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志辉

近年来中国思想界、国家意识形态以及大众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伴随着中国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文化自信不仅进入了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旋律之中，也成为现代文化思潮的焦点所在。在此情形下，超越流俗的众声喧哗，对所谓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给予批判性的反省就成为一种无法拒绝的必要。通观时下有关文化问题的各种言说及其社会运动，以下几种文化倾向亟需给予关注与警惕：

一是在文化自信的旗帜下，宣扬文化复古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的滥觞，导致文化复古主义以及儒家原教旨主义的盛行，各种商业化的国学班将中国传统文化良莠不分地兜售给社会大众。高等学校和各种民间团体都在不遗余力地以传统文化为嘘头来争取社会资源，创办文化产业。如此的文化思潮固然有助于唤醒我们对传统的重视，却也隐藏被历史业已证明了传统文化中糟粕的沉渣泛起的危险。

二是以文化自信为借口，拒斥域外文明，特别是对当下社会影响巨大的西方现代文明。欧洲启蒙运动以后的现代文明，不仅对欧洲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对全球的人类文化生态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近些年来，西方一些国家以普世主义的旗号到处推销他们的文化系统以达到颠覆其他国家的地缘政治的需要。这一系列行为，经常引起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反感。近些年许多国家的文化民族主义的情绪高涨与此不无关系。但我们也应当同时注意到，域外文明，特别是西方的近现代文明尽管面临一系列的问题，但它的历史进步性和现实影响力依然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自信，不是建立在对其他民族文化的排斥上，而是建立在对自己文化传统的深厚情感和深度反省，以及对外来文化的客观了解的基础上，甚至是建立在对外来文化的理性包容与批判性的消化吸收的基础上。

三是以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为借口，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给予全面的否定和虚无化。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不仅是对中华文化几千来所积淀下来的历史传统的自信，更是对近代以来几代中国人在探索现代化道路中所形成的新的文化传统的自信。这个新的文化传统既包括鸦片战争以后所形成的以爱国主义、民主主义为主调的革命传统，也包括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不断探索形成的社会主义文化传统。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旗帜下，对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加以否定或虚无化，是在当代文化建设中值得注意的文化倾向。这种文化取向的直接后果就是力图以儒家原教旨主义取代现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四是对于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只强调其某一个阶段的价值，而否定另一历史阶段的价值，看不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既有其历史的阶段性，也有其内在的逻辑一致性。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任务不同，其文化建设的表现形式也自然不同。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为名，否定在特定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反省的价值，就看不到中国现代文化建设与文化发展的阶段性与复杂性。

在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中，文化自信是必要的和不可缺少的。但这种文化自信，不应该是文化迷信和文化偏执。文化自信是对文化传统中的内在精神的自信，而不是对文化传统不分轻重、良莠不分的迷信，也不是对文化传统的敝帚自珍。对自身文化传统的原教旨主义立场，事实上是文化迷信和文化偏执，而不是真正的文化自信。

在当前的文化建设中，我们应当将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文化反省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文化自觉，就是要认识到我们时代的文化问题与文化使命，抓住我们时代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和历史走向。我们的文化自信，必须建立在我们的文化自觉的基础之上。这个文化自觉，就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文化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中国百年的文化变迁，就是建立在这个文化自觉的基础上的。这个文化自觉就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现代知识人孜孜不倦追求的文化方向。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文化方向。陈独秀说吾人最后的自觉就是伦理的自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理论和对社会主义的文化探索，都体现了这样的文化自觉。在对现代文化的追求的道路上，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总体上都具有充分的文化自觉。这个文化自觉是和世界性的现代文化运动结合在一起的。中国现代文化自觉的内部差异在于如何理解这个文化自觉，以及如何处理这个文化自觉与华夏文化传统的关系。中国现代文化的派别分野也在这里。中国现代思想中的自由主义、社會主义、现代新儒家，尽管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有所差异，对现代文化的认知也不尽相同，但他们对中国现代社会具有较为充分的文化自觉，并以文化自觉带动文化批判和文化建设。

文化自信还应当与文化自省有机结合起来。中华民族从来没有丧失自己的文化自信，但这种文化自信不是文化迷信和文化偏执，而是立足于充分的文化反省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化自信从来不缺乏对我们自己文化传统的批判性反省。纵观我们几千年来的文化传统，我们虽然一直保持着历史文化传统的连续性，但我们也不乏对自己文化传统的批判。先秦诸子之间的百家争鸣、此后儒家内部今古文之争、儒道释之间的竞争互动与合一、宋学与汉学之争，都在表明中国思想传统内部的批判与反省。近代以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反省更是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化一道靓丽的景观。这种批判与反省表明了中国文化传统在面临现代文化危机的境遇下依然具有内在的强大的生命力。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近代以来启蒙思想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反省，并不表明了我们对传统文化失去了信心，而恰恰表明了我们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不是讳疾忌医，而是勇于面对问题，解决问题。从这样的理解出发，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近代以来许多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批判者，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饱学之士。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并不是要简单地抛弃传统，而是力图实现华夏文化传统的再生与复兴。而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与反省的重要理论资源与精神驱动，不仅源于他们对西方文化的认知，更源于中国文化传统中绵延不断的人文主义传统和自强不息的批判反省精神。

在中国当代文化的现实格局中，文化自信不仅仅需要一个文化态度，更需要对华夏文化的历史走向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中国现代的文化格局主要有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近代以来的启蒙文化，以及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传统尤其是1949年以后所形成的社会主义文化。这几大文化传统同时并存在中国当代文化格局之中，也经常被简化为所谓的马、中、西。因此文化自信，不仅表现为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自信，更重要的是应该体现为在多元文化互动的格局中对把握文化历史走向的定力的自信，对消化融合多元的文化资源创造社会主义新的文化传统的能力的自信。在当今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中，不可以脱离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去抽象地谈论文化自信，文化自信不仅仅是对我们的传统文化有信心，更重要的是对我们的道路、理论、制度有信心，对我们的文化走向和文化整合能力、文化创造力有信心。由此，我们可以了解，我们所力求实现的传统文化的复兴，不仅仅是在现代处境下重新翻检我们的传统文化，而是力图在现代处境与语境下，立足于华夏的精神传统实现文化的大融合、大创造。这需要极大的文化定力、文化耐心、文化智慧。我们的民族从来不缺乏这样的定力、耐心与智慧。

我们经常说自己是龙的传人。这个形象的比喻，乃是意味着我们是华夏天道文化的继承者。乾卦的《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①这里的“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也可以说是对待多元的文化差异所应当采取的态度。

这一句本是要解释乾卦的卦辞爻辞的。“乾道”也即是所谓的天道。天道的变化就是要使万物各得其性命之正。性为物所受，命为天所赋。万物由其各自所禀赋的性命，成就各自的品性，称其为得性命之正，也就是各安其位。万物协调并济的相互作用，通向最高的和谐，称之为“太和”。天道的变化就是要永久地保持“太和”状态，而万物各得其性命以自全，这就是所谓的“利贞”。对待中国当代文化架构中的不同文化要素，也应当如此。我们的态度，不应当是偏执地夸大某一种文化的社会作用而彻底拒斥其他文化，而应当使不同的文化要素各安其位，并相互协和，实现整体功能与作用的最大化。惟其如此，才能称为一个文化系统的成熟，也即是所谓的“乃利贞”。华夏民族文化系统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表明，我们民族之所以被称为一个有智慧的民族、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就是因为我们能够秉持这样一种天道智慧，既能守得住自己的根本，又能包容、消化、吸收异质文化，并使其与我们固有的文化系统相协和，并最终达到与时俱进。这也就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损益之道。毛泽东同志所讲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都体现了华夏传统的文化智慧。此后张岱年先生、方克立先生所主张的文化上的“综合创新论”、也即所谓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就是对这一精神传统的继承。

没有任何现成的教条可以成为所谓的普世的真理。来自西方的所谓普世真理是人类历史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华夏的历史文化传统也不是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但是他们又都是人类智慧的凝结，体现了人类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创造力，不可轻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立场与态度，与华夏传统的精神智慧，共同构成了我们今天文化自信的精神来源。也为我们的文化自觉和文化反省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方法论原则。

如此的文化立场，其实就是中国文化传统一直强调的中道精神。《中庸》有言：“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②从容中道，即是天道。它不仅是人的道德修养的追求与践履，也是中国文化的方向与智慧。从容中道，就是保持文化的自信与定力去走中正之道。孔夫子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③异端为小道，虽小道，亦有可观矣。异端本身并不为害，甚至对生命与文化还有所补足。但如果将异端视为中正之道将贻害无穷。

不攻乎異端，在当代的文化建设中，就是要在秉持中国文化传统的中道精神，坚守我们的文化自信。这个文化自信，乃是与我们对道路、理论、制度的自信结合在一起的。这个文化自信，是和我们的文化自觉结合在一起的。这个自信是和我们的文化自省结合在一切的。反对攻乎异端，并不是漠视异质文化的内在价值，而是要以从容的精神包容之、安顿之、消化之、吸收之。使之在我们的文化系统中各正性命。各正性命、从容中道，不应当仅仅是一个提法或口号。在实践上，它要求我们做大量扎实细致的践履工夫，这也就是所谓的择善固执。在今天的处境与语境中，“择善”，要求我们面对人类的文化成果要下一番同情的理解和客观地分析的功夫。没有一番“择”的功夫，“善”不会自动地呈露出来。这番“择”的功夫，所面对的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甚至也应当包括所谓的异质文化（异端）。经过一番“择”的功夫，“善”才可以在我们的文化系统各安其位，各正性命。这也就是所谓的“固执”。“固执”就是所谓文化上的保守。这个保守的“固执”是以“择善”为前提的。这也即是所谓的“批判继承”，立足于批判基础上的继承。在此前提下各正性命才能走向文化的综合创新。

总之，我们在这里所强调的各正性命与从容中道的文化立场，就是力图将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文化反省有机结合起来，力图将文化上的开放态度与对华夏优秀的文化传统的批判继承有机结合起来，使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有机结合起来。让华夏民族文化的复兴之路，在中正之道上走得更自信与更从容。

【 注 释 】

① [三国]王弼 ＼[晋＼]韩康伯注：《周易》，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②③朱熹注：《四书集注》，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28、55页。