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芳

摘要：

王船山关于教育与学习方面的论述很多，几乎在任何一部著作里面都有关于这个方面问题的探讨，而且其教育理念颇为先进，其关于教育本质的论述颇为深刻，至今仍有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本文主要论述船山教育理念形成的社会影响因素、船山对教育战略地位的远见卓识、对教育價值取向的辩证定位以及船山教育理念的现代启示等四个方面的内容。

关键词：王船山；教育思想；教育理念；现代启示

王船山关于教育方面的论述很多，几乎在任何一部著作里面都有关于这个方面问题的探讨，而且其教育理念颇为先进，其关于教育本质的论述颇为深刻，至今仍有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本文主要论述船山教育理念形成的社会影响因素、船山对教育战略地位的远见卓识、船山对教育价值取向的辩证定位以及船山教育理念的现代启示等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影响王船山教育理念形成的社会因素

我们在了解其具体的教育理念之前，需要先了解影响其教育理念形成的社会因素。为什么这样说？一方面是因为，任何思想的形成都是时代的产物，正如黑格尔所言，“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概念所教导的也必然就是历史所呈示的”；①另一方面，了解影响其教育理念的社会因素，有助于更清楚地认识其教育理念的深远意义。

首先，王船山生活于17世纪的明末清初之际，这是一个剧烈动荡的时代，这个时代给“像王夫之这样具有巨大历史感和崇高人格美的大思想家”带来巨大心灵上的冲击，创钜痛深。②王船山之“痛”就在于“民族国家的危亡”，为此，王船山陷入了长达四十余年的长期思索，民族国家从繁荣富庶走到衰落溃败甚至被异族灭亡的根源到底是什么？这是像王船山这样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不得不面临的一个时代性问题。我们知道，王船山把导致明朝灭亡的主要因素归结于明末声势浩荡的农民起义，因而他对农民起义一直持一种仇视的态度。但是，立志要挽救民族危亡的责任意识使他无法不深究农民起义的根源，而探寻根源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为了“平民愤”。在王船山看来，农民之所以“揭竿而起”“铤而走险”，正是由于统治者腐败、专横的统治所致，也就是说，明朝走向灭亡的深层根源是统治者没有治理好民族国家。那么，如何治理好封建国家、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这是王船山所要沉痛思考的巨大问题，可以说，他所有的思考都是围绕着这个问题而进行的。在治理国家的手段选择的理性思考中，他看到了法家式的政治统治之缺陷与不足，他继承了孔孟儒家之正统，主张对民众实施大规模的教化才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根基，于是他提出了教育为治国之本的战略性口号。

其次，对明王朝政治、经济、生活等各方面都产生重要影响的宋明理学之空疏学风风行于全国上下。宋明理学以空谈性命、静坐顿悟为治学之长，这种空疏的学风对现实的直接影响是巨大的，以致学人们都不思考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整天“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恩”。“明统绝祀，清以异族入主中国，当时学者，咸以神州沦亡之祸，由晚明学术空疏之故”③，像顾亭林、黄梨洲、李二曲等学者都持此论，他们纷纷奋力攻击宋明理学，当时特别有名的学者潘用微指责宋明理学之理气之说：起始于老庄，不是圣人之学。因此重新倡导仁学以纠其失，另外一名学者颜习齐则批判宋明理学主张读书静坐的治学方法如同砒霜毒药，“误人才，败天下”，因而倡导“习行”之说以矫之。但总体上论，这些学者对于宋明理学往往“立尠（同鲜）破多”，不足自成体系，在批判宋明理学之治学方面，能自创一套治学体系以替代宋明理学的唯独只有衡阳王船山一人。船山深恶痛绝陆王之学，窃佛老虚无之旨贻害天下；他极度反对宋明理学的空谈性理之学风，认为朱子之“急不得、缓不得”的教学方法，不过是“与释氏参没意味话头相似，非圣教也。”④于是他倡导实学以破虚无寂静之学旨，他认为宇宙之本体，亦为实有，物生于有，不生于无，而太虚本动，天地之德，生生不已，因此天地之德日新。他说“夫读书将以何为哉？辨其大义以立修己治人之体也，察其微言以善精义入神之用也”⑤，他强调读书的目标在实用，辨大义，察微言，审时势，“裨于治化”，即有益于国家的治理和教化。船山在批判宋明理学治学之虚无寂静之方法的过程中，也就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教育理念，并为自己的教育理念构建了一个牢固的哲学根基。

二、教本政末：教育在国家治理中的战略地位

船山认为，要治理好国家，有两个方面的重点工作要做：一是政治，一是教育；他说，“盖王者治天下，不外乎政教之二端，语其本末，则教本也，政末也，语其先后，则政立而教可施焉。”⑥统治者治理国家，不外乎使用两种工具，一个是政治，一个是教育，但这两种治理国家的工具又有本末先后之别。论先后，政治为先，教育在后，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是开展良好教育的前提条件；论本末，则教育为本，政治为末。但就政与教之关系而言，政与教又是相通于一理的，“持家恃教而不恃法，故立教之本不假于外求，治国推教而必有恒政，故既以孝弟慈为教本。而尤必通其意于法制，以旁行于理财用人之中，而纳民与清明公正之道。故教与养有兼成，而政与教无殊理。”⑦但在实施国家治理的过程中，人们很容易重政而轻教，为什么呢？因为政治治理效果明显，而教育虽然功垂千古，却在当时并不显得有多大的作用，正所谓“政著于一时，而传于后世者显而易见。教垂于后世，而其在当时则隐而难知”⑧。正是由于政显教隐的特点，才导致历代统治者往往更加注重国家治理中政治治理的一面，而轻忽教育育人的一面。

为了更深刻地阐述教育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船山又具体从理论和实践的视角、个人和国家的层面诠释了“教本”之奥义。

首先，从理论视角看个体人性生成的需要。船山认为人性不是“一受其成侀而无可损益”⑨，而始终是一个“日生则日成”的过程。

“形化者化醇也，气化者化生也。二气之运，五行之实，始以为胎孕，后以为长养，取精用物，一受于天产地产之精英，无以异也。形日以养，气日以滋，理日以成；方生而受之，一日生而以日受之，受之者偶所自授，岂非天哉？故天日命于人，而人日受命于天。故曰性者生也，日生而日成之也。”⑩王船山从朴素唯物主义的视角，提出人性是二气五行纟因缊生化的过程，是“一日生而以日受之”的过程，船山特别强调人性形成是一个过程，没有固定不变的人性，每天都在受影响而变化，“日生”则“日成”。那么，问题是，在这个“日生日成”的人性生成过程中，什么东西可能最大限度地影响人性形成呢？孔子说过“性相近，习相远”（《论语·阳货》），船山承袭了孔子的这一思想，认为“习”是人性形成的关键，他说：

“孟子言性，孔子言习。性者天道，习者人道。鲁论二十篇皆言习，故曰‘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已失之习而欲求之性，虽见性且不能救其习，况不能见乎！易言‘蒙以养正，圣功也。养其习于童蒙，则作圣之基立于此。人不幸而失教，陷入于恶习，耳所闻者非人之言，目所见者非人之事，日渐月渍于里巷村落之中，而有志者欲挽回于成人之后，非洗髓伐毛，必不能胜。恶他人之恶，不如恶在我。昔日之所知、所行、所闻、所见，高洋治乱丝，拔刀斩之，斯为直截。但于其中拣择可为、不可为，而欲姑存以便所熟习，终其身于下愚而已。”B11

在船山看来，所谓先天的“性与天道”是看不见的，人能见闻的是后天的“习”，后天的“习”即习惯是通过培养而成，而这个培养的过程即是教育或者教化的过程，质言之，教育或者教化在人性形成中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人不幸而失教”，则必定“陷入于恶习”，人性之恶一旦形成，那些有志者想要挽回，那将非常艰难，如同“洗髓伐毛”，很难成功。由此可见，王船山重视“蒙童”教育是有道理的，教育在人性善的形成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外部因素。至于为什么人必然要选择善而不是恶，王船山的观点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类似，“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所有事物都以善为目的。”B12

其次，从实践视角看国家治理的需要。教育为本，是因为一个国家的良好治理需要两个方面的配合：一是需要精英的统治集团，一是需要人民的服从，而这两个方面都离不开良好的教育，“大学于治国平天下，言教不言养。”B13教育可以“造士”，为国家培养忠孝的统治阶层，同时教育可以“牧民”，为国家培养良好的群众基础。船山在沉痛思索明朝灭亡的原因时，曾非常尖锐地指出明朝灭亡的原因，其中一条就是教育的堕落，未能实现“造士”的功能，导致国家危难之际，君臣皆以个人私利为务，无法救济国难，所以他说，“诗书礼乐之化，所以造士而养其忠孝，为国之桢干者也。”B14教化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培养治理国家的精英基层，这批精英将是国家治理的中流砥柱，在顺世时，可以运用自己的才学发展国家经济，稳定国家秩序，在乱世之时，可以挺胸而出，扶危济难。他非常痛心地指责明朝奉行的宋明理学教育空谈心性之弊端，“无高明之量以持其大体，无斟酌之权以审于独知，则读书万卷，止以导迷，顾不如不学无术者之尚全其朴也。”B15培养出来的士人无“高明之量”以“持国之大体”、无“斟酌之权”以“审于独知”，这样的教育还不如没有；同时，良好的国家治理需要服从的人民，教育所具有的教化功能足以担当此任，他说，“牧民之道，教养合而成用，故古者学校领於司徒，精意存焉。”B16统治民众的方法，就是通过教育使人们把社会主流道德法律规范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所以古代的学校往往能够起到引领官场的作用，重视教育的精义就在其中了。“抑先王之将纳民于轨物而弭其无方之奸顽者，尤自有教化以先之，爱养以成之”，B17先王要以一定的规矩来规范民众的言行以纠正其奸顽之私偏，首先就要对之进行正规的良好的教育，又说，“教化之废，推中人而坠于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纳于君子之途”B18，一个国家如果教育被废弃，那么社会的恶习就会把那些不恶不善之“中人”推向“小人之域”，如果教育做的好，就会使“中人”成为“君子”，社会中君子多了，就容易治理了。这一思想与实用主义者杜威关于教育的社会性目的之论述亦有异曲同工之妙，杜威说，“总括说：教育目的——民治国家尤其如此——是要养成配做社会的良好分子的公民；详言之，就是使社会各分子能承受社会的过去或现在的各种经验，不但被动地吸收，还须每人同时做一个发射的中心，使他所承受的及发射的都贡献到别的公民的心里去，也来加入社会的活动。”B19这就意味着教育之目的不是为了培养一批纯粹的读书人，只要了解书本上的知识就可以了，它真正的目的是要锻造对社会有实用、有贡献的人。

王船山不是为了纯粹的文化传承而思考教育问题，而是为了国家的政治治理而思考。他认为学校是国家教育的重要地方，也是各级政府官员所要尊重和追随的方向，故曰：“学校者，国之教也，士之所步趋而进退也。”B20

应该说，王船山的这些观点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为教育毕竟是具有一定階级性和历史性的事件，任何一个时代的教育都是要为自己时代服务的。但这也是船山教育观的局限性所在，对于生活在封建社会末期的地主知识分子代表，这些局限性却又是无法克服的。

三、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教育的价值取向

在论及教育的宗旨或者基本目标时，王船山承袭了中国传统儒家的教育观点，强调教育的基本价值取向为“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他说，“大学教人之目虽有八，其所学之事虽繁重广大，而约其道则在三者也。”B21船山认为，学校教育内容虽然名目繁多，但其基本的宗旨或价值取向可以明确地归纳为三个方面，即“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

船山对这“三者”的内涵及相互关系都作出了新时代的诠释。

在船山看来，教育的首要价值取向即是“明明德”。何谓“明明德”？“缘‘德上著一‘明字，所以朱子直指为心”B22，船山解释明德主要是指心上说，“德者有得之谓，人得之以为人也。由有此明德，故知有其可致而致之，意有其不可欺而必诚焉，心有所取正以为正”B23，德是指得到的意思，“德”是人之为人的标志，“德即所谓明德”B24明德即良善之得，如孝、弟、慈等德性，由此可知，“明德”是人心固有的属性，“明德唯人有之，则已专属之人”。B25明德亦是体，“明德只是体上明”，但由于“其所著，发于四肢，见于事业”，人们在世俗的事物中容易隐藏这种“明德”，“仅人拘蔽他”B26，如何拘蔽的呢？“气禀得以拘之，物欲得以蔽之”B27，所以，要明“明德”，前面的那个“明”即是“格、致、诚、正”，通过“格、致、诚、正”得工夫“以复其明”B28。“明明德”又主要是指复性、尽性、尽心、存心、存诚、尊德性等方面，“明是复性，须在心意知上做工夫。”B29所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乃为“明明德之事”B30。

“明明德”之事需要两方面的工夫，一方面是通过社会的教育活动，通过教师和长者的帮助明“明德”，另一方面是自修的活动（通常情况下，“自修”明德，君子才能做得到的）。因此，作为一个普通人，要发掘人自身有的“明德”即良善之德必须依靠社会的教育活动。质言之，王船山认为教育的首要价值就是使人固有的“明德”彰显出来，使之“虚灵不昧”，即“曲折洞达而咸善也”B31。这个观点是承袭了朱子之“复性”观，教育的过程就是一个使人回归为人的“复性”的过程，这与古希腊柏拉图在知识论上主张的“回忆说”有异曲同工之合。但其与朱子不同的是，朱子强调“复性”是“急不得、缓不得”，而船山批判这种说法为“虚妄”之说，强调要通过主动作为，即教育活动来完成“复性”的价值取向。同时，王船山亦认为朱子“复性”或“明明德”有太过之嫌，“明明德”即培养人们的善德也有度的界限，不能为了善德而主张去除一切个人的欲求，“如去私欲而至于绝婚宦，行仁而从井救人，立义而为宰辞粟”B32，这就是“太过”了，因为他说物欲也并不全都是不善之物，“物欲之蔽，亦有分数”B33。船山的这个观点十分辩证，他主张教育一方面要教育民众培养善德，但另一方面又要培育人们的自我意识，为争取个人适当的权利而努力的意识，就这一点来说，王船山教育思想价值取向的近代性已初露端倪。

王船山认为教育的第二大价值取向即是“新民”。何谓“新民”？“新民者，以孝、弟、慈齐家而成教于国，须令国人皆从而皆喻”B34。以什么改造国民呢？船山遵循儒家道统，“立教之本，即指上孝弟慈”B35。因为“教家者教国之本，孝弟慈者事君、事长、使众之本也。唯其不假强为，则同命于天，同率于性，天理流行，性命各正，非仅可通于家而不可行于国也。唯养子不待学，则使众亦不待别有所学，而自无不可推矣。”B36为什么“于民言新”？船山解释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民自少至长，不承德教，只索性流入污下去。”B37从这句话可以看出，船山所谓的“民”主要是指出于社会底层的民众，因为在封建社会，没有权利接受“德教”的民绝不会是封建地主阶级，而主要是指农民，当然，这个观点体现了船山颇有局限的阶级意识，应该批判。但从另外一个视角思考这句话，又可以作出这样的解释，即民众应该自少至长始终接受教育，正所谓“旧染污俗，咸与惟新”B38；另一方面，教育要致力于“新民”的原因，是因为“人之为善，须是日迁，若偶行一善，自恃为善人，则不但其余皆恶，即此一善，已挟之而成骄陵”B39，所以，要“日新”“作新”，即为“更进、重新”之意。船山进一步强调“新民”不能“太过”，“假令要民为善，教格过密，立法过峻，岂非太过？”B40

船山所谓“新民”，即是通过教育，不断地用“明德”去浇灌人的思想，使之在现实复杂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去践履“明德”，并能使之得到发展、扩充。

船山认为教育的最终价值是使人“止于至善”。何谓“止于至善”？“‘止于至善须一气读下，归重‘至善一‘至字。言必到至善地位，方是归宿，而既到至善地位，不可退转也。……盖既云至善，则终无有能过之者也。”B41所谓“止于至善”即是承上面两点说的，是指“知道者明德新民底全体大用，必要到此方休”“内不拘小身心意知而丧其用，外不侈大天下国家而丧其体，十分大全，一眼觑定，则定理现，故曰有定，定体立矣。”B42这就是知止于至善，船山对“至善”的解释颇为新颖，即对“明德和新民”之事深刻理解、运筹帷幄，不会置个体德性于虚妄之中（这是批判朱子空谈性理），以至于在遇到实际的问题时却无能无力；也不会因为社会生活实践的丰富多彩而丧失自身之德体，即所谓的“偏由之学，功利之术，不足以摇之，从此下手做去，更无移易矣。”所以，“止于至善”是就明德和新民两件事上说，船山认为，“学者所处之事，无有出于明德新民之外也。”B43，当在这两件事情上都能做得很好时，则内心就有了德之体，即德体既明、既定，那么其外用则顺、则不疑。通过学习，学者达到“内不妄动，而于外皆顺”“于内有主，于外不疑”的境况，则是达至于“至善”之境地了。那么这里有个问题需要弄清楚，“至善”到底是指一个静止的最高目标，还是一个“日新”的永恒的動态过程呢？大凡了解船山哲学的学者，都不难作出正确的回答，“止于至善”是一个永恒的动态过程，而不是一个静止的目标，人在社会中生活生长，会不断遭遇到新的问题和新的状况，船山根据“行先知后”的哲学原理，指出所有的“德”都是从“行”即实践中来，“行斯得矣”，每一天都可以从不同的社会实践中得到不同之“德”，所以只有“终身不舍，则定静安相养于终身之久要。则定静安虑相因之际，不无相长之功，……惟至于得，则笃行之事，要终而亦创始”B44，所以说，“至善”是一个“日新日异”的状态而不是一个“尽境”，需要人一辈子学习修炼才能保持无限趋近。

在船山看来，教育的价值取向不外乎是三个：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那么这三者之间有无层次上区分呢？或者说，明明德、新民与止于至善三者之间存在何种内在联系呢？船山说，明德是体，新民是用；明德是本，新民是末，而至善则是体用、本末达成高度一致的最佳状态，故曰：

“大学之教，理一分殊。本理之一，则众善同原于明德，故曰‘明德为本。”B45“明德为新民之本，而非可早计其效于民新”，“明德、新民，理虽一贯，而显立两纲，如日月之并行而不相悖。”B46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船山教育思想的价值取向似乎并没有脱离传统儒家的窠臼，强调道德教育是教育之要旨，在一般意义上，主张教育要为政治服务、为国家服务，着力培养人们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培养为国家治理服务之贤才。但他与传统儒家之不同之处就在于他对实用的重视，这个实用又不同于我们今天所讲的利益功用方面，船山强调教育的实用取向主要是指培养人们在复杂的条件下能自我做出正确应对措施选择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能随着时间的延伸、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这就是船山教育理念至今仍具有意义的非凡之处。

四、王船山教育理念的现代启示

综上所述，王船山的教育理念具有明显的经世致用的实学特征，其要求教育领于司徒、教本政末、以及把道德教育作为教育之核心等思想对当前我国教育的发展走向、对破解当前我国教育发展之困境亦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以及理论和实践之意义。

首先，船山的教本政末之理念对明确我国当前教育之战略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治国、平天下”一直就被中国传统儒家作为学习者接受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在如何“治国、平天下”问题上，传统儒家也有诸多的理论探讨和实践。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策略问题上，一方面，他们强调“礼法之治”的重要作用，正所谓“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荀子·修身》）但另一方面，他们深刻的认识到“礼法之治”的关键不在“礼法”之森严，而在被治理的对象所接受的教育，因为“不教诲，不调一，则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教诲之，调一之，则兵劲城固，敌国不敢婴也。”（《荀子·强国》）由上所述，对教育的重视已经被传统儒家提高到政治的高度予以重视，王船山秉承了这一传统，但又作了进一步的发展，他把教育提高到了“本”的地位，教育为治国之本、立国之本，而一切礼法等“暴力”手段只能作为国家治理的辅助工具。正是由于教育在国家治理中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船山认为，学校要领于司徒，这个观点蕴意十分深刻，简言之，一个国家的教育应该在国家战略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领衔地位，不是学校、教育对政府官员唯马首是瞻，而是政府官员尊重学校教育、尊重人才。这些观点充分反映了船山国家治理理论的远见卓识，可以说，政治与教育的关系问题也是我们当前需要重新厘清的重要问题，这个问题的清楚厘定，对于我们当前教育改革的成功与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次，船山重视道德教育之理念对我们当前教育的价值取向具有重要启示意义。船山认为，教育的内容无非为二，一个是知识教育，一个就是道德教育，从某种程度上讲，知识教育是一种技术或技能性教育，它可以保障人们的生存或生活，而道德教育则是一种品德教育，它是保障人之为人而不至于堕落成兽的重要方式。因此，船山认为，无论是什么内容的教育或什么学科的教育，始终要把“育人”作为重中之重，这无论是对个体的成长还是对国家的治理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船山是以明朝道德教化衰败导致明王朝灭亡这一血的历史教训来说明这个问题的。应该说，船山的这个教育理念是十分正确的，而且对我国当前教育尤其是已经严重功利化的大学教育具有“警示”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人们生活水平越来越得到提高，人们愈发关注“功利”方面的获取，而忽视自身精神成长的需要，中小学关注升学率，大学关注就业率，教师关注课题、科研，学生关注学习的内容是否能实现自己的功利目的，这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现实，不容置疑。从理论上讲，教育对社会现实应该具有纠偏、引导的作用，也就是说，应该是教育牵着社会的鼻子走，而不是相反。为了迎合社会普遍功利性的追求，教育不停地改革，从理论型走向技术型，继而走向职业型，大学不是精神贵族的培养地，而成了技术人才的生产场所，这是当前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最令人痛心的地方，大学没有人文，只有技术。教育受令于各级行政官员，严重丧失了思想的领衔作用，沦为行政的附庸，在这种所谓现代教育理念下，无论怎样的教育改革都难以取得新的突破。因此，重新思考船山教育思想重视德教的基本理念，对我国当前的教育改革将具有不菲的启示意义。

再次，船山倡导实学教育对当前我国学校教育内容的改革具有重要启示。船山认为教者与学者在教育和学习的过程中，都应该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而这个问题又不是狭隘的个人所遇到的私人问题，而是时代抛出的问题。因此他认为学校教育的内容应该是要教导学生去尝试思考甚至解决时代问题。这个思想对我们当今的学校教育内容的设置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学校教育的绝大部分应该是要引导学生关注社会问题、时代问题，这是一个学人应该具备的起码的责任担当意识；其次，学校教育应该使学人自觉地把民族国家的发展与自身的命运相联接，自觉地思考、回答时代问题。

船山的教育理念有许多供后人借鉴之处。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封建社会末期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开明代表的王船山，由于其所生活的特殊历史环境以及其特定的阶级身份认同，致使其教育理念必定会烙下阶级和历史的痕迹，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比如，船山始终把教育视为“驭民”之工具，看不起人民群众，说“若民，则勿论诚正，即格物亦断非其所能。”B47这些局限性的存在自然需要我们对之辩证分析，剔除糟粕，吸取精华。

【 注 释 】

①＼[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4页。

②萧萐父、许苏民：《王夫之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③张西堂：《王船山学谱》，书林书局影印版2015年版，第1页。

④⑦B13B21B22B23B24B25B26B27B28B29B30B31B32B33

B34B35B36B37B38B39B40B41B42B43B44B45B46B47王船山：《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6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396、438、406、399、396、397、441、397、397、397、397、407、433、397、399、400、399、431、431、398、398、398、399、398、401、401、402、442、443、407页。

⑤B14B15B17B18王船山：《读通鉴论》，《船山全书》第10冊，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665、647、665、160、362页。

⑥王船山：《礼记章句》，《船山全书》第4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334页。

⑧王船山：《四书训义》，《船山全书》第8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367页。

⑨⑩王船山：《尚书引义》，《船山全书》第2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299、300页。

B11B16B20王船山：《俟解》《噩梦》《黄书》，《船山全书》第12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494、567、532页。

B1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廖申白译注：《尼各马可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4页。

B19吕达、刘立德、邹海燕：《杜威教育文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96页。

（编校：乌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