湾诸多的大学图书馆中,台湾大学图书馆是我见到的最漂亮、最好的一所。不过由于台湾政治大学特殊的地位,2012年国民党将“孙中山纪念图书馆”的珍贵藏书悉数交给政治大学图书馆托管。在这里还有国立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罗家伦以及著名学者方东美两位先生的藏书与赠书,这使政治大学的图书馆独树一帜。

2014年,罗家伦先生家属捐赠了13000册图书(包括明清的善本书275册),从美国西雅图用集装箱运回台湾,存入台湾政治大学图书馆社科资料中心。这些书是罗先生毕生的积累,曾随他和他的家人经历战乱中的迁徙,滞留于欧、亚、澳、美四大洲。这批书最终能完整地保存和安顿下来,这在中国近现代个人藏书史上真是一种幸运与奇迹。2015年上半年,我在政治大学访学时,社科资料中心的几位师生正忙着将罗家伦先生的藏书进行整理、修护、编号和上架。翻翻罗先生的藏书,我可能是大陆学人中的第一个吧?

罗家伦先生积累的万卷藏书,摆满了六七排书架,涉及政治、历史、军事、哲学、文学和艺术等领域,除了古今中文版的图书外,还有英、法、德和印度等不同国别与语种的书籍。让人对一代先人的学识和一生酷爱读书、买书的志趣油然而生一番敬意。由于这些藏书还来不及仔细地整理和翻阅,许多书中夹满了先生阅读时的纸条,剪下的报纸、批注以及抗战期问出席会议、婚礼的邀请卡,等等。其中就有7月7日(大约是1942年)在重庆参加由“全国慰劳总会”会长陈诚、副会长郭沫若等具名的“慰劳盟国战友大会”的请柬,上面特别标明“如遇大雨或空袭顺延一天”,甚至有罗家伦先生为他人在宣纸上亲笔书写的挽词。

2015年时值抗战胜利70周年,这可是有“文物”价值的啊。我连忙抽取出来交给工作人员,希望能专门保管好。平时我很喜欢看人们尤其是名人、大家赠书时写的题献。翻阅罗家伦先生的藏书时发现,他送给夫人张维桢的书就有多种,而当时两人还处于热恋之中,又先后出国留学,天各一方,鱼雁传情。备查的辞书等不时从上海、巴黎和美国购得并寄出,这或许是给上世纪20年代赴海外留学的知识女性最好的礼物。还有一本是1938年宋美龄送给罗家伦夫人张维桢的。此时的宋美龄和张维桢都在汉口,宋美龄是“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的理事长,张维桢是理事之一。两人中英文俱佳,宋美龄出版了英文版的《战争与和平言论集》,张维桢写有英文稿《战争中的妇女》。这本“维桢吾姊指正”,应该即是那本。然而,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罗家伦送给女儿的书——《黄花岗革命烈士画史》和他在书页上写的那段深情的话:

“送给大宝、小牛两个孩子,这本画史里的每篇小传都是我自己写的。最后那篇起义经过,我费了四天四夜才完成。

爸爸,四十一年十一月八日,台北”

大宝、小牛是罗家伦先生的女儿罗久芳和罗久华,这一年姐姐刚满18岁,妹妹不到16岁。不知道这是不是罗家伦先生送给女儿的成人礼物?是不是送给姐妹俩唯一的一本书?却是我见到的藏书中仅有的一本。看得出这本书在罗家伦先生心目中的意义和分量,他也许是希望自己的女儿也能像那些年轻的先烈们一样,有那种“不计成败利钝的勇气,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吧?

2011年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际,罗家伦编著的《辛亥革命人物画传》由天津百花出版社出版,当年罗先生编写的《黄花岗革命烈士画史》作为一部分收入其中。年近八旬、身在西雅图的女儿罗久芳为这本书写了序言,并成为封面上署名的校订者。有时一个人或一本书的生命就这样跨越了时空,得到了传承与延续。

法国哲学家德里达认为:“保存意味着给别人、托付给别人。”如果一个人试图将一切保存在自己那里,就意味着保存者的死亡、窒息。如今,家藏万卷书的时代已经离人们远去,罗家伦的后人把藏书捐赠给大學图书馆,无疑是这些书籍最好的归宿,也让后来的学人有机会见到前辈对书的痴迷与题献的情与美,以及那些阅读时被主人随手夹在书中附着着先生气息和可以寻觅的历史与文化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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